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安医家考据新证

目前在新安医家个体考证上，亦有可观的新结论出现。

元代医家吴瑞撰有《日用本草》8卷（1329），但吴瑞是否为新安医家，各家说法不一。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安徽科学技术史稿》认为：“《日用本草》为元代休宁县医家吴瑞（字瑞卿）编撰。”但《新安医籍考》却以为“吴瑞应为浙江海宁人”，郑金生指出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所存《日用本草》明嘉靖刊本（孤本）是最可靠的底本，他在校后记中也认为：“吴瑞，字瑞卿，新安海宁（今浙江海宁）人。”不过后来郑金生纠正了自己的观点：“我还误把《日用本草》作者吴瑞的籍贯弄错了。吴瑞本是‘新安海宁’，但我根据一般语词工具书，说他是‘浙江海宁人’。后来结识了历史地理学者，才扩大了眼界，知道‘新安海宁’实际上是安徽很古老的一个县名，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改海阳县置，治所在今安徽休宁县东十里万安镇，属新安郡。隋开皇十八年（589）改为休宁县。古人署籍贯，经常会用古地名，而我却忽视了‘海宁’前的‘新安’二字，愧对读者。”

明嘉靖刊本题为“新安海宁医学吴瑞编辑，七世孙镇校补重刊”，正文之末刊有“歙西□川黄锭、黄铣刊”字样，书后有嘉靖四年（1525）山西泽州沁水学教谕陈鳌所作《书〈日用本草〉后》，其中曰：“瑞卿公以世鸣医，尝著《日用本草》传世，年久字讹，不便观览。六世传至宗卫公，医道大行，活人莫计，郡邑之请药者，接迹其门。篁墩程先生尝服其药，屡疾屡瘳，乃书‘景素堂’三字以颜其轩。”歙县与休宁同为徽州（新安）之邑，歙西虬川黄氏为徽州刻书世家，程氏为新安大族，篁墩是新安士族发源地，自晋唐以来一直就是徽州宗族圣地，且从行文中可以排除吴瑞之后自外迁入徽州的情况，均证明吴瑞医学世家为徽州郡邑之休宁人。

吴瑞本人是否是徽籍人士？元朝与吴瑞同时代的著名画家、诗人、浙江人士王冕（1287—1359），作有《送吴瑞卿归武昌》一诗：“古越古为山水府，篁竹菁菁无啸聚。耕田凿井各有为，文物衣冠比邹鲁。玄风已散茫茫然，几回沧海成桑田。眼前飞走杂枭獍，草木憔悴愁无天。君来推谳洗烦毒，画帘不动风肃肃。荆花脱洒春攸扬，一奁清透湖天绿。赤子欣欣行大道，拍手争歌君政好。明月冷浸甘棠阴，光风碧长圜扉草。三载考绩鹰脱鞲，解鞍出买江上舟。黄童白叟不可留，山风惨淡江风愁。十里长亭正花柳，绿波翻动蒲萄酒。玉笙吹切蓬莱云，西去青山如马走。知君住处好神仙，洞庭赤壁浮紫烟。武昌樊口最幽绝，东坡曾为留五年。君今归去荣画锦，水色山光缘席枕。我亦欲写岩壑图，挂君高堂对君饮。”从时代和诗文内容来看，此吴瑞卿即《日用本草》作者吴瑞卿无疑。诗中“古越”“山水府”“比邹鲁”明确指的是新安（徽州），“篁竹”指的是徽州宗族圣地篁墩，“君来推谳洗烦毒”“三载考绩鹰脱鞲”明确指吴瑞来徽州从事医政工作有三年，其“归”神仙幽绝之地的武昌，从诗句来看与其说是指其回归原籍武昌，不如说是指其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生活之意。而且并非武昌人的苏东坡也曾留此五年，也是为了回归田园生活，可为佐证。

吴瑞具体生卒之年不详，可能祖籍武昌但不确定，其后代定居徽州行医，本人是否归里而又返徽，无从考证。可以确定的是，曾寄居徽州更传世于徽州，蔚然形成世家医学，这是不争的事实，归为新安医家并无不妥，所撰《日用本草》为其新安后裔传而为用，视之为新安医籍亦无不妥。

今人对于明代御医王琠生平事实的介绍，主要见之于两篇文章：一是徐焘《明代御医王琠考》，二是金志来《明代御医王琠》。然有关王琠生平事实的搜集工作尚未穷尽，今上网访问中国谱牒库，检得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刊本《新安瑯琊王氏统宗世谱》（此本罕见，现仅河北大学图书馆藏有残本），发现了有关王琠的两条记载，这是存世文献中有关王琠的最早记载。

卷首：“有功脩谱人名”中列有“御医王琠”。

卷之七：“琠，邦贡，行邦四三。号意庵，别号小药山人，生弘治丁巳二月十五，太医□御医直圣济殿事，娶濂溪汪德亮女和玉，生弘治壬戌九月初一。妾南京何氏、北京火氏，□□□□南村李氏，生嘉靖癸未七月初六。女坤秀，适文堂陈国器。”

此外，《新安名族志》（稀见之书，首刊于嘉靖二十九年）亦有王琠的记载，这也是研究者不大注意到的。黄山书社2004年朱万曙等人点校本《新安名族志·王·祁门·历溪》载：“在邑西八十里。唐兵部尚书璧之三世孙曰敬显居山口，敬显次子曰帖始迁于此。十九世曰仕亭，为知事。二十二世曰玠，为武康令；曰珮，拜义官；曰琠，为太医院御医；曰伟，太学生；曰诚心，曰京祥，曰勋，曰用，俱邑庠生。”

以往认为徐春甫生于1520年，《古今医统大全》编撰出版于1556年，而其习医行医的时间地域、任职太医院吏目的时间等都不够清晰明了。今借助《医学捷径六书》两个版本系统的发现，首先根据其总自序“不佞业医五十余年”、署“七十四叟”和两个版本（包括缺失总自序的初刻本）署“万历丙戌”（1586年）加以推定，其生年当在1513年。

从这一结论出发，通过《古今医统大全》《医学捷径六书》两书透露的蛛丝马迹，有关学者通过细心求证，进一步佐证了徐春甫生于1513年的正确性，并由此基本梳理出了徐春甫的生平大事年谱，纠正了过去许多错误的和似是而非的认识。

徐春甫生于1513年，卒于1596年以后。幼年从国子监太学生叶光山习儒、攻举子业。1534年拜邑里名医、太医院吏目汪宦学医。1552—1558年游学行医于江南地区并及全国各地。1558年定居京城顺天府（今北京），在长安街开设“保元堂”居药应诊。1559年在国家整顿革除冒滥医生时期，以真才实学入职太医院并任吏目。根据《大明会典医政官制》的记载，太医院“洪武十四年（1381）定为五品等衙门，更设太医院令、丞、吏目及御医，始依文职授散官。二十二年复改院令为院使，丞为院判”，时吏目当为院使（五品）、院判（从五品）之下的六品或从六品官员。1556年前，徐春甫在平时大量收集、整理医籍基础上，着手规划和编撰《古今医统大全》，其中《内经要旨》《经穴发明》于1557年前编著完成，全书于1557年开始出版，并于1564年编撰完成，直至1570全部出版。1564年编著《医学捷径六书》、1586年出版。1567年组织成立“一体堂宅仁医会”。

孙一奎的生卒年，现有的《中国医学大辞典》《简明中医辞典》《中国医籍大辞典》等中医学辞书与研究论文中均未明确记载，只是模糊描述为“生活于嘉靖、万历（1522—1620。引者注）年间”，历版高校《中医各家学说》教材则载为“1520—1600年”。现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98册《天远楼集》卷十四中，发现了明代隆庆进士、吏部侍郎徐显卿所撰《文垣孙君墓志铭》，铭文中记载孙氏临终“合掌而瞑，时万历庚子二月二十一日，距其生嘉靖戊戌八月二十二日，享年六十有三”，从而得出“孙一奎当生于1538年、卒于1600年”的结论，解决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关于孙一奎的生平，能够查到的传世资料很少，主要是依据其著作《赤水玄珠》《医旨绪余》《孙文垣医案》三书的序言与诸家赠文、赠诗中推测考证而来。

孙一奎出生于明代徽州的一个儒学世家，自幼聪颖过人，曾学《易》，稍加点拨即能昭彻大义，老师也对其天资感到十分惊奇。其父以儒术起家，身体孱弱，因攻读过于刻苦，加之屡试不第，心情抑郁，体质疲弱益甚。这给少年的孙一奎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开始抱有了“事亲者不可不知医”的念头。

年纪稍长，其父可能因科考受挫，并没有让他继续攻读举业，而是令其前往括苍（今浙江丽水），随经商的族兄学习谋生之道。在路途中，孙一奎遇到一位精通医术的修道之人，可能因其恭谨温顺的气质博得了“异人”的好感，而被传授以“禁方”。孙一奎最初乃为“事亲”而备用，然读而验之，果然多有奇效，遂在父亲的支持下，放弃了经商的念头，转而开始学医。

孙一奎在学医中发现，“异人”所授“禁方”虽然精良，但因有所局限而不能通洽，如仅拘泥于成方，不能融会贯通、随证机变，则仍难成良医。故转而开始苦读医籍，上至《灵枢》《素问》《难经》，下及古今名家，无所不及，对儒、释、道三教经典中的医学内容也无不涉猎。不论寒暑，十分专注。

3年后，自念“索居而窥观”不若“广询而远览”，决意离家远游，广寻名师。他的足迹踏遍江南，一边行医，一边寻求有识之士，博采众长，不拘门户，凡遇有所长，必前往请益。经30年的勤求博采，达到了理论上“镜莹于中”、实践上“投剂辄效”的境界，终于成为一位学验俱丰的一代名医。

新安多名医、多御医，这是此地医学发达的必然结果。

《休宁名族志·方·方村》曰：“三十世曰（方）应震，太医院御医。”《李·中街》曰：“（李）安子曰德卿，族行名相，号高严，授太医院御医，多懿德，精岐黄业。孝亲和里，好仁仗义，婚丧不能举者必捐资以助，贫负屡焚其券，台宪有司以迄乡绅士民求药饵者，靡不应匕而廖，迭旌其门，不可枚举，李侯举大乡宾饮，其善行著于邑志。”

以上两条是目前所知有关御医方应震、李德卿的最早记载。方应震与方广是同村人。方广是方氏第27世，撰有《丹溪心法附余》。方广之后，方应震能成为御医，不能排除地缘、族缘因素。李德卿所在的中街，李氏“八世曰华，曰荫，精上池秘业，俱以医鸣世”“九世曰敏，善诗医……敏子曰枢，以医隐，疲癃多赖以生”“（十一世）曰思诰，冠带良医，邑令屡旌棹楔……曰元儁，让资财抚庶弟，克承前人医词于不墜，著有《啸严草》，枢子也”。李德卿是中街李氏第10世，他生长在一个代有医家出现的环境内，自然有条件成为御医。

《汪氏世守谱》卷之一《梧村续修谱序》有载：“御医如柳庵。”卷之八载：“柳庵，字龙冈，太医院判。”卷之八《赠龙岗汪尊兄荣擢御医序》载：“医何为者也，圣人所以妙通阴阳，节调和气，体天地之心，产生民之命者也，是独可以小道视之哉。龙冈，新安世宦家也，幼习儒业，行将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既而屡战柏台，志不获遂。爰以父病，研穷医学，其于神圣工巧靡不精到，真足以追黄岐而班和扁，后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时庚申春二月，值国朝开校医之科，龙岗挟箧赴选。圣天子嘉其洞彻方书，通贯脉理，宠命冠服，荣进御医之列，则夫他日寿朝廷、固元气、延国脉于无疆者，端有赖矣。噫，夫人之行莫大于忠孝。龙岗以医事亲，大孝也，以医事君，大忠也。忠孝两全，允矣，人生之大行欤。龙岗从其父吾学师汪翁，游宦于祁庠，祁之人士咸景慕之。愚与龙岗尤其情意深，至投胶漆而结金兰者也，故为文以赠。嘉靖戊午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大学士前国子监祭酒临海华峰秦鸣雷拜书。”

《梧村续修谱序》末署“乾隆岁在戊辰仲春花朝之二日侍御处忠公支裔三十五世孙兆谟百拜敬撰”，《汪氏世守谱》卷之八记载的内容是“登源梧村世系图”，故可以断定汪柳庵为梧村（登源梧村）人。

梧村，又名登源梧村，今为绩溪县瀛州镇瀛州村所辖的一个村民小组。

汪柳庵，字龙冈（谱中初写作“龙冈”，后又写作“龙岗”），年轻时热衷于读书做官，但未获成功。后因父亲生病，遂发愤学医，终因医术高超，荣擢御医，又荣任太医院判。

在汪柳庵荣擢御医时，秦鸣雷撰就《赠龙岗汪尊兄荣擢御医序》一文以示庆贺。此文撰于嘉靖戊午（1558），作者秦鸣雷（1518—1593），字子豫，号华峰，浙江临海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进士第一人（状元），授翰林院修撰，隆庆五年（1571）任南京礼部尚书。

作为状元的秦氏在文中极力称赞汪柳庵医术高超，忠孝两全，并述其与柳庵情意深厚，结为金兰，可见汪柳庵在医学上和人品上确有过人之处。但秦氏所撰文中说“时庚申春二月，值国朝开校医之科，龙岗挟箧赴选”，庚申为嘉靖三十九年（1560），此处记载应当有误。

《汪氏世守谱》，中国谱牒库题为《安徽休宁汪氏世守家谱》，误。《中国家谱总目》著录为“[安徽绩溪]汪氏世守谱十卷首一卷，（清）汪国徘、汪度纂修，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木活字本，四册。”其中说此谱为“木活字本”，误；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站著录为“刻本”，是。《汪氏世守谱》除中国谱牒库收录外，线装书局2002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第242～ 245册内亦收录。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谈家胜著《国家图书馆所藏徽谱资源研究——32种稀见徽州家谱叙录》内，有较详细的介绍，可参。

程敬通（约1573—1662），名衍道，歙县槐塘人，明末清初新安名医，以儒医闻名于世，推崇并校刊《外台秘要》。清末槐塘医家程曦，于光绪九年（1883）春得先祖程正通遗方57则，遂加以钩摹注释、编辑成册，名《程正通医案》，1927年由衢县龚采圃（号六一子）编入《六一子医学丛书》中，全一集，刊行于世。

1977年，歙县卫生局根据手抄本翻印流行。因歙县方言“正”“敬”同音，将程正通误为明末清初之程敬通，遂改《程正通医案》为《程敬通医案》。1981年版《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程衍道”条亦照此收载，讹传甚广。实则程正通为清乾隆、嘉庆至咸丰、同治年间槐塘人，是新安医学中另一颗璀灿的明星。理由如下：

其一，程曦在序中多次称“正通先生”，未有“敬通”之称，作为后人似无可能将先人名讳弄错；

其二，查明清以来《徽州府志》《歙县志》及其他史料，均未发现有称程敬通又名程正通者；

其三，程曦序中谓程正通“治病无暇晷，未克著书传世”，而程敬通则诊余奋力著述、校刊医著不辍；

其四，医案言简义邃，用药简洁精当，显非学程敬通治学于《外台秘要》的思路；

其五，医案与程敬通《心法歌诀》《医法心传》相比较，不仅文辞迥异，且学术观点大异；

其六，医案中使用较多的党参始载于《本草从新》（1757），东洋参、大洞果、千年健及参叶始载于《本草纲目拾遗》（1765），较程敬通为晚的汪昂《本草备要》（1694）尚无记载；

其七，程敬通对外感热病的认识未脱“伤寒”窠臼，而此书案中有“温邪袭肺”论，已深受叶氏温病说之影响，程曦、江倬均以叶天士、薛生白之论加以诠释；

其八，程曦序中载，称“自先生往，吾徽竟无一人及其术者”，整个徽州自程正通以来，竟没有人能与其医技相匹敌，而自程敬通至程曦200余年间，新安名贤飙起，仅歙县一邑就有程钟龄、吴谦、吴师朗、许豫和、郑梅涧、程杏轩等，咸为卓有成就者；

其九，清道光癸卯（1843）木刻本《眼科秘方》徽州江鼎臣撰序云“松崖程正通先生，徽州府歙县人也……今先生下世后，已数十寒暑矣”，光绪辛卯年（1891）木刻本徽州黟县李宗熠序云“先生盖乾嘉年间人”，显然这位1823年以前辞世、生活于乾嘉年间（1736—1820）的程正通，不可能是明末清初程敬通（约1573—1662），当然更不可能是明代程松厓，但明清以来歙县槐塘程氏世代以“程松崖眼科”闻名，显然是历代程氏世医沿用的金字招牌，以至于干脆以程松厓为名号；

其十，民间口碑，清代末叶及民国年间程正通在歙县一带，享有“槐塘程正通，人称仙医”之盛名。

关于程应旄的里籍，《新安名医考》《新安医籍考》等亦未详录，只云“歙县人”。然根据其《医径句测》有槐塘医家程林（字云来）为之作序，署为族弟，当为歙县槐塘人。但槐塘程氏家谱未见记载，志书也未明载，可能见于另一“支谱”。

文献考证研究是一项严谨细致的工作，每一点新发现都来之不易。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进展、研究者默默无闻的奉献，才构筑起新安医学文献的大厦，奠定了新安医学研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