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估:人工智能与人的生存
- 刁生富 吴选红等
- 2917字
- 2020-08-27 19:47:25
二、关系梳理: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问题,自计算机发明和人工智能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激烈的争论。人工智能之父阿兰·麦席森·图灵(Alan Mathison Turing)曾指出:如果一台计算机能骗过人,使人相信它是人而不是机器,那么它就应当被称为有智能。这意味着,只要机器能够拥有使人相信它是人而不是机器的能力,这台机器就具备了人工的智能。但自阿尔法狗诞生以来,不断发展中的人工智能使人们相信它是人而不是机器的能力越发明显,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日渐模糊。对人类而言,不确定性具有不断超越自身迈向确定性的内驱力,所以,对于逐渐发展完善的人工智能技术,人们渴望在一个充满确定性的自由王国里看待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的模糊关系,并试图从中寻找某种确定性的未来。
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
其统一性可以从两个视角来看。从智能行为的目的来看,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智能行为都是智慧指导行为表达的过程,两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目的论意义,都是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目的而表达的智慧行为。著名技术哲学家芒福德(Mumford)指出:技术元素赋予技术以生命,人是技术进化的动力……技术元素的发展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是它的发展轨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意志的体现。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元素”的综合载体,是人类智能意志迁移的结果,这种迁移不是简单的技术再现,而是基于满足人类深层目的的价值诉求,而人工智能在这个过程中仅仅扮演一个承载人类目的的角色,代替人类追寻特定的价值目的。在这个层面上,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在智能行为的目的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从本质来看,人工智能是人类智能的弥补、延伸和增强,是人类智能在人工机器中的技术再现的智能。所以,从人类智能的角度而言,人工智能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是以人类智能为原型的技术再现。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感知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随着人类的进化,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也随之变得复杂,依托工具谋得“万物之灵”称号的人类,对于技术的演进不得不使其更接近于甚至超越于人类本身,只有这样,工具的存在对于人类而言才更具价值和意义。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势必受到人类智能的影响和制约,人类智能越完善,人工智能就发展得越快。反之,人工智能的发展也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手段,进而促进人类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因此,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不仅存在目的论意义上的内在统一性,还存在主从属性的相辅相成关系。人类社会中的技术、需求、市场和文化在决定人工智能的发展道路时,人工智能也在不断地回报人类以更多的福利——自由、解放、主动性、创造性等,从而使人类智能转向更核心的科技创新和思维判断上来。
之所以要研究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对立统一关系,是因为人类如果能够厘清两者之间的内在统一的关系,就能够更快地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完善;如果人类能够清楚地厘清两者之间的对立性,依附于人类智能而发展的人工智能,必将朝着更加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是令其从与人类共进退的生态系统中隐蔽或者异化。若是不能正确地将两者的内在统一性认识清楚,将会导致人工智能的发展停滞;若是不能正确认识两者之间的对立性,人工智能的和谐论与冲突论之间的论争也就失去了理论意义。因此,在把握两者的内在统一性的前提下,也需要进一步从三个方面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对立性。
从生物学意义来看,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具有不同的生命形态,人工智能属于硅基生命,人类智能属于碳基生命。海德格尔认为,“生命是指在存在中的存在者”。但是,从这个生命的定义来看,很容易发现,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之间无法对其进行明确的区分,很容易导致混淆,也更容易走上人工智能异化的道路。这时,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作为中介得以发挥作用。
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是指在时空变化过程中,能够实现自我生长、繁衍、感觉、意识、意志、进化、互动等丰富可能的一类现象。从生物学意义来看,一个物体能够被赋予生命体征,就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能够自我生长;第二,能够繁衍后代;第三,能够主动适应生存环境。就目前来看,人工智能尚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就其本质而言仅仅是工具,是一个随时等待执行指令的“冰冷铁块”。甚至可以说,目前要想赋予其生命这件事对于人类而言都是无能为力的(至少目前没有实现)。但是,人类智能则不同,其存在的特征会随着生命的产生而产生,也会随着生命的消亡而消亡,其本身也就具备了生命的特征。
1891年,波茨坦大学的天体物理学家儒略·申纳尔(Julius Sheiner)认为,存在一种以硅为基础的生命的可能性,申纳尔提出的这种生命的可能形态是相较于碳基生命而言的。因此,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生命形态,不具有比较的前提,彼此之间并不存在生物学意义上共同的生命构成。换句话说,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是根本相异的生命形态,人工智能属于硅基生命,而人类智能属于碳基生命。
从智能的物质承担者来看,人工智能的承载者是人工物的符号处理系统,人类智能的承载者则是人的大脑。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不同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的智能承载者是处理思维符号的系统,是一种致力于用计算机示例世界的形式化表达和仿真神经元的交互。当下的人工智能的物质承担者则是一种以深度学习、图像识别、神经网络、语音识别等综合技术为支撑的程序操作系统,其本质上是对人类大脑的简单模仿。正是由于这种模仿还未触及人类智能行为发生的本质,所以,人们很容易将人工智能的缺陷归结为“还原主义”的弊端所致。而人类智能的物质承担者是人脑,是高度组织起来的复杂体系。人类智能主要是生理和心理上的多层次和错综复杂的运动交互过程,是一种有高级神经中枢组织的复杂的生理心理过程,它是基于人类躯体的自生活动,智能活动与人类本身具有统一性。人工智能则不同,人工智能的智能载体是一种人工物。换句话说,人工智能的智能活动的驱动力不是产生于人工智能本身,而是对人类具有极端依附性的。
从智能的思维方式来看,人工智能善于处理程序性问题,却不善于抽象思维,而抽象思维却是人类的强项。人工智能在程序性问题面前会显示出超人的能力,能够以远超人类的效率并高质量地完成特定的任务。从几何学的意义上讲,程序性的问题表现为点与点、点与线、点与面、线与线、线与面的函数映射关系,由于特定的映射条件,使得人工智能的高速算法最终能够回归到确定的值域范围。但是,从一个更宽泛的领域而言,当确定性的条件被打破时,人工智能相较于人类智能的思维优势也就消失了——这是线性思维的局限性。人工智能能完成复杂的股票高频交易,但对场景的整体理解可能还不如一个2岁的孩子;人工智能能帮助一位妈妈做家教,但代替不了母亲温柔的眼神。抽象思维是指人类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思维方式对客观现实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概括和反映的过程,不同的人对于同样的客观现实的反映,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进而促进了人类思维的多元化发展。多元化的交互过程使得人类的抽象思维极具复杂性,达到人工智能线性思维无法企及的地步。然而,不同的人工智能机器,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其答案基本是确定和唯一的,难免会呈现机械和僵硬的智能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