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孝感乡周边关系辨正

一、“孝感乡”与“孝感县”

自成化八年（1472年）麻城县将“四乡”省并为“三乡”以来，孝感乡这一地理单元逐渐从湖广历史上消失，但它却在明初麻城“迁民”移徙目的地——四川地区广泛流传开来。500多年来，由于四川与湖北两地之间的隔离，加之人们对于历史上的湖广地理和历史文化缺乏深入了解，以至在日常生活中难免会将“孝感乡”与仅有一字之差的“孝感县”混为一谈。有的研究者为了避免区分带来的不必要麻烦，干脆将二者合并在一起，笼统称其为“孝感地区”。更有论者以今天湖北省的地图上找不到孝感乡地名，就否定历史上的孝感乡的真实存在，称其为子虚乌有，甚至断言这是研究四川史的学者“被一些‘史料’迷惑”所致。凡此种种，足见在展开课题论证之前，有必要对“孝感乡”与“孝感县”的关系作一番辨正。

经过我们仔细爬梳史料，发现“孝感乡”与“孝感县”在地理条件、历史沿革、文化源流方面，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确实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地方，特提出以下几点加以考辨：

（一）地理条件

孝感县（今属湖北孝感市）地处湖北省东北部，表面上看似与鄂东北的孝感乡处于同一地区，但仔细区分，则异同甚为分明。二者相同之处在于：背靠大别山，面对长江，均属丘陵地带。顾炎武在描述鄂东丘陵地带北以大别山为界，南以长江为止，史称“前界大江，后据崇阜”，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地理单元。二者不同之处则在于，由于区位条件的不同，其背靠与面对的地理条件也大相径庭：（1）孝感乡处于这一地理单元的东北边缘之区，而孝感县则处于这一地理单元的西北地段。（2）在这个自东北往西南倾斜的地理单元中，孝感乡更靠近于崇山峻岭之区，而孝感县则处于低丘地带。（3）孝感乡面对的是长江支流举水河，孝感县面对的是长江支流汉水。（4）孝感乡背靠的是大别山中段偏东的光州，介在鄂、皖两省之间，孝感县背靠的是大别山中段正北地带，与河南信阳连界。（5）在同为河谷地带与边缘地区的比较中，根据美国学者施坚雅关于中华帝国“每个地区的低地中心的交通网最为集中，大部分交通枢纽都在那里”的论断，孝感县较之于孝感乡更具有交通枢纽优势，除拥有通过汉江直通长江的便利条件外，在陆路交通方面，它还是连接随枣走廊，通过穿越大洪山—桐柏山直通河南，以及穿越大洪山—襄樊而抵鄂西、陕西的通道。

穿越随枣走廊的黄光古道（谢智强拍摄）

（二）历史沿革

作为湖北文化地域空间构成部分之一，以邾郡（今黄冈市）为中心的鄂东地区，与以襄阳为中心的鄂北地区，是湖北最先发展的两大区域性中心。明清时期是鄂东区域中心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孝感县所属的德安府，与麻城县所属的黄州府，是这一中心的两大重要都会。二者的区别在于，黄州府偏处于鄂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安府则是更临近今天湖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武汉。孝感县历史源远流长，夏商为古荆州之地，周为楚、郧、轸等诸侯国割据地，秦属南郡，汉以后属荆州江夏郡，南北朝以后属安陆郡，唐属安州，宋以后属德安府，明清分属德安府。德安府于洪武元年（1368年）依元旧设，改隶湖广行省，领安陆、云梦、应城、孝感4县。洪武九年（1376年）四月，德安府改隶黄州府属府，附郭的安陆县被废。德安府下仅余云梦、孝感、应城3县。洪武十年（1377年）五月，应城、孝感县废。3年后，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重设德安府，孝感县才又直隶德安府。这表明，在明初一段时间中，德安府所辖各县曾经一度并入黄州府，包括孝感县一度被废过。这样，麻城县孝感乡反倒可能成为通行于黄州府的一个不被混淆的地理单元。

德安府附郭于安陆县，1949年以后，安陆县隶属于地市级的建制行政区——孝感专署。1987年9月，国务院批准安陆撤县设市，自1988年1月起行使市级建制职能。1993年6月，撤销孝感地区，成立地级孝感市。目前孝感市下辖孝南区、云梦县、孝昌县、大悟县、应城市、安陆市、汉川市。这样，其所辖地区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江汉平原中北部。它南邻“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北濒河南省的南大门信阳，东连武汉市、黄冈，西接随州、荆门，南临天门、仙桃等市。

（三）得名由来

在历史上，孝感乡与孝感县得名的由来，看似有相近之处，即均与孝行有关。孝感县因汉代孝子董永卖身葬父以孝感天而得名。据研究，汉以孝治天下，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政教合一”的治理方式，使“孝”深入各个层次。有关董永卖身葬父的故事情节，历汉唐而及宋元传承不断，随时代的不同而日趋完善，流传于全国各地，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明代开始有“董永，千乘人，东汉末奉父避兵居安陆”的说法，并在《明一统志》中，出现了董永孝行“流寓孝感”的记述。此后在清《孝感县志》中才形成为一个南朝宋孝武帝再次强调董永孝行的故事版本，即所谓：“宋孝帝孝建元年（454年），徙郢州之江夏郡治夏口而以其安陆县置安陆郡，又以汉末孝子董永故，析安陆县东境置孝感县，属江夏郡。”这样，孝感就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以孝命名，又以孝传名的地方。

麻城孝感乡得名的由来，一直是一个未解之谜，直到2008年发现明末清初人邹知新撰写的《都碑记》后，这才从中找到类似的依据。据《都碑记》记载，“绕碑偕刘氏多居焉。访问之，曰：孝都离邑七里，究之，乃知兹坊集始自汉。传闻同里赵氏至孝，奏之，册封为四乡之宗正。”如果这一说法可信，则孝感乡的得名，源自于汉代同里“赵氏至孝”。至于赵氏的名讳，具体孝行如何，因文献语焉不详，还需进一步的旁证史料来加以支撑。但不管怎样，二者虽同以“孝感”命名，但其得名由来、文化传承是自成体系，互不相同的。

二、移民源流与“麻城过籍”

元末德安府是红巾军与元军争夺的主战场，这一地区破坏惨重，土著居民死徙殆尽。据康熙《云梦县志》卷九载：“是时土著丁户歼戮殆尽。”孝感县新龙店区《董氏族谱》载：“元末刘福通之乱，孝邑人民从军入蜀，井里萧条。”为迅速恢复当地社会经济，明政府于洪武初年从外地向德安府移民。根据大量族谱资料证实，明初德安府的移民主要来自江西——麻城。例如，据康熙《安陆县志》载：“闻之父老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得城东老户湾数户而无其人。乌兔山之阴空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舍，徙黄麻人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人，编七里。”又如，孝感县《夏氏族谱》在谈到自己的祖籍时说：“荣二祖，其先麻城太平乡古井巷人，明洪武初迁徙天下富民充伍，公偕李孺子徙居孝感县。”又据《应山县志》载《应山县部分族谱所载人口流动一览表》显示：在张、颜、汪、魏、熊、李、明、杜、袁、喻、韩、易、郝、胡十四个姓氏中，“有八个姓氏载明祖籍来源于麻城”。

曹树基在《中国移民史》第5卷中对于明初民籍这种由江西经麻城迁入德安府的移民态势，有如下精当的描述：

由于麻城县的所谓土著中有一大批是宋代从江西迁来的老移民，他们的人口比老土著还要多，相对于洪武移民来说，他们也是土著居民，我们称其为新土著。当洪武年间麻城人迁向德安府时，就会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口夹杂其中，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迁往德安府的麻城人的主体部分……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江西人的存在与活动，所以在德安一带才会有关于当地人民原籍一种普遍的说法，即称自己来自“江西麻城”，或言“江西麻城过籍”。在当地人的心目中，“江西麻城”是一个完整的词汇，并不是“江西”和“麻城”。而只有当我们了解麻城人口的形成历史时，才会对“江西麻城”一词有深切的体会。

张国雄在有关两湖移民史的研究成果中也指出，中唐以来华中地区移民趋势呈现出这样一个显著特征：外省移民进入湖北，是由东向西逐渐展开的。早在中唐、五代移民开始主要分布在鄂东地区，元代移民中鄂东占了大部分，到了明代，江汉平原完全成为移民迁入区，至清代开始向鄂西南山区移民。在湖北境内之所以呈现出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过程，主要是由三个因素制约的结果。其一，政策控制直接影响移民流向。明初，鄂东、江汉平原以及鄂北是政府鼓励移民迁入的地区。其二，不同区域开发难易影响移民流向。宋元时期，鄂北和鄂东北是开发重点，其他地区较为落后。其三，移民来源影响流向。有元一代，江西地区人丁兴旺，户口众多，在全国诸行省中名列前茅。据研究，元朝江西15路州的人口数量达1400余万人，户口之众居全国第二。元朝江西地区人口充盈，奠定了向外输出人口的基础，为外向移民提供了充足的资源。大批江西等省移民进入湖北，当首先立足相距较近的鄂东地区，然后再渐次向西扩展。

正是在这样一种移民趋势下，麻城充当了由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移民过程中转站的地位。因此，从移民文化的源流关系看，应该是先有“麻城过籍”存在，而后才有德安府所辖各州县的“江西麻城”现象发生。据传，“孝感民间有一种民俗，把睡觉说作是回麻城去了”。这一传说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孝感乡与孝感县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文化渊源关系。总之，在元明依赖两湖地区自东向西移民的大趋势之下，麻城（包括孝感乡）因其处于最先接近移民来源地的有利地位，故从移民文化传播的角度讲，应该是麻城（包括孝感乡）影响了孝感县，而不是孝感县影响了麻城（包括孝感乡）。

在阅读历史文献的过程中，人们经常有“孝感乡”与“孝感县”，“孝感人”与“孝感乡”难辨的纠结。如果不是孤立地看待历史问题，而是辩证地将麻城县与孝感乡的建置沿革及有关移民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进行观察，就可以发现，许多难题便可迎刃而解。由于在元末开始出现的鄂东→江汉平原→鄂西北→鄂西南的渐进式移民过程中，不断有麻城移民加入其中，而孝感乡又是麻城县人口聚集之地，因此随着移民的向西迁移，自然也会有颇多孝感乡人口加入其中。后来，随着湖广人口向四川迁徙，在德安府所辖的随州、黄陂、孝感、孝昌等州县的移民中，出现孝感乡民也是不足为怪的。特别是由于川、鄂地理阻隔，迁川后裔对湖广原乡历史上的建置沿革变迁不甚了了，因此，经常将孝感乡与周边县相混淆，这也是常有的事。只要明了这样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孝感乡”与“孝感县”“孝感人”与“孝感乡”的辨别。在四川地方文献中，人们在追溯祖籍来源时，经常可以发现一些相似但并不统一的表述用语，如与“麻城孝感”相提并论，还有“楚之孝感”“湖广孝感”“黄陂孝感”，以及“孝感”“孝感人”，等等。对于文本上的这类用语上的细微区别，固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细致考证，但如果将其放在上述历史背景中观察，它们是与麻城孝感乡并不互相排斥的。本课题认为，将其作为一种泛称来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麻城孝感”的一种简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