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约翰·高尔斯华绥[1]
“生于1867年，在哈罗公学与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原本要进入法律公会，却从未执业，喜欢文学胜于喜欢法律。”这可以是许多温文尔雅的英国作家的写照。他们所写的作品无非都是一些譬喻式的短篇故事和关于西班牙画家或意大利巴洛克建筑的散文。
但约翰·高尔斯华绥是完全不同的作家。他没有写出那种优雅绅士式的文学作品。他的才华和缺陷让他更为关注的不是艺术，而是他那个时代他的祖国的残忍、不公和愚昧。他写了二十五部戏剧和二十五部小说，还有一系列短篇故事。他主要是一个道学家和社会哲学家。他生于中产上层阶级（这个富裕的资产阶级贡献了英国人数最多的立法议员、律师、陆军和海军军官，还有那些附庸风雅的人和二流诗人）。他以这个阶层作为攻击的目标，是他所写的每一部作品的主题——养尊处优的庸人与难以言说但性情更加温柔更加敏锐和没有那么霸道的阶层之间的矛盾，并不满足于只是讲述故事。
让我们看看他的小说。它们在他的作品中是最不成功的，但要衡量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则相对简单一些。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有产业者》，我们还可以加上后续的《白猴子》、《大法官法庭》等作品。《有产业者》是对福尔赛世家这户英国中上阶层家庭的细致深入的写照。福尔赛世家出了律师、银行家、商人，都非常富有，看着他们的财富日渐增长。这些人的突出特征是他们关心的就只有财产，而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不仅土地、房产、铁路或动物，就连人在这些人的眼中也是财产。他们生命中唯一关心的事情就是攫取和保卫他们的财产。
一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敌对阵营的女人，走进了这个家庭——她没有财产意识，福尔赛世家的一位成员娶了她。对于他来说，妻子和其它东西一样都是私人财产。他对她很好，但当她是豢养的一条狗或一匹马，当她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时，她的丈夫以暴力行使了自己的“权利”。他认为这么做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是合法的）。一直到死他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她会和他作对并最终离开他。这个女人对福尔赛世家产生了奇怪而烦扰的影响。她的美貌激起了男人的占有欲，但他们无法理解她，只能认为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代表了他们的世界所有法则的崩溃。
他的其它小说探讨的是不同的主题，却也带着同样的主旨。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英国人麻木不仁、大胆专横、掠夺成性的一面与更为软弱敏感的另一面之间的斗争。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中产阶层的英国人——富人、法官、警察和士兵——他们强势霸道的性格。他们的对立面是画家、思想家、“堕落”的女人、罪犯和弱者。到处都有恃强凌弱的事情发生。
《别墅》与《自由的土地》是对土地财富和英国农业问题的探讨。《岛国法利赛人》是对同一个问题的更加不留情面的讽刺。《远方》讲述了一个年轻英国女人的故事。她是一个外国画家的妻子，富有理想和慷慨，但很愚蠢。这个画家是个斯文而敏感的人，但性情喜怒无常。这两夫妻由于相互之间没有了解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在《友爱》中，我们看到一群中产上层阶级的人竭力维持着斯文而有教养的外表，除了他们之外，还有那些遭到虐待的工人阶级的孩子，那些工人阶级衬托了他们的体面。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无处不在。
约翰·高尔斯华绥并没有犯下只是抨击作为个体的压迫者的错误。他的目标是使得压迫成为可能的体制和思维习惯。他为人公正，不会进行廉价的嘲讽。但他的抨击带有一种怨恨的情绪和对于人的残忍的厌恶，他并没有煞费苦心去隐藏。你会觉得他的作品中带有一种令人钦佩的不倦的热情。
说完这些后，你或许会给予约翰·高尔斯华绥的小说最高规格的赞美。你可以将它们视为劝世的道德文章并赞美它们，但它们是二流的小说，与以前和现在最好的英国小说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它们的情节很肤浅，里面的“情景”总是人为堆砌的，没有任何追求真实的想法。那些角色总是类型化而不是鲜活的个体，刻画潦草，而且不能令人信服。没有哪个角色有合理的演变，每个角色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改变。原本应该是最重要的对话几乎总是很薄弱。而不幸的是，书中还缺乏幽默。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劝世小说——那种呈现并批评当代生活的小说而不是直白的故事——只在英国有过短暂但名声不是很好的主导时期，如果我们愿意承认的话。在年轻一代的英国作家里，要求一位艺术家应该完全是或大体上是一个道德君子的传统已经式微。它曾存在过几年，为英国贡献了萧伯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等作家，但从来没有诞生过一流的作品。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在二十年前似乎很受推崇，但它并未能持续下去，而且似乎已经过时了。我们对它们的结论是，它们并没有实现一度被拿来与《安娜·卡列尼娜》相提并论的《有产业者》的承诺。你能相信今天欧洲有人会作出这么一番比较吗？
那么，即使我们认为高尔斯华绥的小说只是历史和社会的批判，它们也经不起考验。它们缺乏幽默感，总是思想阴郁，对女人怀有荒谬而过时的态度——简而言之，感伤主义扼杀了它们。总而言之，它们没有描绘出真实而可信的生活情景。它们确实很诚恳，而且从来不会与人文主义情怀的美好的品味产生抵触，但它们缺乏一种能够成为传世之作的品质。
但如果我们从高尔斯华绥的小说转移到他的戏剧和短篇故事的话，要赞美他就变得容易一些了。在舞台上，他的主要缺点——无处不在的道德宣扬和不合情理的地方——没有那么令人不快。道德宣扬在剧院里不会显得别扭，而由于表演的作用，不合情理的地方不会引起注意。高尔斯华绥的戏剧结构精妙，而且他是一位舞台艺术大师。在小说中显得很薄弱的对话在舞台上显得很流畅可信。道德的重要性从未被掩盖，它的优点在于没有那些烦人的萧伯纳式的演讲。弱者与强者、敏感的人与麻木不仁的人之间的矛盾是高尔斯华绥的作品的基石，并诞生出活跃而富有张力的戏剧。
最著名而且无疑最好的作品是《正义》。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软弱而敏感的年轻文员挪用了公款并和他心爱的女人私奔。他被逮捕了，并被判处四年徒刑。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他在残暴的英国的司法体制下所遭受的折磨。没有人想要伤害他——法官、典狱长甚至他的受害者——都很可怜他，但他对社会犯下了罪行，正如他们所说的，他必须承受后果。当他出狱后，他一辈子留下了污点。他为自己的错误遭到了惩罚，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救赎。最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部戏剧里，监狱的场景构思精巧，表现了单独囚禁的可怕折磨带来的仇恨。一幕没有对话的情景特别具有震撼力，那个囚犯像一个疯子一样敲打着牢房的门，想要打破监狱可怕的寂静。
几乎所有他的戏剧都有社会主题。在《鸽子》里，我们看到一个思想高雅的年轻女人拒绝从事社会提供给她的低贱的工作，但她知道只有卖淫才是出路。在现实的逼迫下，她来到泰晤士河投河自尽。在《银匣》和《长子》里，我们看到最强有力的控诉：富人和穷人在相同情况下的不同遭遇。在《银匣》里，一个“家境良好”的年轻人偷了一个妓女的钱包。当时他喝醉了，在无意识下偷了东西。与此同时，一个穷鬼也喝醉了，也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从那个富家子的父亲的寓所里偷了一个银烟匣。两个人都被逮捕了。那个“家境良好”的年轻人解释说他喝了太多香槟，警察微笑着给予了他警告，然后就把他放走了。那个穷人也说自己喝醉了，并说这就是他作出偷窃行为的原因。警察告诉他这根本不是理由，只会让他罪加一等，他被关进了监狱。在《长子》里，我们看到一个富有的地主，他被灌输了最死板的道德观念，突然间被迫想到自己的儿子要和一个婢女结婚，而她给他生过一个孩子。想到这场不幸的结合，他对道德的推崇突然间烟消云散。《争执》是高尔斯华绥的另一部著名的戏剧，讲述了工厂里的一次大罢工。一场尖锐但最终徒劳无功的斗争的发展与左拉[2]在《萌芽》里的描述颇为相似。
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对约翰·高尔斯华绥作为剧作家的技巧的褒扬——他的戏剧总是受到欢迎。当时英国的大部分戏剧充斥着低俗而无聊的内容，我们必须承认一位能够写出流行而严肃的作品的戏剧家所作出的贡献。无疑，《正义》与《越狱》（高尔斯华绥的一部关于监狱生活的新剧）对英国的民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3]。
和他的戏剧一样，高尔斯华绥的短篇故事要高于英国的平均水准。他的同胞们在这个体裁从未取得成功，而他已经写出了几篇很了不起的作品。《一个斯多葛派学者》是关于一个虚伪但可爱的人，像佩特罗尼乌斯·阿比忒[4]那样面对死亡，还有爱情故事《苹果树》，这两篇可以被视为他最好的作品。比起他的小说，它们更有可能成为传世之作。
我们会问，高尔斯华绥的作品能够流传多久呢？一百年后它们还会被记住吗？还是会被遗忘？
或许他会被遗忘，但说到底，这件事情重要吗？我们对他的推崇基于许多事情。确实，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他没有真正的创造性的才华，而且是一个说教式的作家，过于关注当时的问题。但他是一个诚恳而且没有利益动机的人，向残酷和愚蠢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他所作出的影响都是正面的。让我们感激他的诚恳，因为要当一个诚恳的人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比他更有才华的作家并没有将它善加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