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十大新安医家

新安医学发源于程朱理学桑梓之邦。宋代以降，一大批“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的新安学子，在“知医为孝”“良医良相”“医儒双修”思想指引下，“学而仁则医”形成风尚。清代以徽州朴学为标志，经学考据之风大兴，包括中举人、进士、状元而入朝为官的一大批徽州鸿儒，将考经证史的触角延伸到《黄帝内经》等医学经典，进一步引领了新安后学由儒入医，形成了高密度、高水平的儒医群体。据考证，自宋迄清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医家有800多位，其中400多位撰写了800多部医著。现行中医院校统编13门教材中，计引新安医家34人次，占12.3%；新安医论543条次，占9%。

2009年我们从800多位新安医家中精选出了10位代表性医家，从生平事迹、著述和学术思想等方面作了简要介绍，得到了著名医史学家余瀛鳌的充分肯定。一叶知秋、见微知著，“新安十大医家”的提出，为认识新安儒医群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窗口，至今在中医学术界还没有异议。

汪机（1463—1539），字省三，别号石山居士，明天顺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南直隶省徽州府祁门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世居石山坞（自南宋时起），元代迁至石山坞以南的朴墅。出生世医之家，“早岁习春秋经”，攻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受到新安理学的教育，于学无所不稽，后“补邑庠弟子员”，得一类似于秀才的名分。尽管很努力，但屡试不中。其父汪渭，为当地名医，以“良相良医”开导其习医。遂随父诊病，潜心医学。由于刻苦钻研，加之父亲的亲炙和点化，医技日精，疗效甚佳，声名鹊起。30岁时于徽州府歙县见到戴元礼笔录其师朱丹溪医案医论的稿本，遂录之以归，加以整理，编成《推求师意》。所谓“师意”，即以朱丹溪为师，私淑朱丹溪之学。其母病头痛呕吐10余年，经治罔效，他悉心探讨朱丹溪学术，以滋阴法为主治愈了母亲的多年宿疾，信心大增。之后其父三次患病，汪机也三次治愈。随着临证实践技能的日渐成熟，“郡人求治多效，日益众”，声名益噪，求治者接踵而至，门庭若市。

明初朱丹溪滋阴学说盛行，过用苦寒滋阴而致脾胃正气受损的案例比比皆是。汪机主朱丹溪“阴常不足、阳常有余”说，临证又不主张其养阴泄火的治法。其父于朱丹溪、李东垣之说颇有见地，认为“病当升阳，治法则从东垣；病当滋阴，治法则从朱丹溪。不可南北异宜而不化”，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经过认真思考，汪机以《黄帝内经》气血营卫立论，首倡“营卫一气说”，认为营为水谷精气，属阴气，而卫为阳气，但营中有卫，营卫一气，营兼血气，补气亦补营气，补营即补阴，朱丹溪补阴是补营，李东垣补气也是补营，“补营”具有补阴、补气等多元价值。以营气为切入点和共同环节，将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统归为营卫阴阳，既扩大了朱丹溪说的本意，又沟通了朱丹溪补阴与李东垣补气之说。主张补阴不可拘泥于滋阴苦寒，而应注意补营；重视脾胃元气，又不可拘于升阳辛散，而宜甘温。

以营卫阴阳虚实论为理论基础，汪机又倡“参芪双补说”，认为人参、黄芪善补营气，具有补气补阳和补血补阴的双重作用，临证力荐并活用参芪温补。由此阴阳、营卫、血气都归结为了一个“气”字，在此基础上结合李东垣《脾胃论》培补元气说，提出了“调补气血，固本培元”的学术观点，开创了新安医学“固本培元派”，其“营卫一气说”和“参芪双补说”构成新安温补培元派的核心学术思想，大大地拓展了“杂病法丹溪”的治疗思路，改善了历来在难治病方面治无法依的局面。

他还在《伤寒选录》一书中，明确提出“新感温病说”。《黄帝内经》有“伏气温病”的论述，一直占据温病发病说的主流地位，到宋代始有“感而即发”的新认识，最终由明代汪机首次提出。

另外，汪机在针灸科、外科上也颇有建树，强调针灸治病须重视诊脉，分经辨证取穴施针，主张”治病无定穴”，提倡疮疡用灸；主张外病内治，提出“治外必本诸内”的思想，“知乎内，以求乎外”，并“以消为贵，以托为畏”，反对滥用刀针，还是中医学史上定义“外科”概念的第一人。

汪氏一生勤于著述，直至古稀仍笔耕不辍，“集古今诸名家之所长而为大成”，先后编著、抄录点评了13种医书，计70余卷。代表作《石山医案》为门生陈桷整理，系其原创著作；另编著有《针灸问对》《医学原理》《本草会编》；还有《脉诀刊误集》《续素问钞》《内经补注》《运气易览》《痘治理辨》《推求师意》《外科理例》《伤寒选录》《医读》等作，系录他人著作内容加以点评发挥之作。其中《营卫论》《矫世惑脉论》《诊脉早晏法》等篇集中反映了他的学术观点。

《明史·方技传》载：“吴县张颐，祁门汪机，杞县李可大，常熟缪希雍，精通医术，治病多奇中”，并为一代神手，《祁门县志》载其“行医数十年，活人数万计”，陈桷云其“学足以溯河洛之趣，医足以逼岐黄之真”。《四库全书提要》将其列为我国明代嘉靖年间四大名医。汪机为人亲善和蔼，心存仁术，好儒爱书，心地坦荡，守信自重，从不欺世盗名，不随波逐流，自言“不知我者谓我狂妄，其知我者谓我坦夷”。时人谓：“病之见石山也，如饥者得食而充，渴者得饮而解，弱者得援而登巅，危者行扶持而安。”

汪机弟子众多，陈桷、汪副护、程廷彝、许忠、周巨、黄古潭、汪宦等皆有声名。

徐春甫（1513—1596年以后），字汝元（汝源），号东皋，又号思敏、思鹤，明正德八年至万历年南直隶省徽州府祁门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祖居县城东皋，“家世业儒”，虽为“遗腹子”，然资性颖敏，幼年即从国子监太学生叶光山学儒、攻举子业，勤奋刻苦，少而通儒，因苦学失养，体弱多病，而弃举子业，从邑里名医、太医院医官汪宦（汪机弟子）学医。酷爱藏书，学医后则嗜读医书，“于医书无所不窥”，长年攻读《黄帝内经》等诸医学典籍，悉心钻研和探索医学深奥幽隐的原理。1552年起游学行医，游历大江南北，早年主要在江南地区，其自言：“余初学医，志友天下。尝游吴越江湘，历濂洛关闽，抵扬徐燕冀，就有道而正焉。道高即拜，罔敢自矜。”初学医时立志广交天下朋友，曾经游历过江、浙、吴、越地域和长江、湘江流域，历经四大理学家（宋代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张载，朱熹）生活讲学之地濂溪、洛阳、关中、闽南，东抵扬州、徐州，北达河北、燕京等地，遍访拜会各地学识高明之士，虚心求学，勤于临床，医术精进，但从不自我炫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其搜录历代医书及诸家医药资料。日后汇编百卷《古今医统大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壮年后北上京城，寓居直隶省顺天府（今北京），在长安街上设“保元堂”居药应需，业医诊病，以自制大健脾养胃丸等特色制剂闻名海内外。他十分留心验方秘方，广泛征求，甚至不惜以重金赎买，像治疗泻痢的徐氏香连丸、秘验止久泻丸，妇科秘方血崩丸，外用点治眼疾的明目紫金膏、碧玉饼子，贴治溃疡以收疮的定痛太乙膏等保元堂制剂，都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来历。但他反对保守秘方，认为“医家秘方不肯示人，诚非仁人之心也”“每厚赂求之，用梓以公天下”，每每重金求得后，刊行公布于世。因其以存心济人为务，治病以救人为先，医技超凡，见识超群，求治者盈门，以“随试而辄效”“鲜有误”著称，“活人不可以千万计”。后凭真才实学走进太医院，被授予太医院吏目（六品或从六品）之职，列为“太医之官”，名重京师。

其为人性格豪爽健谈，广交朋友，与同道探讨医理、切磋医术，“随问随对”，侃侃而谈，孜孜不倦，时人称“诚为鸣世之士”，甚至有钦差大臣称誉他“以明医重京师，齐驱襄扁，奴仆刘张”，学识医术堪与扁鹊并驾齐驱，超越了金元医家刘河间、张子和。

徐春甫的医学建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上溯轩岐、下至于明，采撷历代中医文献史料496种，以《黄帝内经》为宗，探究各家精微，历时数十载，开创性地编撰了医学巨著《古今医统大全》100卷，内容以临床病证辨治为主，分门别类论述，还包括医经、针灸、本草、养生等，时被誉为“方书之六经，医宗之孔孟”，评价之高无以复加，现已被列为“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实含类书、丛书）之首；同时又由博返约，将自己的业医经验包括保元堂起家的秘验方论，编集成《医学捷径六书》，晚年悉数刊布于世，体现了他“物我两利”的朴素思想。其著述引古发新，观点鲜明，系统总结归纳了《黄帝内经》以降尤其金元以来的学术成就，在继承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二是广召客居京师的46位名医（其中新安医家21人），仿孔门“以文会友”之例，于隆庆元年（1567）发起并创办了“一体堂宅仁医会”，这是我国第一个有史可考的全国性民间学术组织和科技团体。《古今医统大全》百卷的编撰为中医学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组织“宅仁医会”更是我国医学史乃至科技史上的一大创举，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医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学术上，徐春甫强调“纯一不二”的精神，尊《黄帝内经》经旨，合百家之言，尊经而不泥于经，“用法而不胶于法”；强调四诊合参而尤重脉诊，认为“脉为医之关键”，辨顺逆、辨证情“总切于脉”，脉学不精就是庸医；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又私淑李东垣，更推崇健脾保元的脾胃观，注重顾护“脾胃元气”，认为“百病从脾胃而生”“治病须察脾胃虚实”，提出了“五脏之脾胃病”的概念，确立了“调理脾胃以安和五脏”的治疗思路；临证注重辨分内伤、外感，认为“内伤本乎脾胃”“邪气伤虚不伤实”，强调内伤正治、外伤从治以顾护脾胃元气的重要性，倡用“白术参芪”补元阳；于郁证也有阐发，认为“郁为七情之病”，提出“脏腑之郁”和“无往而不郁”的观点，强调“久病当兼解郁”；推重治未病观，提出“慎疾慎医”命题，凝练养生精华。他以创制和运用大健脾养胃丸等“王道之方”起家，擅用方药治病，提出了二十四字法（方），创制有“三十六方”特色制剂，成为新安方药运用上的一大特色，有较高的实用价值。

孙一奎（1538—1600），字文垣，号东宿，自号生生子，明嘉靖十七年至万历二十八年南直隶省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孙氏自幼聪颖过人，好学勤求，因父亲体弱多病，遂萌生“何得究竟秘奥，俾保吾亲无恙”之心。在一次前往括苍（今属浙江丽水）访兄的途中，遇“异人”以禁方相授，试之有效，乃专研医学。后师从汪机弟子黄古潭诵读医经，苦读医籍，不论寒暑，十分专注。数年后又游历湘、赣、江、浙等地，寻师访友，广询博采，凡知医有所长即往请教，若遇明哲高人更是折服其前。游学万里，淹迹三吴，探冥秦淮，钩奇于越，以医术游于公卿间，经30年博学勤访，达到了理论上“镜莹于中”、实践上“投剂辄效”的境界，为人治病、决死生多验，诊视鲜戾，投剂靡乖，医名远近闻达，时人以“此日孙思邈，医功更有神”相赞誉。

孙一奎撰有《赤水玄珠》30卷，《医旨绪余》2卷，《孙文垣医案》5卷，洋洋140余万言。《赤水玄珠》引录历代文献273种，在综合性临床医著中以分门细致、科别整齐、明证和论治有条理见长。《医旨绪余》作“命门图说”，倡导命门动气说。《孙文垣医案》为其门人及儿子编辑，载398案，诊治内容涉及温热时疫、内科杂症、妇人胎产、幼虫童疳以及耳目诸疾，对许多奇疾怪病辨治有法，不落常套，医学功底极为深厚。

孙一奎满腹经纶，阅历甚广，临证中体验到了生命“活力”的重要性，乃以理学太极论和《难经》原气论为依据，吸收了太极非阴非阳的思想精髓，结合“仙家（内丹术）”“玄牝之门”等认识，发明动气命门说及三焦为相火说。他以豆发芽来比喻命门动气与两肾的关系，认为命门为两肾间动气，原气之所系，非脏非腑，非水非火，造化之枢纽，有名而无形，即先天太极；原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动力，命门动气为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根，五行由此而生，脏腑以继而成，五脏六腑之上还有一个更高层次的命门动气。并得出“命门不得为相火，三焦不与命门配”的结论，认为命门无寄相火，三焦为原气之别使，主持相火，三焦之相火化生于命门之原气。而所谓肝肾之火乃五志所化，方为贼火。

临床他十分重视命门元气、三焦相火的温补，反对滥用寒凉、动辄滋阴降火，损伤命门动气，注重补养正气、温补培元。擅治外感内伤杂病，提出“肿满多因火衰”，对于气虚肿胀、中满、癃闭、遗溺、小便失禁、痿证等病以温补论治。强调治肾消当“暖补肾气、温补下元”，力荐使用金匮肾气丸，强调多用黄芪等补气之药。作为汪机的再传弟子，善用参芪培本固元治眩晕、中风脱证，然培元而兼温补，重参芪又适当配伍桂、附、姜。也注意阴阳互根，论治鼓胀既反对滥用寒凉，又反对过用辛热疏利，对肾虚气不归元的喘证、眩晕也强调补益肾阴。重用人参、白术，创制有温补下元治鼓胀的壮原汤和治下焦虚损、脾阳不振的壮元丸等名方，突出脾肾同治。平生以注重元气之生生不息为己任，故自号生生子。

孙氏命门动气说熔医、道、易、理学于一炉，同时与汪机“营卫一气说”联系起来，阐明“原气（肾间动气）—宗气—营卫之气”是维系生命的物质和能量的链条，并将汪机学说从培固脾胃元气发展到注重命门元气，使培元理论从脾到肾、从后天到先天，上升到命门的更高层次，培元固本理论更趋全面和成熟。以汪机、孙一奎两人为核心的一批新安医家成为温补培元派的中坚力量，从而发展成为新安“固本培元派”。

吴崐（1552—1620），字山甫，号鹤皋，因能洞察岐黄之奥旨，人赠雅号参黄子。明嘉靖三十一年至泰昌元年南直隶省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世居歙西澄塘。吴崐出生于书香门第，伯祖父吴正伦医术高超，医名颇著。幼年英异，为文藻思横溢，因科举不售而“投举子笔，专岐黄业”。15岁学医于乡贤名医余午亭，“居三年，与师谈论，咸当师心。继由三吴循浙，历荆襄，抵燕赵，就有道者师受之焉”，“未及壮年，负笈万里，虚衷北门，不减七十二师”。由此扩大了见识，丰富了临床经验，对各家兼收并蓄，奠定了雄厚的医学基础。行医于宣城、当涂、和县等地，医技精湛，往往出人意料，令众医折服，所至声名籍籍，活人无数。

吴崐既承家学，又受师教，一生著述颇丰，现存4部。《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经文训释见解深刻，语简理明，多所发挥，订正了王冰经文的多处错误。《医方考》6卷72门，广搜医方540首，创有清气化痰丸、知柏地黄丸等名方，着眼临床，实用性强，是我国第一部注释方剂的重要著作，16世纪东传日本、朝鲜及东南亚各国，影响很大。《脉语》50论，荟萃历代医著脉理，提要钩玄，阐发己见，将五行乘侮之理运用于脉学，在“脉案格式”一节中规范了病案的书写格式。吴崐游心《黄帝内经》，于砭焫针经也时时讨究，时以师授针方对证施治，多有神验。晚年集古代针灸大成，掺个人见解，著成《针方六集》，提出针药无二致、针药兼有、针药正治等45论，临床价值较大。据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转引《亡名氏〈鹤皋山人传〉》的记载，吴氏还著有《十三科证治》《参黄论》《砭焫考》《药纂》等医书，惜亡佚。

吴崐学术上涉猎较广，成就众多，在其著作中始终贯彻了“天人一理”思想。其注释《素问》，牢牢把握“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这一规律，联系人体实际加以解释，使经文更贴近临床、易于理解。《医方考》强调因时因地制宜，“无伐天和”，季节和地域环境不同，方药配伍运用相应有别，如《虚损痨瘵门·补肾丸》有论“夏加五味者，扶其不胜之金；冬加干姜者，壮其无光之火”，《湿门》叙“东南卑下之区，十病九湿”。《针方六集》强调“候气”的重要性，同时要求按照季节不同针刺不同穴位，如《尊经集·刺因于时》论及“春刺井，夏刺荥，季夏刺俞，秋刺经，冬刺合。春刺井者，邪在肝；夏刺荥者，邪在心；季夏刺俞者，邪在脾；秋刺经者，邪在肺；冬刺合者，邪在肾”，并专设“针药方宜”一节，谈及“东南卑湿之区”用药与“东方之域”用针之理，论述不同地域之所宜。《脉语》专设“方宜脉”一节，总结出八方之地在不同气候条件作用下人之脉象的差异，与《黄帝内经》“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贴贴相合。

吴崐深谙人体气机的重要性。《黄帝内经素问吴注》注“气立”为生命之本，乃因“人受天地之气以立命”，注重阐发人体之气在生理、病理中的关键作用。《素问·金匮真言论》“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在颈项……”，前代医家都将“俞”当“腧穴”解，吴崐解“俞”为“输”，指为“五脏之气至此而转输传送也”；《素问·玉机真脏论》“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既往注家都以五行生克乘侮来阐释脏腑的生理、病理传变，而吴注“五脏之气相通，其脏气输移皆有次序；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以相次也”，首次明确地提出五脏通过气的流通进行输移传注，一语中的地阐明了五脏相通之理。《脉语》专设“胃气为本”一节，论“胃气”在诊脉中的重要作用。《医方考》将气病单独设立一门，针对性地收录五方治疗不同类之气病。《针方六集》强调“候气”是针刺的关键所在，针刺前首要“定气”，针刺时须遵循“见气”“取气”“置气”“受气”“调气”之理，大力阐发《黄帝内经》静志候气理论。

吴崐通晓针灸方药，相对而言偏重用针法治病。他通过“以针明药”“以药明针”的比较方法，提出“针药二途，理无二致”的观点，认为针药一理，针药各有长短，指出“药之多不如针之寡，针之补不如药之长”。一是强调针刺简便快捷的效果，针灸百会穴治疗眩晕是为明证；尤重“五输”穴的运用，倡十二经井荥输经合之“五门”针方说；讲究取穴少而精，推崇一针二穴的透刺法。二是说明培补元气针灸难为，无法与药物的长期调补相比。提倡当针则针，当药则药，针药兼施，取长补短，各显神通。学术上还提出“针药保元”说，强调“用药以元气为重，不可损伤，故峻厉之品不轻用，恐伤元气也；用针以元神为重，不可轻坏，五脏之俞不可轻刺，恐伤元神也。”

吴崐理论功底扎实，临床经验丰富，见解独到，在《黄帝内经》注释以及方剂、针灸与诊断方面均有突出成就。

汪昂（1615—1694），字讱庵，晚年被乡俚尊称为“浒（许）湾老人”，明代万历四十三年至清代康熙三十三年间南直隶省（清初改为江南省）徽州府休宁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出身于富商家庭，祖居县城海阳镇西门。早年攻读经史，长于文学，为明末诸生，一方辞学宗工。与同乡抗清义士金正希过从甚密。因避株连而寄籍处州府括苍县（今属浙江丽水），长年活动于赣东许湾（今江西省抚州市金溪县浒湾镇）和苏杭两地，设“延禧堂”“还读斋”从事刻书出版和医书编撰工作，30岁时明亡入清，不愿入仕，乃弃举子业，逐渐潜心于医药研究。

汪昂博览群书，一生著述颇丰，中年以后尤致力于方药医书的编写出版，积40余年之心力，博极医源，旁涉经史百家，以非凡的综述才能和明晰的写作风格，撰成医药著作10多种。所撰《本草备要》《医方集解》由博返约，类聚群分，医药合参，方药兼备，字笺句释，阐发新意；所撰《汤头歌诀》煅炼成章，文理明达，通俗易懂，便于记诵；所撰《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把《黄帝内经》的主要内容撷出，分类注释，简明适用，一目了然。他创制编撰体例，创新分类体系，匠心独运，别开生面，尤其是以功效为主注药释方的著述方式，为后世所尊奉效法，开创了近现代中药学、方剂学编写体例之先河。其注解评议尊古不泥，明体辨用，间附己见，书写新意，有所发明。以上四书简明实用，浅显晓畅，一版再版，刊行300多年，风行全国，至今仍是中医院校重要的入门参考教材，被后世称为“汪氏四书”。又附著有《勿药玄诠》《经络歌诀》等书。

学术上，汪昂对各家学说和西洋医学均持开明的态度，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记述了不少先进的医学理论和独到的创新见解。金正希就义后近40年，他在《本草备要》增订本中记述道：“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指出“目为心窍”“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以倡衍“脑神学说”；又于《医方集解》中明确提出“胃乃分金之炉”的观点，认为脾胃分清泌浊的功能就像冶炼金属提纯一样，可谓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宋明医家有“治暑宜清心利小便”的证治经验，清初喻嘉言有“无湿则但为干热而已，非暑也”之论，汪氏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暑必兼湿”说和“清暑化湿”的治则，为其后叶天士等温病学家的暑病治疗制定了基本原则。其他如龙脑冰片“体温而用凉”论等诸说，均独具慧眼，独树见地，作述各半，而成一家之言。首次记载了金锁固精丸、龙胆泻肝汤、启宫丸、健脾丸等名方。

汪昂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医药学家和编辑出版家，他普及推广医药知识，功在启蒙继承，重在临床实用，是中医学“医学启蒙派”的代表人物，其出书为民所用、济世救人的主导思想和主张贯穿始终，为中医学术的继承、普及与推广作出了突出贡献。

程钟龄（1662—1735），名国彭，原字山岭，又字钟龄，号桓阳子，又号天都普明子，清代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三年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人（今属安徽省黄山市）。祖居歙西槐塘，家境素贫。曾攻举子业，附贡生。少时多病，“每遇疾则缠绵难愈，因尔酷嗜医学”，立誓习医。钻研多年，23岁悬壶乡里。他聪敏博达，年久学深，审证必详，用药精当，医术高明，“四方求治者日益繁，四方从游者日益众”“踵门者无虚日”，诊务极忙。

程钟龄著有《医学心悟》《外科十法》《医中百误歌》等作，学术上以总结归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字辨证”法和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医门八法”而著称于世，又约以内消法、艾灸法、神火照法、刀针砭石法、围药法、开口除脓法、收口法、总论服药法、详论五善七恶救援法、将息法之“外科十法”而并行于世，具有里程碑式的标志性意义。

其处方用药精简、平和、轻巧、灵验，喜用一病一方，灵活加减，具有方约而效、量少而专的特点，看似平淡，实则出其不意；认为“药不贵险峻，惟期中病而已”，病势深重则当“破格投剂”，强调“寻常治法，取其平善，病势坚强，必须峻剂”；并苦心揣摩创制了止嗽散、消瘰丸、启膈散、半夏白术天麻汤、贝母瓜蒌散、月华丸等很多有效验方。他对伤寒诸证辨析、杂病论治、临床各科多有卓见，尤对咳嗽证治颇有见解，所创止嗽散备受世人推崇，后世列为治嗽第一名方。其止嗽散背后还有一段辛酸的故事：据民国戴谷荪《松谷笔记》载，寒门出身的程钟龄，因其祖坟为一土豪祖坟四周古柏树的树根穿入，与之发生纠纷，乡民为之鸣不平，聚众与土豪相争，争斗中不幸出了人命，将土豪一家奴殴毙，土豪乃诉讼官府。为了不连累乡民，程钟龄主动到官府领案，被判秋后问斩。时因巡抚之母年迈体弱，患咳嗽之症，诸医不效，程钟龄以自创方止嗽散治愈，保全了自己一条性命。但讼案在身，正当中年的程钟龄，不得已上歙县天都山出家修行“为道”，53岁时归宗普陀寺佛门。其《医学心悟》一书即成书于天都山入道之时，而其《外科十法》乃“归宗普陀时所作”。

程钟龄治学严谨，兼采众说，善于归纳，他认为“思贵专一，不容浅尝者问津；学贵沉潜，不容浮躁者涉猎”，强调为医者心必慈和，技必准确，临证中每每抽暇钻研医籍，沉心玩索，恍有所得，秉烛执笔。所著《医学心悟》影响深远，至今仍是习医者必备参考书，而被中医高等院校编入教材。

其传术于门人吴体仁、汪朴斋等，医道益精。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字天士，号香岩，别号南阳先生，晚号上津老人，清康熙六年至乾隆十一年间人。生于医学世家，祖籍江南省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自曾祖父开始三代逐渐迁江南省苏州府吴县（今苏州），行医于吴县，每每自称“古歙叶天士”。祖父叶紫帆、父亲叶朝采均为新安名医。

叶天士少年时在学塾攻读诗书，暮归则由父亲授以岐黄之学。14岁父殁，从父之门人朱某习医，攻痘疹科，继转大方脉。叶天士学医天分高，闻言即解，其见解每出朱君之上，能透彻其蕴，“神悟绝人”，人称“医痴”。又曾在旅居苏州的“新安程敬通”诊所实习炮炙和司药。他好学不倦，信守“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择善而从，凡听到某位医生有专长，就向他行弟子礼，拜其为师，“至十八岁，凡更十七师”，深得“周扬俊四名家之精”。

吸收各家之长，加之天资聪颖过人，悟性极高，一点即通，又能刻苦钻研，融会贯通，医术突飞猛进，自成一家。1733年苏州疫病流行，他拟定甘露消毒丹、神犀丹，活人甚多。设“种福堂”和“眉寿堂”，行医50多年。切脉望色，如见五脏，治方不出成见，治病多奇中，医术如神，时人誉为“天医星下凡”，譬之“扁鹊、淳于意”。《清史稿》称：“大江南北，言医者辄以桂为宗，百余年来私淑者众。”

与叶天士同时代的吴中名医薛生白，“与叶天士先生齐名，然二公各有心得，而不相下”，医名不相上下，医术各有千秋，互为钦佩也互有交往。薛之居处名“扫叶庄”，有《扫叶庄医案》，这引起了后世文人墨客的疑心乃至于不平，有好事者也为叶天士凭空起造了一座书房“踏雪斋”。其实苏州有一家老牌书肆，刻书规模大，力量雄厚，创于明朝万历年间，因感刻校书不易，引用古人“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义，而命名为“扫叶山房”，薛之“扫叶庄”当受此启发。文人骚客的牵强附会，演义出两人之间恩恩怨怨的“桥段”出来，为杏林文坛茶余饭后平添了一段趣闻谈资。广为流传的还有叶天士好学求师、治病治贫的种种神奇传说，其人文轶事“累牍不尽”，许多神奇的故事至今还在广为流传。佚闻传说虽不足信，但也说明了叶天士医名之重，备受时人及后人推崇。

叶天士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温病学独立体系，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造性地提出一些新理念、新方法。他首先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观点，概括了温病发展和传变的途径；将疾病病变发展过程分为卫、气、营、血四个阶段，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施治纲领；并首倡胃阴虚说，以甘养濡润之法用治燥热伤阴之证，以补李东垣《脾胃论》之不足；还于内、妇、外、儿各科亦颇多发明，提出了“杂病虚劳”“久病入络”之说；诊断上则发展了察舌、验齿、辨斑疹、辨白㾦等方法，确立了治疗大法；最擅长治疗时疫和痧痘等症，还是我国认识烂喉痧、发现猩红热的第一人。

叶氏诊务繁忙，无暇著述，代表作《温热论》《临证指南医案》，以及《幼科要略》《叶氏医案存真》《种福堂公选良方》《未刻本叶氏医案》《叶天士晚年方案真本》等，均为其门生整理。《临证指南医案》系根据其医案和方药治验，分门别类整理而成，内容包括内科杂病、妇儿疾病，以温病治案尤多。其审证立方，不执成见，处方用药以“善轻”著称，以轻、清、灵、巧见长，治温病初起每取气薄辛散之品，既具新安医学时方轻灵派的风格，又有吴中医学的特色，成为江南中医辨证遣药的一大特色。与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一起并列为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且在四大家中贡献最为卓著。

叶氏医学成就与新安渊源深厚，汪机、孙一奎等前辈在温病上的治疗经验，对于其卫气营血辨证的形成大有助益；叶氏对新感温病的发生、发展规律、治疗原则及方药的把握，很可能是受到汪机《医学原理·温疫论》《伤寒选录》“春之病温有三种不同”之分类说的启发而提出的。

吴谦（约1690—1760？），字六吉，清代康熙二十九年至乾隆年间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居歙西丰南，系澄塘吴氏后裔。吴谦博学多才，精通各科，尤以骨伤科见长，熟读古今医书，谦虚好学，曾多次翻越五六十里山路，拜十多位民间医生为师，学习正骨手法，成为疗伤整骨一代圣手。以诸生肄业于太医院，行医于北京，供奉于内廷，临床经验丰富，乾隆年初官至太医院右院判（正六品）。乾隆皇帝颇器重之，称其“品学兼优，非同凡医”，屡受赏赐。

乾隆四年（1739），吴谦奉敕命领衔编撰医书，为总修官，纂修天下秘籍及传世良方，作为清廷太医院教学读本。经过三年多坚持不懈的努力，乾隆七年（1742）年底全书大功告成，乾隆帝赐名《医宗金鉴》。全书分90卷15门，采集了上自春秋战国，下至明清时期历代医书精华，内容包括医学理论、诊断、各科证治、方剂、针灸与运气等，是一部很切合临床实用的大型医书，被列入“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实含类书、丛书）之一。

吴氏对《伤寒论》《金匮要略》深有研究，认为古医书有法无方，惟两书法方兼备。然两书义理渊深，方法微奥，旧注随文附会，难以传信，遂吸收明代新安医学家方有执“错简重订”说，以《伤寒论条辨》为蓝本编次，亲自删定，逐条注释，订正讹误，撰成《订正伤寒论注》17卷、《订正金匮要略》8卷，先行颁布，以利天下时用，且置于全书各科之首订。其对《伤寒论》厥阴一篇的解释尤有独到见解，对后世启发很大。

他于各科也多有发明，如提出“痹虚”概念和痹病虚实分类，鼓胀施治提出了攻补兼施的治则；骨伤治疗强调正骨手法的重要性，首次详细介绍了正骨手法的作用和使用方法；外科提出了“痈疽原是火毒生，经络阻隔气血凝”的论断，痈疽治疗重视灸法。创用桃红四物汤、真人活命饮等方。他以高超的医术和渊深的理论知识，被誉为清初京城三大名医和清代四大名医之一。

郑梅涧（1727—1787），名宏纲，字纪原，号梅涧。清雍正五年至乾隆五十二年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出生于儒、商、官、医四位一体的徽邑显族。所居郑村，宋代名“善福里”，元代因其先祖为官，忠贞报国、清白做人，而敕命易名“贞白里”。郑氏医学服务乡里，至郑梅涧已七代。其曾祖、祖父、父辈均醇厚精明，祖父“创业江西”，清康熙五十年（1711），父亲郑于丰、叔父郑于蕃兄弟两人在江西经商，得到流寓江西的闽人黄明生授喉科秘术，因郑于丰宅名“南园”、郑于蕃宅名“西园”，世人以“南园喉科”“西园喉科”称之，从此“一源双流”，以中医喉科闻名于世，成为中医喉科三大流派之一。

秉持行善造福乡里、忠贞清白的家风，郑梅涧继承家传衣钵，性好岐黄家言，精专喉科，擅长用汤药和针灸疗法治疗危急重症，疗效迅捷，“求治者踵门”“救危起死，活人甚众”，而“未尝受人丝菽之报”，其处方起首篆印名曰“一腔浑是活人心”（彩图9），至此郑氏家风已完成了由“善”到“贞白”再到“仁心仁术”的完美升华。

郑梅涧在防治重大疫病（白喉、天花）、温病（咽喉感染性疾病）和中医基础理论领域，均有学术建树，著有《重楼玉钥》《箑余医语》《痘疹正传》《精选喉科秘要良方》等著作传世。

在疫病因机治则上，《重楼玉钥》首次报告了烈性传染病白喉在我国的流行，创白喉“热邪伏少阴，盗其母气”的病因病机学说，指出疫病潜伏、初期就属虚证，确立了“养阴清肺”治疗感染性疫病的基本治则，方以生地为君药的紫正地黄汤减味救治，是成功治愈白喉的第一人。

在咽喉急性热病的内治方面，郑梅涧首创“拦定风热”“气血并治”的治则，忌发表，执养阴；根据咽喉热病的不同病种特点，分别首选吹药噙含、刀针、放血、内服方药等；创“刀针灸熏、洗敷吹噙、内服外治”相辅并用的咽喉疾病治法，载有紫正散、地黄散等创新方剂数十首。擅长用针灸治疗咽喉口齿疾病，《重楼玉钥》载有治疗36风的两组针灸处方；创针灸“开风路针”“破皮针”“气针”的“三针学说”，针刺开通风邪壅滞经脉之路，治喉风极重症一针而定乾坤；针刀刺破皮肤以消红肿；循十四经经气组穴行针，以开导经络、通利气血。

郑梅涧在诊断上于脉诊多有发明，《箑余医语》对寸口分候脏腑学说创新有三：脉之浅位候腑、脉之深位候脏；诊脉指力方面，脉之浅位分轻手轻、轻手2级，脉之深位分3菽、6菽、9菽、12菽、15菽、16菽6级；首次提出命门脉的诊脉指力为16菽，重于肾脉的诊脉15菽指力。其切脉指力菽权法，对于准确了解关、尺部的肝、脾、肾、命门的脉象，具有极其重要的临床意义。古医家先后发明寸口脉三种分候人体信息的方法，即“寸关尺候五脏六腑”“寸关尺候人体上中下三部”“寸口脉位的深浅候五脏”，郑梅涧对三种诊脉方法进行研究和临床实践，提出“三法参伍、百无一失”，即寸口脉三种分候方法互相参照，综合分析，可以提高脉诊诊断准确率。辨证方面，创“阴阳、寒热、虚实、经络脏腑、禀赋”五纲之“十二字审证”说；论治方面，倡“谙熟药性”“依法立方”“病不执方”“药贵中病”说。

郑梅涧在儿科领域发微阴阳和生殖孕育学说，倡“真阴存养真阳”说，制定补阴扶阳准则，确立“禀受不足”外感患儿的“护元”法，认为护元就是解表；提出惊风未发以六味、八味“滋生水火化源”的思想。

其子郑枢扶、郑既均继其衣钵，优化方药创用“养阴清肺汤”治疗白喉，达到“未尝误及一人，生者甚众”的水平，挽救了无数白喉患者的生命；并批注增补续编《重楼玉钥》，在喉科学上形成了郑氏父子倡导的“养阴清肺”说，并被后世医家奉为圭臬。

程杏轩（约1767—1828？），名文囿，字观泉（又称灌泉），号杏轩。清乾隆、道光年间安徽省徽州府歙县（今属安徽省黄山市）人，居歙县东溪。出生于世医之家，少业儒术，博学工诗，20岁始究心医术，长习方书。约24岁时至歙县岩寺镇行医，第一例患者即产后感邪危重病人，他不囿于“产后宜温”之说，据证大胆重用白虎汤、玉烛散清下，终使病愈。此后行医岩寺周边，常被旌德、庐江、扬州等地病人延请疗疾。以内、儿、妇科见长，对急危重证的抢救经验丰富，屡起重证，医名大噪，嘉庆、道光年间医名更著。为人和蔼赤诚，随证处方，灵心独运，求诊者接踵，平生疗疾，多著奇效，人称“程氏高悟绝伦，精思超世，生枯起朽，能事匪一”，有“有杏轩则活，无杏轩则殆矣”之誉。

学术上程杏轩推荐李东垣补脾气，又力荐叶天士养胃阴，处方常用人参、白术，或配附子或配熟地或两者同配。程氏不仅以临床大师著称，而且证必求其本，治必求其衷，诊余之暇，纵古今、览百家，反复批阅，精粹内容随手札记，积34年之心力撰成《医述》16卷65万余字。是书取精用宏，述而不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开系统节录诸家医论之先河，向为医家所重，被列入“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实含类书、丛书）。另著有《杏轩医案》，载案192例，是其一生临床经验之总结，在国内有一定影响。

“十大新安医家”的学术理论和诊疗风格各具特色，但概括起来，都有经历不凡、著述丰盛、理论与实践成就突出、学术创新活跃等特点，不愧是新安医学的领军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