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前中期社会与剧坛
研究明代戏曲史的人们常常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所困惑：为什么明前期的剧坛一派沉寂，了无生气？为什么到明中期剧坛突然活跃异常，生机蓬勃？这恐怕首先应从明前中期的社会历史文化中寻求答案。
一、明前期社会与剧坛
经过元末数十年的社会大动乱，公元1368年，由草莽起家的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明王朝，定年号为“洪武”。
朱元璋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官制改革，废丞相制，罢中书省，设六部尚书和行省，扩充监察机构，建立内阁、督抚制度，完备法律制度，最终确立了“政皆独断”、集权中央的高度成熟的君主极权政治。
与专制主义极权政治相表里，明初的思想文化控制也变本加厉。《明史》卷一四七《解缙传》记载，朱元璋建国后，虽然拥有帝王之尊，却没有什么经典著作可读，闲时只能杂览《说苑》、《韵府》、《道德经》、《心经》等三教九流的杂书。解缙对此状况极为不满，于是在洪武二十一年（1388）递上万言书，建议朝廷修书，“上溯唐、虞、夏、商、周、孔，下及关、闽、濂、洛，根实精明，随事类别，勒成一经，上接经史”，以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
。所谓“关、闽、濂、洛”，指的就是宋代理学的正宗——程朱理学。解缙的意思，就是想用程朱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
朱元璋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一建议。尽管他还无暇大规模地修书，但却明确不二地倡导尊经崇儒，奉程朱理学为正宗，“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六经、《四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他在刘基的帮助下，沿袭元朝皇庆条制，制定了严格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专取《四书》、《五经》命题试士，钦定朱熹的《四书集注》及程、朱派的其它解经著作为科举经义考试的标准。并且明确规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同时，朱元璋还推行森严的文字狱，加强对思想文化犯罪的惩治。
明成祖朱棣秉承乃父之志，进一步完善君主极权政治。永乐十二年（1414），他下诏撰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大书。次年（1415），书成进览，朱棣亲自执笔作序，随后命礼部刊赐天下，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准绳。他的目的是让天下之人“获睹经书之全，探见圣贤之蕴”，从而“使国不异政，家不殊俗”，“人皆由于正路，而学不惑于他歧。家孔孟而户程朱，必获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义，咸趋圣域之归。顿回太古之淳风，一洗相沿之陋习”。一句话，朱棣是想用三部《大全》来统一全国上下的思想，以期使皇权长固久安，其用心可谓良苦！
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明前期朱学统治地位的最终确立，其意义决不下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此以后，从中央国子学到地方的书院，以至乡村的社学，都用朱熹的学说进行教育。社会上、家庭里，朱学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制约着人们的言论行为，涂染着文化的方方面面，装点着新朝门面，粉饰着“太平盛世”。
从此以后，程朱理学成为文化领域的无上权威。巍峨耸立的节孝牌坊，金碧辉煌的义门旌表，伦理教化的高文典章，“代圣贤立言”的诗赋八股，到处标志着理学原则对人类精神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独断统治。
从此以后，朱学有如万里长城，以其坚固的城墙包围着人们，禁锢着人们。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处于一种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述朱”状态。何乔远《名山藏》卷七道：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故当时有质行之士而无异同之说，有共学之方而无专门之教。
朱熹的学说被尊崇为“圣贤之学”，舍朱子之学无以进而立于学者之林。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学术思想只能有程朱理学一家，其余都是邪门歪道，是“野狐禅”，都必须扫地出门。
因此，宗经、载道成为明前期文学观念的一大特点。刘基在《苏平仲文集序》中，明确提出“文以理为主”的思想。宋濂在《徐教授文集序》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将“六经”作为文学的本体，从终极意义上划定了文学的基本内蕴。在《文说》中，宋濂还提倡“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重视文学的伦理教化功能。方孝孺在《读朱子感兴诗》一文中，特别强调诗歌“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的作用。所有这些，不都表现出程朱理学对文学观念的强大制约吗？
与此相关，明前期文坛展现出一派庙堂气象和宫廷风致。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卷一记载，刚刚立国的朱元璋最喜欢诵读古人的“铿
炳朗之作，尤恶寒酸咿嘤龌龊鄙陋”。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一时间追求盛世之音，摒弃衰世之调，成为文学的基本要求；铿锵有力，雍容典雅，成为时代的审美风格。以“三杨”（杨士奇、杨溥、杨荣）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就是庙堂气象、宫廷风致的典范。
明前期剧坛也同样笼罩在程朱理学的巨大身影之中。
朱元璋和朱棣曾多次颁布律令榜文，对戏剧演出的内容作出严格的规定。如洪武二十二年（1389）三月二十五日榜文规定：
娼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
洪武三十年五月（1397）刊刻《御制大明律》，重申了这一律令，并注明：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
永乐九年（1411）七月初一又追加一道更严厉的命令：
该刑科署都给事中曹润等奏：请敕下法司，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对这些律令中所禁止演出的戏剧，我们可以暂置不论，因为历朝历代的法律从来也不可能雷厉风行地实行到底，而且法律禁令的一再重申也适足以证明“驾头杂剧”之类戏剧的演出在民间是屡禁不止的。但这些律令中所提倡的戏剧，却无疑表现出统治者对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明确的思想导向，即大力揄扬符合程朱理学思想、有助于封建道德教化的戏剧。例如，据徐渭（1521—1593）《南词叙录》记载，朱元璋对元末高明所撰的“关风化”的《琵琶记》戏文就极为欣赏，曾郑重其事地对臣下说：
《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
于是“日令优人进演”。明前中期教化戏曲甚嚣尘上，不正是统治者思想导向的必然结果吗？而教化意图与戏曲精神的本质背逆，不正是造成明前期剧坛生气索然的根本原因吗？
二、明中期社会与剧坛
明代政治，以英宗正统朝（1436—1449）为一变。此后，最高统治者日益奢侈腐化，宦官专政，厂卫横行，法制松弛，吏治黑暗，上下玩怠，贪污盛行，内乱外患频仍，政治危机四伏，用正德年间（1506—1521）王守仁的话说，这种“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的局面，“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即使万历初张居正（1525—1582）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实行革新自救，建立考成法，清丈土地，推选“一条鞭法”，力图振纲除弊，但也终无回天之力，无法阻止腐朽王朝的没落趋势。
社会政治的危机促成了思想文化的危机。明代建国以来程朱理学的束缚和八股取士的桎梏，造成了明中期思想文化界普遍的僵化和保守。物极必反。程朱理学的流弊，必将成为人们另辟途径的契机。
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年间，最高统治者提倡广开言路，“拔奇抡才，右文兴治”，天下之士蔚然向风，于是由政治到学术文化，不满传统和时弊者多有革除之举。社会文化格局逐渐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型：文人阶层从依附贵族转向倾慕平民，或者更准确地说，从附贵族之骥尾转向借平民以自重。文人阶层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主体精神的张扬，促成了不可抑止的文化权力下移的趋势，以文人阶层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逐渐取代了以贵族为主角的社会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权力的下移，全方位地表现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而与传奇戏曲的兴起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学术文化、文坛风气和社会风习方面的权力下移。
从明中期开始，学术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蔚为一大风气，整个思想文化界酝酿着一场深刻的变化。黄佐说：
成化以后，学者多肆其胸臆，以为自得，虽馆阁中亦有改易经籍以私于家者。此天下所以风靡也夫。
《明史》卷二八二《儒林传·序》描述了这一变化过程，道：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这种局面与《庄子·天下篇》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情势可相比拟。从“一尊朱氏为功令”到“学者多肆其胸臆”的变化，表明了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主体精神的张扬，标志着意识形态统治权力从贵族独揽向文人把持的根本性转移。
王守仁“心学”的出现，无疑是这一转移的契机。王守仁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明，而学术不明是由于朱学流弊。因此，在正德年间，他“范围朱学而进退之”，以陆学的本心论为主，兼取朱学的理欲、理气论，又参透禅宗思想，加以熔铸，“别立宗旨”，脱胎成为博大、精细的王学体系。
王守仁在不背离儒家传统和理学精神的前提下，对儒学和理学进行了自我式的发挥，提出“心即理”、“致良知”之说，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肯定“我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同时把“唯圣人能致”的“良知”本体下降到人人皆有、圣愚皆同的普及地位，指出“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如此等等，不都体现出学术文化思想的下移趋向吗？
王守仁“心学”的本意，是要把伦理纲常灌输到人们的内心里，使之成为人们内在的心理需求，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把伦理纲常说成是外在于人们心灵的道德约束，像绳索一样束缚人们。这一观点引发出两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命题：一是否认用抽象的先验的理性观念来强制心灵的必要，二是突出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这两个理论命题标志着士大夫的追求由外部世界进一步地转向内心世界，从而打破了明前期“迷古”、“述朱”的屏障，成为催生近代进步学术文化思想的媒介。诚如明人焦竑（1541—1620）所指出的，王学一出，“闻者霍然如披云雾而睹青天也”。顾宪成（1550—1612）也说：“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词章之间，聚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
为了推广“心学”思想，王守仁创建书院，积极进行社会普及性的讲学实践。于是，正德、嘉靖之际“搢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形成书院讲学热潮，彻底打破了成化、弘治以前学术文化的暮气沉沉的僵化局面，形成了学术自由的文化氛围。尤其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来源于“农工商贾”之中，活动于“佣夫厮养”之间，“坐在利欲胶漆盆中”，倡导“人欲”，反对“天理”，“掀翻天地”，更“非名教之所能羁络”。从此以后，学术文化再也不像明前期那样由皇家贵族的意旨和风致所绝对支配，而变为随文人阶层的趣味和风尚而转移了。文人阶层取代皇家贵族，成为学术文化领域最为活跃的主角。
几乎与此同时，在文坛上也出现了“坛坫下移”的趋向。清人朱彝尊评论明前中期之际的文学状况，说：“成、弘间，诗道傍落，杂而多端”，永乐以来由宰辅领导的“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的台阁体，和理学家“击壤、打油，筋斗样子”的性理诗，再也不能继续执文坛牛耳了。在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崛地而起，力图以古代诗文的高格逸调来纠正当时萎弱平庸的文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文坛风气为之一变。王世贞为何景明集作序，深有感触地说：
是二君子，挟草莽，倡微言，非有父兄师友之素，而夺天下已向之利而自为德，于乎，难哉！
清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一“李梦阳”条，总结这一风气转移时也说：“空同出而异军特起，台阁坛坫，移于郎署”。明末夏允彝《岳起堂稿序》更进一步将明中后期文坛权力的下移与唐、宋时期做了比较，说：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故前之贵于时也以骤，而今之贵于时也必久而后行。
由此可见，文坛权力的下移与文人阶层摆脱对皇家贵族的依附而“自立”是相为表里的。
也是从明成化年间开始，社会上在衣食住行等方面，愈演愈烈地煽起了“僭越”之风，强烈地冲击着封建等级制，也同样体现了文化权力的下移趋向。人们一改明前期“民俗勤俭，不竞浮华”的风俗，追逐着与日俱长的“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风潮。例如在服饰方面，一反明前期的质朴、俭薄，时尚以华服为趋，从官僚、士子、市民以至乡间百姓，“竞以华服相夸耀，乡间妇女亦好为华服”。人们“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一旦暴富，就可以逾越等级名分，乃至“倡优服饰侈于贵族”。在饮食方面，也逐渐从俭素转向丰盛，不仅豪门大族炮凤烹龙，山珍海错，在一般市民中间，也是“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士风的普遍败坏是明中期社会风尚变异的鲜明表征。明中期士行“好诈”、“好进”、“好乱”风气的出现，揭开了士风突变的序幕。士风的变化，一方面表现为追逐物质享受，如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四《正俗一》载：
宪、孝两朝以前，士大夫尚未积聚……至正德间，诸公竞营产谋利。一时如宋大参（恺）、苏御史（恩）、蒋主事（凯）、陶员外（骥）、吴主事（哲），皆积至十余万，自以为子孙数百年之业矣。
另一方面表现为追求感官娱乐，如《明史》卷二八六称：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才情轻艳，倾动流辈，传说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文人学士性格狂简疏纵，“好轻遽议论，放乎礼法之外，恣恃其私意”，造就了一代求新尚奇的审美精神。
正是在明中期内外交困的社会危机催迫下，在文人阶层力图摆脱程朱理学思想长期禁锢、追求思想解放的思潮席卷下，在全社会的文化下移趋向推动下，在“去朴从艳，好新慕异”的社会风尚鼓动下，剧坛上熔铸着文人审美精神、渗透着文人审美趣味的传奇戏曲，逐渐取代贵族化的北曲杂剧和平民化的南曲戏文，崛起而立，并渐趋成熟。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传奇戏曲是时代的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