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家世

恩里科·费米的祖籍可以追溯到意大利最大河流波河的河谷中。波河发源于阿尔卑斯山西部，自西向东将意大利北部整整齐齐地一分为二，并最终注入亚得里亚海。在它650千米奔流的途中，波河的流量稳步增长，滋养它的既有阿尔卑斯山的飞湍瀑流，也有出自亚平宁山脉中部的堂堂溪水。

波河河谷因河流而得名，论农业土地肥美，论文化充满生机。河谷也是意大利的经济中心，这要拜大型工业所赐，但为响应新兴贸易需求而调整了手工业老传统的大量小型企业也同样与有荣焉。菲亚特的汽车之家都灵，就正好坐落在河畔。随着河流蜿蜒，稍偏北出现了时尚之都米兰，而河道南侧则有因美味佳肴而闻名于世的博洛尼亚。建筑奇城威尼斯，与波河东流入海的三角洲相去不远。以上是波河流域的主要城市，还有大量中型城市点缀其间，有着各自的历史与传统。

城市之间的这种多样性大多源远流长，滥觞于罗马帝国时代甚至更早时候的建城伊始，又继之以文艺复兴时期成为独立城市国家的变革。我们现在称为意大利的这个国度，直到1870年才归于一统，此前都只是一些小小诸侯国的拼图，秉承机会主义作风在欧洲各强权大国之间朝秦暮楚，摇尾乞怜。

费米家族的祖籍皮亚琴察，就位于波河河谷之中。皮亚琴察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市政厅建于13世纪，但这座市镇作为旅游胜地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是因为它几乎刚好位于由三个更为知名的城市组成的三角形的中心：帕尔马、克雷莫纳以及帕维亚。这个定居点由罗马人在公元前218年建成，那时人们管它叫Placentia，源于拉丁语的Placere，也就是“取悦”的意思。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它确实总在取悦于人，与此同时也跟它的近邻一样，总在遭遇被洗劫又另行重建的轮回。

1545年，帕尔马与皮亚琴察公国成立。此后直到现代意大利建国之前，除了拿破仑对意大利北部短期占领时的小小插曲之外，这个公国都一直控制着这两座城市及周围的地区。意大利建国之前不久，本地的费米家族从耕田种地的生活中解放了出来。后来成为恩里科祖父的斯特凡诺·费米（Stefano Fermi），在政府谋到一份职位，并升任皮亚琴察附近一个小型自治区的行政主管。

恩里科·费米的祖父与朱莉娅·贝尔贡齐（Giulia Bergonzi）结了婚，这是个比他小13岁的女子，由此开启了一个大家庭。他们的次子阿尔贝托（Alberto）后来则成了恩里科的父亲。阿尔贝托于1857年出生，随后的几年里意大利半岛的突出特征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因此他出生时是帕尔马与皮亚琴察公国的臣民，两年后成为艾米利亚自由邦居民，随后一年是撒丁王国公民，最后在4岁时成为意大利国民。所有这些，都是在皮亚琴察附近发生的。

19世纪40年代，阿尔贝托的父亲斯特凡诺和他的妻子定居在考尔索，这是个很小的自治城市，就在皮亚琴察以东13千米处。他们过得很简朴，以家庭、工作及教堂为中心。夫妇俩肯定时常到访皮亚琴察，但很可能他们从未涉足过克雷莫纳那么远的地方，虽说那里只是考尔索东北方向14千米远，但去那儿要渡过波河，并进入另一个国家。

随着意大利王国于1861年出现，这些国界线消失了。斯特凡诺和朱莉娅指望着在新的国家能有晋升的机会，然而跟欧洲北部的国家相比，这个新国家仍然严重欠缺发展。工业革命从任何实际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与半岛产生瓜葛，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劳动者要么就和祖祖辈辈一样在土里刨食，要么就在小企业里混饭吃。交通运输方面也与罗马帝国时代以来没有显著差别，整个国家的铁路线仅略多于2400千米，还几乎都位于波河以北。

教育被视为自身境况改善的第一步。在意大利人口中，超过四分之三都仍然是功能性文盲。很多人会认一些字，但就像恩里科的祖母朱莉娅一样，从没学过写字，更不用说如何处理简单的购物清单以外的数学问题。

新成立的意大利政府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改变这种状况。一项革新的法律就要求学童从6岁起须全体注册就读于小学，其中前四年是强制义务教育。但在实践中这条规定往往被打破：穷人觉得让孩子脱离劳动是种奢侈，富人则在自己家里教育子女。

斯特凡诺和朱莉娅虽然收入微薄，但还是坚持让自己的子女入学。而阿尔贝托看起来是其中最具学习天分的孩子，小学读完后仍继续深造。但鉴于费米家的财务状况，读大学是从来不敢想的。到他16岁的时候，阿尔贝托的学校生涯结束了，对他来说，是时候去找份工作了。

当时，意大利的首都在罗马。这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一直都是教皇统治下的独立国家，直到1870年意大利王国吞并了这一自治区。教皇庇护九世宣称，吞并罗马是暴力、不公、无效的，退居梵蒂冈之后，他拒绝承认新意大利的存在，更不用说它的合法性了。

时年13岁的阿尔贝托·费米一定满怀兴趣跟进了这个故事。他的父母，尤其是他母亲，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但他自己对宗教已经有了怀疑，这使他后来变成了不可知论者——如果不算是无神论者的话。

阿尔贝托知道，如果他想在这世上有所发展，就必须离开考尔索。19世纪70年代早期，在建造和管理铁路线的公司工作看起来是特别有意思的选择。在他出生时，意大利有二十多家相互独立的铁路公司，每一家都掌管着各自的铁路线。很多铁路线都由外国资本建造，并不受意大利的控制。每一家都汲汲于自身利润的最大化，而无心帮助建立国有化。

到24岁的时候，阿尔贝托受雇于管理意大利北部铁路的公司，这是经合并而产生的四家大公司之一。他一直受雇于经历了各种重组的铁路公司，直到退休。1905年，他成为意大利铁路系统的国家公务员，这时的铁路系统已经国有化并联合组成了一个单一的公司，即意大利国家铁路公司。

在多年从业期间，阿尔贝托比其他人都更刻苦工作，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不屈不挠的精神以及与生俱来的聪颖，他的职位得以稳步上升。这些人格特质，也在他唯一存活的儿子恩里科身上，留下深深的烙印。

和他的父亲一样，阿尔贝托直到41岁才结婚。妻子伊达·德·加蒂丝（Ida De Gattis）比他小14岁，是一个军官的女儿，出生于普利亚地区的巴里市，那个地区通常作为意大利的“脚后跟”为人所知。伊达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孤儿，由米兰的亲戚抚养长大。和阿尔贝托一样，她坚决主张自给自足、自力更生，在小学教师的三年师范课程之后，她开始教书，这一雄心勃勃的事业轨迹在那个仍然不鼓励妇女进入职场的年代相当罕见。

伊达和阿尔贝托都很聪明，社会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他们没有什么文艺细胞，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艺术、音乐或文学的鉴赏家。但相当沉默寡言的阿尔贝托，据说也偶尔会在居家私密的时刻，譬如刮脸或是沐浴时唱起歌来。他唱的几乎总是一首威尔第的咏叹调，或许是因为作曲家出生在布塞托，那个小镇离皮亚琴察只不过几十里地。

伊达和阿尔贝托结婚时住在罗马的加耶塔路，这条街道离中央火车站很近。意大利统一后的三十年间，罗马人口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约40万人。这期间罗马也涌现出很多新的建筑，他们的公寓就在其中。左邻右舍都跟费米一家相仿：地位不断上升的中产阶级人士，一家之主通常是政府或准政府部门的雇员。

费米一家在加耶塔路住了十年，1908年搬到邻近的一套公寓。新公寓要稍稍宽敞一些，但还远远称不上奢华。公寓没有中央加热系统，浴室只装有洗脸池和抽水马桶，这在当时并非不同寻常。洗澡是在两个锌制浴盆里，小的给孩子们用，大的底下带轮子，归父母用。当时伊达和阿尔贝托已经有了三个孩子，玛丽亚（Maria）生于1899年，朱利奥（Giulio）生于1900年，恩里科则生于1901年9月29日。

孩子们年龄如此接近，伊达又希望能继续教书，因此恩里科被寄养到一个农场家庭。在意大利，为婴儿找个乳母的传统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通常只有上流社会才有这样的做派。一个刚生了小孩的年轻妇人，会被从乡下带来照顾婴儿，给他喂奶，在这家里住到至少孩子断奶的时候。

到了19世纪行将结束时，对住在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夫妇来说，与这种传统相反的情况变得普遍起来：他们的孩子被送到乡下。费米夫妇不到三年生了三个小孩，于是他们对最小的恩里科做出了如上的安排。那时候，离罗马很近的地方仍然有农场，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庭愿意照顾一个小男孩几年时间——当然有费用——并不困难。

反复思考这样的人生开端会走向何方的儿童心理学家，大概会得出结论说，成年后此人要么会极为自立、冷静克制，要么会过分需索、过度依赖。恩里科显然属于前者。

人们可以推测，农场家庭给了他充满爱意的成长环境，以及他能观察、探索并享受自然的处所。费米身上显露出的无忧无虑，以及他对户外活动的热爱，也许都与那些农场岁月息息相关。然而，与生身家庭分离的痛苦必定影响了他的成长，这可能也与费米为什么总是克制自己的情绪、从不抱怨有关。他就是这样学会逆来顺受的。

这种逆来顺受的技巧，在他后来的人生中，令他获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