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听已是曲中人（修订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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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赋格》于2008年首次出版。去年，北京三联书店找到我，说书的反响不错，希望能够再版。我自然为之欣喜。隔了十年，书的意图和格局不变，但要补充、勘正、修订，有些话可以说得更清楚。未尽之言，就写在这篇新序里。
十年间在各地讲课，与许多人谈起这本书或其中章节，他们或评或问，给我不少启示。经常问的问题有二，借此机会首先作答。
一问：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或，为什么这样写？这本书以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为例，以当代思辨理论为主干，探讨复调的现代性，是学术著作，但写法尝试着融历史、作品和理论为散文，说它是学术散文集也未尝不可。
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二十多年了，用中文写学术文字，不受项目限制，不受奖项所累，也不依靠资助，我觉得比较自由。西方思辨理论（critical theory）是我的专业领域之一，长期沉浸其中，知道思辨理论艰涩难懂，何不深入浅出，做更直观易懂的表述？但思辨（critique或critical thinking）之为思辨，难免引出概念及术语，这对接触思辨理论不多的读者有所挑战。有朋友建议，不妨学术性再少些，散文性再多些。我听进去了，毕竟更喜欢以印象为主的文字。谁知道呢，下一本书就那样写了。
学理性的写作我不会放弃，因为学理的思辨，是使人获得自主和自由的重要能力，仍然是稀缺之物，而且新的启蒙需要更多更好的学理性读物。现实是，渗透在我们生活里的思想概念，影响并控制我们的思维，若无力对之思辨，无异于放弃自由的思想和生存。诚然，直接切入时弊的文章更痛快淋漓；学理思辨则似乎游离于现实之外，在抽象层次回应现实，但是如果被理解，便更有力量。西方人很把思辨当回事，认真到笨拙，却抽象出了一次又一次真正的革命，实乃大智若愚。我们的人文学术也需要大智若愚。学术若耐不得寂寞，往往大愚若智；若屈从于利益，则思辨退化而彰显花辩。花辩，即辩论比赛中的“花样辩论”，可搁置是非对错，调动各种技巧和花样，只为赢得一时的胜利。花辩在比赛中是娱乐，进入公共话语就成欺骗，进入学术已是堕落。良知是学术的最低和最高标准。具体而言，良知是对历史环境中何为正义的认知，然后担当起这种认知。
《现代性赋格》从现代性体系及其概念说起，谈到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家（本书所选的作家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对现代体系做出的各种应答和思考。这些历史中和理论中的事，与今天的现实并非没有关系。历史中出现过的问题总在反复，有些已经重现。更何况，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终于来到中国，梳理并厘清历史上有关现代性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就势在必行。
有一隐私可坦诚公开：这样写作受到了尼采风格的鼓舞。西方思想史上，柏拉图传统设置了二元对立，把本不该分割的分割开来，尊此贬彼，以立绝对之理，如尊哲学而贬诗学，尊知识而贬解读，等等。尼采逆此传统，将艺术思维和逻辑思维重新融为一体，形成诗性的思辨。这种新的哲学和写作方式，也使尼采成为后现代思辨理论的主要先驱，但写作如尼采一般诗意盎然的当代理论家并不多见。
二问：为什么用后现代理论谈现代性？这似乎在问，在理论上你是现代派还是后现代派？国内有一种相当普遍的看法（其实是误解），认为后现代性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现代和后现代分属两个理论和历史阶段。这是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看作“断裂”（rupture），而不是“延续”（continuity）的。依此理解，便有了现代和后现代截然属于两派的推论。
不喜欢后现代的理由有多种，其中之一是：我们连现代性还没有解决好呢，何必操心后现代。这个看法的前一半很有道理，后一半可以商榷。
关于后现代的理论有好几种。“断裂”的看法可在美国的詹姆逊那里找到支持。詹姆逊在阐述他的后现代理论时，除了提出当代文化的新特征，还把现代主义看作后现代的对立面，认为现代文学曾有反叛的力量，被经典化之后已趋陈旧，因而过时。詹姆逊看到的现代性相对单一，看到的历史呈直线进展，进而认为文学史也以进化而论，这是黑格尔式的历史观。詹姆逊认为，后现代是个新历史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既然世界的主要形态还是资本主义，既然和这个形态相应的现代体系还在起作用，那么，启蒙开启的现代就还在继续。
不妨说说“后现代”这个词的起源和发展。“后”（post）这个前缀和当代理论发生关联，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欧洲思辨理论看到了“结构主义”的局限，提出“后结构主义”的说法；“后结构主义”（如今很少用）很快和“后现代”混合使用。综合各种“后”理论来看，“后”并非“之后”那么简单，而有“思辨”（critique）的含义。如“后殖民”认为，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以别的形式存在，其意识形态还在继续，所以要经思辨予以解构。“后”既然有“思辨”的意思，理解为“后见之明”更为贴切。这个“后”不是单指时间的先后，更有思辨的姿态。
本书提到的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并不采用詹姆逊的视角。作为一个语义丰富的“伞形概念”（umbrella category），“后现代”汇集了各种思辨策略，这些策略看似突然出现的顿悟，却是几百年历史渐悟的积累。思考“现代性”就是思考启蒙，已经有许多的角度和灼见，本书从启蒙运动说起，在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里寻找现代性形成复调的轨迹。
“赋格”是个音乐概念，借以比喻：现代性并非单一声部的音乐，而是时空里的复调（多声部）音乐。“后现代”正是那些对启蒙的体系现代性形成对位的各种答题。从历史和现实来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两者对我们的当下都重要，缺一不可。
从宏观历史看，启蒙为“现代性”做哲学立法很有必要，自然也就形成体系。简而言之，“现代”就是以人权价值挑战神权价值，以民主思想取代君主专制，以世俗价值（secular values）确立现代的世界观。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就是将人的权利归纳为启蒙以来形成共识的那些关乎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的权利和价值，并要求现代国家以民主和法律保护这些权利。由此可见，对启蒙现代性的积极价值已形成世界性的共识。
启蒙为实现这些现代价值建立起体系现代性；体系包括了理性、自我（主体）、科学、知识、历史等若干相互联系的中心概念（第二章陈述这些概念如何关联成为体系）。从后见之明看，启蒙关于这些概念的假设也有其盲点，在历史发展中有时导致黑暗和退步，而光明和进步的宏大叙述却用来遮掩。例如，受过理性启蒙的欧洲，未能避免“二战”中如屠犹这样反人类的罪行；“理性”成为工具，被误用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所谓“理性之光”，竟然产生了乌托邦的绝对真理，并且在实践中服务于专制。
思辨随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启蒙的遗产也要反思。中国人的现代化，既要现代性，也要后现代性。最要紧的，其实是自主的思辨，而自主思辨的一部分是文学中的美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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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以赋格比喻现代性的复调（多声部），已是对现代性做元理论（metatheory，即思考各种理论的理论）的探讨。元理论要求有更宽阔的历史观，不妨重温历史中几个复调的故事。
比如，康德和福柯的故事。康德对政治学的贡献众所周知。他提倡的“永久和平”，后来成为国联和联合国的基础。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是《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三个批判论及理性、道德和艺术。康德拒绝分析性理性，反对休姆的怀疑主义，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先验和经验的综合形成理性判断，以此为启蒙理性提供合理性和绝对性，成为启蒙理性的手册。而康德在写《判断力批判》（第三个批判）时，又意识到美学判断不仅包括理性，还包括理性之外的人性各种功能（faculties），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康德的第三个批判默默抵触着康德的理性论述。康德的一致性，是他倾心于先验和超验，其哲学归结于神学，他心目中的理性人，实为浸没在神光之中的人。康德既是理性主义的哲学家，又充当了浪漫主义的哲学家，而浪漫主义的中兴，缘于对启蒙理性的反叛和质疑。英国浪漫诗人柯勒律治和华兹华斯、美国超验思想家爱默生，在完成各自的浪漫诗学时都得益于康德。如此看，康德的矛盾与复杂也是他的复调。
1784年11月，德国一家杂志《柏林月刊》（Berilinische Monatschrift）发出一份问卷，问“Was ist Aufklärung？”（什么是启蒙？）今天的杂志问卷无非是对不同观点摸底，而19世纪这份问卷在认真寻找答案。康德的身份很适合作答，文章的题目就是“Was ist Aufklärung？”。
问什么是启蒙，等于问什么是现代性。康德本可借此重述他的理性论述，却另辟蹊径，所答有些出人意料。康德说：启蒙意味着人类必须摆脱“不成熟的状态”（immaturity）；所谓“不成熟”就是“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状态”（self-incurred tutelage）。“被监护的状态”本是儿童的状态，成人“被监护”是“自己造成的”，因为不能或不愿自主，任由别人“监护”控制，说白了这是“奴性”。怎样摆脱这种状态？康德提出，理性之使用有两种并行不悖的方式：一是“理性的私用”（the private use of reason），即每个人，无论是士兵、公务员、教师或其他，应遵守公德，言行与其社会角色相符；二是“理性的公用”（the public use of reason），即每个人对公共利益负有责任，要像学者那样公开、自由地表达深思熟虑的观点。这两种理性的使用也可分别译为：“自省的理性”和“公共的理性”。为保障理性公开、自由、普遍的使用，一个社会必须充分保障言论和思想自由，方能使人类摆脱“自己造成的被监护状态”而走向成熟。
康德对启蒙的这个定义，是思想史上一个很亮的亮点，逐渐赢得现代文明国家的认可，很少有人公开反对。
福柯，法国人，今归于后现代理论家。1984年，康德撰文整整两百年之后，福柯用法文撰文表达自己的观点，标题是法文“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什么是启蒙？），法文标题下还有一行德文“Was ist Aufklärung？”，用意很清楚。
隔了两百年，我们如何回答：Was ist Aufklärung？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What is Enlightenment？什么是启蒙？
显然，启蒙还要继续，现代性还要继续。但两百年的历史经验要求回答有所不同。
福柯答这个题，是接着康德的答案再答。用赋格比喻，康德提出了导句（或主题），福柯以答句（答题）回应。答句是导句的变化，不是对它的否定。
福柯先分析康德的那篇文章。他深知，康德关于理性的论述，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体系现代性。以历史赋予的后见之明，福柯毫不含混地指出，启蒙留给我们的遗产有积极和负面的两部分（positives and negatives）。负面的那些，福柯称之为“启蒙的讹诈”（the 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应该拒绝。拒绝了“讹诈”才能继承启蒙积极的遗产。
启蒙的积极价值和负面遗产并存，是历史事实。美国以启蒙价值立国，其历史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在平等自由价值的感召之下，美国人在废奴、争取性别平等、民权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启蒙现代性的积极价值；而种族歧视、帝国主义扩张是美国历史的另一面，这些指向启蒙现代性的负面。“理性”可以被善用，也可能被误用。思考美国历史，若以理性的误用来否定理性的善用，就失去了是非判断。
康德设想的理性主体（the subject of reason），是先验和绝对理性的化身。福柯不同意这一点，他以波德莱尔的浪子为例，重新阐述现代主体和现代性。福柯说，现代的自我，不是在自我之中发现什么固有的本质，而是不断发明而创造的自我。自我不可能稳定不变。
福柯接着康德的话题说：启蒙作为一个历史事件，尚未使我们成为成熟的人。启蒙的目标还没有实现。
启蒙的体系现代性产生了一个命题，即理性的人要懂得何时服从，何时行使自由。为厘清服从和自由看似矛盾的关系，康德提出理性的私用和公用并行，并强调言论自由是前提。福柯认为这是康德独到的见解，并且说，康德实际上修正了意志、权威和使用理性之间的关系。
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这段话就易于理解了。福柯认为，康德之所以强调在公共领域自由行使理性，以摆脱“被监护的状态”，是要王权让位于人权，是特意说给腓特烈二世（Frederich II，1712-1786）听的。康德对启蒙的定义，也是他向腓特烈二世提出的一份社会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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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又称腓特烈大帝）是普鲁士国王，在位的时间是1740年至1786年。彼时，德国尚未统一，有一部分领土称为普鲁士王国。在腓特烈二世的治下，普鲁士大举扩展领土，军事力量大幅增长，普鲁士成为欧洲的强国。腓特烈成为军事和政治强人。
腓特烈大帝实行“开明的专制”（rational despotism）。专制不言而喻。所谓开明，指他支持在政治、经济、哲学、法律、音乐等方面的启蒙，赞助文化艺术，推动德意志启蒙运动。康德关于启蒙的那一番话，既针对他的开明，也针对他的专制。
开明的专制者是什么样的？举一个看似平凡的例子。
1741年，腓特烈大帝召见音乐家巴赫。从权力的角度看，这是国王宠幸巴赫。从音乐角度看，这是巴赫给了腓特烈一个面子。
巴赫不愧为赋格之王，他熟悉各种赋格的作曲风格，运用灵活自如，身后留有《赋格艺术》（Die Kunst der Fuge，BWV 1080）的乐谱，含十四首不同风格的赋格和四个D大调的卡农。
赋格这种多声部音乐形式，讲究对位法（contrapundus）。当代思辨理论出现“对位现代性”（contrapuntal modernity）就是借用赋格的术语，指对体系现代性做出应答的其他现代性观点。卡农（Canon，直译：规则）是一种可追溯到拜占庭时代的圣歌作曲法，涉及乐句的小段、进入曲内的位置、如何形成重叠和追逐等。
1741年离巴赫去世还有三年，他功成名就，垂垂老矣。腓特烈大帝懂一些音乐，喜欢简单的旋律，但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他高估自己的音乐天分。他不懂也不喜欢赋格，却有意为难巴赫，故意写下几个音符凑成一个难以变成复调的乐句，当场让巴赫变成赋格。巴赫在钢琴前坐下，犹豫片刻，根据腓特烈的乐句，演奏出一个三声部的赋格，博得满堂彩。估计腓特烈大帝心里不爽，立即要巴赫再写成六声部的赋格。巴赫说：请陛下再给点时间。起身告辞。
几天后，巴赫送来六声部（含若干卡农）的赋格《音乐的奉献》（A Musical Offering）。巴赫希望腓特烈能让此曲流传后世，但国王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再没有让人演奏过这首赋格曲。幸好巴赫自己留了底，把乐谱给了朋友，《音乐的奉献》得以流传至今。
这首赋格前几个简单的音符，像一只笨拙的鸭子蹼足行过，那是腓特烈出的主题乐句；巴赫由此展开乐曲，演绎成海阔天空、美妙无比的赋格，足见他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巴赫提交的乐谱上，在一个小节上写下一行字，提示音符从这里上升，直达陛下您的荣耀。但仔细听，这些音符并没有上升，而在浩然之悲中低回转圜。巴赫预先猜到了，腓特烈二世不会听这首赋格。
腓特烈大帝不喜欢巴赫的赋格，不仅关乎音乐品味。开明的专制者，势必要做宽容大度的姿态，但心胸未必就宽阔。他的最爱是高度统一的权力，性格嘛，单调无趣。
4
故事的重写也形成复调。说到现代性的赋格，歌德如何重写浮士德有必要提一笔。
浮士德的故事先流行于民间。1587年，德国出版商史庇斯（Johann Spiess）汇集浮士德之种种，首次刊印了文字版本的浮士德故事。次年，英国作家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出版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之后，浮士德的故事演绎为抒情诗、哲学性悲剧、歌剧、木偶剧、漫画，如此等等，种类繁多。多数版本按照道德逻辑，勾画了一个毫无良知、恣行无忌的浮士德。再后来，浮士德成了“长发披肩的男孩儿”（long-haired boy）。1945年，美国在新墨西哥引爆第一颗原子弹，一个军官惊呼：“上帝啊！……这些长发披肩的男孩儿们失控了！”因为这一声惊呼，浮士德突变为现代科技失控的符号。
在所有重述浮士德的故事中，人们公认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上、下两部）最为深思熟虑。1770年，歌德21岁，开始写《浮士德》，断断续续，到1831年完成时，已经82岁。书付梓后的第二年，歌德去世。写作这本书，前后历时六十年。深知文学家创造之艰辛和伟大的，是另一个文学家，20世纪末，木心有感于这个奇迹，写下散文诗《魏玛早春》，向歌德致敬，也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可贵的一笔。
歌德写作的这六十年，恰逢法国大革命前后，世界发生了巨大变革。晚年他写《浮士德》下部时，现代化已全方位展开，歌德想把浮士德写成现代讽喻的意图逐渐明确。
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不是“长发披肩的男孩儿”，而是年过半百的饱学之士，集博士、法学家、神学家、哲学家、科学家、教授等职于一身，符合启蒙体系的“理性人”（man of reason）期待。其他版本里，浮士德借梅菲斯特的魔法，只为满足一己尘世的欲望。歌德的浮士德，则是厌倦了学院和书本的知识，意欲借魔法以窥宇宙的灵符，深入万物的秘密。这个浮士德热爱知识、形而上学、古典美学，他追求的三个梦分别是人间之爱（格蕾辛）、古典之美（海伦）和现代化的事业。
到了诗剧的终结篇，浮士德求发展的欲望，和现代的经济、政治及社会力量结合在一起，成为社会发展之梦。浮士德这个“理性人”，此时俨然是现代性的化身。最后的这个浮士德，是所有自视为现代化发展“主体”的浮士德们。当然，浮士德的故事不能缺了梅菲斯特。在讽喻的意义上，梅菲斯特是浮士德的心魔，也是现代人的心魔。
剧中的浮士德起初以为，他的发展事业不过是填海造地，征服自然，没想到发展还与“人”相关，更没想到由此衍生的问题，会让他纠结。
歌德的笔下，浮士德要面对的“人”具体为一对老夫妇，鲍西丝（Baucis）和她的丈夫菲莱蒙（Philemon）。他们在海边的小丘上住了一辈子，有自己简陋的农舍，园里长着菩提树，旁边的小教堂，从早到晚钟声悠扬。鲍西丝和菲莱蒙都是善良的普通人，经常救助遇到船难的人，慷慨地招待过路的旅客。
在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里，鲍西丝和菲莱蒙是一对贫穷而好客的老夫妇。主神朱庇特和儿子墨丘利扮乞丐下凡，被乡邻拒之门外，却受到鲍西丝和菲莱蒙的款待。家里无米难为炊，他们去捉家里唯一的鹅，朱庇特于心不忍，让鹅先一步逃脱，鲍西丝给客人斟酒，酒杯也永远满着。
歌德继承奥维德的人物原型，又添加一些细节，如小教堂的钟声。钟声是鲍西丝和菲莱蒙心灵的鸣响，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浮士德呢，一心想着他的发展计划，钟声长鸣时，他心烦意乱：“该死的钟声！像一支暗箭重创了我”“钟声一响，我就要抓狂”。
与奥维德不同的是，歌德笔下的鲍西丝和菲莱蒙是现代小人物，是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拆迁户。浮士德们不把他们看作现代化的“主体”，他们便成了阻碍“进步”的人，多余的人。
浮士德自视“主体”拥有天赋的权力，可任意主宰他人的命运。歌德的想象，让我们直视这个“主体”的内心。
与之前的剧情不同，这次要鲍西丝和菲莱蒙迁走并非梅菲斯特的意思，而是浮士德自己的决定。浮士德式的拆迁也有程序的“合理”：他同意给鲍西丝和菲莱蒙补偿，还给他们安排了一块好地方。但他忘了最重要的一点：这里是别人的家。鲍西丝和菲莱蒙就是不肯搬。浮士德勃然大怒，下令：“那就前去把他们弄走！”梅菲斯特领命，带工作队前去（类似今天的拆迁队）。深夜，梅菲斯特归来。浮士德感觉不对，追问之下得知：梅菲斯特的人逼死了鲍西丝和菲莱蒙，借宿的客人也被打死，房子和教堂葬身火海。
浮士德本想治理外部的荒原，现在荒原在他心里扩延。浮士德纠结了。焦虑之中，浮士德突然失明。梅菲斯特趁机令手下人为浮士德掘墓，却欺骗浮士德说：叮叮咚咚的铁锹镐头之声说明工程在顺利进展。失明的浮士德，错把为他掘墓的声音当作最好的音乐，幻想着他的伟大事业将造福于人类。就这样，浮士德死去。
歌德重写浮士德悲剧给谁看？写给浮士德们，写给被抛弃的小人物们，写给受现代化影响的所有人。歌德所忧虑的，不仅是强拆，还有浮士德们为什么被魔鬼迷惑。他在问：如果浮士德们受梅菲斯特蒙骗，如果他们眼盲，现代化发展会出现什么后果？
我认为，歌德重写浮士德最成功的一点，是他不把浮士德写成恶人，而是写成符合现代体系要求的理性的人，用文学的手法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启蒙理性的盲点。
歌德毕竟是仁慈宽厚的，他让天使们带走浮士德的灵魂，而不留给梅菲斯特，给灵魂的救赎留下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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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历史，从来都是交错的曲线，却常被叙述为一条直线。直线叙述易于凸显历史的进步，一般是这样的：中世纪之后，欧洲出现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横扫封建秩序的僵滞和中世纪的愚昧，终结了以宗教信仰为特征的世界观，以科学、理性、平等为新的价值，旨在创造一个自由、幸福、没有残忍的世界，这是人类共同的现代化之梦。
现代性是启蒙思想家在变革激情之下对未来提出的理想蓝图。欧洲人根据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传统和当时对历史、世界和科学的看法，对这套设计几经拼补而形成体系，称为体系化现代性，或现代体系。现代体系是积极的，组成它的元素也是合理的。
但是，只要问上几问，直线历史叙述塌陷，历史的曲折线显现。几百年来，现代体系一再给予人们变革的信息、理性的方案、光明的许诺，也一再让人们看到它变革、理性和光明的另一面。仅就平等这一点，要做到何其不易。
旨在使人类摆脱愚昧的科学，居然导致新的宗教，叫“科学主义”。这是启蒙思想家始料未及的。
现代性体系低估了人性的复杂，将其简单设定为理性；由此对人文学科做的解释和安排，其实是基于机械主义世界观。如此等等，不只影响了现代人文学科的走向，还有社会发展的蓝图。人类常自以为计算精明，然而种种“人算”常输给“天算”。这又是始料未及的。
西方的理性优先传统带有苏格拉底思想的先天不足，这种理性很容易排斥人文理性，变成工具；工具理性可以被善用，也可服务于殖民主义、帝国扩张、专制暴政、战争掠夺。工具理性使种种不合理合理化。一个又一个的始料未及。
宏大叙述的核心是“高度统一”，因此而绝对，绝对真理缺了宽容，宏大叙述就成了“讹诈”，屈服于它，等于放弃独立思考。
现代性的思考怎能忽略人性的复杂，怎能忽略探索人性的文学？美学判断、美学现代性综合人性的各个功能，有多层次思考的优势，文学的复调回应了历史的复调。理性推论可以结束在句号，美学思辨往往留下问号。问号指向无常和无限。
从现代经典文学的解读来理解现代性赋格，眼前出现更宽广的视野，这样的视野应该包括本书尚未包括的那些作家，如歌德、司汤达、普鲁斯特、卡夫卡、伍尔夫、加缪、福克纳等。但是，每本书都受设定的框架所限，这本书也一样。不过，本书有限的规模接驳着更宽的视野。
《现代性赋格》分为四篇八章。“启蒙篇”（含上、下两章）以启蒙为线索，陈述现代体系的构成和后现代对体系的思辨，是理论部分；“法兰西篇”（含“波德莱尔忧郁的理想”和“福楼拜的美学判断”两章）与“俄罗斯篇”（含“欧洲现代化和彼得堡幻想曲”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人”两章）相互对照，呈现发达状况和不发达状况下现代性的不同问题，以及文学家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思考。“尼采篇”（含“尼采式转折”上、下两章）则是从整个西方思想史的大格局出发，对现代体系的思辨和应答。尼采是后现代思辨的转折点。
这本书选来细读的几位文学家（尼采也是诗人），有穿透时空的视力。波德莱尔以“忧郁”诗风表达“理想”，回应第二帝国奥斯曼式的现代化；福楼拜以“客观”小说风格鞭挞布尔乔亚并讽刺宏大叙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地下人之口，剖析工具理性如何导致背离人性的乌托邦；尼采从苏格拉底如何将美学与哲学对立着手，梳理整个西方思想史，并为现代意识注入希腊悲剧的美学智慧。曾几何时，这些声音几乎是异端邪说，几位作者被说成是败坏社会道德者、非理性者、疯子。
历史赋予的后见之明，让我们看到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福楼拜是有先见之明者。他们禀赋瑰奇而风格迥异，共同点是善于采用比理性判断、道德判断、政治判断更为复杂、更接近人性的美学判断，以此对现代性提出各种的问和答，成为现代人文学和美学的精粹。
现代体系把“自我”抽象为理性主体，目的是维护体系的完整和稳定，而文学则通过虚构勾勒出“主体”的复杂。在《包法利夫人》里，郝麦（Homais）使用宏大叙述而滔滔不绝，是福楼拜讲给我们的笑话，因为郝麦口中的科学是无知，他口中的进步和光明是亵渎；福楼拜告诫我们：看看这些人，他们贪婪、自私、虚伪，却挟持了启蒙的话语。而包法利夫人，想自主却不能，因为布尔乔亚文化的话语寓居在她的“主体”之内，替她思想，做了她的主。
说到“主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最复杂，有着哲学家无论如何也演算推理不出的人性。
重要的话说三遍：对现代体系理性部分的思辨，不是对理性的否定，而是通过理性和艺术的统一获得新知。用尼采的话说，批评苏格拉底不是否定他，而是将逻辑家的苏格拉底转变为“实践音乐的苏格拉底”。
欧洲现代文学还揭示了浪漫主义的双刃性。浪漫，出自人类善良的本性。可是，善良不一定等于智慧。浪漫到不了解自己的程度，是幼稚；浪漫到看不清现实，是盲目，是愚昧。如果到了真假不辨、善恶不分的地步，浪漫是什么？
现代体系喜欢浪漫纯真的头脑，不喜欢怀疑者。以“光明进步”为号召，宏大叙述将其科学观、知识观、真理观当绝对真理推而广之，等于要求人们无条件乐观。但是，历史和生存，迫使人们保持对现实的清醒。新的启蒙需要这种清醒。自福楼拜以来，走出浪漫的误区成为美学现代性的重大主题。用福楼拜的话说，这是现代人必不可少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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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用汉语写成，起源却在另外的时空。我在加州州立大学开的课程中，“西方文论”和“19世纪欧洲文学”这两门课和这本书直接相关。二十年来，教学相长，累积了心得笔记。上课用英语，阅读文本采用英译本，原文却是德文、法文、俄文、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涉及的地缘、历史、语种跨越不同时空。
2007年12月，书稿首次出版之后，我和一位教经济学的朋友喝咖啡聊天，地点在西安高新区世纪广场的星巴克。西安有许多喝茶的好去处，在那里喝咖啡却正合适。室内格局、桌椅制型、墙面图案，一派欧风。顾客有上班族、逛街的女士、大学生，还有西方面孔的客人。恍惚间时空交错，我似乎身在美国，喝完咖啡就要去上课了。而此处明明在中国，在西安，在我长大的地方。外面的高新开发区，几年前还是农田，现在街景全城市化了，几乎没有传统中国的痕迹。我看见宽阔大道的两旁种上了棕榈树。有热带、亚热带的树木装点，街景更像洛杉矶的落日大道。那天西安落了头场雪，骤然降温，棕榈树披上白雪，叹为奇观。奇观中有些滑稽。当时我担心：西安这样的冰雪低温，棕榈树能否安然过冬。
朋友之间聊天，想哪儿说哪儿。当年，陕西镇坪县有人搞出个假华南虎事件。我当笑话听，朋友却说：这可不是一个人作假，各级官僚把这个假越做越大，这是政治腐败。这件事说大说开了，仿佛那只华南虎就蹲在星巴克。
朋友问我的新书怎么回事，但不要我用“行话”回答，直接问和国内现代化有无关系。我试从他的经济学角度解释：
从世界历史看，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分不开。不均衡的发展，把地球分成“东方”和“西方”（联合国后来又用“南方”和“北方”的说法）。较早进入发达状态的西方国家比我们较早发现了现代化的问题，现代意识也较早成熟。暂时不发达状况下的另一些国家，对现代化的向往促成缠绵的浪漫想象。19世纪的俄国就是这样。19世纪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之间的争论，是因为陀老看到了车老对现代体系的盲目乐观很危险，由此产生的乌托邦如果变为社会实践将会是灾难而产生。这场争论，至今余音回荡。
《现代性赋格》特意对19世纪巴黎式的忧郁和彼得堡的幻想曲加以对照，说明发达和不发达的状况之下，“情感教育”的课程有所不同，而这两门课程对我们都有借鉴作用。我们追求现代化，经过两个不同阶段，重复了19世纪的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所记载的两种情感过程。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中国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式的光明和浪漫为主调，那时人们虽然已开始对此存疑，却并没有出现《地下室手记》那样的感悟。世界意义上的现代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抵达，中国进入相对发达状态，现代意识应该较接近欧洲发达国家所熟悉的意识。但是，曲折的近代历史使我们的现代意识充满矛盾。在长期不发达的时间里，我们只是想到经济发展，对现代性没有太多的思考。试过乌托邦的计划经济，再试市场＋计划的经济，两者虽有不同，哲学基础却都是启蒙形成的现代体系。以科学主义、工具理性、客观知识主体论为主要特征，宏大叙述成为对思想的囚禁。不过，怀疑和质疑已经有了，它们能催生更成熟的思辨。
十年前，我和那位朋友有个共同的忧虑：现代化来了，可是怎么像掉了魂儿似的。现代化的梦想毕竟要归于人、合乎人性吧？否则，为什么要追这个梦？
我们谈到，19世纪伦敦世博会的水晶宫用钢筋和玻璃建成，本是建筑史的进步，被大英帝国所用，变成宣示其帝国权威和财富、权力的象征，而后，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里，又奇怪地转化为乌托邦的象征。我对朋友说，我们和父辈都是看着《怎么办？》成长的。我当年下乡插队，宿命地带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记得是民国时期杨维镐的汉译单行本。少年时期的我在“文革”时期的大山里对19世纪下半叶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产生了懵懵懂懂的怀疑。这个怀疑，使我逐渐走出了“被监护的状态”。
波德莱尔能用浪子的眼睛看城市现代化并写出现代的抒情诗？朋友兴致勃勃。我们一起想象，浪子会怎么看那只华南虎，怎么写《长安的忧郁》。
不同的时空在流动的意识里交融。
这十年的变化真大，高铁、地铁、桥梁、火柴盒似的高层建筑……最大的变化是，谁也离不开手机和微信了，人们似乎多了一个新的器官。再过十年，人工智能、生物学革命的普遍应用，还有更多的意想不到。这些变化，使人激动，也让人恐慌。
还有其他的变化。十年前，人们还为华南虎的作假而惊讶、愤慨，今天，作假作奸的虎可都是真的。各种更大更普遍的作假，让人顾不上惊讶，不知如何愤慨；十年前，强力拆迁已经开始，如今日益被合理化，成为常态，其中的细节连梅菲斯特也自叹不如。
2007年12月，我担心西安的棕榈树能否过冬，这些年它们一直安然无恙，这归功于环卫工人的工作，也验证了植物的生命力。而2017年12月，国人所担忧的，是许许多多打工的朋友突然流离失所，携家带口走进刺骨的寒风里。
文学或许没有什么用。但在伟大的文学里，至少人的良知不会过时。文学还教我们思考人的状况，教我们用歌德、卡夫卡、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果戈理的眼睛观察变化的世界。
我有一个文学上的朋友，在一起聊文学的家常话几十年，前几年他去世了。在悲痛的时候，我想起他常讲的一句话：我们不能辜负了文学的教养。说也奇怪，他在我心里一直还活着。
那位和我一起喝咖啡的朋友，十年没见了。那时没有微信，我们常约了喝咖啡。现在有了微信，却没有了他的消息。希望他能看到修订版的《现代性赋格》，读到这篇序言。
三维空间加时间，是神秘的四维时空。作为物理形式，四维时空只是理论和科幻；作为意识形式，四维时空却随时可显现。
现代性赋格在四维时空里回响。初听不解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
2018年1月28日，于洛杉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