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新安医学的主要特色
新安医学以名医辈出、儒医为主、世医众多、医著宏富、学说纷呈、学派林立闻名天下，这当然也是其特色优势所在。但不仅如此，更为关键、更为重要的是，新安医学特色鲜明，器范自风，其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的“统一与结合”。
首先，新安医家“博古以寓于今，立言以激其后”，博古通今、引故发新，融会贯通、通变创新，理论创新十分活跃，明显地表现出在继承中发展的运动轨迹。如明代程松厓“杂病准《伤寒》治法”说是对《伤寒论》辨证方法的推广运用，“心肺同治”说是从《黄帝内经》乙癸同源、肝肾同治的思路中触类引申推导提出的；汪机从《黄帝内经》中找到“营气”这个沟通阴阳的切入点，从而发明了“营卫一气”“参芪双补”说；孙一奎在《难经》等著作的启发下，引入宋代易理太极学说而发明了“命门动气”说。
清代吴楚“脾胃分治”说是对李东垣脾胃学说的补充和完善；叶天士“养胃阴”说和吴师朗“理脾阴”说更是结合李东垣补土说和朱丹溪养阴说而发明的新法；吴师朗“外损致虚”说是在李东垣内伤说的启发下提出的；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说是在张仲景伤寒营卫不和的病机理论启迪下，引用《黄帝内经》卫、气、营、血概念而创立的辨证新说，而其“久病入络”说追溯其源也启自《黄帝内经》，邵新甫在为《临证指南医案》作序时即提出：“始知先生一生嗜古攻研，蕴蓄于胸中者，咸于临证时吐露毫端，此即随证发明之著作矣”；而郑梅涧是在前人外感温病伏气学说、叶天士温病学说和火燥论的启发下，提出“养阴清肺”新说；余国珮也是汲取先辈温病、伤寒热病中燥气病机的认识，才提出“燥湿为纲”新说；至于“运气应常不应变”说，更是对五运六气学说的修正和完善。
从汪机“营卫一气”论到孙一奎“命门动气”说再到罗周彦“元阴元阳”之分，从罗周彦后天元阴元阳之治到叶天士“养胃阴”再到吴师朗“理脾阴”，从汪机“营卫论”“新感温病说”和方有执“六经层次说”“营卫三纲说”到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说，层层推进、不断完善、接龙超越、持续创新，累积性突破、叠加式立说，新安医学本身相续创说的内在逻辑也非常明显，形成发展的脉络十分清晰。
其次，新安医家在临床实践基础上参古博今，师古而不泥古，在具体诊疗运用上多有发明，同样体现了传承中创新的特点。如元代李仲南所创“攀门拽伸法”，是建立在前代牵引复位治疗骨折基础上的；明代程琎、程玠（松厓）兄弟创立的“以脉统证”诊疗模式，是对脉诊作用的弘扬和发挥；吴崐所创知柏地黄丸，是在宋代名方六味地黄丸基础上加用知母、黄柏而成；清代叶天士发明的温病舌诊辨证是对前人伤寒舌诊的推衍、深化和发展。
其三，新安医家善于抓住前人智慧的闪光点，引古人之说加以推衍、引申和发挥，结合实践赋予其新的内涵，在经典注释、启蒙教育和总结归纳中不忘创新。如徐春甫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慎疾慎医”等很多富有价值的养生命题；方有执在重新编排《伤寒论》过程中，提出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的“三纲鼎立”新说；汪昂在其医药普及著作中，独具慧眼地记述了不少医学新论和创新见解，如“脑主记忆”“胃乃分金之炉”“暑必兼湿”“（龙脑冰片）体温而用凉”“方剂归经”说；吴谦主修中医教科书，也提出“痹虚”等新概念，作出了痹病虚实分类等诸多的新总结。
新安医家对医药知识的总结归纳，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嘉谟在为童蒙而作中“发明大意”，总结出了“治疗用气味”“制造资水火”等论；程钟龄倡导“八纲辨证”，首创“医门八法”及“外科十法”；汪宏发明“相气十法”说，多有新的真知灼见，医理上多有阐发。
而且，新安医家在编撰医书中不忘指明和修正前代的错误，像徐春甫和吴谦改定前人寸口脉象分候脏腑配位的错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尤其汪昂编著《本草备要》《医方集解》《汤头歌诀》，为近现代中药学、方剂学的编写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典范。
新安医家博采众长，厚积薄发，在继承基础上的一系列创用和发明，为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
自明代16世纪开始，新安医学学术空气为之一新，学术争鸣异常活跃，但却于争鸣之中又多呈互相包容的态势。
首先，新安医学虽然理论创新纷呈，但新说本身往往又是兼容了前人不同学术思想和观点而提出来的。如明代汪机将李东垣学说引入朱丹溪学说中，将两者有机地融为一体而创立“营卫一气”说；孙一奎创“动气命门”说的同时，又相辅发明“三焦相火为元气之别使”的观点，从而与汪机“营卫一气”说联网，形成“原气（命门动气）—宗气—营卫之气”这样一个维系生命动力与能量的链条；王乐匋在“寒温之争”中，吸收融合了新安“温病从属伤寒”“温病不废伤寒”和“寒温统一论”，从而提出“寒温根叶相连”新说。
科学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原来认为正确的可能也有不妥当的地方，原来认为错误的可能有其合理的内核，中医各家学说正是在这种不断吸收、融合、纠偏中，不断完善发展起来的。
其次，新安医学虽然临床风格多样，温补滋阴、伤寒温病学派林立，但各家本身也是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兼容并蓄而形成的。现代研究证明，汪机固本培元基本方虽以黄芪、人参、白术补气固本为主，但也往往配有黄芩、麦冬、黄柏等清热养阴药，阴中求阳而兼取朱丹溪养阴法；这种兼顾气血阴阳的固本培元治法，又启发了元阴元阳的划分，为新安养阴清润派的形成埋下了伏笔；而心法心悟学派既承固本培元之精髓，又传丹溪心法之附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通，新安医学家触类旁通、引申发明的功夫，可谓前所未有。
从用药风格上说，新安医学有“平和轻巧”行王道之风，亦有明清以来“张一帖”针对“劳力伤寒”急重危症而形成的“稳准狠猛”、清代罗浩针对瘟疫重症猖獗之势而提出的“下手宜辣，早攻频攻”的霸道风格。
其三，新安医家多学出多门、转益多师，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为新安医学学术多元融合奠定了基础。像吴洋、徐春甫、孙一奎、吴崐、叶天士、许豫和等很多名家，都有游历各地、遍访名流、拜师求学的经历。吴洋为明阴阳之理而跟博士诸生学易经，为明经络之学而到浙江拜凌氏为师学针灸，听说常山杨氏伤寒造诣深即东游受业于杨，听说祁门汪机医术高明即西往师从于汪；甚如吴崐为学医先后拜师不少于“七十二师”，叶天士10年间“拜十七师”。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每位医家在各自兼融他人之长后，都有自己个性特色和风格。多元融合后，有时候竟很难界定一位医家究属何门何派。
伤寒与温病、固本培元与养阴护阴、“四两拨千斤”与“重剂刈病根”，这一系列对立矛盾的中医核心学术命题，和谐统一地集中于新安医学之中，为现代深入研究中医学重大的实质性学术问题，推进中医的学术进步和临床水平的提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不愧有中医学典型代表与缩影的美誉。
新安医学有源有流、传承有绪，尤以世医家族链众多、传代久远著称。新安医学世家每一支每一脉都有其“看家”本领，“看家”本领是秘不外传的。这种秘不外传的家族传承方式，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封建社会保护知识产权的一种有效方式。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名医世家通过一代一代人的不断接力，延续着家学的学术生命，世医家族链实质上就是一支特殊的学术链，家族传承是外在的形式，学术传承才是本质内容。譬如新安王氏内科秉承心法家风，临床以善疏肝理脾、扶阳护阴为主要特色，遣方用药以圆机活法、机动轻灵见长；郑氏喉科以“养阴清润”论治立法、以针药并治和喉科喷药为特色，代代相传，闻名全国；“张一帖”内科以“稳准狠猛”著称，诊治外感急性重症以诊断准、用药猛、剂量重为特点，“十八罗汉”末药相传至今。
在接力棒式地传承中，通过一代一代的学术、品行和人气的积累叠加，视病人之疾如同己出一样尽心，人品好、名声好病人就多，医疗经验积累就越丰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特色优势和声誉就更加突显，成为群众看病就医的金字招牌。所以，世医家族十分珍视和注重维护自己的声誉，“品牌”概念、“知识产权”意识十分明显。
新安医学家族链与学术链是互相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医术传承是世医之家自觉的积极主动的行动，是流淌在血脉之中的传承，家族传承与学术传承有机统一、有机结合。每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传承则延续了学术生命。学术传承是中医学生命力之所在，没有学术上的传承与创新，所谓的家族传承就会成为空壳。
家族传承，由于临床时间早、临证经验多，耳濡目染，一招一式，口传心授，言传身教，毫无保留，潜移默化之中尽得家传秘术，易得病家信任，优势明显。而且代代相传、代代累积，更有利于专科特色的形成，也有利于医术的不断完善和提高。新安各家各派，内外妇儿各科齐全，形成了一个以徽州本土为中心、遍及江南城乡各地、辐射全国的医疗网络，为保障百姓健康、为中医学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肯定家族传承优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家族传承的不足。家族传承代代因袭，各承家技，难免因循守旧，继承多而创新少，门户之见也颇深。不进则退，医术水平衰减乃至传承掉链、断链的现象，在历史进程中也屡见不鲜。
新安世医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在继承家法基础上，往往融合其他各家之长，学术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现代各家也早已破除家术不外传的观念，“传男不传女”的习俗已转为“非其人不传”的理念，这正是新安世医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
中医是传统文化素养高深、儒家根基深厚的群体，新安医家更是如此。
新安医家医儒不分家，医以儒医为主，或先儒后医、医而好儒，或儒而兼医、亦儒亦医，或仕而兼医、亦仕亦医，据统计由医入儒者占70%，其中仕而入医或由攻举子业转而攻医者竟达180多人，这些人中既有儒生、秀才，又有举人、贡生、进士、翰林，还有知县、知府。即使30%继承家传者，受徽州人文思想的熏陶，同样有着好儒而发奋读书的传统。如明末清初的程云鹏，号凤雏，专治《春秋》，家藏书籍仅医著就有1790余卷。明末清初的程敬通，既是名儒也是名医，“日出治医，日晡治儒；出门治医，入门治儒；下车治医，上车治儒”，他指出：“读书而不能医者有之，决未有不读书而能为医者”。清代程应旄著《伤寒论后条辨》一书，干脆按六艺分礼、乐、射、御、书、数6集。清代罗浩在《医经余论》论师道中强调：“非通儒不能成其业，非参悟不能穷其微。”因此新安医家好言“吾儒之学”，将自己定位于儒，以儒为荣，认为“医儒一事”“医儒同道”，医学与儒学互为表里，“大医必本于大儒”，行事“一以儒理为权衡”。
正是在好儒、通儒基础上，形成了高水平、高素质、高修养、高密度的新安儒医群体。他们重经典、重传承、重流派，重临床、重积累、重创新，编纂、整理和保留了大量医学文献；他们援儒入医，以儒解医，以治儒之心治医，将儒学的观点、方法、见识融入医学之中；他们秉持宋儒理学“格物致知”的思维传统，实事求是、理性探索，积极探寻和阐发医学新知，努力把握人体生理病理和疾病诊治的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富有科学价值的新概念、新学说，对中医学的发展和价值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新安医学以儒学为主，但并不排斥佛道。徽州山水之间佛教寺院及道观众多，佛道氛围很浓厚，新安医家在与僧道交往中，也留下了雪泥鸿爪。
据文献记载，明代许多新安医家得到过道士奇人的指点，如程琎、程玠（松厓）兄弟曾获遇“至人”传仙术；汪机成才过程是“援道入医”；余傅山、余午亭同得隐者之术和“异人”授性命之学；孙一奎习医缘于路遇“异人”“仙家”传授禁方；孙文胤遇异人授术而精于医；张守仁“十八罗汉”伤寒末药缘自“隐士”传授的秘方。
儒道同源于易，岐黄本也与道家同宗。不少新安医家对道教神仙之术颇为尊奉，多有道家思想的印迹。著名的“固本培元”思想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道家的启示。明代汪机“学足以溯河洛之趣”，重视后天之本，其“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思想即来源于道教；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百卷分为40帙，以“富贵荣华客，清闲自在仙；鹏程九万里，鹤算八千年；玉质成飞步，朱颜永驻延；平安无量劫，静默有真玄”一诗四十字作为每一帙之序号，此诗不用细玩，仙风道骨扑面而来；孙一奎十分赞同孙思邈“不知易者不足以言太医”的说法，热衷于“外丹”之术，从不讳言对“仙经要语”的兴趣和推崇，所著《赤水玄珠》就是以道家经典《庄子》所记载“黄帝遗玄珠”的典故来命名的。清代吴师朗《不居集》，是根据《易经》“变动不居，周流无虚”之意而命名；郑梅涧《重楼玉钥》之书名，乃源自道家《黄庭经》“咽喉为十二重楼”一语，喻咽喉之危急重症犹如重楼之门被锁闭，其书乃治疗咽喉疾病、开启锁闭“十二重楼”的玉钥匙。《医学心悟·汪沂序》所谓吾乡“岩居川观者往往好以医学擅名”，道明了新安医学的道家品性。
许多新安医家不仅与道士、僧侣关系密切，而且身兼道医、僧医两重身份。如明初鲍山自称天都青莲庵的香林主人；明末孙文胤“晚而学佛”，师从九华山天台大师，认为“不通佛法，不知四悉檀因，未可以言能医也”；清代程云来自称静观居士；程钟龄先入道，法号普明子，后皈依佛门，俨然一救世活菩萨也。其所著《医学心悟》，认为“医理无穷，全凭禅悟”，这种“直观领悟，内向反思”的思维特质，吸收了道家“清静无为”、禅宗“明心见性”等的思维方式。医界有“菩萨心肠，神仙手眼”的德才要求，佛家“普度众生”思想亦与医家治病救人理念是相一致、相统一的。
新安之儒实为宋儒，宋儒以程朱理学为核心，原本就是儒家从佛、道中汲取营养，儒道释三教融合形成的，道家、佛家如影随形。二程、朱熹故里，儒道佛并兴，新安医学以“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融儒家的担当、道家的豁达、佛家的慈悲于一体，既突出了程朱理学积极向上、入世致用之精髓，又体现了以儒为主、融合道佛的有机统一与结合，具有强大的兼容性和渗透性。
新安医学并非封闭于新安一地，而是根植于本土地理时空而又不断地向外辐射。
由于特殊的山水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新安医家习医行医并非局限于新安一地，多有游历四方、拜访名流、行医各地的经历，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甚或客寓外乡，学识学问、临证经验、学术影响并不局限于本土域内，而是源自新安而向外发散辐射。如明代徐春甫曾游吴越江湘，历濂洛关闽，抵扬徐燕冀，后寓京城；孙一奎认为“宇宙寥阔”，不可以“丘里自隘”，于是自新都游彭蠡，历庐浮沅湘，探冥秦淮，钩奇于越，行医于三吴、宜兴、新都；罗周彦“南游吴楚，北涉淮泗”，侨居“良安”；吴崐“由三吴，循江浙，历荆襄，抵燕赵”，未及壮年而负笈万里；程原仲自学历代医著7年，后负笈吴、楚、梁、宋、燕、赵、齐、鲁各地20载；清代卢云乘自认为，“道虽达于黄山、白岳，犹以管窥之见不足以语山海之全”，于是“历诸省，访名贤”，过江城武汉，因救治疫类伤寒流行有效而被挽留，后由县而府而司三试擢第一，乃任全楚医学教授，摄普济堂医务；汪必昌认为，“家于黄山见闻不广”，于是游吴越、历齐鲁、至燕赵，“方知天地之大，黄河之深”，后入京都，选入御前太医，供奉内廷。根据文献记载，新安医家活动范围广，北至辽蓟、南达粤南，“几遍宇内”，其中最活跃的还是江浙地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远升高、登堂入室，既开阔了视野，又增长了见识，既引进了新思想，又传播了新安学术。
即使在本土，新安医家也是身处新安、放眼天下，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与外部世界交流、研讨医道。明代汪机与江苏薛己互相遵从，其辑《外科理例》时采薛己《心法发挥》之说参于其中；明代吴正伦师从浙江德清陆声野；清代程敬通曾求教江苏李中梓；清代曹启梧师从浙江嘉兴程玉田学外科。新安医著中节录各家或参以己见者比比皆是，如明代汪机整理梓行戴思恭《推求师意》，徐春甫编集《古今医统大全》百卷，江瓘编著《名医类案》，程充重订《丹溪心法》；清代程敬通校刊唐代王焘《外台秘要》，程云来删定宋代《圣济总录》，罗美编集《古今名医方论》，吴家震搜订明代钱塘医家吴绶《伤寒蕴要全书》而编成《伤寒蕴要方脉药性汇全》，郑重光补注明代吴中医家吴有性之《瘟疫论》，吴谦奉旨编撰《医宗金鉴》，许豫和重订注释宋元时期《敖氏伤寒金镜录》，程杏轩《医述》更是节录百家，“不著一字”，集诸家之大成，垂不刊之定论。
明清期间新安人刊刻的新安医籍约108种，而非新安医籍则达140多部。明代朱崇正搜集宋杨士瀛《仁斋直指》医书四种且附其所遗方论，并请歙县虬村刻工名手黄镀刻印刊行；吴琯刊校宋元明三代13位非新安医家所著，如《薛氏医案二十四种》。明代新安出版家吴勉学广刻医书近90种，包括校刊出版《古今医统正脉全书》205卷、《河间六书》27卷、《痘疹大全八种》；胡正心汇刻《十竹斋刊袖珍本医书十三种》《伤寒三种》，绝大多数非新安医著。
新安与江浙山水相依、地缘相近，水陆来往便利，人员往来密切，商品上互通有无，关系非同一般，明清时期同属于江南这个“大家庭”。新安江一头连着黄山，一头连着西湖，其下游是富春江，富春江入钱塘江，再归杭州湾，故钱塘江的正源和上游称“徽港”。扬州、苏州等地与徽州更有生命基因意义上的血脉关系，可以说是“徽州飞地”，也是新安医家的重要舞台和基地，行医乃至客寓者比比皆是。
据不完全统计，悬壶外地盛负医名的新安医家有70余人。新安名医繁多，医疗需求相对过剩，迫于生计，也为讳避师尊，乃步徽商后履，客居他乡悬壶行医。每到一地，少则十天半个月，多则数月，合适则定居行医。如孙一奎，历沅湘、匡庐、於越、秦淮、三吴，所至活人无算，其《孙文垣医案》包括《新都医案》《三吴医案》《宜兴医案》，就是三地行医留下来的医案。方广曾游学河洛，寓居陈留，常活人于危殆间，一时声著中原。明末清初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程应旄等先后客寓扬州著书刻书，结社研医，开设药铺，为人治病。张遂辰随父由歙县迁居杭州行医，弟子众多，其中张志聪得其真传，张志聪再传杭州高士宗，新安汪文誉又师从于高士宗。清代客寓浙江衢州行医的程芝田传术于雷逸仙，雷逸仙授术于其子雷少逸，雷少逸再传术于新安门生程曦。这是一种血肉相连、骨肉相亲的交流与融合。
人们对客寓他乡还属新安医家的观点多持保留态度，这是不了解内情的缘故。徽人离家闯荡，并非拖家带口断了根，更非逃难式地移民他乡，而是借助血脉乡谊的纽带，或单枪匹马，或结伴而行，一代一代前赴后继，离土不离乡，户籍管理上仍隶属徽州，对家乡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认同感；即使经过好几代客寓他乡的打拼，逐渐安家落户、有了两个“家”之后，仍然心挂两头，不仅籍贯仍在徽州，而且心目中的家仍在徽州，心之所归仍在新安，认他乡为故籍有极大的心理障碍，认祖归宗、叶落归根的寻根意识，仍十分强烈，他乡变故乡相对而言有一个更为漫长的历程。譬如叶天士，祖籍歙县，高祖始徙居苏州，祖父还是自歙迁吴行医，其本人医学成就与新安本土同样渊源深厚，人在苏州而心挂歙州，日常交往之间多有家乡人，本人也每每自豪地署名“古歙叶天士”。
学术的交流融合给新安医学带来了新思想、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同时又促使新安医学连续不断地由周边向中华大地扩散、辐射和延伸。譬如明代徐春甫在京组织成立“宅仁医会”，新安医家几占一半；清末俞世球在上海南翔创设“槎溪会课”，传授儿科医学。
明清时期中国的学术重心在江南，以苏、杭、徽三州为学术中心的苏中、浙中、新安三大中医流派，呈三足鼎立之势，三地互相交融、融为一体。总结明清时期的核心中医学派，其发端者或核心代表人物大多有新安人，如温补培元派的汪机、孙一奎，医经派的吴崐，伤寒派的方有执，温病派的叶天士，经典校诂派的戴震、胡澍等。这些流派的传承发展，又往往是以新安及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进而影响着整个中医学术界的。如随着新安医著的大量流传，新安固本培元思想对浙江赵献可、张景岳，江苏缪希雍、李中梓等著名医家的温补思想，均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又如方有执重订《伤寒论》，后世新安、吴中两地医家积极响应，由江南地区蔓延至全国，从而掀起热火朝天的伤寒学术争鸣的态势。反过来江浙医家也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后世新安医著较多地引用了江浙医家之说，张景岳的温补学说对后世新安医家同样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可以说，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其实就是新安医学学术交流互动的大舞台，一定程度上说，古徽州地区曾是主导全国中医学术主潮流的地域。
明清时期新安医学以整个江南地区以及京畿腹地为重要基地发扬光大，近现代转移到以江淮大地和京沪两地为重点舞台，从而在全国各地一定范围形成继承、研究并弘扬新安医学的学术氛围，由点及面逐渐形成了被全国中医药界同仁所认可的“大新安学术”氛围。
“新安”是一个具有历史地理学属性的地域概念，地域概念是静态的，“地理新安”疆域是明确的，不妨称之为小新安；而学术则是动态的，“学术新安”如同新安江水一样是流动的，不妨称之为大新安。随着江水的流动，新安医学在保持地域特色的同时，积极融入和参与整个中医药体系发展的大循环中；反过来说，中医药学理论体系早已深深地植入了“新安学术”的基因。流水不腐，活水生机，大、小新安的互动融合，“地理新安”与“学术新安”的有机统一与结合，构成了融通流动的新安医学学术体系。
新安医学的根本意义在于区域性医学流派的动态性、流动性，在于立足于局部放眼于全局、立足于本土放眼于全国的整体性、综合性。
“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地方的就越是全国的”，新安医学相对于中医药学整体而言，可以说是这句话最好的例证和注脚。具有时空广泛影响性的新安医学，已经超越了地理概念，成了精品中医学的代名词。正是这种从源头活水向外发散出来的魅力，才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可以说，新安医学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形成的中医药学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精品子系统，博大精深的新安医学代表了中医学最高成就和水平，实际上就是中医药的精品王牌。
新安医学姓“医”，名“徽”，字号“新安”。新安医学得天独厚，不完全取决于地理环境，还在于其深厚的文化积淀。
每一地域医学都有其浓厚的地域文化背景，而从江南古徽州这片文化土壤中生发出来的新安医学，不仅是中医药学的一个子细胞，也是徽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徽州文化包括新安理学、徽派朴学、新安医学、徽派建筑、新安画派、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商、徽剧、徽菜十大主要流派，新安医学是主流之一，是中医药科学遗产与徽学文化遗产的交汇点。
文化是相通的，新安医学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新安医家视野非常开阔，习医不囿于医，不仅博及医源，还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野史杂记中汲取知识、扩充见闻，作为一个群体，哲学历史、天文地理、气象物候、政治军事、乐律术数、数学物理、生物矿物、冶金酿造、社会人文、三教九流，各门类知识无所不通。如经典校注中综合了多学科的学问，所撰之本草著作更可以当作百科全书、博物之志来看待，至于理论创见更注重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诸如“命门动气”“元阴元阳”“寒温根叶相连”等学说，都是有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没有广博的知识，根本无法承担和完成这样的使命和责任。
文是基础医是楼。古有《脉诀》“词最鄙浅”，为朱熹所不耻。新安医家以医文并茂见长，“辞学宗工”“文章巨子”“以文称雄”“文采飞扬”者大有人在，文笔不好是不屑一顾的。新安医籍往往有着独特的文学色彩，如新安医案医话文辞古雅、行文简练，新安本草讲究声律修辞，《汤头歌诀》更是朗朗上口。
医为百艺之一，“医学实践是一门基于科学基础上的艺术”，本身即富有艺术的品质。不少新安名医都精通艺术、爱好书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工篆刻、善山水者大有人在。据不完全统计，工诗文的新安医家有百余人，善书画者有近60人。譬如清代槐塘程芝田“博学能文，有声庠序，字法米南宫，又善指墨画”；郑氏喉科郑沛兼工篆书刻印，承黄山印派之风，得徽派正传，镌有《十琴轩黄山印册》；“新安王氏内科”世家艺术造诣深厚，擅长笔墨丹青，黄宾虹就曾称赞王仲奇的处方笺“笔墨精良，本身就是书法艺术品”。
国学大师梁漱溟说过，“中医学与艺术具有相差无几的精神”。人文艺术修养对医术境界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作用，体味艺术有助于理解和掌握中医药学的深刻底蕴和内涵。而且，文艺修养能够陶冶情操，也是一个人生活品位和处世方式的具体体现，事关审美情趣和人格尊严，是涉及“形而上”之人生哲学的大事，故新安医家对此就格外偏重。
新安医学的文化内涵，还有一个“传道布道”的意味在里头，自觉地承担起了传播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的重任。为了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妨列出清代一位徽州人士开的《人生简便验方》：“夫忠孝友悌人生之太和汤也，安分知足居家之平安散也，溺于富贵者以清凉饮解之，处于贫困者以固本丹治之，罹于忧患者以定心丸救之。凡此数方尤为经验简便，服之既久，庶几元气充满，天理流行。”文中寓“忠孝节义”之道于药方之中，细细品味回味无穷。
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黄山，明确提出了徽州文化“五要素”的概念，即C（文化）、B（贸易）、M（医学）、E（教育）、A（建筑），并指出：“如此灿烂的文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2013年9月胡锦涛同志视察黄山，特别步入屯溪老街，参观同德仁药店，与当地新安医家亲切握手问候。
清风徐来，暗香浮动。根植于徽文化沃土的新安医学，作为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之一，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记述着无数个百转千回的杏林故事，宛若镶嵌在新安江畔的一颗颗璀璨明珠，散发着被时光浸润过的暗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