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都军屯的管理体系

一、元代四川的镇戍系统

元代的军队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新附军四种，他们分别置籍，根据政府的调动指令，在全国各地镇戍、屯田。元代镇戍系统主要形成于征服南宋以后，成都军屯恰逢其时创立，可以说正是元代镇戍系统的贯彻落实和具体展现。

在忽必烈所设计的镇戍军事系统中，边疆要害地区由宗王领兵镇守；以河洛、山东为中心的腹里地区，主要由蒙古军、探马赤军屯防；淮河、长江以南，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今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两行省被视为要害地区，因而有设置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设置于凤翔（今陕西凤翔）的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这两个蒙古军单位，皆直辖于中央枢密院，与汉军及新附军隶属于行中书省不同。

成都是省会城市，是四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和行枢密院的治地，是全省驻军的首脑和指挥机构所在地，自然是戍守的重点。除有设置于成都的四川蒙古军都万户府外，在四川行省还部署了不少镇戍军队，其中可考有13个万户府。结合《元史·兵志》所提供的屯田史料，共发现有15个万户府参与了在四川的屯田活动：

（1）成都等路万户府；

（2）保宁万户府；

（3）叙州等处万户府；

（4）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

（5）夔路万户府；

（6）嘉定万户府；

（7）顺庆等处万户府；

（8）广安等处万户府；

（9）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

（10）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

（11）随路八都万户府；

（12）旧附等军万户府；

（13）炮手万户府；

（14）五路万户府；

（15）平阳军万户府。

根据蒙古镇戍制度的规定，镇戍军的主要任务是战、守，屯军的主要任务是屯种以供给军粮。在上述15个万户府中，除重庆五路守镇万户府只在重庆路三堆、中嶆、赵市等处屯耕外，其余14个万户府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成都路创立军屯的活动。具体可区分为三种情形：

其一，只在成都路设立军屯者，有7个万户府（成都等路万户府、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随路八都万户府、旧附等军万户府、炮手万户府、嘉定万户府）。

其二，既在成都设立军屯，同时又在本辖境或在成都以外其他州县荒地上立屯耕种者，有5个万户府（叙州万户府、保宁万户府、顺庆万户府、广安万户府、夔路万户府）。

其三，在成都设立军屯的机构中，又分为两种情形：其一只在成都路一个点上立屯的有：成都万户府、广安万户府、夔路万户府、保宁万户府、叙州万户府、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炮手万户府；其二在成都路两个州县的点上立屯者有：河东陕西等路万户府、随路八都万户府、旧附等军万户府、顺庆万户府、嘉定万户府、五路万户府、平阳军万户府。

这表明，在成都路军屯设置区域，军事机构林立，系统极为复杂；屯军来自四面八方，设屯情况千差万别。在彼此相邻的地盘上，各军所立的屯号必然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二、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

根据《元史·兵志》和《经世大典·屯田》制作的表2，已分军屯单位表列了这些军屯的立屯地点和位置，这里再按所属州县列举如下：

崇庆州：崇庆州簸箕庄，崇庆州晋原县之金马，崇庆州义兴乡楠木园，崇庆州之七宝坝，崇庆州大栅头，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崇庆州晋源县义兴乡；江源县将军桥。

灌州：青城县，灌州之青城，陶坝，灌州青城县之怀仁乡，灌州青城县龙池乡。

温江县。

这些立屯地点，书写既不完整、规范，笼统含糊，且隶属关系不明，多所重复，现按照属州、属县、乡名、地名归纳整理，简化为下表：

通过上表可见，分属于成都路崇庆州、灌州和温江县三州县的22处（个）军屯，真正有明确立屯设点位置的只有崇庆州和灌州的部分军屯。其中有具体立屯地名的7处：崇庆州楠木园、簸箕庄、七宝坝、大栅头、金马、将军桥和灌州的陶坝。这些有具体立屯地名的军屯，其屯田所在的位置毫无疑问就设在该地。也就是说，这些军屯的名称与设点地名应该是一致的。至于这7处军屯点的具体位置，以及今属何地，有的可考，有的无考：

金马镇，见《元丰九域志》。今崇州市有金马河，为岷江正流都江堰主要泄洪河，在境内流长约10公里。疑宋金马镇以此河为名，并可能在河边某处。元代“金马”军屯，可能立屯于宋金马镇境。

陶坝镇，见《元丰九域志》，属青城县。“宋设青城茶场，今青城乡大部分地及大观乡部分地。”元代“陶坝”军屯，推测可能立屯于宋陶坝镇，即今青城镇境。

大栅头，不见于宋《元丰九域志》。大栅镇为元初所置。民国《崇庆县志》称，今为三郎镇歇马台（今崇庆市西北三郎镇）。据蒲孝荣主编《四川地名词典》称，明万历九年（1581年）在栅口建“三郎殿”，祀李冰之大郎、二郎、三郎，遂名为三郎镇。由此确知，栅口位于今崇州市崇阳镇西北23公里，五里河东北岸。又新编《崇州市志》载：三郎镇“因场有三郎殿得名。元朝称大栅镇。清属清泉乡、大乐乡。清末属怀远镇。1941年改三郎乡……1992年1月，撤乡建镇为三郎镇。”如此，则以“大栅头”“大栅镇”命名的元代军屯，就在今崇州市西北23公里之栅口（今三郎镇）附近。

楠木园，在崇庆州晋原县义兴乡，估计在今崇州市西怀远镇境。

将军桥，在崇庆州江原县（今崇州市东南江原镇）。

七宝坝，民国《崇庆县志》云：“元之七宝坝，今不知所在。”

簸箕庄，设点位置无考。

三、带“乡”的成都军屯

在考察完成都军屯的设点位置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带乡名的军屯。依据表2可知，在上述军屯中，以“乡”命名的有5个：

崇庆州：义兴乡，孝感乡，大栅镇孝感乡。

灌州：怀仁乡，龙池乡。

前面我们提到过，在明代县下的“乡”只是一个地理单元，不具有行政职能，行使基层行政职能的是设在乡这一地理单元上的保甲。事实上，这种情况即使在宋元时代也同样存在。上述5个军屯，既带有“乡”名，表明它们都分别设立在该乡所在的地理单元。对于这5个地理单元的情况，灌州的怀仁乡与龙池乡，不知道是元代以前的地理单元，还是元代新设的地理单元。但对于崇庆州下的“义兴乡”，则可以断定，这是元明清沿袭使用的乡名，其地理单元的位置清晰可考。据民国《崇庆县志》“义兴乡”条云：

西则义兴乡，元在上皇觉寺诸处，有冷水村、将军村之名……凡此皆历历可考也。若历元明清三代，至今尚仍旧名者，惟义兴一乡而已。

由此可见，元代义兴乡作为一个地理单元，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其具体位置在民国上皇觉寺。民国《崇庆县志·宗教志》依据保存下来的古钟铭文，对上皇觉寺的位置作了如下记述：

上皇觉寺，明刹，原名玉皇寺。钟二：一明弘治五年铸，冶工蒲江刘伯万、伯深……解元何明礼钟文：崇西有皇觉寺，此古刹也。

据此可知，义兴乡在民国崇庆县西。又义兴乡境有文井江“川西第一桥”；文井江，西江之水出焉。按此桥今在崇州市元通镇。结合表2可知，元代有义兴乡楠木园军屯，则此屯必然设立在崇庆州晋原县下义兴乡地理单元之上，而义兴乡又历元明清“至今尚仍旧名”，如此可以确知，元代义兴乡地理单元当位于今崇州市西元通镇境。

而上述两个带“孝感乡”的军屯，其性质则明显与义兴乡不同：

第一，这两处以“孝感乡”军屯所带的前缀——“乡”，不是当地县下地理单元。这是因为：（1）如果“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与义兴乡一样，是县下地理单元，那么，在同一崇庆州境内，岂不出现了两个“孝感乡”的地理单元？（2）这两处“孝感乡”军屯，分别由两个军事机构主持，一个为五路万户府，另一个为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分设于不同区域，一个在晋原县，一个大栅镇。二者泾渭分明，一个书写为“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另一个则书写为“崇庆州晋原县孝感乡”，显然二者不会是义兴乡那样的地理单元。

第二，唐宋以来地方建置中的“乡”“镇”并列，其通常的书写格式是，乡在前，镇在后。其所表达的含义是，乡是一个地理单元，镇是建立在该地理单元的集市。以崇庆州为例，民国《崇庆县志》引明嘉靖元年（1522年）“崇彊寺钟”云：“玉圭乡道德镇崇德观，大元泰定古迹，香火道场。”这一题记表明，元明以来的道德镇，是建置在玉圭乡这一地理单元之上的。而表2所提供的“崇庆州之大栅镇孝感乡”军屯名称看，它明显违背这一传统书写格式，不是将“孝感乡”置于“大栅镇”之前，而是将“大栅镇”置于“孝感乡”之前。这一明显不符合元明以来的表达惯例说明，坐落于大栅镇境内的这处“孝感乡”，显然不是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的名称。

第三，从地理单元得名的由来看，一般意义上讲，一个地方凡有以“孝”命名的地名，往往与本地出了感天动地的“孝悌”故事有关。今查崇庆古今历史，在元代以前，根本找不出这样的“孝悌”故事发生。既然如此，在同一崇庆州地盘上立着以“孝感乡”命名的两处军屯，从文化来源看，明显与崇庆州当地没有多少关系。

既然这两处“孝感乡”军屯的名称，不像义兴乡那样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地理单元，那么，它们的性质又会是什么呢？根据“大栅镇孝感乡”军屯的组合表述方式看，孝感乡既然不是大栅镇所在地理单元的名称，那么它很可能就是坐落在大栅镇上的军屯番号。而这一番号在文化渊源上既然与崇庆州当地无关，那么，它的得名会不会与外来的屯军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呢？这就需要将它与军屯的主持机构——五路万户府和兴元金州等处万户府以及屯军的来源地结合起来作一番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