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巴蜀图语：等待破解的远古密码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后来又从出土的青铜器以及雅安一带战国坟茔里，分别发现了一些神秘的铭文和无法判读的印章，学者们推测应该是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学者把这些图案、铭文、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这些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的图语，成为窥视古蜀文明的窗口。成都等地发现的这些形制古朴的青铜兵器与印章，长期被误认为是夏代中原文物，甚至写进了历史教材。1941年，考古学家卫聚贤在《说文月刊》三卷七期上撰文认为，“战国巴蜀图符青铜錞于”等青铜器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物，据此提出“巴蜀文化”概念。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把这些青铜器上的符图命名为“巴蜀图语”。“巴蜀图语”是揭示古代巴蜀创立的有别于中原文明的一种特殊地域文明的关键所在。由于这一古代文字的破释难度极大，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历史学家李学勤认为这不仅仅是图形，而是一种文字，曾撰文指出：“21世纪对于中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成功地破释‘巴蜀文字’。”
何谓“巴蜀图语”？
《蜀道难》是李白名篇，描述了山川之险与蜀道之难，显示了诗人的浪漫气质和热爱河山的感情。《蜀道难》描写了大自然动人心魄的奇险与古蜀历史的邈远，给人回肠荡气之感：“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针对古蜀国的历史，《蜀王本纪》认为那时的蜀人不晓文字，但常璩反对类似观点，他认为古蜀国有悠久的传统，大名鼎鼎的彭祖曾经担任殷代太史，绝不可能是文盲！蒙文通先生大体认同这个看法。
巴蜀符号也称巴蜀图语，流行于开明王朝，包括印章、文字两个体系。中国现在发现了8种神秘、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但学术界确认属于文字系统的只有一种，即古巴蜀文字。它在中华民族文字起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解读对廓清古巴蜀迷雾有着枢纽作用，更是揭开三星堆、金沙之谜的锁钥。目前关于巴蜀图语大致有3种说法：巴蜀古族用来记录语言的工具、族徽、图腾或宗教符号；冯广宏认为：巴蜀图语就是巴蜀文字雏形，岣嵝碑文可能是巴蜀文字的遗存；也有一些民间学者认为“巴蜀图语”是古彝文。
20世纪70年代，童恩正先生认为，巴蜀地区发现的古文字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图像性的符号，即手掌、花蒂、水波、房屋、人头和虎、鸟蝉等；另外是一种文字性的符号，少数与中原文字一致，多数迄今未能释读。巴蜀符号即是指前者，而巴蜀文字则是在巴蜀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所以，巴蜀符号比巴蜀文字更加古老。童恩正的这一划分，为以后研究巴蜀文字的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可与继承。
近三四十年，随着十二桥、三星堆、金沙遗址以及雅安等地区战国墓地的成功发掘，器物上越来越多的奇妙刻画符号也引起广泛关注。1982年李学勤发表文章，将巴蜀文字分为甲、乙两类，认为都是文字。但目前从事“巴蜀图语”研究的学者不多，笔者先后采访过巴蜀文化学者段渝、冯广宏、林向与钱玉趾等人。段渝率先提出并论证的“古蜀文明”“古蜀王国”“巴蜀古文明”“古蜀文化区”等理念，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我采访他时，他即指出自己在1991年发表的论文观点：巴蜀文字里既有表音符号，又有表义符号；不但有两类，而且两类文字均可在商代找到其起源滥觞的痕迹；巴蜀文字最初起源于蜀，后来传播川东，成为巴蜀地区通行的文字。
巴蜀文字具备读音吗？徐中舒先生在分析纳西一组图像文字之后认为，这些图像，既不能读出音来，而形象亦并不固定，除了少数巫师能讲明它们表示的意义外，许多人看后均不知所云。巴蜀文化中的图像或符号，许多均属于此类似的事物。
段渝、冯广宏则梳理了“巴蜀图语”的来龙去脉——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四川地区陆续出土的青铜器上，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些神秘的图案，这些图案和后来发现的青铜戈上的戈文、印章，被学者推测为古蜀人的文字。有些学者把这些图案、戈文、印章统称为“巴蜀图语”。这些蕴藏着丰富的形制、玄妙的纹饰的图语，成为探索古蜀文明的“迷宫图纸”。冯广宏指出，历史必须铭记考古学家卫聚贤。抗战期间，成都西北桥白马寺坛君庙修建砖瓦厂，出土一批铜兵器和罍、壶、錞于等，相继落入古董商之手。卫聚贤在成都地摊上发现这些造型奇特的东西，他收购了很多，敏锐地觉得这不是偶然的。这些文物诉说着一个湮没已久的辉煌时代的往事，这将彻底扭转当时人们普遍存在的古代巴蜀乃蛮荒之地的认识。1941年，卫聚贤在他主办的《说文月刊》上，分两期发表了题为《巴蜀文化》一文，用大量照片、拓片记述了璀璨的巴蜀文化，尽管其中也混进了一些赝品。当时使用的是土纸印刷的杂志，但这一载体不但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提出“巴蜀文化”的概念，而且第一次将“巴蜀图语”的实物正式刊布，由此“巴蜀图语”一词横空出世。卫聚贤认为春秋之前，蜀人即有自己的“图饰”，春秋战国时期，蜀人开始仿写中原文字。尽管他未确定这就是古蜀国的“文字”，但此说一出即引起轰动，于右任先生就支持此说，但他以为是夏朝的文字；而当时很多学者比如金石甲骨学家商承祚等持怀疑态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王家祐在《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里指出，巴蜀地区发现的这些符号，“有的是个体单符，有的是成组联符。绝大多数符文铜器是出土于战国土坑墓中（个别出土于岩洞中）。另外在个别陶纺轮上、木梳上、漆耳杯上也有图像符号。此种图像符号，已见的大约有单体符文百余个。成组的联文符图则有约二百组。虽然它们难于组成篇章词句，但显然是当时人们表达语意的特殊符号——图像的语言。因此命名为‘巴蜀图语’。”（《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4期）这是学术界首次对“巴蜀图语”的命名。此语一出，获得广泛共识，遂成定论。
从战国时期的“巴蜀印章”以及成都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鼎壶器皿（比如1965年四川省成都市百花潭中学10号墓出土战国“嵌错宴乐攻战纹铜壶”）上，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在古蜀开明王朝时期，汉字以及中原文化已经从中原传到了巴蜀，和巴蜀图语一起，成为重要的文化信息工具，并且出现了交叉使用的情况。比如在一枚内容为“二王”并立的“巴蜀图章”里，人们可以推测望帝、丛帝的情况。最典型的是印章中众多的“王”字。“王”字上面两横靠拢，下面一横拉得较开，具有汉字特征。最令人瞩目的是：巴蜀印章上往往有两个“王”字并列。我们知道，在孔子所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观念影响下，“二王并立”理念是不可想象的。冯广宏以为，这一奇特现象意在宣示杜宇和开明两个王朝并立，用以昭示仁义之心。新都马家场蜀王墓出土的开明印章、印文中有两个人形并立的图像，也是同义。两朝政权和平过渡，相传延续了很久，直到后来郫县望丛祠二帝陵墓相邻，都是“二王”现象的持续效应。当然，以上仅仅是一种学术观点。有另外的学者认为，古蜀时代并无“禅让”之说。
可见，在战国时期古巴蜀地区有3种文字或图语混用体系，巴蜀印章、巴蜀文字、甲骨文均在同一时期使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巴蜀开放、包容情怀，又对自己的文化有所坚持，也体现了巴蜀文化的传承规律。
虎纹青铜戈的铭文是巴蜀文字
1972年11月，四川郫县红光公社七大队四队的“独柏树”出土了一件虎纹青铜戈，无法判读的文字很快在考古界引起巨大震撼。一年之后的1973年，重庆市博物馆曾在万县新田公社发现了一件铜戈，上面同样铸有一种未能辨认的文字，两者铭文的刻画笔法、构造具有非常近似的特征。以往考古界发现的载有巴蜀图语的器物，大多在雅安、青川、重庆涪陵、万县等地，成都区域内发现不多。但是近数十年，铭文戈在成都周边均有发现：四川什邡出土的铭文戈，新都出土的铭文戈，郫县张家碾出土的铭文戈，峨眉符溪出土的铭文戈，这4件铜戈都在蜀地发现，加上郫县“独柏树”这一件，足见铭文戈在开明王朝时期是青铜兵器的一种常见形式。
关于郫县红光“独柏树”出土的这件虎纹青铜戈，四川省博物院研究员李复华先生对此首作报道，写出《四川郫县红光公社出土战国铜器》一文（发表于《文物》1976年第10期），在学术界由此拉开了深度探寻“巴蜀图语”的帷幕。李复华先生的结论很清楚，他认为“疑为蜀人所固有的文字”，但很多专家就此纷纷提出了不同看法。
考古专家孙华认为：巴蜀符号在众多兵器上出现，绝非偶然。巴蜀符号是带有原始巫术色彩的吉祥符号，而不是文字。将这种吉祥符号铸于兵器之上，其用意大概是佑护使用者，让使用者免于伤害，给使用者以力量和勇气，激励使用者奋勇向前……
宋治民教授认为此戈属于蜀戈。冯汉骥则推测：此戈铭文“可不可能是蜀人所使用的文字呢？”就是说他偏向于是古蜀文字。童恩正先生认为此戈属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铜戈，戈上的文字，无疑应该是巴蜀文字，是方块而并非拼音字，是直行而非横行。它和汉字一样应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暂时还不能认识它的构成规律，因而无法识读。邓廷良先生认为巴人铜器上的符号是巴人及其有关部族图腾的徽纹……钱玉趾先生认为，铜戈是巴族铜戈，其上的文字是巴族文字，可以从其上的虎纹图形与文字特征两方面得到证明（《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7卷，第2期）。
郫县的铭文戈虎的图像，作向前腾跃之状，虎口大张龇牙，伸舌，极其威武、凶猛，与楚族“虎座飞鸟”中的畏葸瑟缩的虎雕像截然相反，它可能是巴族的图腾。铜戈的援脊，仿佛是虎口喷出的一道雾气，援脊上有4个旧称“泪滴痕”图符，处于虎口前方略偏下位置，沿水平方向前后排列。它们应该是神虎喷出的口水的滴状物，可以称为“虎涎滴”，显得强劲有力而有动感。铜戈反面的虎纹图像可见，腾跃的虎脚下是个椎髻的古人形象。人像的双手被捆绑，双脚深度屈跪，但不是跪地而是背朝天，胸腹着地，脸朝下。所以，本是斜矗头顶的椎髻形发辫向下垂挂着，神虎从匍匐的蜀人背上腾跃向前。在虎爪与人背之间，有个夹钳似的图形，应该是一种枷锁或牢笼。人腰间与枷锁维系着的应该是捆绑的绳或绑带。铜戈正面有同样的虎图像，腾跃的虎爪下，是一个王的插有鸟羽的王冠，它应该是铜戈反面的人头上滚落下来的。铜戈反面的蜀人应该是王，这显然是一个王冠落地、战败被俘待毙的形象。郫县铜戈上的虎纹图像以及虎爪下匍匐屈跪的王图像，似乎象征巴人战胜蜀人……
钱玉趾分析了四川万县发现的铭文戈以及湖南长沙收集的铭文戈，因为其形制纹饰、铭文位置及风格与郫县铭文戈是完全一样的……似乎可以得出结论，铜戈铭文属于古巴蜀文字……他对郫县铜戈铭文试释如下：横写的一字符是雄性的意思，读为“巴”；带两角的田字符，是虎的意思，读为“黎”，合起来读为“黎巴”，是雄虎或雄虎族的意思，在铭文中是主语。
对此，有不少学者不同意此分析，认为古蜀地区老虎同样是崇拜物，三星堆、金沙就出土有青铜虎，不同意仅仅把虎图腾视为巴族的专利；“独柏树”出土的虎纹青铜戈上的文字，是古蜀文字，不可能是巴族文字。
值得注意的“巴蜀图语”研究成果
1978年4月，四川省博物馆刘瑛刻绘出《巴蜀铜器纹饰图案》油印本，初步集中了一批较为重要的巴蜀文字和纹饰图案资料。1983年她将这一成果加以补充完善，以《巴蜀铜器纹饰图案》和《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为题，正式发表，成为巴蜀史学者们引用最多的文献之一。
1994年4月，针对“巴蜀图语”的研究现状，李学勤先生曾说，在中国这么广大的土地上发现的古文字，不是全都属于甲骨文系统的文字，以至于用解读甲骨文的方法来解读巴蜀文字，迄今不能成功。他说他曾经讲过，古蜀文字是一种表音文字。还说：“你把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巴蜀式青铜戈上的符号，与巴蜀地区出土的兵器铭文对照分析，很有启发意义。”此后，认可或赞同“异端之说”的人逐渐多了起来。其中，彝族学者占多数。（蒋蓝访谈录《在古蜀文化中游弋寄情》，见《成都日报》2012年2月8日）
在钱玉趾的研究中，有关巴蜀文字“成都”两字的考证让很多人震惊——
1977年1月至1980年7月，四川青川县城郊发掘72座战国墓葬，出土陶器400多种，铜器58件，漆器177件，木牍2件，及竹木器等。其中2件木牍及一些漆器上有文字及符号。蜀国被秦国灭亡是公元前316年，青川木椟制作当在蜀国灭亡后的7年内，属蜀国灭亡后不久。有一件漆器底部有汉字“成亭”2字，但旁边还有4个字符。经过反复放大、辨认、考证，钱玉趾认为那4个字符是巴蜀文字“成都旗亭”。
蜀国被秦灭之后，即“与咸阳同制”，“成亭”应是“成都旗亭”的简称。青川战国墓出土的漆卮与漆奁上的“成亭”可能有了较为可信的解读。那么，这件漆器上的4个巴蜀文字，后两字应是“旗亭”，前两字应是“成都”。2010年，钱玉趾又发表了《三件古蜀族文物铭文考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7期），如果上述解读与考释能够成立，应该是一项重大突破，具有启示意义：这是从巴蜀文字里历史性地第一次辨认出“成都”二字，这与“成都矛”构成了成都这一城市名称的两大文字源头。这一特殊现象，为中国所有城市所仅见。
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并不认同这一考据，认为证据不足。徐中舒先生考察了连同青川、荥经、凤凰山以及马王堆出土的漆器之后，认为上面的字为汉字。这4个不同地区的漆器都是成都的产品，凤凰山、马王堆的漆器都是从成都输入的。这一批漆器分属成亭、成市所造，说明成都作为自由都市就是从成亭、成市逐渐成长起来的。因此，这也暗示了古巴蜀图语、文字与中原文化的相互流通。
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就发源于蜀地，这恰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正一道用作解除、压胜、镇邪等方术的符箓，其形式、构成、用法、意义和方术仪式，也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印章的基础上形成的。至今在道符里，还可以窥见巴蜀图语的精魂。
一种文字的发明，就像驱除黑暗的火炬，由此，一个民族、一个地区、一个古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汉代《淮南子》记载，在仓颉制造文字的时候，是“天雨粟，鬼夜哭”。是说制造文字的时候，天上往下掉粮食，下粮食雨，鬼神都在夜里痛哭流涕。拿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目前，已经发现300多个巴蜀文字的字、符。学者们大体辨认出31个，其中不少还含有臆测成分。冯广宏先生深深感到巴蜀文字资料的系统整理、正式公布还是太少。至今没有召开过一次大型学术会议，许多材料仅分散见于各种文物考古报刊，建议应当建立专门的巴蜀文字收集整理机构，及时公布相关文字资料以供研究。必须重视本土文化研究，而像巴蜀图语、巴蜀文字如此重要的文化遗产就在我们身边，对于弘扬成都辉煌灿烂的历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巴蜀文字看长江上游文明
辉煌的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宝墩文化、鱼凫村遗址当中，为什么没有大规模发现巴蜀图语或巴蜀文字呢？考古学家王毅认为，如此发达的古蜀文化中，应该有文字，只是现在还没有被发现。也许，一个建筑工地的开挖，就极可能触及这一文化的谜底，来一场古蜀文化大揭秘。他举例说，在金沙出土的一面雕刻眼睛的铜片切割边缘四周，就发现有用软笔描画的黑色笔迹，这一特征显示了当时雕刻青铜物件的程序：用笔书写、描画的工作在前，雕刻在后，用笔书写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1985年，在荥经县同心村发现了战国晚期的船棺葬墓群，墓地附近不但出土了很多“成都造”的器皿，一号墓内还出土了一件铜矛，其骹部錾刻有“成都”二字，因此被考古学家命名为“成都矛”。这件文物出土之后，上面的“成都”字样，令学术界为之一震。矛长20厘米左右，精心雕刻有虎目、獠牙、血盆大口，一股凌厉之气穿越2000多年仍然寒光逼人。在这支矛被发现前，关于“成都”城市称谓的记载最早实物是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柬。在战国墓里发现了“成都矛”，为“成都”早在秦国吞并蜀国之前便已得名提供了一定依据，这就将“成都”成名史向前推了200多年。说明在开明时代巴蜀图语影响的核心区域，还能出现起源于黄河文化区域的汉字，说明汉字已经比我们想象更早地来到封闭的巴蜀。在“独柏树”出土的虎纹青铜戈以及青川县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的铜戟（铭文有铸文字“蜀东工”3字，另一面有3行刻画文字，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成都”等字样，这是成都所造的唯一的一件出土文物）上，可以发现古蜀王朝铸造的青铜兵器以及礼器等，不但冶炼已达极高水准，它负载的巴蜀图语和汉语文字，已经连同器物扩展到巴蜀周边地区……长江上游流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水平不亚于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源地的黄河文明，秦统一中国后，长江文明进一步和别的区域文明相互融合，区域文明相互融合逐渐产生了中华文明。
璀璨华夏，除了甲骨文与青铜器为凝聚核心的中原文化区域之外，以古蜀文明所代表的长江中上游文化区域，三星堆文化、金沙遗址、宝墩文化、鱼凫村遗址等以及巴蜀图语、巴蜀文字等为代表的巴蜀文化，成了长江文明的高度结晶。我们相信，神秘的巴蜀图语，就像带领胜利者走出米诺斯迷宫的那根丝线，总有一天会被我们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