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新安太医与徽州秘方医家

太医与秘方医家是我国古代医生中两个特殊的群体。

我国很早就设立了掌管医药的机构，早在西周时期（公元前1046—前771）就设有全国最高的医药行政长官——医师，《周礼·天官·医师》载其职责为“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秦、汉、三国有太医令，隋、唐置太医署，宋有翰林医官院及太医局，元、明、清独设太医院，系全国医学人才培养和医药行政管理机构，医疗上主要为宫廷服务。通过选拔进入太医院工作，主要为皇室后宫、帝王将相、王公大臣看病者为御医，而有一定官职品级的御医为太医，一般又笼统地称入职太医院等国家医政教学机构的医生为太医或御医。

中医自古以来更多的是服务于老百姓的医生。由于家庭背景、学识素养、从医途径有所不同，医术医德也有高低之分，人们又有大医、儒医、大夫、土郎中、术士、草泽医等带有感情色彩的称呼。在徽州，有一类虽没有经过系统的理论学习，但通过民间高人秘传私授，凭一技之长甚至一两个秘方行医于世，姑且称之为徽州秘方医家。

新安医学中有一支人数众多的太医队伍，黄孝周在《浅谈太医与新安太医》中说：“新安医家中共有41位太医，其中宋代4人，元代1人，明代24人，清代12人。”后又续补22人。至于主政各地方医疗的新安医官更是不计其数。太医、医官之多，徽郡为最，也从一个层面证明了“天下名医出在新安”。

提起太医，现代人可能会以一种复杂而异样的眼光审视着他们。其实，新安太医“臣本布衣”，在入朝前均为闻名乡里的大医，他们知识渊博，理论深厚，医术高明，基本功扎实，临证经验丰厚，擅治疑难危症，处方用药有理有据，循规蹈矩，稳健厚实，能他医所不能，有独特的专长。

机遇总是垂青于有准备之人。有了过硬的本领，后遇某种机缘，或是经过官员举荐，或是通过考试，或是治愈宫中之疾而入朝，新安太医都是凭真功夫走进翰林院或太医院的。

如宋代吴源，出生在医学世家，其太祖因得异人授《金匮玉函经》后而业医，已历5代，医术高超，善治急症，尤擅长治疗慢性劳瘵，往往银针一扎，或药用数剂，就奇效如神，屡屡起死回生，人称“神医”。绍兴年间（1131—1162），由黟人枢密汪勃保荐，赴京参加国家组织的医生考试，冠居百人之首，被选为御医，后封“翰林医官”。

明代陆彦功，其先祖在宋代即以“保和堂”药店而闻名大江南北，六世祖陆梦发与文天祥是同榜进士，官至大府丞，梦发后世以医名闻徽歙，至彦功益著，诸科杂证，无不究心，远近求诊，门庭若市。成化年间（1465—1487）应召入京，官太医院，治愈中宫之疾，赐冠带膳帛，医名更著。

明代王琠穷究《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治从攻邪，辄有神效，济人济世甚多。嘉靖年间（1522—1566）游学北京，适逢皇子患腿痛而瘸，日渐加剧，多位医生治疗无效，应中宫保荐，治之而愈，而授直圣殿御医，名传京师。王琠祛邪得当，年老归乡，皇帝御赐汉白玉双面彩屏一座（现藏于祁门中医院）以及汉白玉石料，以供其建宗室祠堂合一堂（五凤楼）。合一堂至今尚存，坐落于祁门县历口镇历溪村，一直在默默地诉说着曾经的风华与沧桑。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楼内所供奉浮雕即以御赐石料所雕制，记载了他的事迹。

明代徐春甫悉心钻研《黄帝内经》《难经》诸医学典籍，“于医书无所不窥”，加之“以儒通医，故其术易精”，自壮年始游学行医各地，后定居北京，在长安街上设“保元堂”制药应需，“治病奇中”，以医术名重京师，王公贵族争相备马迎接，后入太医院为医官，于隆庆二年（1568）正月前即1567年，仿孔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例，以“宅心仁慈”为宗旨，立诚意、明理、格致、审证、规鉴、恒德、力学、讲学、辨脉、处方、存心、体仁等“医会会款”22项及“会约条款”“医学箴言”（相当于现代学会的章程、条例和实施细则），“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立成宅仁医会”，开展讲学活动、交流学术，钻研医理、切磋技艺，名副其实属于学术组织和团体。46位同仁中新安医家21人。这在中华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我国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新安医学的第一次对外宣示。

明代汪一蛟，博学多才，精通医术，万历三十年（1602）太后病重，由汪一蛟医愈，被封为太医院医官。

清代吴谦熟读古今医书，谦虚好学，医术精湛，品学兼优，受到朝廷上上下下的广泛赞誉，因屡屡治愈皇亲国戚的顽疾，而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和器重。

其他如明代胡鈇善针灸，明代金有奇精幼科，明代江子振、清代王一凤精眼科，明代江一道、清代吴志中善治疫病，清代汪国龙擅妇科，清代程少轩精方脉，这些新安太医都有一定的专科优势，以自己的专长立足于后宫，服务于帝王之侧。

要知道伴君如伴虎，给皇室后宫看病犹如“走钢丝”，没有渊博的学识、过硬的本领，稍有差池，欺君之罪那是要身家性命的。

除太医外，新安医家中还有不少为官兼医、由官入医者。

如宋代马咸，官四川遂宁知府，因忤蔡京专权，辞官回乡，隐于医；王炎，南宋文学家，进士，历任太学博士、饶州知州等职，晚年积官至军器少监、中奉大夫，著《双溪类稿》一部，其中有《伤寒论注》，另辑有《本草正经》《资生经》，均佚。

元代鲍同仁，入翰林院，任全州学正、昌州同知，旁通针灸之术，凡四肢之疾、痈疽疮疡，治无不中，著有《通元指要二赋注》《经验针法》等著，今佚。程深甫，通儒精医，任浙江太医提举时，皇帝患病，应召治之，立愈，声震南北。

元代还有范天赐、吴冕、马肃、张良卿、陆文龙、汪汝凝等，分别授任地方医学教授或提举，从事医学教育、医药管理兼及医疗工作。

明代程松厓，明成化丁酉（1477）举人、甲辰（1484）进士，官至户部政，医名播于京师，《歙县志》载其一针救活棺中产妇的事迹，著述颇丰，《松厓医径》《眼科良方》是其代表作。

明代余傅山，曾任湖广行省钟祥县令，得隐者医术，工儒通医，回乡后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邀太医汪宦等徽府医学同仁9人，在徽州府乌聊山馆为弟子讲学，将当时讲稿和经验交流的记录汇编成《论医汇粹》（又名《余傅山医案》）；毕懋康，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历任御史、南京通政使、兵部右侍郎等职，后辞归故里，著《医汇》15卷。

清代戴震，乾隆三十八年（1773）召为《四库全书》纂修官，赐同进士出身，著名学者、思想家、皖派朴学代表性人物，撰有《难经注》《伤寒论考注》《金匮要略注》，未见刊行。

清代许佐廷，以儒入仕，曾任太守等职，素好医药，道光二十年（1840）觅得西园喉科秘本，验于临床，以医活人40余年，著《喉科外编》《喉科白腐要旨》《活幼珠玑》，以虚燥立论，认为“万物莫燥乎火”，以“补水清火”法治疗白喉，与郑氏喉科一脉相承，书中记载了1785年和1856年两度白喉的流行。

清代俞世球，先后在江苏苏州各县任知县等职，业儒通医，以儿科见长，从学者众，光绪十六年（1889）前后，在南翔（今属上海）创办中医培训班——“槎溪会课”，师生相与论医，要求先学柯琴《伤寒来苏集》、李中梓《内经知要》等，再学金元四大家，“合而观之，则见其全”，最后学《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撰有《麻痘新编》2卷（附《小儿疳积》1卷）、《续医宗摘要》12卷、《医学及门》1卷及《白喉治验新编》《摘录经验医案》《丹方类编》等医著。

徽州人良相良医情结十分深厚，以出相入府为自豪，以入官为医、为官懂医而骄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仕而兼医巩固和提高了医学的社会地位，对新安的莘莘学子尤其贫寒后生起到了引导作用。

新安太医、官医以儒通医，于医书无所不读，他们以渊博的学识编著了多部医学巨著。明代观户部政程松厓著有综合性医书《松厓医径》和眼科著作；太医院吏目徐春甫编著《古今医统大全》100卷165门，包括医学基础、运气、诊法、针灸、本草、摄生以及内、外、妇、儿、五官、正骨等各科，今已成为临床经典著作。清代御前太医汪燕亭，平素观太医院同事著述甚多，往复研究、采而辑之，结合平生所学撰成《聊复集》5卷刊行；太医院判吴谦，奉乾隆之命主编《医宗金鉴》90卷，作为御书广为流传，成为医家必备的“实用手册”。其他如明代王琠有《医学碎金》《意庵医案》，清代湖北省官摄普济堂医务的卢云乘，著有《伤寒医验》《医学体用》等，多有大部头的医著。

除了以医著垂范后世外，新安太医、官医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组织才能，从1543年余傅山在家乡组织讲学，到1567年徐春甫在北京成立“宅仁医会”，再到清末俞世球在上海创设“槎溪会课”，开展学术研讨活动，在三地点燃了医学文明之光，引领了医学的时代风尚。

正因为新安太医、官医以济人为务，不求于利，故能扬名于世，位列于朝，流芳于今。

秘方的秘传私授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神医长桑君经过考察，将禁方尽传于秦越人，嘱其不可外传。秦越人凭此行医各地，随俗为变，名闻天下。因其医术高超，后人以神医“扁鹊”代称之。扁鹊肇于先，故而后世习医，多有“得隐者医术”“遇术士授方”者。徽州有不少像这样怀有秘方、术有专长的医家，受徽州儒风的熏陶和影响，同样深怀济世救民之心，深得百姓信赖。

如明代祁门人饶进，性敦厚，学医于休宁丁氏。丁氏之医术乃得自术士之传，并嘱其“不得其人，勿轻传授”。饶进在丁家日种田，夜攻读，谨家事，无倦色。经过3年的考察，丁氏喜有传人，乃授秘旨。饶进归后，治无不验，道光《徽州府志》谓其“诊人生死时日无不验”。

清代黟县胡学济得秘方，制药油济人，疡疥诸疾多有效，人称“百益油”。

有的新安医家得秘方后，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并加以发扬，还形成了家族传承链。如清代歙县方国梁，幼业儒，因科举赴试失意，乃搜集民间单验方，专治外科疾病，世代相传，以医名世。因其居于杭徽古道旁的野鸡坞，而被称之为“野鸡坞方氏外科”，至今仍有传人。

清代歙县丁肇钧，迁居江西，始以丹膏行医，治多效验，兼治目疾、内科，求诊者盈门，遍求海内秘方，每得即修合应用以验之，历数年得方千余首，编成《见症知医》6卷。

其实很多新安太医也十分重视秘法验方。宋代翰林医官吴源，其祖上吴谅就因遇到一位异乡的道士，传授《金匮玉函经》医术，从而以医为业；陆氏自宋至明历代医官，都是根据祖上陆贽收集整理的医方行医，而以“保和堂”药闻名大江南北；明代曾任湖广行省钟祥县令的余傅山，因得隐士传授医术而辞官回归故里，转而习医；明代太医徐春甫的秘方意识更浓，其《古今医统大全》《医学捷径六书》两书收集了大量的简法验方，而且还津津乐道地介绍了这些秘方的来历或得方过程。

徽州秘方医家专病专方，专治某病，有是病用是方，有是方用是药，或内服，或外用，各挟一技之长，所谓“单方一味，气死名医”。秘方绝招是人民大众的医学，徽州秘方医家在社区农村、在广大的基层问诊看病，简、便、效、捷，治法用药简而不繁，用药山林僻邑仓促随取即有，药物不取贵而取能去病，针对性强而用后即出效果，能够实际解决大量的民生健康问题，掌起了一片小天地，使广大群众受益，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专病专方、简法秘方体现出中医的专科特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顽强的生命力，促进了新安医学的繁荣。

中医起源于民间，中医的根在民间。从神农、扁鹊、华佗，到孙思邈、李时珍、程钟龄，都有在民间看病行医的经历。民间藏有大智慧，徽州秘方医家具有自发的创造性，可能蕴藏有巨大的潜力潜能，大多数新安儒医包括世医、太医，都来源于民间。直到今天，徽州民间拥有秘方绝技者大有人在，他们或家族传承，或师徒相授，口传身授，代代相传，虽然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但一般都有安全简便、行之有效的招数。现代开展的民间医药、单验方调查，即是在挖掘继承这一瑰宝。这些真正有独到专长、持有祖传秘方或独到生产制备工艺的医家，“一招鲜，吃遍天”“一根针，一把草，揉揉捏捏病就好”，往往有意料不到的疗效，其中所包含的原创性思维和科技含量，正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

第三章　新安医学名著

新安医学以医著宏富著称于世，800多部医籍分属医学丛书、医经整理、综合临床、专论、医案、本草、方论等各医籍门类，涉及面广，理论学术和编撰风格各具特色，“在以地区命名的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见证了新安医学先辈们曾经的努力、创新与辉煌，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对新安医著内容的提炼、医史文献的考证、医籍刻本特色的分析，不仅本身是新安医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和内容，更重要的是为新安医学学术思想、临床风格、科学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