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书店街缘起

一

今天的东京，是常居人口一千三百多万的超级大都市，但在大化改新（645）的年代，关东还是蛮荒之地。当关西的大和政权对隋唐器物、制度、文化亦步亦趋，建立起律令制国家基础的时候，东京所处的武藏国直到九世纪还处于“凶滑成党，群盗满山”的半无政府状态。

受盛唐之风熏沐的京都、奈良等地，贵族们模仿中原王朝的天下观念，分全国为五畿七道，将自己居住的地区称为“畿内”，将被山川阻隔的关东称为“远国”，那里来的关东人则被蔑称为“东夷”。

东京旧称江户。日本典籍中“江户”一词最早出现于十三、十四世纪之交成书的《吾妻镜》第一卷。这部镰仓时代史书记载，治承四年（1180）有个叫江户太郎重长的人加入平氏的军队，参与了对源赖朝衣笠城的进攻。但这里的“江户”只是姓氏名，东京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江户，日本史学界尚无定论。

天正十八年（1590）丰臣秀吉（1537—1598）出征关东，击败北条氏政（1538—1590），又迫使东北的伊达政宗（1567—1636）臣服，完成统一大业。秀吉接着收回德川家康（1543—1616）旧领的骏河、三河、远江、甲斐、信浓五国，将关八州约二百四十万石的土地移封给他作为补偿。此举意在将德川家调离中央，免去腹心之患。但江户这座城市的命运，却从此改变。

初到江户之时，德川家族发现这里城郭倾颓破败，寒村敝庐，除了零星的豪强宅邸外，连像样的防御性城墙都没有。惨淡经营江户八年后，伏见城传来了秀吉去世的消息，旷日持久的朝鲜战争也很快宣告结束。庆长五年（1600），卧薪尝胆多年的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大败西军，一举取代丰臣秀吉的地位，开启了二百六十多年的江户时代（1603—1867）。

完成“天下布武”大业的德川家族，将幕府设在龙兴之地江户。德川家族向全国大名征调劳动力，重修江户城，今天神保町所在的神田区，就是那时候填海开辟出的町人地。宽永十七年（1640），江户城落成，与京都平起平坐，并列为日本东、西两大城市。

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宽永十二年（1635）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1604—1651）发明了“参勤交代”制度。此制度规定，全国二百多家大名，必须轮流在江户城、藩国轮流居住。大名的正妻和嫡子，则须一直住在江户城里，是扣在幕府将军手里作为人质。随着大名单身赴任的男性随从，全部住在名为“武家长屋”的房子里，衣食住行仰赖周边商铺。与多有婉约之美、略显高冷的京都不同，江户从建城以来就是属于武士和庶民的城市，烟火气十足。

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催生出商业和都市文化，也促进了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在偏爱感官享乐的江户城里，人们对以佛教、儒学、汉诗文集为主的正经书兴趣不大，十返舍一九（1765—1831）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滑稽本、曲亭马琴（1767—1848）取材于历史事件的小说、为永春水（1790—1843）描写男女情爱的人情本，和歌舞伎、木版画、狂言等一起，才是纵情声色的“江户子”们追捧的对象。

二

江户时期的日本，据说是全世界识字率最高的国家，除了出版业发达的原因外，还得归功于被称为“寺子屋”的民间私塾。德川幕府末年江户城里有一千多家私塾，全国有一万三千多家。儿童六七岁时便会被父母送到“寺子屋”读书，女孩也包括在内，从平假名、片假名开始学起，接下来读汉文，个别成绩优异者，能够升到藩校继续进修。从目前保存下来的江户时期教材中，多少可以窥见私塾教育之一斑：既有《唐话纂要》《汉语跬步》《唐音雅俗语类》这样的汉语课本, 《三字经》《论语》《文章轨范》这样的传统汉籍，又有算学、地理、天文方面的理科新书，以及书信模板、商业用语模板等应用文指南。

江户幕府厉行锁国令，只开放长崎的对外贸易，各种西学书籍只有从这个窗口输入日本。只有荷兰人获准与幕府经商，西学在江户时代也被称为“兰学”。安永三年（1774），江户出版商、申椒堂主人须原屋市兵卫出版的德国医学书《解体新书》，就是由福井县人杉田玄白（1733—1817）最早在长崎获得，后将其译为日文。文化十二年（1815）年，杉田又完成回忆录《兰学事始》，只不过正式出版已经是明治初年了。

和很多兰学家一样，杉田生前在日本桥开医馆为生。日本桥位于今天神保町以东几公里处，既是江户城的出版中心，又是商业贸易中心，时人有“无日本桥则无御江户，言御江户则必提日本桥”之说，全国的秀才浪人聚集于此，梦想能够出人头地。

传奇书商茑屋重三郎（1750—1797）喜欢和这些“江户漂”们来往，他还邀请浪人参加出版会议，讨论书籍选题。重三郎最早以出版黄表纸（一种漫画）成名，内容取材于时事，辛辣讽刺幕府官员，大受普通民众欢迎，后来出版的平贺源内（1728—1780）作品、服部南郭（1683—1759）文集、《唐诗选》等，也都畅销一时。

日本桥较有名的出版商，还有专门印刷浮世绘的鳞形屋三左卫门、山本左卫门。葛饰北斋（1760—1849）、喜多川歌麿（1753—1806）等画家的浮世绘作品，在这里化身千万，流向街头，甚至远销至西欧诸国。仙鹤堂主人鹤屋喜右卫门、山形屋市郎右卫门，则出售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净琉璃本（说唱故事）和枕绘本（春宫画）。宽政三年（1791），幕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整肃出版物，将《绘本太阁记》《北海异谈》等列为禁书，日本桥的书肆受到不小打击。

嘉永六年（1853），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 Perry, 1794—1858）率舰队驶入江户湾，史称“黑船来航”，德川幕府的锁国体制被外力终结。安政二年（1855），福泽谕吉（1835—1901）在江户筑地铁炮州创办兰学塾，开始招收学生，即今庆应义塾大学的前身。同一时期福泽编译《华英通语》《西洋事情》《雷铳操法》等西学书籍，鼓动全盘西化浪潮。欧风美雨之下，江户开始有取代京都，成为日本出版中心的态势。

完成这一出版业中心转移的神保町，原本只是骏河台附近“表神保小路”（今天的铃兰大道）和“里神保小路”（今天的靖国大道）之间的一块狭窄区域。两条小路的边缘密密麻麻排列着武家旗本的住宅，书店则很少。旗本指那些石高未满一万石的武士，地位在大名之下、御家人之上，有面见将军的权利，日本全国据说有八万旗本。江户末年，神保町的居民普遍拮据，甚至沦为商人的长工。

安政元年（1854），德川幕府与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安政五年（1858）又与美、荷、俄、英、法签订《五国通商条约》，激起了全国的尊王攘夷运动，不到十年，幕府被推翻。庆应三年（1868）八月二十七日，十六岁的明治天皇（1852—1912）在京都即位；九月八日改元明治。九月二十日，明治天皇从京都出发，十月十三日抵达江户，正式将“江户”改名为“东京”。

明治政府连续颁布法令，废除身份制度，将贵族改称“华族”，藩主以下武士改称“士族”，农、工、商一律称平民。延续了千年的封建俸禄制度被废除，只发给士族一次性的“金禄公债”。武士阶层一夜之间沦为赤贫，不少人积郁难抒，全国各地大小叛乱不断，但被政府军一一弹压下去。

为了给明治新贵们腾出位置，新政府勒令大部分武士搬出首都，包括神保町的原住民，被要求在十天之内迁往一百五十公里外的静冈，最多宽限到二十天。胜海舟（1823—1899）目睹当时政府只拨出两艘汽船在东京湾和静冈湾之间往返，协助人们搬家，大部分武士只能匆匆打包细软衣物，抛弃房产，仓皇辞庙。

这些“无禄移住者”没法带走大部分杂物，包括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古书。它们被主人当废纸贱卖，成为神保町古书店最初的货源。不仅是旗本人，在废藩置县运动中，各地大名的领地也被收回，十几代人的珍贵藏书全部流出，除了部分被收入图书馆外，大多数流向古书市场。供过于求，古书价格跌至谷底。

由于消化不完，很多古书被商人运往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贩卖。大阪商人三木佐助（1852—1926）、上海乐善堂书店老板岸田吟香（1833—1905），都在这一中日贸易中获利颇丰。据广东诗人黄遵宪（1848—1905）回忆，日本各地佛寺保存了大量的佛经和其他珍本秘籍，“变法之初，唾弃汉学，以为无用，争出以易货，连樯捆载，贩之羊城。余到东京时，既稍加珍重；然唐钞宋刻，时复邂逅相遇”。善本古籍，一度与废纸同价。

三

废除旧制度的同时，文明开化运动也在加速。德川幕府在江户留下了两所官办新式学校，一所是安政三年（1856）设立的蕃书调所，以外语和洋学教育为主，文久三年（1863）易名为开成所，后改称东京开成学校。另一所是文久元年（1861）设立的医学所，后改称东京医学校。明治十年（1877），两所学校与昌平学校（前身为昌平坂学问所）合并为帝国大学，下设法科、理科、文科、医科四大学部，为日本近代国立大学之渊薮。

建校初期，除了“和汉古典讲习科”这些特殊专业外，帝国大学聘请的教员基本都是西洋人，以英语授课。明治十四年（1881），日籍教师人数才首次超过了外籍教师，又两年后，授课语言回归日语。明治十八年（1885）帝大迁至本乡校区，步行至神保町仅二十分钟。明治三十年（1897）竞争对手京都帝国大学建立，帝国大学更名为东京帝国大学，战后去掉“帝国”两字，即今天的东京大学。

神田区的私立学校，还有创办于明治十年的学习院，明治十三年的专修大学，明治十四年的明治大学，明治十八年的中央大学、一桥大学，明治二十三年的御茶水女子大学等。有人总结维新初年东京都十五区特色为“军人的赤坂，官吏的四谷，学者的小石川，相扑的本所，华族的麹町，劳动者的深川”，以及“书生的神田”。大学生数量的增加，带来了书籍需求量的猛增，各种出版社、新刊书店、古书店一时在神田兴起。

明治初年的记者服部诚一（1841—1908）曾用汉文记载东京书市道：“文华之明，于今为盛，书林之富，古所未闻。英书日舶，佛籍月渡，支那、独逸又相次。蟹行之书，蚯蟠之字，焕乎皆其有文章。著作、翻释，随而刊行，连神书、佛经，纷纷蕴蕴，积以为培养人才之一大薮……方今书肆之数，追次繁殖，称老铺者大凡五百，至其子肆孙店，不可算数。有卖洋书者，有买杂本者，有发新版，有鬻古籍，有晒书肆，有贷本店，本街横坊，比比连户。”服部认为，书店之多寡，可证文化之盛衰。

据八木福次郎的考证，神田区神保町书店街的开拓者是埼玉县人江草斧太郎（1857—1908）。明治十年他在此创办“有史阁”，后来改名为“有斐阁”，取《诗经》“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意，主要出版法律书籍。此后神保町又涌现了中西屋、东洋馆、富山房、三省堂、东京堂等书店。行业集聚效应下，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原本分散在须田町、淡路町、小川町的书店，京都府的文求堂、新潟县的一诚堂、横滨市的金港堂等，也转战神保町。

明治年间神保町的书店分为两大类，一类叫“和本屋”，经营明治以前印刷的线装古典籍；一类叫“古本屋”，主要经营明治以后的新刊二手书。随着西方活版印刷技术的引进，洋装书的大量出版，“和本屋”和“古本屋”数量此消彼长，今天，日本所有旧书店一律称为“古本屋”，与经营新书的“新刊书店”相对。

大正二年（1913），神田三崎町发生火灾，神保町古书店街也是重灾区。在灾后重建中，政府拓宽了靖国大道，开通电车，交通大为便捷，也奠定了今天神保町的整体格局。

中国人在神田的购书活动，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此之前，活跃于此地的都是清国公使馆人员，如姚文栋、杨守敬、黎庶昌等人，所购以珍稀和汉古籍为主。《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大量中国留学生负笈东渡，新学书籍转而成为购求重点。

湖南籍官费生黄尊三（1883—1950）是其中之一。一九〇五年黄氏东渡，花了六年多时间在东京攻读法科，课余时间常去神田的旧书店购书。他去过东京堂书店、丸善书店、三省堂等，买过英文小说、日译泰戈尔《白鸟集》、德富芦花《不如归》、《杜工部诗集》、《曾文正公全集》等书。诱惑太多，回国后的黄尊三曾慨叹，自己“贪多而不务得，不专习一门，时而日文德文，时而英文，结果一文无成”。

据黄氏日记，明治末年的神田书肆林立，“新书则日有增加，杂志不下百余种”，很多留学生在附近租房居住，买不起书，“有终日立书店门首抄阅，以书店作图书馆者”，店主看到了“亦不之禁”。到年底时，各种杂志出新年号，无论男女学生，“必买一二册，回家消遣”。中国留学生的各种社交活动，亦围绕神田进行，集会人数最多的是一九〇八年四月十日的孙中山演讲会：

学界假神田锦辉馆开欢迎大会，届时余亦赴会。到者六七千人，无立足地。未几，先生登台，掌声如雷，先述革命经过，继言现在非革命不能救国，滔滔而谈，精神焕发，目光四射，会场中秩序整齐，毫不凌乱，四时散会。余年来因课忙不尝赴会，兹慕先生之名，故特到会，接其颜色。聆其宏论，颇为感动。虽久立人丛中，不觉其苦，精神之作用然也。

受此感染，一九一一年六月黄尊三回国后也投身革命。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更多的中国留学生相继来到神田，他们浸淫于此，痴迷于此，旋又离开，之后时常怀念起。周作人回忆：“我就喜欢在东京的日本的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此外是买新书旧书的快乐，在日本桥、神田、本乡一带的洋书和书新旧各店，杂志摊，夜店，日夜巡阅，不知疲倦，这是许多人都喜欢的，不必要我来再多说明”，他抱怨还回国后“在北平实在只有古书还可买”。

对读书人而言，无论是谁，无论来自何方，都能在神田神保町的书海里各取所需。这里既是启蒙之街，又是革命之街；既是旧学之街，又是新学之街；既是沉潜之街，又是喧嚣之街；既是断舍离之街，又是贪嗔痴之街。本书的所有故事，都从这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