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域文明背景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培植一方文化，我国地域辽阔，不同的气候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催生出了众多的地域性医学流派，新安医学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新安医学是从江南古徽州地域生发出来的医学流派。古徽州地域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新安医学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中原文化的南迁为新安医学的形成播下了文明的基因和种子，上层建筑的引导强化了新安医学的传承和创新，新安理学为新安医学的兴盛做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徽州儒风的熏陶为新安医学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徽商经济的繁荣为新安医学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新安医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天时、地利与人和，是自然、历史、政治、文教、经济诸多因素集聚和催化的结果。

江南黄山，祖国锦绣山水、大好河山的代表和象征。黄山山脉山谷密布，溪流纵横，其南麓山下有大小不一、相间相通的盆地和谷地，盆谷之中千溪百川宛转曲折相萦绕，并汇流入自西向东蜿蜒而行的一江之水中，江水清澈见底、皎洁如镜，两岸重峦叠嶂、青翠秀丽，白墙青瓦马头墙掩映其间，鸡犬之声隐约相闻。这片山水相连、阡陌相通的盆谷之地，就是人杰地灵的古徽州地域，就是渔歌帆影的新安江水系流域，名斐杏林的新安医学就发源于此。

首先，大好山水提供了独特的人文生态环境。

徽州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是潜心学问的绝佳境地，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学者向往的地方。徽州宋代以前曾称“新安”，晋太康元年（280）有“新安郡”之行政建制。早在1500年前，南朝梁武帝就曾动情地对新安太守萧几称赞过“新安大好山水”，文学家沈约更赋诗赞道：“洞澈随深浅，晈镜无冬春，千仞泻乔树，百丈见游鳞”，这是现存最早的新安山水诗篇；此后历代文人墨客不惜笔墨盛赞其美，唐代孟浩然有诗曰“湖入洞庭阔，江入新安清”，李白也曾借问黄山南麓之新安江水，以衬托黄山北麓之“清溪清我心”，“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更应是新安山水画卷的真实写照；北宋词人晏殊称其“峰峦掩映，状若云屏，实百城之襟带”。宋徽宗时更名为“徽州”。《尔雅》曰“徽者善也”，《大雅笺》曰“徽者美也”，后世历朝历代《徽州府志》都无不自豪地自颂“山水幽奇，鸟道萦纡”；明代戏曲家汤显祖有诗曰“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地理学家徐霞客两次登临黄山，赞叹道：“薄海之内，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止已。”清代诗人黄景仁五入徽州，作出了“地气磅礴，人风古淳”的总体评价；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更是自豪地说：“我们徽州山水灵秀，气候温和，人民向来安居乐业，真可谓之世外桃源。察看他的背景，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和他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士。”徽州人从来以“黄山山中人”“家在黄山白岳间”而自豪，如今黄山与徽州古民居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黄山脚下、新安江畔的古徽州，位于北纬30°这条神秘奇特、贯穿四大文明古国的环球线上，重峦叠嶂、烟云缭绕，山环水转、林木苍翠，茂林修竹、急湍怪石随处可见，野生动植物资源丰盛，生态环境宜人宜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山的巍然，水的灵动，徽州的山山水水决定了徽州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塑造了徽州人的独特个性。

“梦笔生花”寄托了多少学子的祈盼，“百步云梯”留下了多少求索的脚步，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人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显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山川钟毓，以形相感，地灵人杰，代有奇人，黄宾虹就曾称誉“新安王氏内科”第5代传人王任之为“黄山灵秀所钟也”。记得有位西医专家来徽州参加中医学术会议，上黄山后深有感触地说，看到从悬崖绝壁的石缝中生长出的黄山松，看到波涛翻涌、瞬息万变的黄山云海，看到从云海中喷薄而出的黄山日出，一刹那间忽然有些明白，中医学“天人合一”的生命观和整体动态的形象思维是十分深邃的。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南宋新安籍理学家朱熹这首《观书有感》的哲理诗，何尝又不是源自新安江水的启发呢？新安医学格物致知的思维、穷源探本的思路、考镜源流的功夫和追求尽善尽美、完善完美知识体系的努力，何尝又不是源自于徽州秀美山水的启示呢？山光水色，朝夕相伴，大好河山孕育并滋养了包括新安医学在内的人文基因，优美的自然环境为新安学术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其次，地理环境成就了独特的学术体系。

徽州形胜，崇山峻岭环峙，《徽州府志》载“徽之为郡，在山岭川谷崎岖之中，东有大鄣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厄，即山为城，因溪为隍，百城襟带，三面距江，地势斗绝，山川雄深”，四境高山64%平均海拔1332米，另36%海拔也在1131米以上，全境1.288万平方公里之内，有280多座海拔千米以上高山，其中海拔1864米的黄山、1787米的清凉峰、1728米的牯牛降，号称“华东三大高峰”，分别盘踞于徽州大地的中部、东部和西部。山高水激，清代诗人黄景仁有诗赞曰：“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思想家魏源也赋诗赞颂：“峰奇石奇松更奇，云飞水飞山亦飞。”峰峦环拱，四面险阻，形如城垒，势如高台，巍然耸立于江南水乡（图1）。天然的险峻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域内之民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与联系，崇山峻岭的阻隔、人民生活的安居乐业，促成了区域内文明的相对独立性，包括新安医学在内的徽文化，就是在这种天下独绝的环境下酝酿产生、自成一派。

徽州北以黄山山脉与长江水系为邻，东南以天目山脉和白际山脉与浙江、江西两省接壤，在高台城垒式的独特环境之中，又有一条连通外部世界的水系——新安江。新安江是徽州的母亲河，由渐江和练江汇合而成，渐江由发源于休宁县西部五龙山六股尖的率水和发源于黟县五溪山主峰白顶山的横江汇合而成，练江由发源于绩溪东北黄花尖的扬之水，纳入歙县黄山东麓的布射水、富资水、丰乐水汇合而成，沿途分别又有珮瑯水、桂溪、濂溪、棉溪、昌溪、小洲源、大洲源、登源河等大大小小支流汇入，由四周辐辏聚集，覆盖整个徽州盆地，自西向东延绵数百里而与千岛湖接通，向东南汇入钱塘江，由杭州湾注入大海的怀抱。“天上徽州”与“人间天堂”山水相连，属钱塘江水系上游的新安江，加上由徽州先民开通的蜿蜒曲折的徽杭古道等多条沟通外界的官道，人称“九龙出海”（海指黄山云海，这里指代徽州），成为徽杭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近畿之地的徽州通过新安江航运和“九龙出海”之道，打开了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尽管四面环山，但“隔山不隔水”，江水的流动性又给区域文明带来活力和发展的空间。

黄山的巍然不移，强化了徽文化的地方性、独立性、稳定性；新安江水的流动不居，扩展了徽文化的兼容性、渗透性和灵动性，封而不闭的地理环境，为包括新安医学在内的徽文化的外向发展预留了空间和舞台。

第三，人文自然塑造了新安医学的品质。

徽州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徽州民居白墙灰瓦与青山秀水相映趣，构成了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徽州村落枕山环水、面屏朝阳，负阴而抱阳；徽州街巷纵横交错，起承转合有章法；徽州建筑内部虽因“天促地窄”而紧凑逼仄，但“四水归堂”的天井、开阖转换的布局又延伸了空间。徽州人傍水结村，依山造屋，借助山水格局以聚山水之灵气，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处处都体现了“天人合一”“气脉阴阳”的哲学理念。诸如龙形江村，凤凰雄村，鱼形渔梁村，棋盘石家村，呈坎的八卦迷阵，湖村的太极阴阳，宏村的青牛卧岗，唐模的水口园林，西递、龙川的扬帆起航，许村的双龙戏珠，风水村落横空出世、琳琅满目，“天工人巧，两臻其美”，融“生态”“形态”“情态”于一体，中华传统哲学的思想基因，早已深深地植入了徽州人的骨髓之中。

天下名山僧道多，新安山水间佛寺道观林立，有歙县府城天宁万寿寺，新安画派代表性人物渐江大师曾隐居的黄山慈光阁，新安医学代表性医家程钟龄修行的天都峰，而齐云山更是“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毗邻的九华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与诸山脚下的古徽州儒家文化和谐相处。如此高密度融集儒、道、佛人文盛景于一地，在全国并不多见。文人与僧道之间多有交往，浓厚的儒释道氛围对新安医家的影响很大。以儒为主、融合道释，新安医学正是以新安理学、徽派朴学、齐云山道教和九华山佛教等传统文化为底蕴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天下名山，必产灵草”，徽州山区动植物资源丰富，植物资源居安徽省首位，各类植物共有200余科3000多种，药用植物有1200多种，大宗药材有400余种，道地珍惜品种有60余种。其中白术为徽州第一良药，以品质优良闻名于世，新安固本培元特色就与新安道地药材歙术、祁术有密切的关系，彰显了新安医学的特色。大自然的恩赐，也为新安医学的兴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方山水蕴育一方人文，新安大好山水为新安医家提供了绝佳的思考空间，独特的地理环境为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

新安医学产生、形成和发展，与国家的命运、历史的变迁息息相关。

其一，千年不变的徽州建制奠定了区域文明的基础。

追溯历史，古徽州地域的最早政权建制，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所设立的黝（即黟）、歙二县；西汉承袭了这一建制，然曾一度封黟县为广德王国，东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设新都郡而辖六县，为徽州辖六县行政建制之开端；三国、两晋、隋唐新都郡、新安郡、歙州地名交互切换，所辖范围大致包括今日区划之安徽省黄山市（歙县、徽州区、黄山区、屯溪区、休宁县、黟县、祁门县）、绩溪县、旌德县、广德县、石台县，江西省婺源县，浙江省建德市、淳安县等地，辖域略有变更、互有出入；唐代大历五年（770）定歙州辖歙县、黟县、休宁、婺源、祁门和绩溪六县，北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改歙州为徽州，至民国元年（1912）废除徽州府行政建制、民国二十三年（1934）婺源县划归江西省为止，自唐起近1200年来“一州辖六县”的行政区划从未改变。长期稳固不变的格局，为地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色文明的形成和区域文化的认同创造了条件。

其二，中原文化的迁入播下了区域文明的种子。

我国历史上因为战争有过三次人口大迁徙，两晋之际的永嘉之乱、唐末的五代之扰、两宋之际的靖康之变，中原氏族大量南渡，汉文化重心逐步南移，文明程度上呈现出南方反超北方的发展态势。江南徽州因地理偏僻、四面环山，兵燹罕至、少有战乱，成为躲避战乱的世外桃源，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避乱迁徙之民皆仆仆归向这片绿洲。有诗为证：唐代末年战争不断，中原动乱，时任歙宣（歙州和宣州）观察使王凝就写下了“华夏支离已隔河，又来此地避干戈”的诗句。徽学专家卞利根据明代《新安名族志》中统计，当时新安共有60多个名族，其中在三次人口大迁中迁入徽州的大姓望族就有49个。这些南迁的中原人士，多为仕宦之第、衣冠之族、儒学世家，崇儒尚教，重视文化教育，其中不乏隐士高人、饱学之士，对生命意义有较为深入的思考和追求，对健康的需求相对要大得多。这些文化精英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带来了先进的儒家文化，注入了中原文明的基因，使新安一带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少有的儒士高密度聚集的地区。

其三，全国学术中心地位的形成促进了医学学术的繁荣。

南宋王朝迁都杭州，致使中原文化再度南移，新安成了近畿之地，徽州社会自此步入了鼎盛的时期。尤其由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等创立，南宋理学家朱熹“集诸儒之大成”而形成的程朱理学体系，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统治地位，早在南宋时其正统地位即被朝廷正式确立，至元明清时代更成为“显学”，《四书集注》被列为科举考试的主要蓝本，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朱熹更被誉为“孔子以后，一人而已”，影响中国思想文化600年。徽州向以“程朱阙里”自诩，朱熹家住婺源，徽人还不嫌烦琐，考证得出程颐、程颢和朱熹祖籍均在歙县篁墩，所谓“氏族吾乡重本源，程朱故里在篁墩”；而更重要的在于，“朱子之学，本之二程；朱子之生，本之新安；粤稽程子先世，且自新安徙焉”。作为程朱理学“桑梓之邦”，新安学术以中心和霸主的地位向医学领域延伸。

明代重视发展地方医学，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南京，徽州与其祖籍地凤阳一并划入直隶中书省，后世虽迁都北京，但南直隶区划一直保留，促进了学术中心地位的提升。

清代乾嘉年间“汉学”复兴，产生了以汉代训诂、考订、考据为主要治学方法的“乾嘉学派”，其中以惠栋为首的“吴派经学”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经学”影响最大。“皖派”实为“徽派”。《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分清代经学为七派，共收163位经学家，其中收徽派76人，占46.6%。鼎盛于乾嘉时期的“徽派朴学”，再次以“几乎独占学界势力”的影响力向医学领域渗透。

在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基础上，学术的繁荣和领先，为新安医学的兴盛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四，宗族文化保证了医学技术的有效传承。

中原大族南迁徽州，聚族而居，同姓血缘家族凝聚力大。宋代理学重视宗族伦理，北宋欧阳修、苏洵创立五世图式体例，尤其南宋朱熹撰修《家礼》等书，强化了徽州的宗族观念。自此以来，修族谱、建祠堂、立牌坊成为徽州常态，宗族经济发达。据徽学专家胡中生统计，目前仅公藏机构收藏的徽州家谱在1500种以上，祠堂、牌坊名冠全国，现仍完整保留的牌坊就有94座之多。“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形成了系统规范的宗法、族规、家训，并成为徽州文化的核心。尊祖敬宗、慎终追远、子承祖业，为医者把祖先积累的临证经验和笔录继承下来不致失传，并示教于后世，是子孙的义务和孝道。济世活人、光宗耀祖，成了新安医家的“座右铭”和终身的希冀，也是新安医学得以发展的思想根源所在。

宗法制度是医学家族链稳固和发达的土壤和环境，促成了以家族为纽带的新安世医的传承，保持了家族传承医术的长期稳定。而牢固的家族世医是新安医学传承的有力保证，有效地防止了中医学术的失传。新安“保和堂”陆氏医药世家由唐、宋、元以至于明传承至少500年，歙县黄氏妇科由南宋、元、明、清、民国以至于今传承凡800余年25代，歙南“张一帖”内科由明、清、民国以至于今传承计400余年15代，就是典型的例证。

其五，人口增长带来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医学的发展。

大规模的移民使徽州地区人口激增。从唐初至近代的1300多年里，徽州受战乱破坏严重的仅有2次，一次是元至正年间的1352—1357年，红巾军部将项普略攻下徽州；一次是清咸丰同治年间的1853—1864年，太平天国与清军在徽州展开了相持10年之久的拉锯战。但总体上人民安居乐业，人丁渐旺，人口日增。南北朝大明八年（464）徽州人口仅3.6万，隋朝末年（606）也不过6154户，唐天宝元年（742）增至3.8万多户、24万多人，北宋元丰三年（1080）有16万多户、54.2万多人，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有15.7万多户、82.4万多人、人均耕地4.05亩，明万历六年（1578）增至30.4万多户、145.2万多人、人均耕地减至1.75亩，清康熙五十年（1711）有21.7万多户、约80万人口。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医疗需求，是刺激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因素。而且新安医学的作为并不仅仅局限于本土，据不完全统计，客寓他乡而盛负医名的新安医家就有70余人，传下医著30余部。新安医学重点以整个江南地区为大舞台，而曾为京师重地的江南，其人口繁衍更是急剧上升，人烟稠密。密集的人口带来了诸多的卫生健康问题，医疗需求急速增长，进一步促进了新安医学的发展。

其一，古代圣贤的推崇和示范引领了新安后学由儒入医。

自古圣贤明哲没有不留心于医药者，医者“古昔皆君、师、卿相及贤智之士”，司马迁有“圣人不得志则隐于医卜之间”的说辞。追溯起来，新安医学的萌芽，就与第一次中原人口南迁之后，几位贤能之士的到来密切相关。如东晋新安太守羊欣“素好黄老，兼善医术”，唐初高僧慧明为民治眼疾、歙县尉杨玄操为《黄帝内经》注音释义。

宋代重视并扶持医学的发展，上至天子下至百姓都关心医药，为政者热衷医药，仕人懂医、文人通医成为风尚。北宋名臣名流范仲淹、苏颂、沈括、苏轼、苏辙、陆游等均通医，范仲淹更提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口号，把医学抬高到与治国安邦一样崇高的地位，苏辙及《伤寒论》专家许叔微等还先后到过徽州绩溪任职。医相地位虽悬殊，然济人利物之功则同。如北宋新安医家张扩，因医术“名满京洛”，而深得范纯仁（范仲淹次子）、蔡京等北宋重臣的赏识。

宋徽宗二年（1103）诏谕“今欲别置医学，教养上医”，将医学纳入儒学教育体系，医生入儒学教育方可称“上医”，从此有了儒医之称，《宋会要辑稿》有曰：“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医学考试也纳入科举考试范围，且给予较高的地位，《宋史·选举志》就有“能深通《黄帝内经》者，升之以为第一”的记载。北宋开始逐渐扭转了唐代“目医为小道”的看法，医生被尊称为大夫、郎中。从此由儒入医之风潮涌起，包括徽州学子在内的一大批高素质人才由儒入医，改善了医生的文化素质和知识结构；医学队伍文化水平的提高，反过来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和临证经验的总结。

南宋（1127—1279）对医药的重视有过之而无不及。新安“保和堂”陆氏医药世家，自北宋绍圣年（1094—1098）起父子祖孙数代人均为进士，或入翰林院为学，或入枢密院为官，南宋时文天祥、谢枋得等诸位高官名臣纷纷为之作序作记；新安御医吴源，就是在绍兴年间（1131—1162）医生考试中考了第一名而入翰林院的；新安医家黄孝通则因妇科医术，于孝宗年间受御赐为“医博”；新安医家江嚞居京10年，因治愈宋理宗久病之症及其公主之疾，上屡赐官职而不受，辞归故里时赐宅一区。

新安理学家朱熹对《黄帝内经》等经典也深有研究，对医学和养生有较深的造诣，“对症下药”一词就出自《朱子语类》。针对以往医工“多是庸俗不通文理之人”的状况，还提出：“择民之聪明者，教以医药，使治疾病，此仁人之心也。”并倡导修儒须兼修医学，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尊医重孝，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发展地方医学的诏令，朱元璋第五皇子朱橚、第十七皇子朱权和嘉靖帝朱厚熜更是十分留心于医药，均著有医药著作，尤其朱橚编著有《普济方》426卷和《救荒本草》4卷；上行下效，明代王公缙绅多热衷于医学。正是从明代开始，新安医学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御医、“明医”众多，名著、学说纷呈。

忠君孝亲是儒家的核心道德观，其中尽孝道在传统伦理道德中居首位，也是宗族文化最为看重的核心。自唐代王勃提出“人子不可不知医”后，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进而提出“病卧于床，委之庸医，比于不慈不孝。事亲者，亦不可不知医”，对徽州人影响很大。从遵奉“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到清代新安医家程云鹏进而提出“为人父者不可不知医”，新安学子身体力行，学医习医蔚然成风。

经圣贤明哲的倡导，医学从宋代开始就被视作儒家学术，“学而仁则医”逐渐为士大夫阶层所普遍接受和认可。元明清三代延续了重视医药的政策，掌握医术被士大夫看作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治病同治国一样成为儒家分内之事，医学被视为推行仁道、履行孝道的重要手段，悬壶济世是经国济民的重要途径。尤其宋代二程“知医为孝”说、范仲淹“良相良医”说、朱熹“儒医兼修”说，更与新安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新安医学持续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

清代考据之风大兴，“徽派朴学”（即“皖派经学”）为其典型代表，黄生、江永、汪绂、程瑶田、金榜、戴震、俞正燮、江榜、江有浩、汪宗沂、许承尧等一大批徽州鸿儒，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考经证史为方法，研究内容渗透到了医学领域，触及《黄帝内经》《难经》《伤寒论》和诸家《本草》及临床诸科等医学各方面，对新安医学也作出了独特贡献。许多著名的新安理学大家、徽州经学大师对医学的青睐，也是引领众多新安后学由儒入医的一个重要因素。

徽州是藏龙卧虎之地，宋元明清时期徽州籍出仕为官而兼修医学的甚多。如明代官户部口的程松厓开启了程姓医学，曾任县令的余傅山研医并鼓励堂弟余午亭弃举子业从医、成就了余氏世家，清末俞世球曾先后转任江苏多个县县丞、苏州府知事等职，“槎溪会课”正是在其任职期间设立的。至于各级新安医官更多，像惠民药吏或吏目、医学训科或正科、太医或太医院使、御医乃至御医首辅、翰林院医官等医职，不下百人，太医徐春甫、吴谦的作为更为医界熟知。仕而兼医不仅抬升了医学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医药知识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强化了悬壶济世、经国济民的抱负和愿望，对中下层习儒者起到了引导作用。余傅山就曾告诫余午亭：“士人遭际不遇，诚能益世利人，斯不负所学。”“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少数，科举失意、棘闱不售，机会不遇、仕途受阻，但心思才力不没、学识才华还在，从医退而可以为生计，进而可以“佐圣天子之仁政”，确实“不负所学”。明代徽籍文学家汪道昆（1525—1593）在《医方考引》中曾分析说：“今之业医者，则吾郡良；吾郡贵医如贵儒，其良者率由儒从业。”“学而仁则医”，新安后生由儒入医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带有明显的“良相良医”“家国天下”情结。

其二，国家政策的导向强化了新安医学的传承创新。

元代有职业和地位之政策分定，行医可以子孙继承祖业，但必须精通医术，且须经选试及注册；明代不仅沿袭了这一政策，而且还制定了一套更为严格的世医制度，医户世袭，登记造册，定期清查，不许妄行变乱，违者治罪，使子承父业由自愿选择变为带有指令性的制度。政策的主导，巩固和强化了新安医学的家族传承。

16世纪是新安医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而此时世界的西方正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关于“文艺复兴”，恩格斯评价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和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给欧洲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此后科学技术逐渐加速发展。相对西方的巨变和进步，东方的中国自明成化年间开始，实施闭关锁国政策，社会发展进入全面停滞期，明清日趋衰落，传统科技未能跟上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科学技术水平由领先逐渐到落后于西方发展的步伐。万幸的是，恰恰就是从明成化年间开始，新安医学风生水起，并从此繁荣兴盛，名医辈出，新说纷呈，在医学领域开创了“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

冥冥之中东西方医学科技文化似有所感应。1505年在苏格兰成立了爱丁堡皇家外科医师学会，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成立的自然科学学会；仅仅相距60余年，1567年由新安医家组织创立的我国第一个全国性医学学术团体“宅仁医会”成立。这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东西方医学遥相呼应，呈现同步发展的态势。

医书“秦火不焚”，秦始皇“焚书坑儒”医书不在其列。生老病死人人平等，王侯将相概莫能外。健康长寿、长命百岁是人类美好的追求，长生不老、永生不死更是帝王梦寐以求的愿望。在一系列鼓励从医研医的政策推动下，一大批知识分子由学入医，尤其新安医家面对疾病流行的新变化，实事求是，格物致知，不断突破创新，著书立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由此产生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在整体科学技术日渐落后的情况下，中医药学的发展却一枝独秀，尤其新安医学开启了医学发展的小阳春时代。

其三，文人志士的选择推动了新安医学的繁荣。

到了明末清初，朝代更迭，江山易主，包括徽州志士在内的一大批文人志士，不得不对未来的人生设计作出新的选择和规划。“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他们重点转向于无关政治的技艺领域，或寄情山水、乐在其中，或转向于学术领域里去寻求真谛，理想、志趣和情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诸艺之中，医尤为重”，超然世外的徽州隐士每每爱好钻研医学，从此更以医学闻名于世了。文人心中有太多的家国天下情结，找一个既可实行抱负又可寄托心灵的精神家园，无论朝廷昏暗还是政治清明，躲进医学领域自成一统。他们虽然都有悲剧性的人生况味，但都是文明的使者，民族的脊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反倒开辟出了一番医药事业的新天地。新安医学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地辉煌，靠的就是这些文明的使者、民族的脊梁。

当今中医学界有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古代医家很多其实是书家，是文人士大夫阶层沽名钓誉的行为，这是不了解历史的缘故。对待历史我们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态度，要还原到当时的历史现状去分析评价。古代医学作为仁政的一种手段，济世济困被士大夫认为是分内之事，是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此，确有很多士大夫参与到医学研究之中，有的因机会不遇而干脆走向行医的道路，其学识、视野和思想境界不是一般医生所能比肩的。虽也不可否认，其中不少人理论有余而实践不足，医术上可能难以与专职医生相比。但退一步说，即使有少部分医家是书家士人，那也是建立在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临床医家实践基础之上，才能在医学上有所著述、在理论上有所思考。就一个地域乃至于一个国家而言，医家多、医著富、学说丰，总体上肯定是建立在这个地域、这个国家长期大量的临床医疗实践基础之上的。

徽州系“中原飞地”，素有“东南邹鲁”之称，本具孔孟儒学的底子，医学也有一定的积淀。譬如东晋爱好医学的新安太守羊欣，出身于官宦书香门第，“泛览经籍，尤长隶书”，幼时即深得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怜爱。这是机缘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某种气韵文脉的安排？

首先，人文教化为新安医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徽州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从新石器“百越文身”的鸿蒙始判，到春秋战国“吴头楚尾”的“山越之邦”，先秦两汉山越人在这里“火耕水耨”“饮稻羹鱼”。到晋唐两宋，北方各地大族大量入迁，在给这片“南蛮之地”注入了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文明的冲击和振荡。为了化解土著与移民的矛盾和冲突，历任新安或歙州行政人员都致力于社会教化，逐步完成了双方关系的历史性调适，实现了中原文化与山越文化的实质性融合。

许承尧《歙县志》指出：新安“尚武之风显于梁陈，右文之习振于唐宋。”反客为主的中原仕族，落地生根后进一步本土化，在与山越土著日进月化的交融磨合中，儒家礼教文章、五伦六经逐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逐步实现了由“劲武”向“文雅”的转化，唐宋时期基本形成了崭新的“徽文化”框架。

体现在生活起居上，钟情山水、追求安居，结合北方院落式和土著干栏式两大特征的“厅井楼居式”徽派民居风格业已形成，兴起于隋唐、为南宋君臣津津乐道的“歙味”饮食亦已形成特色，到中唐时期歙州已被称作“上州”“大州”“富州”了。

体现在生产经营上，除开垦梯田和经营山林外，在唐宋时期新安笔墨纸砚已闻名全国，冠压群芳。南唐于歙州置砚务，歙人李少微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砚官；唐末河北易水奚超、奚廷珪父子来到歙州，制作出世代称颂的名墨，被南唐后主李煜御赐“国姓”。北宋徽墨、歙砚、澄心堂纸、汪伯立笔驰名于世，深得梅尧臣、欧阳修、蔡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等一大批名臣名家的称颂和追捧，并成为皇室的贡品。南宋政治中心南迁临安（今杭州），徽州成为宋王朝的大后方，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直接拓展了文房四宝的市场。新安文房制作技艺“流派纷呈，名工辈出”，能工巧匠代代相传，对徽州文教的繁荣兴盛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宋代程朱理学为新安医学的繁荣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宋代程朱理学勃兴，程朱理学将宇宙论与伦理学结合，提高了儒学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效果，自此我国开始有了自己的系统哲学，一种形而上的、富有逻辑性的哲学体系，从南宋时起就在意识形态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深刻影响了12世纪以后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大势。作为“程朱阙里”，即二程的祖籍地、朱熹的故里，徽州从此也有了自己的核心理念和精神支柱，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文教学术的繁荣兴盛。

朱熹对徽州与徽人对朱熹，都有强烈的双向乡土认同。朱熹曾三次回乡讲学，开启了将近600年的新安学术风气。徽州从学者甚众，不少原来醉心于科举功名的徽州士人，转而“多明义理之学”，并自觉地运用于自己的治学和社会生活之中，理学生活化世俗化，言行伦理化规范化，由此形成“新安理学”，成为徽州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分支，起于南宋，兴于元明，绵延至清；因朱熹师承于二程之四传，其学术可直接追溯到北宋周敦颐等，故新安理学实源于北宋理学思潮，故也可视为“宋代理学”“程朱理学”的分支。

徽州学人以光大传播朱子之学、继承弘扬朱子义理为己任，追求卓越，并以正宗嫡传和卫道者自居，视“理学”为徽州“道地特产”，认为“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恃），而以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家之书，非经朱子论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朱子之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推新安之士为然”。在徽州人的心目中，新安理学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程朱理学之于徽州，就如同孔孟儒学之于邹鲁一样，深入人心。

作为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安医学”（而不是“徽派医学”）的提出，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和学术思想背景。朱熹曾提出儒道传承谱系的“道统”概念，他在著述或作序、跋中多以“新安”“阙里篁墩”署址，又因徽府歙县有紫阳山而自号“紫阳”，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南朝梁武帝曾称颂“新安大好山水”，朱熹亲笔将这六个大字题刻在徽州的崖壁上（彩图10），引以为自豪，“新安学术”也由此滥觞。在新安理学的熏陶下，宋代以降包括医学在内的新安学术蓬勃发展。据考证，徽州一地自宋迄清见于史料记载的医家达800余人，医著达800余部，在这些医家的医著中，每每效仿朱子以“新安”称址，尤其是在明代的16世纪，祁门县汪机、陈嘉谟、徐春甫，休宁县方广、汪副护、孙一奎，歙县方有执、程伊、吴勉学等大家，在其著述中均署款“新安某某”或“新安某地某人”，以明其学术之“道地正宗”，非一般三教九流之类可比，自豪感和优越感油然而生（图2～ 图4）。

正是在程朱理学格物致知精神指引下，新安医家善于思考，理性探索，发现了许多新事实，提出了不少新的创新学说，彰显出了新安医学学术盛况空前的繁荣景象。格物以致知，随事以观理，即理以应事，穷尽一切事物之理，程朱理学为新安医学的学术创新作好了充足的思想准备。

第三，清代徽州朴学推进了新安医学的经典传承。

清代乾嘉年间考据之风盛行，搜书、校书、刻书、藏书、著书，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大整理、大集成，同时对中医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大整理、大集成，为中医学的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皖派经学的出现是汉学发展达到高峰期的标志，以戴震为代表的徽州朴学贡献尤大。戴震本人就著有《难经注》《伤寒考注》《金匮要略注》。朴学考据对象从儒家经书扩展到医学等科技典籍，将实证方法引进医学文献领域，同时也引进了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前有程朱理学之肇兴，继有徽派朴学之所出，近代又有胡适之新文化，形成三座学术文化高峰，文风所及，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此徽州从南宋以来的各个时期，都涌现出庞大的学术文化群体，学术阵营从未出现过断层。这个学术思想库，不仅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进程，而且影响了包括新安医学在内的中医学的发展轨迹。

第四，徽州刻书为新安医学奠定了文献基础。

徽州刻书始于唐宋，与制墨技艺同步成熟。徽墨生产需要刻制精美墨模，从而与徽州版刻互相促进、互为因果。宋代以降古徽州雕版业发达、雕版精良，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北宋有《歙州图经》《黄山图经》《文房四谱》之官刻，两宋仅《黄山图经》就有4次印刷；南宋徽州刻书有百起、近百种，有确切记载和实物可考的也有76起、70种以上，其中官刻38起、32种、1300余卷，私刻中徽本《朱子语录》40卷尤显突出，已形成以徽州为中心的大江南北府州刻书带，成为全国重要的区域刻书中心；元代徽州路印书58起、57种，占全国总数的1/9以上；尤其到了明清，刻书业空前发展，官刻、私刻齐头并进，大量编刊丛书，刻书品种超过万种，万卷以上的私刻家超过1300人，各类刻书人物超过2000人，仅歙西虬村黄氏一族刻工就超过500人、刻书署名并存世者241种（尚不包括外迁支系），达到了“家传户习”“村墟刻镂”的程度，成为全国四大刻书中心之一。

明初编纂《五经大全》，其中有四经皆采自徽人著述；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求天下遗书编撰《四库全书》，全国私人献书500种以上者有马、鲍、汪、范4家，其中前3家均是徽籍藏书家、出版家，而于全书收存书目10 254种、172 820卷中，徽州六邑著述438种、5000卷左右（尚不包括寄居外地的徽籍人士之作），占这项文化工程的1/20；清道光年间总结乾嘉学术的《皇清经解》73家183种著作凡1400卷，即是徽州刊刻。徽人编刊图书还体现在对家乡的自豪和偏爱上，早在梁代就有《新安山水记》问世，唐有《歙州图经》之编撰，宋有罗愿编撰《新安志》，徽州历代修志有200次左右、存世版本169种，总卷数达1935卷。道光《徽州府志·艺文志》著录徽人著述达4218种、7万余册，其中南朝梁代1种，唐代5种，宋代529种，元代293种，明代1546种，清代（道光以前）1844种。蒋元卿《皖人书录》收著者6000多人、著述17 000部，其中徽州著者和著作分别占1/3和1/4。据徐学林不完全统计，明清徽人编刊丛书221套、261版次，其中《中国丛书综录》收存世丛书2797部，徽人编刊138种，占4.9%。历史上徽州学者著述总数超过8000种，现存各种文献超过9000种，徽版古籍则超过万种，占当今全国古籍10万种中的1/10以上；20世纪末又发现了近百万件（册）徽州文书，被认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大内档案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五大发现；现存古村落、古民居、古祠堂和古牌坊等文物古迹1万余处。曾国藩曾赞徽州“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所谓“文献之邦”“文物之海”，名副其实。

医学领域，新安医家张杲《医说》就有宋版传世（彩图3）；明代徽府最大出版家吴勉学广刻医著，其“师古斋”不惜巨资校刊医书近90种。著名的歙县虬村黄氏版刻世家也参与了新安医著的刊刻，如《赤水玄珠》最佳刻本就是明万历十二年黄鼎刊刻本（彩图4），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载其“《卷一》下书口题‘歙邑黄鼎刊’，手写上板，写刻精美”，今列为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又据民国《歙县志·义行》载，清代歙县潭渡出版家黄履暹，曾延请叶天士等名医到扬州住所，与友人共同考订药性，并为之开设“青芝堂”药铺，为城中百姓服务，后为其刊刻《临证指南医案》。明清期间新安人刊刻的新安医籍约108种，各地医籍140多部，保存了大量的珍贵中医文献。仅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明清时期全国刻印的医籍现存有2200种（部），而徽版医书就有270余种，占总数的1/8。在卷帙浩繁的新安医著背后，不难发现新安医学成功的密码，也不难理解其丰富的内涵和厚重的底蕴。

第五，儒风的熏陶造就了高素质的新安儒医群体。

“天下郡县之学，莫著于新安”，古徽州重教兴学，自宋代以来府学县学、塾学义学发达，书院林立、文社成风。元代赵汸《商山书院学田记》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一般来说宋初无官办的州县学校，而新安郡却率先有官办学校的设置，北宋新安郡县设有府学、县学、书院、书塾、书堂、书斋、学仓、学会、精舍、谈经阁、藏书楼、御书楼等文化教育机构。南宋淳祐六年（1246）为纪念朱熹而建的“紫阳书院”（图5），乃宋理宗御书匾额，清康熙《徽州府志》载“新安书院之盛，胜于他郡，尤以紫阳为大”，形成了一个以紫阳书院为核心的学术教育网络，所谓“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山间茅屋书声响”“后渐户诵家弦矣”。据不完全统计，徽州从宋至清共建有书院、精舍之类260多所；宋元共有书院42所，其中宋建18所（约占全国总数的4.5%），元代所建者24所（约占全国新建书院总数的8.5%），均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明代中叶徽州府学“美奂美轮、壮伟闳丽”“为南畿诸学之冠”，明清共存在书院约93所，在全国名列前茅。

新安中原之族重视文教，尤其朱熹提倡“读书穷理”，徽人自幼诵读四书五经，以攻举子业为重，多出状元、进士。从唐至五代进士及第14人，到宋代进士及第783人，明清两代中举人2600多人，文武进士1303人，均位居全国各府前列，其中明清文进士1136人，占全国总数的2.2%，而徽州一府六县的面积、县数和历代人口均不到全国的1/200。状元人数则更为突出，清代共出状元112人，徽州籍有19人（本籍4人，寄籍15人），占17%，超过苏州籍状元数（清苏州府共出状元24人，其中含徽籍状元6人）而位居第一。徽州“父子宰相”“同胞翰林”“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科十进士”，传为佳话。

南宋以后徽州每个时期都出现了庞大的学人群体，有重要学术贡献者人数众多。明初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首记录了两宋141位新安先贤事略，嘉靖年程曈《新安学系录》收录宋至明前期徽州有突出贡献的学者112人。《明史》载海内人物一千七八百位，徽州居百数之多；清代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共著录重要学派学者2000余人，其中徽州学者有75人、占3.75%，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道光《徽州府志》之《儒林》《儒林续编》所录人物，南宋有34人、元代26人、明代64人、清代（道光以前）86人，徽州名人在全国首屈一指。徽人无论做官还是治学，几乎都有达到当时最高水准。徽州士人入朝参政，徽州文人活跃于各个文化圈，他们既给徽州带来了其他区域的文化，又把徽文化传播到其他地域，并参与到中国大文化的循环之中。

徽州人有教无类，各显其能，人尽其才，人才辈出，文化水平在明清处于全国前沿。据有关学者估计，明清徽州地区男子识字率应在70%～ 80%，远远高于全国乃至于江南地区平均水平；徽州女子从小接受识字、书写及妇德等方面的教育，其识字率亦高于其他地区。古徽州文化氛围浓厚，几乎家家户户都贴有这样的对联：“第一等人忠臣孝子，头两件事耕田读书”“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几百载人家无非积善”“孝悌传家根本，诗书经世文章”“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本六经得来”，徽文化已流淌在徽州人的血脉之中。

“儒风独茂甲东南”，文化熏陶，润物无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读朱子之书，秉朱子之教，以邹鲁之风自恃，浓厚的文化氛围铸就了高素质的徽民群体，从高素质的徽民群体中走出了高素质的新安儒医。行医不仅仅是衣食父母，更是文化自觉，不仅仅是生存之道，更是济民之术，是传统文化向心力的体现。更为突出的是，公卿显贵出自乡里，名家学者代出不穷，凡一说即出，自有前辈作序于前，名士撰跋于后，传播极广，新安医学流风所及，登峰造极。故新安医家虽多游学四方以增长见识，但罕有卖狗皮膏药、招摇撞骗的江湖游医。

地理之势与文化之人，天人合一形成了独特的区域文化。徽州是一方盛产“文明”的沃土，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是一个内涵历史、文化、思想的概念，新安医学正是这片文化土壤生长出来的不朽产物。重教兴文、儒风淳茂的人文环境，为徽州文化的全面发展与繁荣昌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所谓“天下名医出在新安”，盖源于博大精深的徽文化的滋养。根植于传统徽学文化的沃土之中，新安医学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文化，是一种特定地域环境下的医学文化，这是新安医学特有的文化注脚，也是新安医学形成和发展的动力所在。

“民以食为天”，徽州山美水美但自然生存条件并不美，重峦叠嶂，群峰环抱，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大规模的移民使徽州人口激增，繁衍后人口稠密，导致“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土产不足以给居民之食”，粮食不能自给。“八山一水半分田，半分道路和庄园”，为了养家活口，“小民多执技艺，或负贩就食他郡”，但小农经济的手工艺根本无法解决缺粮危机，转毂求食于四方成了徽人谋生的基本出路。“书中自有黄金屋”“学而优则仕”更是徽人孜孜以求的梦想，但科举取仕毕竟人数有限，“学而困则商”亦成为徽人无奈的选择。在徽州一直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就是无奈的徽州人真实生活的写照。

徽商萌芽于六朝，成长于唐宋，鼎盛于明清。

据《徽州府志》记载，李白因在洛阳“传舍”中看到墙壁上的一首题诗，经徽商指点后，方前往徽州拜访作者许宣平。宋朝以商代耕者不乏其人，南宋初祁门程津、程海兄弟经商致富，人谓“十万大公”；朱熹外祖父祝确于汉上（今武汉）经营商店，客栈、邸舍和酒肆“几有郡城之半”，时被称为“祝半州”；罗愿《新安志》中记载的“商船”“商旅”，则是新安土著商人活动的纪实；徽人方有开有一首小词：“笑我尘劳，羞对双台石，身如织，年年行役，鱼鸟浑相识。”也是当时徽州人背井离乡、经营四方的写照。大自然没有给徽民提供良田沃壤，却也赐予了山林土产之利，南宋范成大《骖鸾录》云：“盖一木出山，或不直百钱，至浙江乃卖两千。”新安人内采外销，竹、木、漆、茶行销四方，如黟县宏村汪仁雅携巨资游历各地，后客居金陵，经营木材生意。

明代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推行盐务赋税折银制，徽人呼亲唤友，“抛妻抛子，牵车牛远服贾”，长途贩运，“仰给四方”，结伙行贾成风，“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穷则思变，变则通达，经商谋生之路一旦打开，人们便蜂拥而出，徽商资本以前所未有的势头膨胀起来。到万历十五年（1587）推行纲法，徽商在纲册上已居优势，两淮盐类经营特权固化。随着徽商经济的发展，活动范围日益广泛，从沿江区域的淮、浙、楚、汉，逐渐扩展到全国各地，经营范围灵活多样，以盐、典、茶、木四大行业为主。明谢肇淛《五杂俎》云：“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据清光绪《两淮盐法志》列传记载，从明嘉靖到清乾隆的200多年间，移居扬州的客商共80家，徽州籍的就占有60家之多；清代设总商督征盐课，两淮总商以徽州所占比例最大，乾隆两淮八总商歙县人“恒占其四”，乾隆时位列全国十大商帮之首，鼎盛时期曾占有全国总资产的4/7。营商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经营资本之厚，曾一度主宰了中国经济的命脉。

徽州人自诩为“徽骆驼”，天促地窄限制了徽人也玉成了徽人，在求食四方中磨炼出精明慎敏、好学进取的性格。“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徽之俗，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尤未厌也”。正是凭借这种百折不挠精神，徽商发展到“贾人几遍天下”“贾之名播海内”，独执牛耳300年。徽州有句名言：“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徽商文化素质出类拔萃，以“儒术饬贾事”“富而张儒，仕而护贾”，仕商相因，审时度势，迭相为用，一弛一张，进退自如，经营上讲求“诚”“信”“义”，童叟无欺，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

徽商是徽州文化的酵母和催化剂。徽商贾而好儒，认为“富而教不可缓”，重视对文教的全面投入，清代学者戴震评曰“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据《安徽通志稿》载，清乾隆年间，寓居扬州的歙县大盐商程晋芳，酷爱文学，购书5万卷，交结四方文人学士，诗文、星志、《尔雅》《方言》无所不涉，乾隆第三次下江南时召试第一，后考中进士，著述甚丰，并参加《四库全书》的编修。徽商上交天子，下恤贫民，“盛馆舍，召宾客，修饰文采”，在乡里“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架桥铺路、赈灾济贫，慷慨解囊，对桑梓教育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尤为投入，不惜斥巨资兴学助教、捐资剞劂刻书，支持学术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徽州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其中不乏投资于医药事业者，新安医籍的出版就有赖社会捐资梓行，其中吴勉学出资10万银两，校刊出版大部头、高质量医学丛书；盐商鲍漱芳乐善好施，赈灾济困，尤重医学，曾出资刊印马莳《黄帝内经素问注证发微》《黄帝内经灵枢注证发微》，编著有《灵素要略》；红顶徽商胡雪岩开设的“胡庆余堂”药店，是与北京同仁堂相提并论的全国两大药店。

徽商活动范围是一大块（今长三角一带）、两条线（长江、运河），足迹“几遍宇内”、遍及城乡，所谓“钻天洞庭遍地徽”“星星点点遍全国”，既把徽文化传播到全国各地，又把全国各地文化之精华带回徽州。胡适说：“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徽州人，那地方只是一个村落。徽州人来了，就开始成立店铺，逐步扩大，把小村变成小市镇了。”徽商所到之处，往往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融徽州文化与当地文化于一体的亚徽文化圈，譬如扬州、苏州、南京、芜湖、武汉等地。

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学，徽学无边界，新安医家也正是伴随着徽商足迹行医各地的。新安最早的药店“保和堂”，自宋时起就是药商、医家一体，陆氏家族亦商亦医，陆氏足迹未至而其药已及；明代汪机《针灸问对》，载有徽商从苏州凌汉章、六合李千户学针灸之事；明代孙一奎就是在前往浙江从兄经商的途中，遇“异人”传授方术转而从医的；著名的歙县郑氏南园、西园喉科，就是清代郑于丰、郑于蕃兄弟二人经商于江西南丰，得名医黄明生喉科秘传而弃商从医，从而形成发展起来的。清代李庭芳助父经商，因其父认为客游外籍之人应精通医学，受劝而攻医，学成后亦贾亦医，为人治病，不收报酬。经商外出扩大了世面，也促进新安医学的形成。

商成帮、学成派，经商做儒商，行医为儒医，这已是汩汩流淌于徽州人的血液里、深深植根于徽州文化中的永恒不变的儒家信仰和精神理念。

水到渠成，新安医学凭借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在徽州这块儒家圣土上萌芽、成形、传承、发展，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独特的区域特色、鲜明的流派色彩、突出的学术成就、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我国传统医学中独树一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