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新安医学源流

新安医学发源于江南新安江流域的古徽州地域，肇启于晋唐、形成于宋元、鼎盛于明清，流传至今，以历史悠久、儒医辈出、世医不绝、医著宏富著称于世，学术成就突出，创新发明众多，临床风格多样，诊疗制药精良，是认知生命、维护健康、防治疾病的地域文明和智慧的结晶，是我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区域特色优势明显的地域性、综合性中医学术流派。

东晋有泰山人羊欣（360—432），“素好黄老，兼善医术”，任职新安太守13年，留心医药，公余常为人治病，搜集江南民间的得效良方，撰成《羊中散方》等方书3部，后官至中散大夫。其书已佚，稍后的《经方小品》曾有引用，其中有曰：“羊中散所撰方有三十卷，是元嘉（南朝宋文帝年号，424—453。引者注）中于新安郡所集，皆是江东得效者，于世乃可即用。”

隋开皇十一年（591），南朝陈后主之弟陈叔安由浙江迁居新安赤山镇，以医济人。

唐高祖（618—626年在位）时有高僧慧明居歙西七里头，善治眼疾，以村左灵脉泉水替病人洗眼，多灵验，“初洗披识眩”“翳欲冰消”，时称“圣僧”，至今尚存古庙圣僧庵、洗眼池等千年古迹。圣僧庵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大殿、天井、庭院和后庵（僧房）组成，大殿内有明万历年间歙西潭渡画家黄柱所绘珍贵壁画8幅。

初唐时期有苏州吴县人杨玄操任歙县县尉，继三国东吴太医令吕广注《难经》之后，再著《黄帝八十一难经注》，另著有《素问释音》《针经音》等三部。

唐代宗（762—779年在位）时太常博士方可通弃职行医，善方脉，游经新安祁门赤山镇而卜居，高超灵验，济人无数。

据不完全统计，宋代有新安医家16人，其中3人撰有8部医著；元代有新安医家17人，其中7人撰有11部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宋元新安医学世家纷起，仅现存文献有记载者至少有10支，其中宋代见诸文献者6支，元代见诸文献者2支，明代见诸文献并明确其世家传承于宋代者2支。

最早见于文献的新安医家，目前已知的是北宋末年张扩（1056—1104）。南宋《新安志》载：“张扩，字子充，歙县人，少好医，从蕲水庞安时游，时同学六十人，安时独喜扩。后闻蜀王朴善脉，又能以太素脉知人贵贱祸福，从之期年，得衣领中所藏素书，尽其诀，乃辞去。”著有《医流论》《伤寒切要》。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新安罗顼为张杲《医说》作序曰：“里中张杲季明，自其伯祖子充，以医显京洛（开封与洛阳。引者注）间，受知于范忠宣。其祖子发，盖学于伯祖而有得者也。于是其父彦仁，继子发，而术更妙于充，深微所衍，固三世之医也。”张杲所撰《医说》10卷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史传记类著作。张氏医学传承3代，历时130余年。故著名画家黄宾虹开宗明义地指出“歙之良医先著于北宋张扩”（彩图1）。

南宋休宁县吴源，明代《古今医统大全》载其“字得信，新安休阳人。宋孝宗时以诗文、医学著名。遇道人传以《金匮玉函》之秘，尤能起死回生，人称其神医。后征为翰林医官”。绍兴年间（1131—1162）经推荐参加国家组织的医经考试，在数百人中考中第一名。医为世传，有其晚年教育子孙之诗为证：“五世活人功已积，一经教子意难忘。尔曹好展摩云翮，伴我黄昏晚节香。”

南宋歙县黄孝通，于孝宗（1163—1189）时受御赐“医博”，为歙县黄氏妇科始祖，其距中原南迁之始已28世，传承至今800余年，已历25世（按族谱已至53世）。

南宋婺源县程约，字孟博，孝宗时（1163—1189）人，先世号“种德先生”，明代《古今医统大全》载其“世业医，至约尤著，而更得针砭之妙。著有《医方图说》行世”。

南宋婺源县江嚞，明代《古今医统大全》载其“字明远，新安婺源人，以医鸣世。十五代医，嘉以儒通医，活人尤著。宋理宗不豫，如至，一进药遂安”，宝祐年间（1253—1264）又用红藤制剂治愈公主胎漏之疾。

南宋歙县陆安国，翰林院医官，其后裔陆文龙为元代歙县医学学科。先世设立“保和堂”药店，是目前已知新安地区最早的药店。据明代《新安陆氏家乘·新安陆氏保和堂引》载：“新安以保和堂丸散弘济斯人也久矣，在宋已盛行各省，而其时文、谢（指南宋名臣文天祥、谢枋得。引者注）诸名荐绅多为之序记文章以传后世。然揆厥由来，则始自唐宣公”，唐宣公即唐代名相陆贽，编有《陆氏集验方》50卷。文献记载新安陆氏是唐末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迁徙而入新安的移民。

元代（1206—1368）“新安海宁医学”吴瑞，著《日用本草》8卷（1329）传世，书中有天历己巳（1329）自序“世家医学”，至正三年（1343）“化庭阿思兰海涯子”序也云其“世医名家”，李汛序记述从其传至明代至少又有7代，嘉靖年更是“医道大行”，李时珍《本草纲目》引用该书内容近百次。

元代祁门县徐存诚，精方脉，施药济人，悬“存诚”匾额于药室，祁门理学家汪克宽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为其作《存诚堂记》以志之，载“自其上世攻岐黄之学，暨其大父仁斋翁益精其艺”，可见至少可以上溯至5代行医，很可能追溯到南宋。

明代休宁县丁瓒擅儿科，人称“活神仙”，《休宁县志》载“丁氏自宋世业医……医则奇中，人以仙目之”。

明代休宁县黄嘉章“家世业医”，先人曾在北宋祥符年间被御赐太医博士。

以上10支而外，文献记载世业医而不明其传承自何代的新安医家，则难以计数。如在明代早中期，歙县程伊，“历览群书，晦迹医林”“家世习医”，涉医书“以世其家”，著有《医林史传》《脉荟》《释药》《程氏释方》等；歙县吴洋，以善用重剂人参、黄芪救治虚证而闻名，“先世以治眼科和痹证为业”；休宁县李光武，“世精医业”，活人殊多；歙县刘锡，自幼学医，擅幼科，其心法之妙“皆得之于家传口授”，著有《活幼便览》（1510），是最早的新安儿科专著；婺源县汪继昌，“承先世业，工医术”，活人无算，称国手，尤精于治痘，著有《痘科秘诀》；徽州王绍隆，“少孤，家传医业”，精研医理，弟子潘辑将其所传著成《医灯续焰》；休宁县陈国榜，“家世业医”，以医鸣世；绩溪县唐玄真，“世以医为业”，尤精痘疹，著有《痘疹奇衡》；休宁县周英，“祖传世医”，探病求源，投剂辄效。他们离元代均不足200年，且元明两代实行子承祖业的“世医制”，其从医之身世也是极有可能追溯到宋元时期的。

世医家族实质上就是一支支特殊的学术链，有其一脉相承的特色技艺，如歙县张氏太素脉学、黄氏妇科、陆氏方药等，往往秘不外传。以上众多的新安世医链，到底谁为新安第一支已无从考证。其实谁为第一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宋元新安一地诸多名医世家的兴盛，标志着新安医学的形成。

除世传医家外，元代著名新安医家还有：王国瑞，著《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创“飞腾八法”，天历二年（1329）其弟子周仲良作序曰：“《玉龙经》者，婺源王先生所传针灸之书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臣等谨案《扁鹊神应针灸玉龙经》一卷，元王国瑞撰。国瑞，婺源人……乾隆四十六十二月恭校上”；李仲南，黟县人，著《永类钤方》22卷（1331），首创“攀门拽伸法”，首次采用过伸牵引复位治疗压缩性屈曲型脊椎骨折。

宋元新安医家精于切脉诊病，治疗上针灸、方药兼通，如吴源、马荀仲、程约、程汝清、张杲、鲍同仁、王国瑞等，处方投剂而外，多能兼施针灸，也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

歙县黄氏妇科第25世传人黄孝周认为，新安医学形成于明朝中叶的16世纪（1500—1600），即弘治十四年至万历二十八年。其理由有十：其一，新安医学是在程朱理学与金元四家学术两股合力作用下形成的；其二，徽商是形成新安医学的酵母，而徽商的兴盛始于15世纪中叶的明成化、弘治年间；其三，徽州人口从北宋元丰三年（1080）54万多人，到明万历六年（1578）增长到145万人，医疗需要的增长带动了新安医学的形成；其四，16世纪新安一地集中涌现了133位医家、119部医著，且多为富有影响的大家和名著；其五，现代的医史著作和教材，如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57年版）、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1983年版）和高校《中国医学史》教材（1984年版），载宋代新安医家仅一二位，而16世纪记载了11～ 24位，占46%～ 75%；其六，16世纪新安医家开拓创新，学说纷呈，发明众多，引领医学风气之先；其七，16世纪新安儒医群体形成；其八，有16世纪徽州府城儒医聚会讲学授课的首次记载，有徐春甫在北京组织成立第一家民间性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的文献记载；其九，以“新安”称址源于南宋朱熹，16世纪新安医家时兴此风；其十，新安医籍东传海外，日本、朝鲜医书所引用的大多是16世纪的著作。

我们认为，这十大理由恰恰是新安医学鼎盛于明代中叶而不是新安医学形成于明代中叶的主要根据。

其一，程朱理学与金元四家学术对新安医学的学术繁荣和发展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新安医学的形成与新安理学一样，都是基于汉文化重心南移这一历史背景而出现的文化现象。宋元新安医学世家均有源有流有传，其中黄氏妇科、“保和堂”陆氏医药等数支世医之学，均可追溯到晋唐南迁的中原旺族；而且宋元时期新安已是一个文风昌盛的地区，在国家医学政策的引导下，新安儒医群体已经形成气候。人文新安的肇兴不仅成就了程朱理学，也成就了新安医学，新安医学与程朱理学、金元四家学派是同步形成的，只不过影响力尚不相匹及而已。

其二，宋元时期新安已是一个以贾代耕的地区，早已形成了易货换粮的生活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新安医学与徽商也是在汉文化南移背景下同步生成的。

其三，新安地区的人口，晋隋唐宋元明均成几何级增长，更为重要的是，晋唐两宋迁入新安的大族，其谋生视野并不局限于新安一地，新安医家行医同样也是足迹遍天下，并由此形成了以全国为大舞台的新安医学传统。

其四，如果没有宋元新安医学积累的基础，明代16世纪的新安医学成就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成长起来。

其五，徽州一地好古，学称“新安”之风，源于晋代之新安郡建制，现存最早的新安医著《医说》即署“新安张杲”；后世包括新安医家在内，学必称“新安”，受南宋朱熹自署“新安”影响极大，包括20世纪“新安医学”之名的提出，但这与宋元新安医学形成之实没有必然联系。

据不完全统计，明代有新安医家194人，其中71人撰有151部著作；清代有新安医家499人，其中267人撰有468部著作。新安800多位医家、800多部医著，明清两代两方面均占80%左右。更重要的是，明清名医纷涌，名著纷呈，学说迭出，分支学派崛起，学术创新层出不穷，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发展了新安医学的内涵。

“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宋元时期涌现出来的程朱理学和金元四大家学说这两股活力，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加之徽商的崛起，强劲地助推着新安医学的快速前行，开启了新安医学的创新历程。明代（1368—1644）尤其是16世纪（1500—1600），经典注释、本草发明、伤寒新说、温病新说、人痘接种术、固本培元法，创新的理论和实践犹如黄山日出般喷涌而出，令人目不暇接。

歙县陆彦功，成化年间（1465—1487）应召入太医院，治愈中宫之疾，补编黄仲理《伤寒类证》而作《伤寒类证便览》11卷刊行；陆乔梓，足迹遍天下，活人不可胜记；陆省吾，游学山东，声名显赫。三位医家均系陆氏“保和堂”医药世家，箕裘世业，历久弥新，“其制合丸散，非特经一二人之心思，三五年之撰造。凡其先达诸公无不研究斯道，阅数百年升卢扁之堂者前后相望”，名声之高，以至戏曲《白蛇传》也将“保和堂”药店演绎其中。

歙县程琎、程玠兄弟，医术驰名京城，尤精眼科，著有《太素脉诀》，是新安医学最早的一部诊断学专著，书中提出了“以脉统证”的诊疗模式。程玠，号松厓，甲辰（1484）进士，著有《松厓医径》和眼科著作，简化伤寒六经辨证，提出杂病可按伤寒法辨治、心肺疾病可以一方通治等新观点，先见之明，至今仍富有临床意义。程琎、程玠是程氏于唐末从中原南迁到新安槐塘的第19世，明清槐塘涌现出许多著名的程姓医家。

祁门汪机（1463—1539），嘉靖年间全国四大名医之一，中医温补学派重要人物，著作等身，设“朴墅斋”，编著编录医著近20种、100余卷，后人合编有《汪石山医书八种》等。其《营卫论》阐述了营卫二气阴阳相通互涵的辩证关系和人参、黄芪既补气又补阴的双重作用，强调气血双补的重要性；其《伤寒选录》第一次明确提出有不同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新感温病说。

祁门陈嘉谟（1486—1570），著《本草蒙筌》12卷（1565），收药742种，产地、采收、保管、真假、炮制、主治、配伍、性味、修合等靡不备述，尤其水火之制、以药制药上富有徽派炮制特色，所载百药煎的制作比瑞典药学家舍勒氏提取没食子酸早200多年，被李时珍《本草纲目》列入为重要参考书目。

歙县江瓘（1503—1565），编辑《名医类案》12卷（1549），精选了历代名医2405案，开选辑古人医案于一书之先河，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和研究历代医案的专著。

歙县余傅山，曾任湖广行省钟祥县令，回乡后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十月，邀集各县名医汪宦、吴洋、黄刚、许明远等9人，在徽州府城乌聊山馆集体为门人讲学授课，是新安医学首次学术讲座的记载。根据当时讲稿及经验交流记录整理汇编成的《论医汇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医学讲学实录。余傅山还鼓励堂弟余午亭从医。余午亭（1516—1601）曾受医于汪机弟子汪宦，著有内科杂病诊疗名著《诸证析疑》等，医界直喻名为《苍生司命》。余午亭开启了余氏世家医学，由明至清传承8代，时有“大江以南良医第一”之称誉。

祁门太医徐春甫（1513—1596），师从于汪机弟子汪宦，著医学类书《古今医统大全》（1564）100卷，今被列为“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实含类书、丛书）之首，并于隆庆元年（1567）联络在京的46位同仁，以“宅心仁慈”为宗旨，成立了“一体堂宅仁医会”，立“医会会款”22项，从治学到品行都有具体规定，是我国最早有明确章程和宗旨的医学学术团体，其注重调理脾胃元气的主张，与其先师汪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歙县方有执（1523—1599？），中医伤寒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著《伤寒论条辨》8卷（1592），第一次重新编排《伤寒论》的篇章条文秩序，后世推崇其学、力主伤寒错简者代不乏人。

休宁孙一奎（1538—1600），师从于汪机弟子黄古潭，编著综合性临床医学丛书《赤水玄珠全集》（1584），包括《赤水玄珠》30卷、《医旨绪余》2卷、《孙文垣医案》5卷，其《命门图说》等篇提出了两肾间命门元气为生命本原和动力、三焦为元气之别使等新观点，临床上注重培补下元，将固本培元从脾胃元气推广到下焦元气。

歙县吴崐（1552—1620），医经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余午亭学医3年，善于针药并用，持“针药补元”观，所著《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是一部研究《黄帝内经》必不可少的参考书，所著《医方考》6卷（1584）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系统地注解分析方剂的专著，所著《脉语》（1584）首次论述了医案记录的完整格式。吴崐也是明代崛起的澄塘吴氏医家的杰出代表，吴氏医家延续7世，由明至清，代有名医。

歙县罗周彦，著《医宗粹言》14卷（1612），首卷《元气论》首次将元气分为元阴、元阳，分出先天元阴、后天元阴、先天元阳、后天元阳4类元气亏虚病证，创立了4个基本方。

歙县吴勉学，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徽府最大的出版家，整理校刻经史子集及医籍数百种，其中医书近90种，包括医学丛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205卷（1601）、《河间伤寒六书》27卷（1601）、《儒门事亲》15卷（1601）、《东垣十书》12种22卷（1601）、《黄帝内经素问吴注》24卷（1594），还自撰《师古斋汇聚简便方》（1600）等著作。《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今列入“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实含类书、丛书）。

在我国医学史上，人痘接种术是人工免疫法预防天花的一项创举。学术界经周密考证确认，正式发明或重新发明于明代隆庆年间，宁国、徽州、上饶一带是种痘术开展最早的地区，而且世代相传，师承相授，正如1727年俞茂鲲《痘科金镜赋集解》所云“闻种痘法起于明隆庆年间宁国府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引者注）”；1884年董玉山《牛痘新书》所说“江南始传鼻苗种痘”，指的也是皖南和江西一带。明代新安医家对痘疹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如汪机《痘治理辨》、徐春甫《痘疹泄密》、孙一奎《痘疹心印》、朱仰松《新编痘疹全书》、黄惟亮《医林统要通玄方论·小儿杂证·秘传小儿痘疹经验良方》，连刻书家吴勉学也辑刻了《痘疹大全八种》，为种痘术的发明、改进奠定了基础。

归纳起来，明代新安医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经典理论、养生防治、临床各科、理法方药、本草针灸各个层面齐头并进，临床专著涉及面广，多部丛书类书等鸿篇巨制照耀寰区，展现出了医学作为综合性应用科学的性质；二是以汪机及其门生为核心，以营卫一气说、参芪双补说、命门动气说、三焦元气论和元阴元阳说为理论依据，形成了以气血双补、培补先后天元气为特色的新安固本培元治法和学派；三是继承创新《黄帝内经》理论，汪机《读素问钞补注》《运气易览》、徐春甫《内经要旨》、吴崐《黄帝内经素问吴注》、黄俅《素问节文注释》10卷（1619）等均广参诸家，注释阐发经义，尤以《黄帝内经素问吴注》影响最大；四是《伤寒论》研究既阐发了六经辨证的普适性，又突破了“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尤其方有执提出错简重订说，开启了《伤寒论》学术争鸣的新局面；五是从讲学授课到我国第一个医学组织的诞生，新安医学引领学术风气之先，展示了医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

清代（1636—1911）新安医学延续了明代的辉煌，加之有一批文人因际遇不系而转攻医学，薪火源源不断，新安医学如锦上添花般更加灿烂。

歙县程敬通（约1573—1662），明代名医程琎、程玠（松厓）侄孙，儒医的典型代表，治病精审精思，并以10年之功校勘重刻唐王焘《外台秘要》40卷（1640）；侄孙辈程云来删定宋代许叔微《圣济总录》，编刊为《圣济总录纂要》26卷（1681），使这两部名著得以流传下来。

休宁汪昂（1615—1694），所著《本草备要》（1683）、《医方集解》（1682）、《汤头歌诀》（1683）、《素问灵枢类纂约注》（1689）等，编写上独有创举，流传最广，影响很大，成为中医必读之书，书中还记述了“脑主记忆”“胃乃分金之炉”“暑必兼湿”等新说。

歙县吴楚，澄塘吴氏医学世家第5代传人，行医扬州，善用温补，疗效奇验，有“天上神仙”之称，著有《医验录》上下二集（1684），是一部救治疑难危重病症的医案专著，书中提出了“脾胃分治”新说，拓宽了脾胃论治的临床思路。

歙县程钟龄（1662—1735），潜心医学，著《医学心悟》5卷（1732），附《外科十法》1卷，是一部实用性临床医著，书中总结归纳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法为辨证总纲，汗、和、下、消、吐、清、温、补为治疗八法，成为中医辨证立法的主要依据。

休宁汪十洲，与其侄汪文誉、子汪文绮、侄汪明紫，皆当地名医，后代有承其业者，形成世医之家。汪文誉（1665—1740）注重保元，用药平淡，撰有《伤寒闢误三注真经》6卷、《济世恒方》（1827）；汪文绮推重张景岳温补法，乾隆年间的1752—1753年，疫病流行，其制救疫汤，救人无数，著有《杂症会心录》（1754）、《脉学注释汇参证治》（1832）和《温疫论两注》。

黟县卢云乘（1666—？），迁居楚地（今湖北省等地域）行医，以县府司三试擢第一而授全楚医学教授，纂《伤寒医验》6卷（1738），以人身实体划分为三阳三阴六部辨证，精于辨析正伤寒、类伤寒及其兼证。

祖籍歙县的叶天士（1667—1746），祖父、父亲均为新安名医，学术之源在徽州，迁居吴中，有“天医星下凡”之美誉，为温病四大家之首，提出了“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著名诊断，创立了由表入里辨治温病的“卫气营血辨证”说，发明舌诊燥湿诊法，由治疫病中的急救胃阴法，推衍至内伤杂病而为系统的“养胃阴”新说，又治内伤杂病之顽症痼疾，擅以“虫介药通络”，形成“久病入络”新说，代表作《温热论》（1777）、《临证指南医案》（1764）等均为门人后生整理。

歙县吴师朗，虚损病大家，著《不居集》50卷（1739），汇集虚损十法，提出机体长期被外因损害、疾病缠绵日久可致内伤虚损的新说，认为脾胃易伤、易虚，治疗上勿忘健脾养阴。

歙县吴谦（约1690—1760？），清初期三大名医，曾任太医院院判，奉御主持编纂教材性丛书《医宗金鉴》（1742）90卷，“全无偏执”，伤寒和临床各科“心法要诀”为其精华所在，其中亲撰《订正伤寒论注》17卷，尤为突出的是《正骨心法要旨》，正骨手法、解剖、器械图解详明。

歙县郑于丰、郑于藩兄弟，其医学可追溯自明代16世纪，因经商江西而得喉科秘传，擅长针药并用治疗喉科病症，康熙六十年（1721）分为南园、西园两支，从此郑氏喉科一源两流，传承至今。郑于丰之子郑梅涧（1727—1787）为郑氏喉科代表性医家，他领其二子，创三针法治疗喉风重症，创制养阴清肺汤成功治愈白喉，著有《重楼玉钥》（1838），为我国第一部喉科针药治疗专著。

歙县许豫和，新安儿科第一人，著有儿科临床丛书《许氏幼科七种》（1785），包括《橡村痘诀》《痘诀余义》《小儿诸热辨》《橡村治验》《怡堂散记》《散记续篇》《重订幼科痘疹金镜录》，小儿热病辨治独有心见，认为治壮热“泻邪以存元即是补”。其他有影响力的儿科著作还有程云鹏的《慈幼筏》（1704）、何鼎亨的《活法启微》（1736）、王君萃的《小儿烧针法》治疗惊风抽搐等症，皆颇具特色。

新安罗浩，著《医经余论》（1812），针对瘟疫重症，提出“下手宜辣，早攻频攻”的治法思路，为现代温病的“扭转截断”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又认为“运气应常不应变”，一年四季之常令可以应验，六十年之变难以推演，符合实际。

歙县程杏轩（约1767—1828？），擅治疑难重症，民间有“有杏轩则活，无杏轩则殆”之说，他第一次系统节录诸家医论，编著成医学丛书《医述》（1826）16卷。与其同时代还有一位程氏医家程有功，擅长杂病和虚劳证诊治，著书数十卷，惜毁于兵燹，为程杏轩所推重，叶馨谷、王学健得其薪传。叶馨谷擅治时疫，民间有“看过叶馨谷，死了不用哭”之传，著《红树山庄医案》12卷（1861）；王学健则更开启了新安王氏内科流派。

婺源江考卿，著《伤科方书》（1840），善治骨折、跌打损伤，提出“三十六大穴致命”说，曾施行类似泌尿系统结石和睾丸摘除等手术。

婺源余国珮，寓居江苏泰县行医，著有《医理》《婺源余先生医案》（1851），针对“燥火之病”流行而提出“燥湿为纲”说，侧重辨燥救阴，并从外感推及内伤、内外各科，相应提出开阖润燥的药性理论，自制有余氏普济丸等制剂。

歙县汪宏（1836—？），撰有医学丛书《汪氏医学六书》，包括《注解神农本草经》《本经歌诀》《望诊遵经》《本草附经歌诀》《脉诀》《入门要诀》；其中《望诊遵经》（1875）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望诊专著，叙述详明，提出“相气十法”，以望“气色”判断病情及其变化规律。

清代新安医家继续开展小儿痘麻防治的探索，明清仅痘疹防治专著共有44种，其中清代吴学损著有痘麻丛书《痘疹四合全书》（1676），程云鹏《慈幼筏》12卷（1711），有5卷论述瘟疮（天花），为防治小儿痘麻倾注了大量心血。17世纪人痘术传入欧洲，1798年英国人琴纳发明了更安全的牛痘接种法，19世纪传至我国，新安医家迅速接受了这一新事物，如余懋著《刺种牛痘要法》（1884）。天花在世界上的绝迹，新安医学的理论与实践，功不可没矣。

清代新安医家对《黄帝内经》的研究，有程知《医经理解》9卷（1653）、江之兰《医津一筏》（1662）、罗美《内经博义》4卷（1675）、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1689）、江有诰《江氏音学十书·素灵韵读》（1779）、胡澍《素问校义》（1875）等，校注阐释均有见地，各有贡献，其中《素灵韵读》是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音韵方法研究《黄帝内经》的专著，《素问校义》是第一部引入训诂校勘方法研究《黄帝内经》的专著。由明代注重阐发向注重校注训诂转化，是清代中后期新安医学《黄帝内经》研究的特点，由此形成新安经典校注派。

清代新安医家对《难经》注释，有程云来《难经注疏》、汪钰《难经释义》等。

清代新安医家对《伤寒论》的研究，除汪文誉、卢云乘、吴谦外，还有程应旄《伤寒论后条辨》15卷（1670）、《伤寒论赘余》2卷（1672），吴人驹《医宗承启》6卷（1702），郑重光《伤寒论条辨续注》12卷（1705）、《伤寒论证辨》3卷（1712）、《伤寒论翼》2卷，汪宗沂《伤寒杂病论合编》（1888），均各具风格，各有造诣，围绕着《伤寒论》编次、注释、研究方法、六经本质等展开论争，尤其程应旄、郑重光、吴谦等，与方有执一脉相承，并与他地名医如喻嘉言、张璐、周扬俊、黄元御、吴仪洛、章楠等相汇合，形成阵容强大的伤寒错简重订派。

清代对《金匮要略》的注释，有程云来《金匮要略直解》3卷（1673），是《金匮要略》注本中的善本之一。

明清新安世医传承更为活跃，既有宋代流传下来的黄氏妇科、“保和堂”陆氏医药等世家继续服务于社会，更有一批由儒入医的后代承继家学，如由明入清的歙县余氏、吴氏世家，清代形成的休宁汪氏世家、歙县郑氏喉科、新安王氏内科等流派，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新安一地程姓医家群体沉潜医学，心悟心传，贡献卓著，形成一派。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传承3代及其以上的新安医学世医链有近百支。

归纳起来，清代新安医学继承了明代的传统，除了种痘传播、经典校注、世家传承外，主要成就还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大型医学类书丛书层出不穷，进一步贡献出更多的鸿篇巨制，其中《医宗金鉴》《医述》两部与明代《古今医统大全》一起，被现代列入“全国十大医学全书”（实含类书6部、丛书4部）；二是温疫的流行促进新安医家的新思考新实践，诞生了温病学独立体系，而由防治瘟疫伤阴开始，从养胃阴到养脾阴、从养阴清肺到养阴润燥，并由外感重护阴推及内伤杂病、推及临床各科，治疗均重养阴，由此形成以清代叶天士、吴师朗、郑氏喉科、许豫和、余国珮等为代表的新安养阴清润派；三是诊断成就突出，除继承宋明新安医家重视脉诊的传统外，温病舌诊辨证，从针对邪入营血的绛舌，到脾瘅的舌苔黏腻，验舌辨齿从此真正地推广为中医不可或缺的特色常规诊断内容。

新安医学的价值和作用，早在清代初期就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关注。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汪沂在乾隆十三年（1748）校刊《医学心悟》时，撰序曰：“吾乡大好山水，岩居川观者往往好以医学擅名。若王双溪军监之《伤寒论注》、张氏杲之《医说》、鲍用良同知之《经验针法》、程文炳之《经验方》、陆彦功冠带之《伤寒便览》、汪石山文学之《十书》、程松厓大行之《医经》、江正甫之《原理》、汪氏宦之《质疑》、徐春甫太医之《医统》《捷径》、汪用宾之《方书集说》、吴三石之《医教》、毕氏懋襄之《医荟》、周氏士先之《明医摘粹》、余子敬之《诸证析疑》、汪讱庵之《灵素》《本草》《医方》三纂，粲然备矣。他若张子充承务、江明远征君、吴南熏翰林、马竹庆提举，以逮胡清隐，程时卿、敬通、长裕三君，类皆声震一时，奉为神工，又不阐有所论述以行于世。”

是序所列举的医家医著，共记述了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至清乾隆初年近600年间新安医家24位、医籍28部（不包括程钟龄及其《医学心悟》）。其中就记有宋元7位医家3部医著，即宋代张子充（张扩）、吴南熏（吴源）、张杲《医说》、王双溪（王炎）《伤寒论注》、江明远（江嚞），元代鲍用良（鲍同仁）《经验针法》、马竹庆（马肃）；明清17位医家25部医著，即明代程文炳（程琎）《经验方》、陆彦功《伤寒便览》、汪石山（汪机）《十书》（《汪石山医书八种》加重订《推求师意》和附刻《石山医案》）、程松厓（程玠）《松厓医经》、江正甫（江时途）《医学原理》、汪宦《医学质疑》、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医学捷径六书》、余子敬（余午亭）《诸证析疑》、汪用宾（汪朝邦）《方书集说》、吴三石（吴文献）《三石医教》、毕懋襄《医荟》、周士先《明医摘粹》、胡清隐、程时卿（程大中）、程长裕，明末清初程敬通（程衍道）、汪讱庵（汪昂）《素问灵枢类纂约注》《本草备要》《医方集解》。这是目前已知的对新安医家医籍进行回顾性记述的最早文献资料。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湖北武昌人高学文在为新安名医汪春溥《伤寒经晰疑正误》一书作序中，明确指出：“余游江浙闽粤，已二十余年，遂闻天下名医出在新安”。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江南地区，在宋元明清时期始终是医学发达的区域，这些区域的人们如此广泛地口耳相传，可见新安一地医学名声之重。

20世纪以来，中医学遭遇了“三千年未遇之变局”，新安医学难免受到冲击，但却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民国时期有伤寒名家汪莲石、“海上名医”的王仲奇等。新中国成立以后，还涌现出了方乾九、程雁宾、程门雪、王任之、黄从周、方咏涛、程道南、王乐匋、杨以阶、吴锦洪、巴坤杰、郑景岐、胡翘武、程亦成、程莘农、李济仁等一大批新安医家薪火相传；1990年全国首批500位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中（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地市级区划建制在330个左右），新安医家占有7位，在地域性医学流派中首屈一指；2006年新安医学被列入安徽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程莘农、李济仁两位还被评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首届三十名国医大师之一；2011年、2014年“张一帖”内科疗法和“西园喉科医术”也分别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新安王氏内科”“郑氏喉科”分别被列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一批64家全国中医药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建设单位。还有众多的新安医学世家传人遍及城乡各地，在临床第一线为民众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为新安医学的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张玉才等专家认为，“新安医学应视为明清时期新安地域的医药文化史”，李洪涛等也提出新安医学是历史上的地区医学，这一观点有待商榷。作为活生态的科技文化遗产，新安医学流淌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流中，它不是文物、不是古董，是活态的不断传承发展的学术流派，不仅仅是过去式，更是现在进行式，正在新时期谱写出悬壶济世、经国济民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