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宝剑记》：忠奸剧的定型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这是中国古代戏曲史上值得永远记住的一个年头。正是在这一年，李开先完成了《宝剑记》传奇，最早以传奇这一戏曲样式透露时代风会，表达时代主题，从此揭开了中国戏曲史上的新篇章。尽管前人嗤责它“生硬不谐”，“以致吴侬见诮”，“此公不识炼局之法，故重复处颇多”；尽管今人评它把“草莽英雄的性格士大夫化了”；但是，《宝剑记》对开拓传奇戏曲思想文化内涵的筚路蓝缕之功却是不可抹杀的。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别署中麓放客，章丘（今属山东）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吏部考功主事、员外郎、郎中等，官至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嘉靖二十年（1541）40岁时，因上疏抨击朝政，被罢官为民，归乡隐居终老。

李开先才思敏捷，为文作诗，纵笔而成，有天然自在之趣。嘉靖初，即与王慎中（字道思，号遵岩居士，晋江人）、唐顺之（字应德，一字义修，武进人）、赵时春（字景仁，号浚谷，平凉人）等，并称“嘉靖八才子”。著有诗文集《闲居集》。他平生热衷于民歌、戏曲、小说的搜集、研究和创作，喜爱藏书，词曲尤富，有“词山曲海”之称。熟悉音律，“知填词，知小令，知长套，知杂剧，知戏文，知院本……善作能歌”。撰院本六种，总名《一笑散》，其中《园林午梦》、《打哑禅》，今存；《乔坐衙》、《昏厮谜》、《搅道场》、《三枝花大闹土地堂》，已佚；杂剧《皮匠参禅》，亦佚。传奇三种：《宝剑记》、《断发记》今存；《登坛记》，已佚。散曲集有《中麓小令》、《卧病江皋》、《四时悼内》。

雪蓑隐者（苏洲）《宝剑记序》说：“是记……坦窝始之，兰谷继之，山泉翁正之，中麓子成之。”（《宝剑记》传奇卷首）王世贞《曲藻》也说：“伯华……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据此可知，《宝剑记》与嘉靖以前大部分传奇作品一样，也是一部民间累积型的作品，经过民间艺人的多次改编创作，而李开先不过是其最后的写定者。《宝剑记》第一出【鹧鸪天】词即云：“联金缀玉成新传，换羽移宫按旧腔。”坦窝、兰谷、山泉翁诸人，生平皆无考，或为民间艺人，或为下层文人。

《宝剑记》传奇现存嘉靖二十六年（1547）原刻嘉靖二十八年增刻序跋本。全剧五十二出，取材于《水浒传》小说第七回《豹子头误入白虎堂》至第十二回《梁山泊林冲落草》，但多所改易，面目一新。因林冲携带宝剑（小说原作宝刀）误入白虎堂，所以得名。

《宝剑记》传奇与《水浒传》小说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把主人公林冲与其对立面高俅父子的冲突由社会冲突改变为政治冲突，突出了二者之间忠与奸的矛盾。小说中林冲遇难，起因于太尉高俅之子高衙内垂涎于林冲之妻张贞娘的美色，旨在表现权势子弟在社会上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展示中下层人民的苦难处境，这就带有市井文学浓厚的平民性和世俗性特征。而《宝剑记》传奇却从市井步入朝廷，完全改变了林冲遇难的社会背景和社会根源，浓墨重笔地重塑了林冲的性格。

传奇中林冲原任征西统制，因上本弹劾权奸童贯而贬官。幸得张叔夜提拔，回京任禁军教师。这时他见“朝廷听信高俅拨置，遣朱勔等大兴土木，采办花石，骚动江南黎庶，招致塞上干戈”，“称贺时世太平，不管闾阎涂炭”（并见第二出），于是不顾官小职卑，毅然决然地再度奏本参劾高俅、童贯，斥责他们奸比赵高、权倾董卓。高俅、童贯恼羞成怒，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设计以看宝剑为名，将林冲赚入白虎堂，诬其行刺，问罪发配。

这样一来，传奇一开始就构置了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边是祸国殃民的权臣奸相，一边是忧国忧民的忠臣义士，忠奸之间水火不容，殊死搏斗。至于高俅之子高朋企图占有林冲之妻张贞娘，强逼成婚，并进而想把林冲逼死，这一小说中原有的情节，在传奇中却被有意挪置到林冲发配之后，作为把戏剧冲突推向高潮的强化性因素。于是传奇中冲突双方的戏剧行动，便不像小说中那样仅仅关乎一家的夫妻婚姻，而是牵动着江南黎庶、塞北干戈、民族安危、苍生水火，总之，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祁彪佳《远山堂曲品》批评《宝剑记》的结构说：

且此公不识炼局之法，故重复处颇多。以林冲为谏诤，而后高俅设白虎堂之计，末方出俅子谋冲妻一段，殊觉多费周折。

其实他不明白，李开先这样另起炉灶，“多费周折”，正是为了别开生面，适合突出忠奸斗争主题的需要，从而强调林冲的冤案的起因是国事而不是家事。

毋庸置疑，李开先是有意识地以林冲作为忠良之士，而以高俅、童贯等作为谗佞之徒的。第一出【鹧鸪天】词表达了他的创作意图：

诛谗佞，表忠良，提真作假振纲常。古今得失兴亡事，眼底分明梦一场。

这种忠奸对立情节模式所蕴涵的伦理教化指向，在总体上并没有超越当时剧坛上流行的谈忠说孝的窠臼。但是，李开先把林冲的“忠良”提升到忧国忧民的高度，把高、童等的“谗佞”落实到害国害民的罪行，这就赋予传统的伦理命题以崭新的意味，即突现了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时代主题，“足以寒奸雄之胆而坚善良之心”（雪蓑隐者《宝剑记序》）。剧作着意以忠臣的末路反衬专制统治下无边的政治黑暗，政治是如此黑暗，以致像林冲这样的忠臣义士竟然走投无路，逼上梁山：

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的忠和孝……封侯万里班超，生逼做叛国的红巾，背主的黄巢。（第三十七出【新水令】、【折桂令】）

林冲忠于“天朝”的赤胆忠心，只能以“啸聚山林”的极端反常的方式来表达，岂不是情非得已，理属当然？这与其后万历年间李贽《忠义水浒传序》所说的：“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适足以相互发明。

原本具有鲜明叛逆色彩的《水浒传》故事，之所以从明嘉靖年间开始，便得到许多文人士大夫格外的垂青，其原因就在于，故事中林冲、宋江等人物形象具有日月可昭的耿耿忠心——忠于皇帝，但又不仅止于忠于皇帝，而是进而忠于天下国家、百姓苍生。在《宝剑记》传奇中，李开先并没有，也不可能显示出丝毫反对皇帝的意向，但他毕竟对以皇帝为中心的昏聩的朝廷，表露出失望和抱怨的强烈情绪。李开先对理想的封建秩序无疑是憧憬的，所以始终以林冲的警谏为归依，包括忠言的警谏和义举的警谏。全剧以林冲的悲剧遭遇体现出这样一种精神：朝廷和皇帝都难免陷入谬误的泥潭，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忠贞之士必须敢于起而直谏；如果谏而无效、报国无门，甚至不妨潜迹绿林、分庭抗礼，直至朝廷和皇帝回心转意。这种在政治斗争中以明辨是非为目的而不是以恪守道德为准则的思想，是明中后期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思潮中最具光彩的思想，在明清时期以忠奸对立为主题的传奇作品中影响深远。

那么，李开先致仕归乡，本已闲居优游，为什么还不避忌讳，以如椽之笔改编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宝剑记》呢？姜大成《宝剑记后序》解释道：

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奚不可也？（《宝剑记》传奇卷末）

这段话以曲笔道出了李开先的创作动机。

在嘉靖年间，政治败坏、权奸擅政已成为极为严重的政治现象，引起有识之士深切的殷忧。嘉靖皇帝朱厚熜迷信道教，祈求长生，道士邵元节、陶仲文因此得以官拜礼部尚书，其他术士妖人如段朝用、王金、蓝道行等也备受宠幸。朝中大臣以“修醮赞玄”为首务，国事民生，置之脑后。大学士多以书写青词得以入阁，夏言、严嵩、袁炜等固不待言，贤能者如徐阶、高拱亦不能免俗。大笔财物用于兴建各种祀殿、雷坛，打醮做法，赏赐幸臣，国库为之空虚，民力为之耗竭。而朝臣也热衷于结党营私，势如水火，互相倾轧。这就导致国事隳败，边防松弛，边患日益严重，北方蒙古入侵，南方倭寇骚扰。《宝剑记》传奇第四十出宋江自言造反原因说：

只因着朝廷，信任童、蔡、高、杨四贼在朝，不修边备，专务花石。朱勔等辈，生事开边。百姓生不能安，死不得葬，使天下豪杰，各皆逃散。

这不正是对嘉靖年间现实政治的影射吗？李开先在朝任官时，曾主动投身于反对权奸的斗争。罢官后，回忆往事，愤从中来，所以借题发挥，以林冲与高俅等人的冲突影射现实中的忠奸斗争。如果说林冲上本劾奸的行为是李开先自身行为的艺术写照，那么，林冲逼上梁山的义举则是李开先敢想而不敢做的精神企望。以现实的政治立场、政治态度选择和改编历史传说故事，寄托作家自身的感慨、愤怨和理想，李开先的《宝剑记》在明清传奇创作史上堪称始作俑者。

与小说相比较，《宝剑记》传奇中的张贞娘形象，几乎全是李开先的再创造，突出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明大义、识大体、忍辱负重的高尚美德。张贞娘的形象之所以在传奇中得到充分的描写，这首先归因于南曲戏文一生一旦贯穿始终的传统的艺术格局。而李开先自觉地继承这一艺术格局，也溶入了他自身对时代气息的感应。

在剧中，张贞娘既是林冲忠谏的积极支持者，又是家庭苦难的主要承受者；既要在精神上抚慰丈夫，又要在生活上扶持婆母；既要救丈夫于沉冤之中，又要抵御因自己的美貌而遭来的横祸。她既体贴温柔，以一个贤淑的妻子、媳妇撑持灾难下的门楣；又刚毅机智，敢于在官府衙门中申述是非曲直，善于在流离颠沛中保全贞节性命。一部政治气氛极重的戏，由于有了张贞娘这个形象，被涂染上浓重的人情色彩。《宝剑记》传奇中人情因素的加入，尤其是渲染浓重的悲剧感情，这就充分发挥了南曲戏文善于言情的特征和长处。而且，通过张贞娘的形象，剧作既强化了人物内心中理性和感情的剧烈冲突，更以淋漓尽致之笔抒写了人物形象在理性制约下或者说在理性范囿中感情的奔突和沸腾。从这里，我们可以感觉到扑面而来的时代气息，它将拂掠剧坛百余年，吹绿文人传奇创作的原野。

忠奸对立和情理冲突，从此成为明清传奇的两大主题，催生出林林总总的名作佳篇。《宝剑记》传奇开风气之先，功不可没。

与李开先有意以《宝剑记》传奇寄托自身的感慨、愤怨和理想相表里，剧作的语言风格具有鲜明的文人士大夫特征，以曲词典雅绮丽为人称道，成为文词派传奇的羽翼。雪蓑隐者（苏州）《宝剑记序》评云：“是记则苍老浑成，流丽款曲，人之异态隐情，描写殆尽，音韵谐和，言辞俊美，终篇一律，有难于去取者。兼之起引、散说、诗句、填词，无不高妙者……才思文学，当作古今绝唱。”（《宝剑记》传奇卷首）名列“前七子”的王九思《书宝剑记后》评云：“至圆不能加规，至方不能加矩，一代之奇才，古今之绝唱也。”（《宝剑记》传奇卷末）吕天成《曲品》卷上也说：“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此词坛之雄将，曲部之异才。”

至于《宝剑记》传奇的音律，人们则多所指摘。王世贞《曲藻》记载：

（李开先）自负不浅。一日问余：“何如《琵琶记》乎？”余谓：“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改字，妥，乃可传耳。”李怫然不乐罢。

沈德符《顾曲杂言》也说：

李中麓不娴度曲，即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侬见诮。

这些批评并不切合实际。因为第一，《宝剑记》根据流行于山东地方的南曲声腔进行创作，本来就不是专为昆腔而创作的剧本，要“吴中教师”改过，以“吴侬见诮”讥之，这未免刻舟求剑。第二，李开先并非“不娴度曲”，他对元代戏曲就深有研究，在《南北插科词序》中说：“颇究心金元词曲……《芙蓉》、《双题》、《多月》、《倩女》等千七百五十余杂剧，靡不辨其品类，识其当行。”还曾同门人一起选订元剧六种，编成《改定元贤传奇》一书。不过由于他是北方人，难免长于北曲而短于南曲。吕天成《曲品》卷上说他：“熟誊北曲，悲传塞下之吹；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就较为恰当。

吕天成《曲品》卷下评《宝剑记》，又说：“内自撰曲调名亦奇。”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也说：“中有自撰曲名，曾见一曲采入于谱，但于按古处反多讹错。”如【四娘子】（十七出）、【踢鞭儿】（十九出）、【洞房春】（四十四出）、【玉堂人】（四十五出）、【雨中花】（四十六出）、【水边静】（四十七出）等曲牌，均不见于曲谱。这些曲调或为流行于山东一带的地方曲调，或是李开先等人的自度曲，所以与南曲旧谱不相和谐。

《宝剑记》传奇全本，在后代少有演出。但其中第三十一出，却以《林冲夜奔》为名，不仅至今仍然上演，而且数百年来一直被京剧、弋腔、川剧、汉剧、湘剧、徽剧等剧种改编演出，为各阶层的观众击节称赏。

另有《断发记》传奇，吕天成《曲品》卷下著录，未题撰者。阙名《古人传奇总目》始标为“李开先作”，后人皆沿袭此说。现存万历十四年（1586）金陵唐氏世德堂刻本，全名《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淑英断发记》，未署撰者。按，日本学者岩城秀夫《中国戏曲善本三种》卷首《解说》，举《宝剑记》第四出【梁州序】、第十五出【山坡羊】为例，比较《断发记》中的相应曲牌，证明二剧的押韵规律完全相同，因此认为《断发记》传奇是李开先的作品。此说应可信。

《断发记》全剧三十九出，叙隋朝绛州闻喜人李德武与妻裴淑英事迹，本于《旧唐书》卷一九三及《新唐书》卷二〇五，并见《太平御览》，稍加缘饰。作者自述作意道：

五伦全处蒙旌表，《绝发》、《宝剑》记世少，管教万古名同天地老。（第三十九出【余文】）

剧中谈忠说孝的教化色彩，比《宝剑记》传奇更为浓重。吕天成《曲品》卷下评云：“事重节烈。词亦佳，非草草者。且多能守韵，尤不易得。”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云：“惜作记者犹不脱寒酸态耳。词甚工整，且能守律，当非近日词人手笔。”据此，此剧或作于《宝剑记》传奇之后，李开先在音律上虽已经有所进境，在思想上却难免渐呈暮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