第一章
启蒙（上）
现代计划的轨迹

1 从启蒙说起

和现代（modern）相关的还有三个词：modernization（现代化）、modernity（现代性）、modernism（现代主义，即现代文学和艺术）。“现代化”不言而喻。“现代性”指现代哲学思想，也就是那些与现代化和现代世界相关的价值观。“现代主义”通常又代表“美学／艺术现代性”（aesthetic/artisitic modernity），它与现代性有一致之处，又时有冲突，存在着张力。

思考现代性很重要，因为没有适当的现代价值，现代化就会失去灵魂，或变成无头怪物，或成了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Sphinx）。无灵魂的现代化、无头怪物或斯芬克斯出现在现实中，比起神话喻说要可怕许多。

对现代性的思辨一直没有停止，在动态中显现出许多的层面。与其问“什么是现代性？”不如问“现代性有哪些层面？有哪些价值应该坚持？有哪些问题需要警惕？”作历史动态观，现代性不是旷野一支孤笛，而是回荡时空的赋格。赋格（法文和英文fugue，意大利文fuga）是多声部对位音乐结构之一种。在赋格中，最先出现的主题（音乐导句）产生变化，随之出现几个与之对位发展的对题或答题，多个声音相互呼应，相互追逐，复调浑然一体。

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多意、多声、复调的，这其实已经是用后现代的方式讨论现代性。后现代理论不是否定现代性，而是使之在对话中继续。后现代思辨的鲜明特征是不事体系，以不事体系来审视体系，产生的是立体的多元景观（借罗兰·巴特的用语，stereographic plurality）。以《现代性赋格》为这本书的标题，意思是：不以单一现代性理论为目的，意在识别各种对体系现代性的对位应答，重现现代性的复调。复调式的理论已经是“元理论”（metatheory）。

从历史的大趋势看，“前现代”在欧洲是以神权为意识形态的君主专制时期，那段时期被史家称为中世纪；现代意识挑战前现代的意识，萌芽于文艺复兴；到了17—18世纪，霍布斯、洛克、休谟、康德等人的著作，以阐释人权和世俗化价值为己任，为现代世界作哲学思想的立法，挑战神权和王权代表的绝对价值，此时现代性之势于焉形成。进入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推波助澜，现代性形成了体系，今人称“体系（化）现代性”（systemized modernity）。

对于康德需要多说两句。康德的哲学巩固了启蒙的理性传统，但他又是浪漫哲学的理论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他的第三个批判）中谈到美学判断包括了理性之外的人性功能（human faculties），这又暗暗抵触着他的理性论述。康德的复杂和矛盾也是康德的复调。同样的道理，现代性不能用理性主义的单一音调来解释。

本书以19世纪欧洲文学为主要话题，展现现代性的各个层面，先从启蒙说起。在历史实践中，启蒙的体系现代性（或简称现代体系）的有些价值被肯定，有些价值则显露出问题和局限。两百多年来，质疑和思考体系现代性的声音累积了思辨策略（critical strategies），至20世纪下半叶化作新的理论能量，成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重要的一维。“后”（post-）这个前缀，有“超越”的意思，也有“思辨”的含义。鉴于后现代性还是在谈现代性，“后现代性”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对启蒙体系现代性的后见之明。

针对体系现代性的后现代，不是另立体系，而是不事体系，在历史、变化、新语言认识的更大格局中，继续寻求启蒙之光，继续启蒙。用当代思辨理论的另一个词语，“后现代性”可称作“对位现代性”（contrapuntal modernity）。“对位”的说法借用了多声部音乐。

启蒙是件大事。我们分上、下篇叙述。上篇综述启蒙如何提出了现代性计划，形成哲学思想体系，同时，还谈到启蒙中一些非体系的思想；下篇以19世纪欧洲文学和后现代理论为例，论及针对体系现代性的后现代讨论，以及后现代在理性、主体、知识、人等形成体系的概念上如何思辨，形成新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