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萌芽扎根（1919—1949）（2）
第三节 历史关头的选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生物制品行业的科学家面临三个选择：出国、去台湾、留在大陆，但以汤飞凡为代表的先辈们几乎都选择了留在大陆，跟共产党一起建设新中国。
1945年8月15日，离昆明郊区高峣中央防疫处不远的美军驻扎的龙头村方向，突然响起急促的枪声，升起各种颜色的信号弹，怎么啦？汤飞凡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盟军中的美国军医在电话中告诉他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日本投降了！”
中央防疫处沸腾了！昆明沸腾了！汤飞凡宣布放假，当晚在他家举行酒会，共同庆祝这一伟大的时刻。人太多，家里坐不下，庆祝会改在室外草坪上进行。中央防疫处从1935年迁出北平，到现在整整10年了！10年了，多少苦难？多少离别？多少泪水？多少牺牲？今天终于迎来了抗战的胜利，所有的苦难都将留给过去，该好好准备建设自己的国家了！
对中央防疫处的未来，汤飞凡充满了希望。抗战时期这般艰辛，尚且做出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现在和平了，安定下来了，他踌躇满志，梦想把中央防疫处带入世界先进行列，其心中的榜样，就是美国纽约州卫生研究所。此后，中央防疫处不可能再放在昆明，去哪儿？卫生署让汤飞凡在三个城市中选择：南京、上海、北平。
南京是首都，虽好，但腐朽的官场文化会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就像当年不选择重庆一样，南京首先被他排除了。上海，中外商品齐全，采购方便，但灯红酒绿，诱惑太多，可以设一个分处。剩下的就只有北平了。他喜欢北平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温文尔雅的民俗，而且中央防疫处的“根”在这里，另外，他还幻想从日本人那里发一笔“洋财”：接收成套的科研仪器和生产设备。据说防疫处的天坛原址1937年被日军强占后，经侵略者八年经营，规模已有较大扩充，有相当完备的疫苗和血清制造设施，有较大的实验动物室及马厩、牛棚，接收过来，就可以迅速展开科研和进行生产。于是，他想将总处设在北平天坛，昆明则改为分处，另外把上海天通庵路的上海生物制品厂接收过来，变成上海分处。
然而，梦做得太美了，往往不可能成真，实际或许与梦境相反。
次日就可飞往美国，汤飞凡突然不走了
汤飞凡带着沈鼎鸿，兴冲冲地搭乘美军的运输机从昆明飞到北平。刚进入情况，就被乌烟瘴气熏得喘不过气来。国民党的各路接收大员早已捷足先登，争先抢夺敌伪财产，有些原本是汉奸、走狗之辈，居然摇身一变，也成了党国的接收大员。一些有油水的机构，往往几个单位抢着接收，闹得剑拔弩张，鸡飞狗跳。因为接收大员大多假公济私，中饱私囊，且贪得无厌，欲壑难填，各界人士苦不堪言，民谚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具体到与中央防疫处有关的敌伪财产，共有三处：
第一处是中央防疫处的“老家”，即天坛神乐署原址，日军强占后为西村部队防疫科所有。照理说，日本人占了我家的地盘，现在当然要还给我，既占理，又合法。不！上头有话，说西村部队是制造军用生物制品的机构，按对口原则，现在应该由国军的军医署来接收。这就没汤飞凡什么事了。不可坐以待毙！当时，军医署的特派员办公室设在天津，特派员严智钟曾经是防疫处第一任副处长。汤飞凡在抗战时期与军医署署长卢致德有交往，而沈鼎鸿刚巧是严智钟的学生。于是，他立即让沈鼎鸿赶往天津交涉。就凭这几层关系，军医署最后同意“让”给中央防疫处接收。“老家”要回来了，汤飞凡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已空空如也。
第二处是日伪华北铁路株式会社防疫科，按对口原则归交通部接收，但也许因为防疫科油水不大，交通部又没有相对应的机构，所以一下没人接收。没人要，咱们要。管理防疫科的是旧北平大学的杨敷海教授，也曾经是沈鼎鸿的老师，汤飞凡让沈鼎鸿去周旋，把这个机构接收了。这又是一件凭关系才办成的事。
第三处是设在先农坛的日本同仁会所属防疫制品厂，其产品是供民用的，应该由中央防疫处来对口接收。可汤飞凡来晚了，被卫生实验院抢了先，人家的借口冠冕堂皇：要在北平设分院。这不是欺负人吗？汤飞凡找卫生部特派员朱章赓交涉，朱章赓来了个“和稀泥”，两不得罪：房产、固定设备归实验院；制造防疫制品的设备、器材，外加一块空地，归防疫处。
争接收地点争出一肚子气，到接收地点一看更叫人来气。天坛原址已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仪器设备被破坏掉了，甚至瓶瓶罐罐也用坦克碾碎了；各种原材料，菌种、毒种，全都被销毁了；大大小小的实验、生产用的动物呢？全部被杀死埋在地下；房屋的门窗也不翼而飞了……万恶的侵略者，投降后还要给你制造一场浩劫，不仅让你什么也得不到，还要让你花大力气清理垃圾。
后来才知道，日本人所以把天坛这里破坏得如此彻底，是为了掩盖其在北京也进行了细菌战的罪行。1949年初，汤飞凡的学生钟品仁打开封存了4年的地下冷库，在打扫垃圾时，无意中发现了6支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试管。里面装着什么？他想弄清楚。经培养检定，天哪！里面保存的都是鼠疫杆菌！除1支的毒性已消失外，其余5支仍具有毒性。日本人在毁灭证据时的这个小疏忽，至少可以证明日军在这里进行过细菌战研究。汤飞凡万万没想到，日本人竟然在中央防疫处的北平“老家”研究细菌战。1995年，在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日本原西村部队（1855部队）的卫生兵伊藤影明和其他老兵来到北京，在天坛等处指证日军的研究细菌战的遗址。根据日本老兵提供的最新线索，当时的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花了两年时间调查研究，发现了许多日寇在北京研究、试验细菌战的新罪证。其中最令人发指的是，他们竟然用全北平的居民作细菌战实验对象。1943年的全市霍乱大流行，就是他们故意散布霍乱菌所造成的。这次试验，夺走了北平2000条人命。
后话打住，只说汤飞凡又像初到昆明时一样，面临重建中央防疫处的难题。要重建，就得要有钱，请示卫生署，其答复让你肺都气炸了：“让你们接收，接收到什么是什么，重建是另一码事。”那意思是：你接收不到东西，怨谁？想要重建经费，没门！
在昆明要白手起家，那是因为在抗战时期；现在又要白手起家，又是因为什么呢？不是要走入和平建设新阶段了吗？蒋委员长不是邀请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了吗？但汤飞凡不知道的是，作为抗战领袖、国民党党魁的蒋委员长，此刻正做着彻底消灭共产党的梦。国家的资源、国库的钱，本来就不多，且大多流进了国民党内的各大特权集团，剩下的那点，他要集中用在打内战上，哪里还顾得上你一个小小的中央防疫处？
在昆明白手起家，汤飞凡用的是风险贷款。在北平，他没法再用这个方法了，怎么办呢？他在昆明时结交的一位美国朋友叫德拉曼，现在是美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分署北平办事处负责人。找他一商量，想出来一个“以工代赈”的办法。救济署有美国面粉，当时北平粮食缺乏，粮价飞涨，面粉显得特别珍贵。德拉曼把一定数量的面粉给汤飞凡，汤飞凡用面粉作工程款，来给参加重建工程的工人发工资。
1945年冬，汤飞凡一边利用尚可利用的房舍进行痘苗和少量菌苗生产，一边展开旧房改造和重建工程。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在重庆签署。不久，由美军和国共双方参加的“军事调停执行部”成立，总部驻北平。工程款有着落了，和平也有希望了，汤飞凡的雄心再次勃发，决心大干一场。
1946年，中央防疫处更名为中央防疫实验处，英文缩写由“NEPB”改为“NVSI”。
这一年的6月以前，“军事调停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苏井观在著名美籍医生马海德的陪同下，不止一次地来找汤飞凡买疫苗和血清，汤飞凡每次都是有求必应。特别是在华北解放区的张家口一带发生天花流行时，苏井观希望紧急采购10万支牛痘苗。汤飞凡和沈鼎鸿一起带着员工昼夜赶制，保证了按时交货。事后，中共代表团专门给送来感谢信。6月后，内战烽火再起，中共代表团撤出了北平，他再没有见到苏井观。他不知道的是，这个人可是来头不小的，他是共产党的“七大”代表，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西路军卫生部长，在延安时曾任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长，是一个对医疗和生物制品较内行的专家型干部。
这一年，中央防疫实验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了一栋两层实验楼，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两栋马厩，一栋牛舍，另有七八栋小宿舍。连同经修理后可用的旧建筑，共有万余平方米。这其中，最值得一说的是青霉素生产车间。
青霉素生产车间的核心设备是汤飞凡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比起昆明的土设备来，真是一步登天了。这是我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在昆明是作坊式生产），意义巨大。汤飞凡把开发更多品种抗生素的希望寄托于此，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就是这个抗生素室，为中国的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发祥于此。最早进入抗生素室的童村、许文思新中国成立后调到上海，领导建立了上海第三制药厂，分任厂长和总工程师。齐谋甲刚进抗生素室时才十来岁，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在汤飞凡着力培养下成为人才，新中国成立后被送到苏联留学，学成归国后先后担任了我国最大的青霉素制造厂——华北制药厂的总工和厂长。
1947年元旦，举行了重建工程落成和青霉素正式投产典礼，但大家心中却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霾。半年前，蒋委员长撕毁了和平协议，对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半年内战打下来，尽管在国民党的报纸、电台上的“大捷”满天飞，却骗不了爱听“美国之音”的高级知识分子。据“美国之音”报道：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已经失败，不得不改变战略：重点围剿陕北和山东。汤飞凡等人不了解前线的情形，但北平市内的情形却让他们深感不妙：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午能买一石米的钱到下午买不到一升，甚至政府部门发工资也靠向银行借高利贷。反内战、反饥饿、反独裁的游行示威，几乎天天都有。抗战时在昆明，是身苦心不苦，现在在北平，是身苦心也苦。汤飞凡感到日子过得比抗战时还难。好在中央防疫实验处人心齐，又逐渐恢复了生产，各种疫苗、青霉素等产品都是绝对的卖方市场，所以，日子过得还差强人意。
然而不久后，这差强人意的日子也过不下去了。竣工典礼之后仅仅半年，1947年的7月，内战形势急转直下，国共两党攻守易位了。从此，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一败如水。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开打。在北平的国民党重要机构急忙开始搬迁。此时，汤飞凡收到了卫生署的一封电报，要求他到广州设立分处，准备南迁。国民党另有一条密令，要各机构都成立“应变委员会”，必要时破坏各种设施、设备，不能留给共产党。汤飞凡几次给南京去电请示南迁事宜和申请南迁经费，都无人理睬，于是在11月底亲赴南京催请。
离开北平前，他急电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的刘隽湘、陈正仁提前回国，指定刘隽湘为代理处长，由刘隽湘、陈正仁、邓宗禹（处秘书）等7人组成“处务会议”，商讨和决定重大事项。汤飞凡说：“我们不能按国民党的要求成立‘应变委员会’，如果有人来检查，就用‘处务会议’来搪塞。他们要追究责任，你们就推给我，说我没有传达。”他特别交代：“所谓‘应变’的事，我们决不能做。防疫处不是哪个党的私有财产，谁也无权破坏。无论什么朝代都要防疫。我们是搞防疫工作的，必须把防疫处保护好。”
他到南京时，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正在进行。此行让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党内高层仍然恶斗不止。各大衙门中，已没有一个人在为国家操心，一个个如丧家之犬，打着个人的小算盘。所谓“外战有四川，内战有台湾”，已有内部消息：蒋介石要逃台。
汤飞凡自称不关心政治，只从事科学，可政治却像空气一样，让你离不开。在离开北平时，他还仿佛站在三岔路口：一条路是留在北平，等共产党进城；第二条路是跟着国民党，破坏防疫处，逃往台湾；第三条路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向他发出了邀请。此次南京之行后，国民党这条路被他封死了，三条路还剩两条。他回到上海英租界亨利路的家中，思考下一步该往哪走。
对共产党，他可以说既生疏，又熟悉。说生疏，因为他没有与共产党的组织接触过；说熟悉，他认识几个共产党员。在昆明的时候，防疫处子弟学校的校长司徒怀和她的朋友“老杨”等人是地下党员，子弟学校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据点，有人悄悄告诉过他，可对防疫处大小事都要明察秋毫的他对这件事却闭上了眼。在北平，共产党人苏井观来买牛痘苗，让他见到了共产党官员的形象：彬彬有礼，光明磊落，心里装着老百姓。他最熟悉的一个准共产党员就是他最得意的学生魏曦。20年前的1929年，魏曦在湘雅医学院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遭通缉，逃到上海。在上海医学院任教的汤飞凡作为湘雅的学长掩护了他，并设法让他在上海医学院完成学业。抗战时期在昆明，魏曦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抗战胜利后，汤飞凡设立上海分处，让魏曦当了分处长。这次他从南京回到上海家中，魏曦毫不隐讳地告诉他，上海地下党已经找了他，传达了上级党组织的决定，要他去大连筹建生物制品机构。当时，日本人的大连生物制品所被苏联人接收，所里由苏联人当头头，但里面有国民党派去的人，准备苏联人一走就接班，魏曦此去，是为党最后接管这个所做准备。从不掺和党派的汤飞凡居然赞成并鼓励魏曦服从共产党的安排，尽快去大连。分处的工作，让他交给陈立予代理。
汤飞凡让魏曦听从共产党的安排，自己却不敢一下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最大的障碍是他那个以反共闻名的岳父何键。他不问政治，也许不知道何键的具体罪行，但即使如此，也会知道何键是欠了共产党的血债的。虽说岳父是岳父，他是他，但在中国这个有株连传统的国度，谁能担保他能不受岳父的株连？对此，妻子何琏比他更敏感，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既然美国哈佛大学热情相邀，何不远离这个是非之地？就因为有何键这个岳父，他选择了去美国，订好了去纽约的机票，并先将大件行李托运至香港，只留下可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随时可登机走人。
然而，一下离开自己的祖国去当侨民，有许多东西是放不下的。故国、故乡、故人，如千根丝，万缕线，拉住他的腿，缠着他的心，仿佛有一个声音从地下深处传来：你是炎黄后裔！你是湖湘子弟！你是中国科学家！他一闭上眼睛，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幅幅清晰的画面，就像拉洋片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跳跃。是的。那一个个人物，是曾经与他同甘共苦、并肩奋斗的同事、学生和员工；那一幅幅画面，是他带领大家建成的实验楼、痘苗室、菌苗室、疫苗室、抗生素室、实验动物饲养场……好难舍，好难分的人；好难舍，好难分的地啊！在离开北平时，他对“处务会议”的人说：“无论什么朝代都要防疫。我们是搞防疫工作的，必须把防疫处保护好。”让人家保护防疫处，自己却坐飞机跑了，将来见面，情何以堪？尽管已经买好了机票，托运了行李，走还是留的问题，仍然残忍地折磨着他。他沉默不语，呆若木鸡，一坐就是一整天，心中有苦，无人诉说，稍有打扰，他就会大发雷霆。家里人走路也得踮起脚，说话也要压低声。在等待起飞的日子里，他在痛苦中煎熬。
终于熬到次日就要登机了，晚上，他和夫人何琏不约而同地在房子里转悠，没别的事，就是为了再多看故居几眼。似乎是不想在故居留下任何一点瑕疵，何琏觉得一张桌子摆的位置还不够好，招呼汤飞凡来一起挪动一下。两人抬起了桌子，汤飞凡却猛然放手丢下，“卡喇”一声响，把何琏吓了一跳。结婚20年，头一回见丈夫这样，“飞飞，你这是怎么啦？”
汤飞凡沉默了半晌，突然说：“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寄人篱下，我不愉快！”
其实何琏早已看出了他不想离开的心思，听到这话，马上接过话头，说：“那我们就不走好啦！”
“你真的愿意不走啦？”
“像以往一样，我随你。”
就这样，两人做出了事关下半辈子的决定。此时是夜里11点，离他们预定的航班起飞还有7小时。
处长还是处长，但换了人间
汤飞凡决定不走了，一直烦躁的心情反而平静下来。虽然他还不知道等着他的下一步会是什么，但他相信“无论什么朝代都要防疫”，他会有用武之地。这个想法非常朴实，似乎无关政治。但是，防疫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问题、业务问题，从来就与政治密不可分。只有执政为民的政府才会重视防疫，而一个执政为私的政府是不会把防疫真当一回事的。这一点，汤飞凡实际上已有切身体会，只是因为他不愿与政治沾边而故意强调业务。此时，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上海暂时还在国民党手中。他不了解北平总处的情况，但上海分处的窘境他是了解的，已经到了无法发薪的地步，不得已，他下令杀了准备做实验用的马，给员工分马肉，以渡难关。
在上海的家里，汤飞凡在等待，等待命运之神的安排。1949年4月23日，他等到了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的崩溃，人民解放军仅用两天就摧枯拉朽般地将其扫除干净，一跃而过长江。5月12日，他等到了解放军包围了上海的信息；24日以来，他听到了越来越响的炮声；26日傍晚，枪炮声格外密集，而在后半夜归于沉寂，沉寂得没有一点声响，反而令人害怕。天亮了，已经八九点钟了，汤飞凡仍然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夫人何琏沉不住气了，让司机出去看看。一个多小时后，司机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告诉汤飞凡夫妇：“昨天夜里解放军就进城了，为了不扰民，就睡在马路边上的屋檐下。现在，虽然大商场还关着门，但许多小商店已开门营业。市内交通已恢复，就是路口有哨兵检查……”
果真如此吗？吃过午饭，汤飞凡就让司机拉他出去，他要去设在天通庵路的上海分处看一看。一路上，他故意让司机慢点开，以便观察街上的情况。在租界，他看到的是一片宁静，路口有戴红袖标的解放军战士站哨，虽很威严，但对市民的态度非常友好。他的车被哨兵拦下检查，哨兵先敬礼，然后发问，问完后，检查，查完后再敬礼，放行。一直走到四川路桥头时，他发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弹痕，可见争夺桥头的战斗之激烈，而苏州河两岸的建筑物都没有严重毁坏。他来到上海分处，门卫赶紧开门放他进去，问：“情况如何？”答：“平安无事。”
汤飞凡一贯厌恶军队，北洋军阀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包括他岳父的军队，他统统没有好感。在昆明时，他曾经去看过一个国民党的新兵训练队和军队医院。看后感到无比气愤，直想作呕。新兵都是用绳子捆绑抓来的壮丁，衣衫褴褛，面有菜色，骨瘦如柴，因伙食费被克扣，吃的是霉米饭加清汤寡水，睡觉没有床，是用竹子搭的通铺，居然没有被子。士兵动辄被长官残忍打骂，甚至被打得皮开肉绽，哀号之声，彻夜不绝。军医院里的伤兵更可怜，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血清和疫苗，根本没有用到当兵的身上，被当官的倒卖发财去了。军官在营时毛呢军服笔挺，离营后则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出入酒楼茶肆，甚至风月场所。当时他就想，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打胜仗？现在，国民党军果然一败再败，不可救药了。而他眼前的共产党军队，他看了他们的胸牌后才知道叫解放军，一个个规规矩矩，秋毫无犯，对老百姓亲切和蔼，很有礼貌。后来他还听说，为了保护上海，解放军首长命令在市区禁止使用重武器。眼前的情景又让他想起了北平的苏井观，那个来找他买疫苗和血清的共产党军官。就是他们，让汤飞凡第一次知道，在中国，还有这么好的军队。这时，他突然如醍醐灌顶，明白了他究竟在等什么？不就是在等待共产党、解放军的召唤吗？
汤飞凡在上海想起苏井观，苏井观在北平寻找汤飞凡。
北平是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9天后，军代表李志中带着接管组长赵庆森、李河民及其成员来到中央防疫实验处，宣布由军管会接管，并向全体员工交代政策：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所以一切原国民党的党政军机构，一律按起义对待，包括中央防疫实验处在内，所有员工全部留用。从即日起，防疫处的一切财产属于人民，希望大家用实际行动配合军管组进行财产登记，如实申报，不漏掉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军管组长赵庆森宣讲了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大家监督。当天，给每名职工发了几十斤小米和5块银圆。职工莫不欢欣鼓舞。
军管组来后的第三天，即2月12日，时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部长的苏井观来了。可以说他是专程为汤飞凡来的。据说，李志中在汇报防疫处的人员情况时说：“除处长汤飞凡弃职逃跑外，其余全部在位”。可见当时对汤飞凡离开北平的行为定性是有分歧的。究竟是“弃职逃跑”，还是赴南京请示工作后滞留上海？高层是什么态度？对此，刘隽湘在《医学科学家汤飞凡》一书中写道：
接管后的第三天，华北军区卫生部长苏井观亲自前来检查工作。他和刘隽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对汤处长十分尊敬。他说，1946年，他在军事调停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时，为了请防疫处向解放区提供疫苗、血清曾几次来防疫处，与汤处长见过面。每次汤处长都不顾国民党的封锁，满足了他的要求。特别是1946年春天，老解放区张家口一带天花暴发流行，需要10万支牛痘苗用于控制流行。当时防疫处虽然旧实验室在撤除重建，生产尚未恢复，可是汤处长还是果断地答应了下来。当他向汤致谢时，汤却说：“我们是防疫工作者，控制疾病流行是我们的责任。”并当场找来几位主要的技术人员，对他们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全力以赴，赶制10万支牛痘苗，按时交付使用。”……苏部长称赞汤飞凡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科学家，新中国需要这样的科学家，说他们是国家的财富。最后，苏部长要大家和他一起去看看汤处长的住宅，用命令的口气对赵庆森和刘隽湘说，要把住宅保管好，不许移作别用，住宅里的一切物品都不许动，要保持原状，并要派人保持清洁，准备汤处长回来住。
苏井观来防疫处的时间是2月15日，离渡江战役发起还有两个多月，离上海解放还有3个月又12天，苏井观如何能知道汤飞凡会回来呢？当时的情况，北平是解放区，上海还是国统区，交通、通信断绝，一时又不便为汤飞凡的事惊动上海地下党，应该说苏井观的判断凭的是直觉，唯一的根据，就像他对刘隽湘所说的：“汤飞凡是一位爱国的正直科学家”。苏井观作为一位有文化的老红军干部，经历丰富，久经考验，阅人无数，识人有谱。
上海刚一解放，苏井观就通过北平军管会与上海军管会取得了联系，请他们找到汤飞凡。5月29日，即上海解放的第三天，苏井观就把防疫处的军管组长赵庆森和代处长刘隽湘找去，告诉他们：汤飞凡仍在上海，已通知上海军管会派人去拜见汤老，请他早日回北平，继续当处长。卫生部将正式去函，请刘隽湘给他写一私信，介绍处里的情况，表达大家都迫切盼望他回来主持工作的心情。
汤飞凡得到上述信息后，恨不得一下就飞回已经离开半年多的防疫处。可惜，上海到北平的交通直到7月下旬才打通。他是乘坐平（京）沪线恢复通车后的首趟客运列车来的。在车上，他发现这趟列车太不寻常了，乘客大多是科学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军管会还特别派了解放军战士保驾护航。其中不少乘客他是认识的，不认识的一经介绍马上也熟悉起来。他显得非常激动，一路上谈锋甚健。过去，他作为中央防疫处处长、世界微生物学会的理事（1947年当选），怎么说也算是一个人物了，可国民党给他的多是冷遇；而今，共产党礼贤下士，求贤若渴，两相比较，冰火两重天呀！
列车停靠北平正阳门火车站。在站台上迎接他的是刘隽湘和陈正仁，他的两个老下属，接他的车还是他过去坐的那辆1945年款的蓝色福特，开车的还是原来那个司机，这些都让他感到亲切。到了天坛家中一看，他简直惊讶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切都还是他离开时的样子，连喝茶的杯子也原封原样地摆在老地方，而且房子里干净得一尘不染，那些花呀草呀，花照开，草照绿，哪像主人大半年不在家的样子啊！刘隽湘告诉他：“苏井观部长下过命令，这房子要原封不动地保护好，等汤处长回来住。”不知不觉之间，他的眼镜片上雾蒙蒙的了，那是泪水闹的。刘隽湘、陈正仁陪他用过晚餐，因他坐了30多小时的火车，便劝他早点休息。可他谈兴正浓，谈他在南京遭到的冷遇，谈他在上海见到解放军的情形，谈上海军管会转达北平邀请他回来的情况，谈在火车上与人交流的感受，滔滔不绝。这让刘、陈两位都诧异不已，他本来是一个沉默寡言，不会轻易吐露心声的人，怎么突然判若两人了呢？士为知己者死。他要为建设新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
刘、陈给他简要介绍了处里的近况：军管会接管后，中央防疫实验处恢复原名，去掉了实验二字，现在，又改名为天坛防疫处。军管小组组长是赵庆森和李河民，但军管马上就要结束，因为他们平易近人，纪律严明，不占处里的一点便宜，连吃饭都是自己开伙，员工都舍不得他们走。军管小组撤走，但部里派来的党支部书记李启宇要留下，参加处里的领导工作。
次日上午，赵庆森来看他，准备给他开一个欢迎大会，被他推辞了，他迫不及待地要到各个科室去看看。他各处都看了一遍，但见人还是那些人，设备还是那些设备，但人的精气神不一样了。以往下属特别是工人见到他，都喊他“汤老爷”，往往显得有几分胆怯，几分猥琐；而现在，大家见到他都抬头挺胸的，喊他“汤处长”，主动给他打招呼，和他握手。
当日下午，苏井观部长就在李志中的陪同下来慰问汤飞凡了。苏井观一见汤飞凡，就主动上前与他握手，简单回顾了一下过去的交往，就给汤飞凡提出了希望，压上了担子。他说：“现在中国大部解放了，暂时还没解放的地方也很快会解放。我们要准备建设新中国，而疾病特别是恶性传染病如鼠疫、霍乱、天花等，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所以，卫生工作首先要抓防疫，向传染病宣战。而防疫就像打仗，有子弹才能打胜仗，你们生产的牛痘苗、疫苗、血清和其他生物制品就是防疫的子弹，意义特别重大。希望你回来后，带领大家尽快恢复和扩大生产，为控制和最终消灭传染病建功立业。”汤飞凡听了之后，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共产党就是有雄心，有气魄，敢于提出最终消灭传染病的目标。国民党时期，何曾真正重视过免疫防疫？现在，苏部长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他肩上，他担心挑不起这副重担，因为防疫处的基础薄弱，人手也不够。苏井观看出了他的担心，对他说：“有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克服。从现在起，我们要叫你汤飞凡同志，因为我们志同道合了。”
这一年，汤飞凡52岁，来北平之前刚过了生日。52岁，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正是如日中天的年龄。他决心带着大家大干一场了。
从他归来到开国大典，这两个多月的时间，他一直生活在激动中。开国之前，头绪万端，但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李维汉等共产党领袖级的干部，先后分别召集非中共人士开座谈会，汤飞凡每次都参加了，因为与徐老都是湖南人，两人还拉开了家常。有天他应邀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演出，发现毛主席来了，和大家招手致意后，就坐在他的前二排。国庆前夕，他参加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举行的庆祝宴会。他参加了开国大典，亲眼见到毛主席按下按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亲耳听到了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从这天起，北平变成了北京，民国纪年变成了公元纪年……在天坛的防疫处，汤飞凡的职务，处长还是处长，但换了人间。
西北防疫处：藏好设备等解放
历史上的“民国三大防疫处”，指的是直属国民政府卫生署的北京的中央防疫处，兰州的西北防疫处和归绥的蒙绥防疫处。其实，只有两大防疫处，蒙绥防疫处是生产兽用防疫制品的，而且寿命很短，前后只有6年时间。1935年8月成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奉命南迁，除代理处长齐长庆等人先期安全撤走外，其余人员和设备在撤离半道被日伪截回，蒙绥防疫处便名存实亡了。1941年，其寄生于兰州的部分与西北防疫处的兽用药部分，全部划归农林部兽医防治处，从此与卫生系统“拜拜”了。
西北防疫处成立于1934年8月1日，位于兰州小西湖。
“九一八”事变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不知是预见到了西部将成为大后方，还是真的想发展西部经济，提出了一个“开发西部，建设边疆”的设想。作为这个设想的一部分，1933年，国民政府卫生署派张祖芬、刘毅民等来兰州，准备设立卫生实验处。1934年初，时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宋子文与“国联”防疫团的医生史丹巴博士（南斯拉夫人，共产主义者）到西北转了一圈，发现当时白喉、猩红热、伤寒等传染病在西北广泛流行，而且兽疫、牛疫猖獗，牲畜死亡极多。他们视察归来后，卫生署于1934年3月呈准行政院，筹设西北防疫处。
西北防疫处建成后，“名义上由时任中央防疫处处长的陈宗贤兼任处长，实际上由陈文贵代行职务。”别看《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上写陈文贵的就这一句话，他却是建设西北防疫处的功臣。因为陈宗贤并没有来兰州上任，筹建工作是由陈文贵和杨守坤主持的。
陈文贵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微生物学家和生物制品专家。1926年，他在湘雅医学院因参加反对军阀的学生运动，险被开除，他干脆与弟弟陈文镜一起跑到北伐铁军叶挺部——国民革命军第24师，当起了军医。1927年，兄弟俩随第24师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到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部继续深造，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北上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病理科住院助理医师，致力于细菌血清领域的研究。历经4年，著有5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的《实验生物学》《医学会刊》上。他本已被导师推荐去美进修病毒学，并取得聘约，但因驳斥导师对日本侵略者的幻想而受到冷遇，聘约被解除，被排挤去筹办西北防疫处。去报到的途中，岳母、妻子、儿子病倒，不得不让他们返回北平，自己只身前往。他在西安按计划采购了实验、生产所需的设备，与同事马光礼（后在成都生物制品所）包租大卡车，押运往兰州。途中数日，所受之苦，难以言状。
在陈文贵和杨守坤的主持下，西北防疫处筹建工作按期完成。据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研究员董树林说：
西北防疫处1934年8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划）拨（的建设用）地（是）在小西湖陇佑公学的一块地。那地方据说是有71亩，可是小西湖1号这个地方只有30亩，另外还有40亩地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小西湖30多亩就是兰州所前身待的地方。
小西湖湖水不深，有桥栏亭榭，杨柳多株。湖南有龙王庙，门上挂副题字曰：“高山仰止，大河前横”，伫立黄河岸边，观黄水滔滔；遥望对岸，金城关重峦叠嶂……
成立之初的西北防疫处设立人疫、兽疫两科。人疫防治部门由陈文贵主管，制造霍乱和伤寒疫苗；兽疫部门由杨守坤主管，开有兽医门诊部，制造部分兽用血清疫苗，主要有牛瘟脏器苗、牛瘟血清、二号炭疽芽孢苗、鼻疽菌素等，年产量40—60万毫升。西北防疫处的建立，开了我国西北地区用现代生物技术防治人、兽传染性疾病的先河。但是，设立西北防疫处的宗旨是把防兽疫摆在前面的：“以调查及防治西北各省兽疫与制造防治急需的兽用制品为主要任务，辅以协助民众防疫之责任。”
按照民国卫生署的有关记载，1934年拨给西北防疫处的开办经费为32806元，每月经费为2416元，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到位。鉴于经费紧张得难以为继，替处长陈宗贤“代拆代行”的陈文贵见行文发报都要不来钱，1935年春，不得不跑到南京去找陈宗贤。不料陈告之曰：“热河（旧省名，省会承德）被日军侵占后，绥远（旧省名，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恐为其下一目标，战事紧迫。为服务军队，卫生署署长刘瑞恒拟在绥远省筹建卫生防疫处，不想再向兰州增加经费。”并让他放下兰州的工作，与齐长庆一起去筹建蒙绥防疫处。处长仍由陈宗贤兼任，由齐长庆代理。陈文贵呢？什么名义也没有了。他心里有点矛盾，但还是去了。
在归绥，他很快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蒙绥草原鼠患频繁，一旦发生鼠疫，后果不可想象。因此，应该做到防兽疫与防人疫并重。他的观点得到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赞赏。他将妻儿接到了归绥新城，作了长期在这里干的打算。不料却横祸天降。怎么回事呢？陈文贵在大草原上做疫情调查时，结识了国民党陆军某部的测绘队长。此人看似忠厚老实，可怜兮兮。见其家属有病，陈文贵便常到其家免费为其家属看病。接触时间长了，陈文贵难免要谈点时事，不禁有忧国忧民之叹。未料这位“老实人”竟是国民党安插在绥远的密探……1935年底，陈文贵被软禁，罪名是“思想左倾，对最高领袖有不敬言论”，要求立即护送回南京述职。所幸傅作义出面担保，陈文贵才逃过一劫。但既已被特务盯上，加上有同事趁机倾轧，他不得不告别他参与创立的蒙绥防疫处。
他此后的经历也颇有传奇色彩，因已与防疫处无关，不说了，只说抗战时期他在常德找到日军空投鼠疫杆菌的铁证，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常德鼠疫报告书》（史称《陈文贵报告》）；抗美援朝时，他冒着生命危险，在朝鲜搜集到美军空投的昆虫标本等，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揭露了美军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归国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宴请。后来他还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院士）。
与中央防疫处一样，抗战时期是西北防疫处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自1941年将兽医部分彻底剥离出去之后，成为当时中国生物制品界的人才荟萃之地。原北京生研所研究员张永福说：“当时北方的免疫学专家几乎都到了西北防疫处。‘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人把华北一带控制住了，但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的，所以都涌向西北去，那时去了一大批免疫学家、微生物学家。”共近500人，其中高级技术人员98人。时设两科、四室、十九组，还先后开办了洮南牧场、平凉制造所和成都制造所。诚如齐长庆所说：“西北防疫处机构庞大，设备齐全，人才技术，在当时也是领先的”。
从1938年1月始，杨永年接任西北防疫处处长，但开始他在西安“国联”防疫团工作，处里工作由刘永昌“代拆代行”。“国联”防疫团撤出中国后，1938年底他才到兰州上任。他上任后，产量有明显提高。1939年生产痘苗、疫苗各300万人份；到1941年，生产痘苗700万人份，疫苗300万人份，白喉血清1500万单位，破伤风血清2500万单位。产品三分之二供应军队，其余销往西北、西南和相邻的国统区。
但因为种种原因，西北防疫处虽然人才扎堆，规模庞大，但未能像中央防疫处在昆明那样取得有国际影响的成就。
西北防疫处值得大书一笔的，除了筹建者陈文贵外，就是民国时期的末任处长（厂长）齐长庆。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西北防疫处的灵魂。
前面已经写了齐长庆在北平中央防疫处分离和培育“天坛株”和“北京株”的故事。他毕业于保定陆军兽医学堂，这所大学是袁世凯办的，其教官几乎是清一色的日本人。从学术渊源上说，他属于“日派”。1924年他又被派往日本进修一年，与日本的联系就更深了一层。可这个“日派”学者却让日本侵略者大伤脑筋。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任代处长的蒙绥防疫处奉命南撤，他先到了兰州，但后续人员和设备却被日伪半道拦回。有人劝他回归绥任职，许以厚禄，被他严词拒绝。1938年他辞去蒙绥防疫处的代处长职务，受聘于香港协和医药公司，帮助筹建血清厂。1941年底日军占领香港，工厂被抢夺，他设法逃离香港。回到北京，他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在私人小厂生产牛痘苗并作乳酸杆菌研究，借以安身，直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西北防疫处处长杨永年奉命到上海去当接收大员，其他技术人员也各奔前程，高级技术人员只剩下一个女的没走，即技正张慧卿。1945年底齐长庆来兰州接任处长不久，国民政府命令西北防疫处与西北制药厂同时缩小规模，合组为西北生物学制品实验厂，隶属于上海中央生物学化学制药实验处，齐长庆改任厂长兼主任技师。1948年9月，又改为中央防疫处兰州分处，齐长庆为处长。厂长也好，处长也好，齐长庆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经费没有着落，生产难以为继，最后只能靠卖地来维持。牧场没了，成都制造所也作价转让给四川省卫生处。原兰州生研所研究员、所长殷绥亚说：“抗战以后，国民党腐败，经济困难，卖地过日子，只剩下三十几个人，8个老制品。”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齐长庆做出了一个事关单位和个人前途的重大决策，就是坚决拒绝了马步芳要防疫处迁往青海的命令，而留在兰州准备迎接解放。原兰州生研所研究员董树林说：“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解放前，西北防疫处的领导和职工反抗马步芳的命令，拒绝随军撤退迁往青海。由于齐长庆组织了职工进行护厂，将生产用的菌、毒种，贵重仪器等运往兰州大学地下室防空洞内，保存完好无损。兰州解放后，西北防疫处回到人民怀抱，解放军代表进驻防疫处接管后，三日内随即开始恢复生产，齐长庆与张慧卿等技术人员以及全所职工护厂有功。他们生产的产品随即运送到解放战争前线。”
西北防疫处前后共四任处长，除兽医杨守坤在1949年9月接受了国民党军政部委任的少将军马防疫所所长职务去了台湾之外，其余陈宗贤、杨永年、齐长庆都留在大陆，后分别担任上海、武汉、兰州三个生研所的所长。
第四节 解放区的疫苗故事很精彩
我国生物制品行业的源头，是1919年成立的中央防疫处。但就像一条大河是由若干支流汇集而成的一样，汇集到中国生物制品行业这条大河中的支流还有许多，其中就有各个解放区的生物制品机构。它们在国内外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演绎出我们今日不可想象的传奇故事，成为中国生物精神的一个重要来源。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抗战时期陕北的八路军就种过牛痘，你会相信吗？摇头了吧。
笔者也曾表示怀疑。多年前，在部队听一位老八路无意中讲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当时那么艰苦，种牛痘有可能吗？他说：“地方部队和游击队种没种，我不敢说，但主力部队肯定是种了的。”我还是将信将疑，说：“过去部队那么多麻子，难道都是当兵前麻的吗？”他说：“不错！就是没有一个麻子是参军后麻的，因为部队种了牛痘。”我俩掐着指头数着我们都认识的几位有麻子的老首长，还真是如他所说。他说：“那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对预防传染病是非常重视的。”我问：“还记得牛痘苗是从哪里来的吗？”他说：“当时我还是小兵一个，哪能知道那许多？”
这话就像是闲谈，过去了。但在写作本书时查资料，发现上述老八路的话还真有根据。早在1933年，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之后，即制订了《军委暂定传染病预防条例》，暂定霍乱、痢疾、天花、肠伤寒、流脑、猩红热、鼠疫、斑疹伤寒、白喉为传染病，重点加以防范。但那时主要措施还是加强公共卫生，隔离治疗等，没有条件接种疫苗。人民军队在防疫上用上自己生产的生物制品是从延安开始的（有人说汤飞凡在昆明生产的疫苗部分发往陕甘宁边区，待考证）。据《中国生物制品发展史略》记载：“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陕甘宁边区在延安中国医大曾利用牛痘苗作为毒种，试制出约30—40万人份的痘苗为边区人民和八路军各部队预防天花之用。同时期中共中央即决定在解放区建立药厂。”延安中国医大的这批痘苗，开了解放区制造生物制品的头。1945年，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副部长傅连暲责成卫生部保健科长李志中牵头，以兽医姜恒明为顾问，组织血清疫苗的制备工作。
窑洞里出品的痘苗、疫苗和抗毒素——晋绥卫生试验所纪事
李志中这个人新中国成立后有点“左”，不少人对他颇有微词，但他战争年代在窑洞里生产牛痘苗的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他是北京人，193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医学院，1940年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一段后来到延安，任中央医院传染病科化验室医生兼训练班主任。在延安，中央医院和中国医大是医学人才聚集之地，除了如傅连暲等少数长征过来的医务人员，大多是从沦陷区和国统区投奔革命而来。科主任和系主任大多来自著名的医科大学，即所谓“南湘雅，北协和，东齐鲁，西华西”。有了医学人才，使制造生物制品成为可能。1945年，李志中在延安奉命牵头研制牛痘苗，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工作，就因胡宗南要进攻延安，便随中央机关撤到了子长县瓦窑堡。1946年冬，在瓦窑堡补充进一批卫生人员，成立了军委卫生部卫生试验所。由李志中任主任，周百其、翁远、姜恒明为副主任，展开工作。然而，此时的陕北已很不安全，中央决定军委卫生试验所东渡黄河，迁往晋绥解放区，1947年落脚在山西兴县吕家湾，更名为晋绥卫生试验所，下设若干个室，有痘苗、疫苗、破伤风、培养基、生化和采血等。就是在吕家湾的二十几孔土窑洞里，李志中和姜恒明带领大家创造了生物制品史上的奇迹，生产出“四大产品”，不仅满足了晋绥和陕甘宁边区的需要，而且支援了兄弟解放区一部分。
四大产品，第一是痘苗。痘苗的生产虽然比疫苗要简单得多，但要在晋西北的窑洞中国生物产也是困难重重的。没有自己的动物饲养场，怎么找到合格的用于生产痘苗的牛？在窑洞狭小的空间内，如何建立接种台？如何保证种了痘的牛不被杂菌污染？等等这些都是大问题。但经过几次失败后，他们终于找到了应对的办法，当年生产出牛痘苗40万人份，其中30万人份供给陕甘宁和晋绥边区，10万人份支援晋冀鲁豫边区。
第二个产品是伤寒副伤寒疫苗（当时称“菌苗”）。研制工作从瓦窑堡就开始了，迁到吕家湾后继续进行。参与研制的有李志中、翁远、周百其、马兴惠、李振山、刘锦章等人。所用菌种是有关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从国统区“偷运”进来的；供实验用的10多只天竺鼠是军调处的同志从北京带回来的；所需各种仪器和试剂，分别是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药厂、延安中央医院和延安白求恩和平医院等单位支援的。因为没有电，不得已用六盏煤油灯来保持孵箱的温度。就这样自力更生，土洋结合，克服了菌种鉴别、细菌计数等似乎难以克服的困难，最终成功地制造出第一批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1947年7月至1948年5月，共制造出伤寒副伤寒混合疫苗55672毫升，可免疫22268人。
第三、第四个产品分别是破伤风类毒素和破伤风抗毒素。破伤风是令野战医院十分头痛的一种传染病，喜欢加害于新生儿和外伤患者，尤其偏爱受火药伤的人。在被炸伤和受枪伤的伤员中，感染率约为1%。而一旦被感染，过去一直没有救命的良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破伤风类毒素的作用与疫苗相同，给健康人注射后，可预防破伤风感染；而破伤风抗毒素是治疗破伤风感染者的。因此，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在战伤救护上具有重要作用。战场的需要，就是研制的动力。试验所的研究人员愈挫愈坚，屡败屡战，先是在1947年9月攻克破伤风类毒素，又于1948年1月研制成功破伤风抗毒素。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共生产破伤风类毒素49157毫升，可免疫12289人；1948年2月至1948年5月，生产破伤风抗毒素13883毫升，折合190418800国际单位，可免疫6473人，而且质量优于从国统区购买的同类产品，晋绥卫生试验所产品的每毫升含1000国际单位，而购买来的仅600国际单位。
在科研生产缺这少那的情况下，晋绥卫生试验所发挥人的聪明才智，有不少“发明创造”，虽然土得不能再土，却堪称一绝，能代替洋设备进行生产。前面说到他们用六盏煤油灯保持孵箱温度的事，这样可满足做实验，但不可以用来搞生产。但从哪儿去找大型温箱呢？不要说找不到，就算你找到了，没有电也是摆设。大家献计献策，集思广益，“发明”了一个大大的“地坑孵箱”。大窑洞中套小窑洞，安双层门，设夹层墙。在夹层中填糠，在地下点火让其燃烧，窑上加温度调节孔，这样将窑洞内的温度控制在36—38℃之间，整个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大孵箱，每次可培养数万毫升菌液。
再如，生产类毒素需要用马，要先给马注射一定数量的毒素。毒素要纯，必须用细菌滤器来把细菌过滤掉，而所里只有一个小型细菌滤器，两个人24小时不停地抽气才滤过12毫升。这般费力费时也满足不了需要，因为一匹马的高度免疫每次即需毒素500毫升。算起来，要用40多天才能滤完，用来生产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大家从滤水机受到启发，自制一个细菌滤器，解决了急需。
另外，所里用来测定毒力和抗毒素单位的只有10多只天竺鼠，远远不能满足科研和生产需要。他们用小羊、家兔和狗来反复试验，最后发现家兔比较敏感，求出了家兔对毒力和抗毒素的感受性指标，遂用家兔来测定毒力和抗毒素单位。因没有大的兽用注射器，给马注射一次，要4个人干4个多小时，后来自制了一个“压力注射器”，能像打点滴一样自动注射，解放了人力……
1948年3月，党中央、毛主席撤离陕北前往晋察冀，经过晋绥军区时，听了总卫生部关于晋绥卫生试验所研制生产生物制品的情况，高兴地给予称赞。1949年1月，晋绥军区卫生部为了表彰晋绥卫生试验所取得的成功，特授予姜恒明、宿树南、周百其等同志“甲等人民功臣”称号，给晋绥卫生试验所记集体大功一次，并授锦旗一面，上绣“发扬艰苦奋斗、积极创造的精神”。
1948年7月5日，晋绥卫生试验所奉命从兴县迁到晋南新绛县，与卫生材料厂及晋绥军区制药厂合并，组建为西北人民制药厂，晋绥卫生试验所成为其下属的血清疫苗部。主任为周百其，副主任为苏乃芬，党支部书记为刘永贵。
据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国威回忆：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西北人民制药厂的血清疫苗部分两批调走。1949年秋天，由刘锦章带队，率领高俊岩等8人，于9月到达刚解放的兰州，参与接收原国民政府卫生署所属的西北防疫处的工作。接着，由副主任苏乃芬带着血清疫苗部剩下的30余人，以及马匹和生产设备，向大西南进发，准备去成都成立疫苗生产机构，已经走了好几天了，途中又奉命改道前往兰州参与西北防疫处的接收管理工作，于1950年的1月到达兰州。当时，张国威就是其中的一名技术人员，是亲历者。这样，晋绥卫生试验所的全体人员又在西北防疫处会合，成为后来兰州生研所的源头之一。
领导创办军委卫生试验所和晋绥卫生试验所的李志中，1948年3月被调到华北军区，奉命组建华北防疫处。他依靠从晋绥带来的翁远等技术骨干，集中冀鲁豫和晋察冀军区的相关技术人员，在河北正定县一家教堂的农场建起华北防疫处，先后生产出牛痘苗、破伤风抗毒素等。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李志中等10多名技术干部被抽调到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
“偷”来的日本专家——贞子宪治——东北卫生技术厂纪事
新中国“六大生研所”，其中之一是长春所。长春所的根在哪里？
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1932年成立伪满洲国。伪满卫生当局于1934年在长春成立了卫生技术厂，同时在哈尔滨设分厂（即原伍连德领导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管理处，此前伍连德已辞职去上海），两年后分厂被合并于长春。虽然规模不大，总共才20余人，但产品比较丰富，计有20余种。1938年，卫生技术厂划归伪满的大陆科学院，1944年更名为厚生研究所，规模扩大，员工增加至127名。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本关东军向苏军投降，东北为苏军占领。国共两党都看到了东北的重大战略地位，展开了对东北的争夺。然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可以坐飞机前来成立政府，而国民党军队即使有美国用飞机和军舰帮助运输，仍然落在了共产党的后面，只能靠临时收编的伪军来维持。我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前身）趁机从伪军手中夺回了许多城市，包括沈阳、长春、哈尔滨在内，尤其是北满几乎全部被控制了。当时，在东北不少城市里，出现了既有国民党市长，又有共产党市长的情况。
长春是伪满的首都，苏军将在长春的伪满机构全部交给国民党长春市政府，其中有一个国民党没当回事而共产党却极其重视的机构，那就是伪满大陆科学院下辖的厚生研究院。厚生研究院被国民党长春市政府接管后，改名为长春卫生技术厂。1946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进驻长春，立即按照早在沈阳就已拟定好的预案，派政委汪为带人进入卫生技术厂，将国民党接收人员驱走，接管了该厂，明确将其列入东北民主联军后勤部序列，由汪为、张贺主持厂务。
1946年4月发生四平战斗，民主联军在给予敌人大量杀伤后，为保存实力主动撤出。四平一丢，长春难保，共产党的机关部队在向北撤退时，没有忘记带上卫生技术厂。厂里的日本专家、工作人员以及仪器设备、毒种、试剂等，统统装上火车，先是到了哈尔滨，觉得还不安全，继续撤到了佳木斯。在沈阳接管的武田制药厂（东北制药厂前身之一）等7家药厂也撤退到了这里，于是几家合并，成立东北卫生技术厂。由汪为任政委，洪引、郑彪任厂长，张贺、吴伟任副厂长。厂设4个科，第一科就是卫生技术科，制造疫苗、血清。
东北卫生技术厂，成为我军第一家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生物制品厂。
从在长春接管卫生技术厂开始，汪为等人就开始面向社会招工，相当于招技术兵，因为要制造生物制品，应招者的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
原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权一就是那次招工被录取的。他回忆说：
这个厂招工时，按伪满的学制我是当年的毕业生，它是4年制，但按中国学制我是高二学生，于是就被编到高中二年级继续学习。因为身处战争年代，书也不太想念了，学校动员学生参军，咱们所（卫生技术厂）也到学校去招，我就报名参军了。我参军就直接进入这个厂，8月4日参加的，9月1日开工典礼。
那时社会上疫病流行很激烈，很严重，譬如霍乱、伤寒、鼠疫，这些病很多，这些病死亡率都很高，当时我们很紧张……
他说的紧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战争形势很紧张，自四平失守后，国民党军的进攻咄咄逼人，我军处于守势，采取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卫生技术厂开工不久爆发的“四保临江”战役，打得非常激烈。另外后方还很不稳固，土改尚未进行，土匪活动猖獗。张权一说：“我们当时基本上没什么危险，在实验室里工作比较好。但是有一次，佳木斯市开公审大会，审判、枪毙汉奸、土匪，各单位都派人去参加。咱们单位大概去了几十个人，起码有四五十个人，大部分是警卫班的战士，加上学员班的学员，是由政治部主任何志立带队去的。法场设在佳木斯市联合中学，操场很大，能装几万人。开会了，我们站在主席台旁边不太远的地方，见主席台上一个犯人后面跟着一个人，拽着一根绳，马上就要宣判了。突然，劫法场的枪就响了。在楼上的警卫用机关枪向下扫射，下面全乱了，幸亏带我们去的政治部主任何志立，他是老八路，很有经验，告诉我们赶紧趴下。那时趴下也不容易，因为人踩人。他带着我们往墙根旁边（隐蔽），因为学校的房子是L型的，我们离墙根大约有20米的样子，他让我们匍匐往墙根上运动，扫射都是从房顶上往下扫射的，在墙根下比较安全。我们顺着墙根再跑到大门口，完了就走了。这次我们有2个受轻伤的，一个是警卫战士，还有一个技师，姓黄，他的脖子有擦皮伤，但流了不少血，黄技师变成‘红技师’了。这次非常危险，不光是有机枪扫，主要就是互相踩踏，事后知道院里的枯井里人都满了，都跑，掉到井里了，一个压一个就压死不少……”。
事后查明，是混进警卫部队中的土匪干的。佳木斯市的治安形势比较混乱，公安局长也被土匪打死在办公室里。
第二是防疫形势很紧张。日本投降撤走前，其731部队最后打了一场细菌战，让哈尔滨地区乃至整个东北、内蒙古东部成了疫区，先是流行霍乱，接着是流行鼠疫，后来才知道此乃日本人在临撤走时故意为之，如传播鼠疫的黄鼠就非本地品种，是731部队做研究用的，就被他们故意放了出来。严峻的防疫形势需要大量的疫苗等生物制品来保障。
以上两个紧张决定了第三个紧张，就是技术厂的工作紧张。张权一说：“那时前线最需要的是裹伤包，伤员受伤以后马上要包扎。我们业余的时候，晚上或者早晨起来就赶紧去做裹伤包。主要时间还是生产霍乱、伤寒疫苗、白喉抗毒素等这些东西。一个日本人，叫荐胜征，带我做霍乱菌苗。”
一个日本“师傅”带两三个中国“徒弟”，是当时的生产组合和人才培训方式。规定日本技术人员什么时候把中国学生教会了，什么时候放他们回国。
搞生物制品不能没有实验室，而上面分配给他们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来的，没有窗户也没有门，因为窗户、门都被人给摘走了。没有条件盖新房，只能因陋就简，把破房改造成实验室。张权一回忆说：
战争年代做什么都很快，日夜不停地建立实验室，就在实验室里头开工生产。都是手工操作……培养细菌都用茄型瓶，瓶子像那茄子似的，扁平的，大肚子，可以把琼脂做的培养基倒进去，摆成斜面。琼脂是固体的，用白金耳（像一个小木头棒似的东西，头上说是白金，实际上是就像绕成一圈一圈的电炉丝）把菌接种在琼脂的平面上，放进孵箱里，在一定的温度下长成菌苔。长成后，再用白金耳把它一点一点刮出来，稀释，灭菌，做成原液，收起来后加上防腐剂，加上什么，做成稀释液，就可以检定、分装，这就出来成品，比较原始、比较粗糙。
当时是非常艰苦的。我们吃的都是高粱米，住的地方冬天也没有暖气，但不管怎么说比前线战士还是要好。当时发的军衣，棉衣都不是棉花做的，是把破布打碎了当棉花来絮上，冬天它不保温。因为东北不产棉花，国民党封锁又不能往里运棉花，所以才用这些东西。战士穿的棉鞋东北叫作“乌拉”，就是用牛皮缝的像鞋一样的东西，里头絮上乌拉草，用绳子一捆就这样。我们当时叫实习生，穿“乌拉”没法进实验室，因为这个草是很脏的，特地给我们发了皮鞋，两头是皮的，还算好。
就是在佳木斯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中国技术人员和实习生从日本人手里学到不少技艺，包括生产霍乱、伤寒、鼠疫疫苗，等等，但在两个前线急需的产品上“卡了壳”。那就是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的抗毒血清。前面不是讲到晋绥卫生试验所在窑洞中国生物产出了破伤风类毒素和抗毒素了吗？可以让他们来人指导或将产品送过来呀！别忘了，当时战事紧张，通讯、交通条件极差，晋绥与东北解放区没有直接的联系，即使得到求援电报，从晋绥到佳木斯中间隔着大片的国统区，怎么运过来呀？所以还得靠自己。要制造破伤风抗毒血清，首先得分离出破伤风菌。而破伤风是一种厌气菌，很难分离，很难培养。中国年轻的技术人员曾国华等人几次跑到前线野战医院，把伤员截肢下来的腿拿回来后分离细菌，但因不掌握有关技术，均告失败。中国技术人员不会做，从长春带过来的日本技术人员也不会做。而东北民主联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长贺诚差不多天天跑来问：“你们做得怎么样了？”据他说：“前线战士受伤以后，得了破伤风和气性坏疽，因无特效药，只能等死。”前线要求急，厂里也着急。在伪满时期，厚生研究所就能生产破伤风类毒素，现在这帮鬼子怎么都说不会了呢？是不是故意耍我们？有人沉不住气了，对日本技术人员动了粗。
“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还是不会。”
“那谁会？”
“贞子宪治。”
“什么人？”
“日本医学博士，就是干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的。”
“他现在哪里？”
“应该在大连。”
在大连就有点复杂了。当时旅顺、大连为苏军所占领，市政府挂的是国民政府的牌，警察穿着国民党的警服，但实际是共产党掌握的，但因种种原因，党组织还处于半地下状态。于是赶紧通过大连党组织找这个人。得知苏军也很重视这个人才，准备把他一家人都遣送到苏联内地。如果人被拉到苏联，我们就要不到了。怎么办？事不宜迟，经过上级党组织给大连党委下命令，想办法把贞子宪治截留下来，并送到佳木斯。据张权一回忆说：
当时的情况是，苏军把贞子宪治一家人都已经送上船了，船在海里等着起锚，就要走了。听说咱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就去和看守他的苏联卫兵套近乎，用喝酒的办法把看守灌醉了，就这么把他们一家偷出来了……
后来我跟贞子先生工作了好多年，这个人是很有才很能干的。他来了后重新做，从分离破伤风和气性坏疽细菌开始。气性坏疽有四种菌，破伤风只有一种。他来了不过三个月，就把破伤风血清和气性坏疽血清做出来了。
当时什么都缺。做实验的小鼠，不是没有，但很少，供不应求。咋办？咱们中国的一个技术人员叫杨著，他想了一个招，东北的苞米地里田鼠很多，便抓田鼠代替实验鼠，来解决实验的问题。虽不合规，但要救急，也只好如此。给小鼠打上破伤风菌或破伤风毒素，它也发病，和人发病一样，从后腿打，后腿就强直了，打不了弯了，抽风了。就拿小鼠做实验，检测毒力有多强，检测打血清多少不发病……
现在的类毒素、抗毒素都是精制的，那时是原始的，急着送到前线去使用。凡是受枪伤的战士，都给打上一定量的破伤风类毒素来预防，他就不会发病；已经感染了的，给他打破伤风抗毒素，伤员就救活了。所以说这件事对解放战争的贡献很大。
长春1948年第二次解放后，东北卫生技术厂接管了国民党占领长春期间设立的东北生物制品实验所，佳木斯厂于1949年搬回长春，东北军区将其移交东北人民政府，成为后来卫生部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源头。
“特殊解放区”的特殊贡献——大连卫生研究所纪事
解放战争时期，有一个被称为“特殊解放区”的地方，那就是日本投降以后的旅（顺）大（连）地区。
特殊在哪？特殊到与一般解放区一点不像。在一般解放区，党、政、军、民、学，共产党领导一切，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身份都是公开的。而在旅大，情况却完全不一样。
按照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与中国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恢复原沙俄在东北的一切权利，旅顺租借苏联做军港，大连为自由港，苏联享有优先权。所以1945年日军一宣布投降，苏军即机降部队，占领了旅大。
苏军占领了旅大，旅大解放了。表面上当家的是苏联红军，实际上却形成了一段治权空白。因为苏军两眼一抹黑，不了解旅大的情况，必须依靠中国人来治理。有个叫张本政的巨商本是大汉奸，趁机拉起一个“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主动与苏军挂上钩，苏军正愁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竟然将他当成了宝贝。共产党在大连本有一支名曰“胶东大连抗日同盟会”的武装力量，300余人，负责人张世兰。因与苏军沟通不畅，又被张本政诬陷，竟被苏军缴械，张世兰也被枪决。共产党从大局出发，严令不准报复苏军，派人加强了与苏军的联系，从而得到苏军的暗中支持。按照中苏条约，苏军必须支持国民党政府，而因与中共信仰一致，从内心里愿意与共产党坐一条板凳。于是乎，大连出现了非常特殊的情况：有公开挂牌的国民党大连市党部（后因从事反苏活动被苏军取缔，也转入地下），也有不公开挂牌的中共大连市委。成立大连市政府时，苏军因被商人欺骗，提名汉奸商人、国民党特务迟子祥当了市长，而公安局、民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广播电台、报社等部门为共产党掌握。从而出现了一批与解放区共产党员形象完全不同的共产党员，老区的党员是布衣草鞋，泡在群众之中，而他们却一个个西装革履，出入于政府部门；而党掌握的警察队伍，穿着国民党警察的制服，佩戴其警衔和徽章。这像什么话？以至于有途经大连的“老革命”要求东北局严加管束，但当时蒋介石还没有撕毁停战协议，苏军在面子上还必须维护国民政府，所以共产党还是以处于半地下为好，故东北局未予纠正。我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特殊解放区”的背景下。
国共两党在大连全方位斗法，别的不讲，单说大连卫生研究所。大连卫生研究所是对外的名称，内部番号说出来吓死人，它是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从事细菌战的“731部队”的一个支队——对内称“大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大连出张所”，代号为“满洲第319部队”。不过，对它的这段丑恶历史，当时中、苏双方都还不清楚。
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历史可追溯到1923年建立的满铁卫生试验所。这是一个由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早在1918年就想设立的卫生防疫和制造生物制品的机构。开始主要生产牛痘苗，供驻东北的日军、满铁员工及日本移民使用。1927年4月，满铁卫生试验所改称满铁卫生研究所，成为满铁中央试验所的下属单位，接受其下达的研发任务，下设细菌、病理、化学、卫生、血清、病菌等6个部门。承担科研、试验、制造、宣传等四大任务，能生产50余种防疫用品。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1933年原细菌课课长安东弘石出任该所第四任所长后，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满铁卫生研究所也不断扩建，到1937年，已有41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达61200平方米；员工共124人，其中日本人92人，中国人32人。其学术水平较高，仅1936年就发表论文250余篇。1938年，满铁卫生研究所移交给了关东军，编入“731部队”序列，对外改称“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安东弘石被授予少将军衔。为支持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大了人员编制和业务范围，员工达200—300名。自此，大连所被直接绑在了侵华日军的战车上。1945年8月，日军在投降前夕，“731部队”的魔头石井四郎专程来到大连卫生研究所，监督销毁参与细菌战的罪证，包括烧毁文献，焚毁菌种，而重要的仪器设备、实验器材或被运回日本，或被沉入大海，但未全部实现。为防泄密，分两批将120名中国工人全部开除。因苏军以机降方式迅速占领了大连，原本要撤回日本但未及撤走的人员，包括所长安东弘石在内，当了苏军的俘虏。
日本投降后，因为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旅大地区有特殊规定，所以对大连卫生研究所，国民党似乎并未在意。而共产党却注意到这个地方。在大连，最早公开活动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成立了市总工会，各企业成立工会。而在大连卫生研究所，因日本人在投降前已把中国工人全部开除，已是清一色的日本人，没法成立工会，必须把这些工人找回来并组织起来才行。经努力寻找，找到了20多名被开除的工人，经苏军所长同意，成立了工会组织。这样，党在大连卫生研究所就有了耳目。
最早与大连卫生研究所打交道的共产党员是廖鉴亭。
原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成怀是日本投降后进入大连卫生研究所的第一个中国大学生。他来的那天是1946年7月1日，发现所里已经有了一些中国人，包括20多名日本投降前被开除的中国工人。据他回忆：
1946年，八路军胶东纵队经常到这儿来买破伤风抗毒素，这个人我（原来）不认识，他不懂日本话，叫我去当翻译，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员，叫廖鉴亭。破伤风抗毒素库房里都有，没有破坏，需要的话，马上分装就可以出去。他要的最多就是破伤风抗毒素，后来要气性坏疽抗毒素，我们没有生产。这个人经常来，每次来都是我当翻译，这个人后来成了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的所长，是大连市委卫生保健部部长。廖鉴亭这个人很好，后来我才知道他20来岁就参加长征，曾经当过359旅的卫生科长。
他说的廖鉴亭，14岁就参加了红军，是党组织从胶东根据地派到大连来工作的。在1945年10月成立的中共大连市委中，他是医务口的负责人，重点联系全市的医院包括规模最大的大连铁路医院，当然还有大连卫生研究所。但因当时大连的党组织处于半地下状态，连市委书记韩光也是以市公安局训练处主任的身份出现的。廖鉴亭的真实身份，王成怀当时不可能了解。在他眼里，就是八路军的药品采购员。到建国前后，廖鉴亭身兼三职：市卫生局长、铁路医院院长、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
据《大连市志》记载：“1947年1月15日，中共旅大地委（原大连市委）派廖鉴亭、陈真接收日本大连卫生研究所……该所恢复科研生产，支援解放战争。”最先恢复生产的产品是霍乱、伤寒和鼠疫疫苗。
其实，当时去研究所上任的只有副所长陈真。他是从延安到佳木斯，再到大连来的。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党组织对大连生物制品所的重视程度。廖鉴亭没上任的原因，因旅大地区为苏军管理，而苏军派有所长——校官军医莫罗兹（接替第一任所长瓦西列夫少校），你再派所长去，苏军不会干。而派陈真去当副所长，等于协助莫罗兹工作，名正言顺。陈真到任后，原来的日本所长安东弘石改任顾问。
共产党所以对大连卫生研究所如此重视，既有现实的考虑，更有长远的考虑。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虽然签订了“双十协定”，但除了一些天真的人之外，谁都知道，两党必有一场决定命运的恶战。而要打仗，要枪要子弹，也要医药救伤员，要疫苗预防传染病。因此，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心把大连打造成一个后勤供应基地，包括武器弹药、医药疫苗，等等。而战场急需的疫苗、抗毒素等生物制品，唯有大连卫生研究所可以生产。从服务战争的角度来说，党必须要把大连卫生研究所抓在手里。不止于此，共产党还看得更远。因为无论从技术上还是从规模上讲，日本人办的大连卫生研究所在当时的中国是领先的，应该把它变成一个人才培养基地。当时在所里的日本专家还有约20名，技术水平很高，应该利用他们为中国对口培养人才。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等到苏军把他们都遣送回国，机会就没了。因此，党组织一面协调苏军所长多招中国人进所，一面通过工会鼓励工人向日本人学技术。据王成怀回忆：
1946年我刚进所时，就管细菌毒素、抗毒素、类毒素这“三素”。那时候没有什么职务称呼，一进去时叫技士。所里有血清科、痘苗科、鼠疫科、细菌科、化学科、检定科、病毒科，这些科长大多是日本人。我的血清科长是老前辈贞子宪治（即后来被党“偷”送到佳木斯的那位）。这个期间，他们确实对我比较好，日本人很着急让我多学一些快学一些东西，他的内心是想带出我他们就好回国。
这段时间里头，我家住在一个半农村，离所里大概有3公里，我就来回走。那时所里的日本人，过年他们不休假，我也不休假……他们下班，我就抄（资料），不管有用没用，弄到手就抄。铁路局要求清点这个所，一个中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苏联人，3个人去清点东西。最初我还不想干，后来清点了才知道我长了好多知识。
总的感觉日本专家对我还是比较好的。比方说，所长安东弘石虽然是少将军医，但是怎样让我多学点东西他是动脑筋的。搞气性坏疽，它是4种细菌，过去我不知道。他马上要回国了，本来在家整理行李，回国之前把我叫来，去实验室把菌种找出来，教我细菌怎么培养这套。过去我对厌氧细菌什么都不懂，气性坏疽和破伤风都属于厌氧细菌，他就教我这些东西，手把手地教，虽然他要准备回国了，但让我很快就掌握了（厌氧菌培养这项技术）。
后来，解放军来问：“你们能不能生产气性坏疽抗毒素？”这种抗毒素解放军原来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是美国给他们弄的，缴获了拿来用，但几下就用完了。这个时候共产党正式派领导来了，是副所长，叫陈真。他来了就问我：“有没有气性坏疽（抗毒素）？”我说：“没有，没有生产，但菌种有。”他把菌种拿到手了，纯化一下，叫我生产类毒素，去免疫马，这套就交给我了。这时苏联人是所长，原来的日本所长安东弘石准备回国还没有走，我便向他请教……生产气性坏疽抗毒素，从哪儿下手呢？给马免疫，先有个基础免疫……他们用的办法是用活菌注射马。而实际上不能这样，应该注射死菌。我有几个徒弟，我给他们讲了注射马怎么注射的方法，其中有一个是颈部肌肉注射也可以。可惜我没讲注射什么东西，是活菌还是死菌。助手拿着活菌去注射了，第二天这个马的脖子就肿了，结果五六匹马脖子肿得老粗，倒在地下，苏联所长莫洛兹的一个坐骑也死了。我马上去给他做检讨说：“实在对不起，你的马被我给弄死了。”他还挺好，安慰我说：“你初次干嘛，有可能要失败，接受教训好了。”气性坏疽抗毒素后来生产出来了，但这个事情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虽然有打死马的教训，但不管怎么说，气性坏疽抗毒素所以能够生产，离不开日本人所教的培养厌氧菌的方法。事实上，日本专家教给了中国人很多东西，被迫为中国培养了急需的人才。最典型的是王成怀，在原血清科长贞子宪治走后，他就接替贞子宪治当了血清科副科长，科长由安东弘石兼了一段时间后，他升任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他能够成为我国数一数二的类毒素、抗毒素方面的专家，与这段学习经历有很大关系。
在陈真任副所长以后，我党实际上已掌握了大连卫生研究所。自此至1949年3月，生产各种治疗血清、类毒素、各种疫苗、诊断血清、诊断菌液和诊断抗原等40多种，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我党为充分发挥大连所日本专家的“老师”作用，还将他们派出去带徒弟。1947年春，胶东军区卫生部在栖霞县阜后村创办了卫生试验所（技术副所长夏汀），但缺乏技术人才。通过党组织协调，大连所的中村义治等7名日本技术人员被“借调”过去，进行传帮带。当年10月，在国民党重点进攻胶东解放区时，为了他们的安全，将其中5名送回大连，只留下2人。
1949年4月，在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大连的共产党组织公开，苏军所长离任，廖鉴亭所长正式上任，陈真继续担任副所长，另外还有一位党组织从上海派来的副所长，那就是原中央防疫处上海分处处长魏曦博士。他是取道香港乘船来到大连的，同时担任新组建的大连医学院微生物学教研室主任。此间，大连所曾一度划归大连大学，但很快又独立出来。当时，全所工作人员共260人，其中苏联技师2人，中国技师1人，技士36人，工人232人，行政人员12人，学生40人，留用的日本博士5人，技师9人，技佐1人。
从上述人员分类统计中即可看出大连所当时的技术力量已非常雄厚。日本人走了后，一批海外的中国人回来了。他们是响应东北人民政府的号召，回国参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建设的。在1949年春天来到大连所的中国技术员中，有两位留学生“来头”不小：魏文彬毕业于世界名气最大的法国巴斯德研究院，陈廷祚毕业于世卫组织指定的培训机构丹麦中央卫生研究院。
那么，在全所260人的总员额中，怎么会有40名学生呢？因为所里办了一所学校。
早在1948年，在东北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的时候，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大连卫生研究所培养防疫人才，筹备设立大连卫生技术专科学校。1949年4月，廖鉴亭所长到任后，学校正式成立。校长由所长廖鉴亭兼，副校长由副所长陈真兼。第一期招收学生40名，其中男生27名，女生13名，于1949年4月15日正式开学；第二期招收学生65名，其中男生46名，女生15名，于同年11月1日正式开学。王成怀回忆说：
大家不太知道这个事情，就是有个大连卫生专科学校。这个学校我是教务主任，以血清科科长兼任。有些学生现在还非常尊敬我这个教务主任。现在（1993年）还在世的像成都所周海清、郑镇西啊，还有十来个，长春所大概有七八个，还有北京流行病研究所有几个，兰州所就跟着我来了一个，这些人在防疫战线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个学校是3年制，教的课程都是实实在在的。为安排好课程，我是费尽心血。每个星期的课程安排很费脑筋，要根据外请老师的情况来调整，所里的老师好办，你安排了，基本上问题不大，而外请的，要看人家有没有空。当时还有些日本老先生讲课，我得去当翻译。考试他们出了题，我去监考，考完了卷子交给人家，人家去批卷子、打上分，完了汇总什么的，我的事。这些事我什么时候办呢？一个是晚上，一个是星期天，我没有休假的日子……
学校的各科任课教师，本着“做什么者教什么”的原则，因而做到了理论结合实际，讲得生动，听了管用。王成怀曾赠送王龙友一本《大连卫生研究所及卫生技术专科学校专责制与暂行规定》，书中有一份《大连卫生技术专科学校教师姓名表》，表中列有38名专业课授课老师的姓名、毕业院校及所授课程。38人中，除所长兼校长廖鉴亭、副所长兼副校长陈真学历不详外，其余都在本科以上，其中博士6名（细菌学博士魏曦、医学昆虫学博士何琦、细菌学博士滨野满雄、兽医学博士笠井久雄、解剖学博士简仁南、内科学博士张凤书），外籍教师5名（日本3名，苏联2名），教授级的11名。
这是身处“特殊解放区”的大连卫生研究所的另一个特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