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例艾滋病患者调查报告的前前后后
温澄璧口述
郑灵巧整理
温澄璧 1930年出生，北京卫生检疫所副主任医师，疾病监测小组组长，1986年9月卫生部首次成立的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10名专家之一，在我国艾滋病防治早期做了大量“防传入”的工作，是我国首例艾滋病发现病例调查与处理方案起草与具体实施者。
屈指算来，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疾病监测小组对国内首例艾滋病病例进行调查与报告，至今已有30年了。提及这一往事，还要从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启动对传染病的监测说起。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传染病病谱发生了较大变化，一些老传染病在减少，有的甚至被消灭，很多新的传染病接连出现。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旅游业不断发展，边境口岸入出境人数激增，以飞机为主的现代交通工具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把疾病传播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我国国境卫生检疫面临艰巨的疫情防御任务。
1970年我响应毛主席“6·26”号召到青海支边，1981年初调回北京，被分配到北京卫生检疫所工作。当时北京卫生检疫所还没有建立传染病监测网络。同年10月，全国空港检疫工作会议召开，要求全国卫生检疫系统“要结合空港特点，加强传染病监测和卫生监督工作”。其后，北京卫生检疫所对传染病检疫方式进行了改革，从原来的防守把关，逐步转向重点监测，为此成立了疾病监测小组，任命我为组长。我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起草疾病监测工作方案。之后，我们开展了相关情况摸底调查，在此基础上确定了口岸疾病监测范围，建立了监测网络。这个网络不仅覆盖北京全市所有外宾门诊部，而且覆盖所有涉外宾馆饭店、旅行社、援外单位。飞机机组人员、语言学院相关人员等经常入出境的特定人群，也属于我们的监测范畴。我们的常规工作是，对相关单位定期走访，了解输入性传染病疫情，同时要求相关单位发现输入性传染病病例及时报告；我们还经常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卫生知识培训，提高他们对传染病的警惕与认识。通过监测工作，我们发现了输入性的病毒性肝炎、肺结核、疟疾、血吸虫病、麻风病、淋病、梅毒、登革热等多种病例。1983年，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的高至刚撰写了有关艾滋病情况综述，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新发传染病的关注。于是，我们在监测工作中对艾滋病也格外留心了。
1985年6月11日，我和我们监测小组的王晓玲定期走访北京协和医院外宾门诊部时，该院洪韵琳医师说，你们来得正好，正要向你们报告。6月4日，我们医院收治了一例疑似艾滋病患者，是美籍阿根廷游客，入院时已经病危，经抢救无效死亡。我们遂与病人的朋友通了电话，方知该患者在美国已确诊为“AIDS”，并有同性恋史，来华旅游之前就写好了遗嘱。根据这些情况及患者的临床表现和体征，当时我们保留了患者的血清，以备确诊。
当时，我们国家还从没有发现报告过艾滋病。发现首例输入艾滋病病例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信息！
听罢洪大夫所言，我们一刻也没有停留，立刻回所向朱宝贵所长汇报。朱所长非常重视，让我快速起草一个报告，向北京市卫生局和卫生部防疫司检疫处报告。同时，我还直接向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曾毅教授进行了汇报。
那时候，我住在北京市卫生防疫站宿舍大院。当晚我也向住在院内的该防疫站防疫科李友民科长汇报了此情况。
第二天，朱所长紧急召开有关人员讨论会。会议决定，由所领导牵头，成立疫情调查处理小组，责成我制订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包括制作相关的调查表格，迅速投入调查处理工作。随后，副所长高至刚、我、李京民、王晓玲4人来到北京协和医院，正式开启了现场流行病学系列调查。完成在该院的系列调查后，我、李京民、王晓玲又奉命分赴该患者入境后的所经之地，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及必要的卫生处理。凡是该患者入境后去过的地方、住过的地方，都一一调查。在14天的时间里，我们三人分别对上海、南京、西安、烟台4个城市的21个单位进行了调查，询问了该病例对环境的污染及其污染物的处理情况，并进行了相关卫生处理指导。对40多名与该患者有过密切接触的人做了调查与登记。同时，我们还对相关人员宣传了艾滋病防治知识。
调查工作全部结束后，我主笔写了《首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呈送卫生部防疫司检疫处和北京市卫生局，并抄报给有关防疫部门和单位。可以说，整个工作做得深入细致。
1985年11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对北京协和医院保留的该患者血清进行了检测，结果艾滋病病毒抗体阳性，证实该患者确实为AIDS病例；同时检测了与该患者接触较为密切的医务人员血清，结果全部阴性。
随着我们对首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的调查与报告，艾滋病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引起了社会多方面的关注。其后，卫生部、北京市卫生局、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学会，以及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先后举办了一系列艾滋病学术讲座。我作为主要报告专家，到各大医院、外宾门诊部、中华医学会流行病学分会以及国际旅行社、中国旅行社、语言学院等涉外单位，介绍我们对首例输入性艾滋病病例的调查，讲述艾滋病防治知识。我们北京卫生检疫所由此向相关单位发放了大量宣传艾滋病的资料，以期促进艾滋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等防控措施的落实。
首例输入性艾滋病患者的调查与报告也进一步促进了国境口岸对艾滋病传入的防范，增强了政府与社会各界对艾滋病输入的警觉。
1986年4月，我们对部分重点人群进行了艾滋病性病的血清学调查。那时候，我们缺少相关设备，也没有P3实验室。北京妇产医院在取样器械上支持了我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专家曾毅教授也给予我们很多技术上的帮助。
1986年7月，我们监测小组对北京语言学院留学生进行了疾病情况摸底调查，发现留学生人群应该作为重点监测人群。于是报经国家教委批准，对来华半年以上的留学生实施入境后监测体检。与此同时，我们一并开展了对申请来京居留半年以上的专家学者、经商者等外国人及援外归国人员进行监测体检。至1989年7月，监测体检工作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1人。这项工作的开展为其后国家七部委联合颁布《艾滋病监测管理若干规定》提供了依据。
1986年9月，卫生部成立了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小组组长是时任卫生防疫司副司长曹庆，副组长是时任科教司副司长刘海林和时任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曾毅。小组成员有10名专家，我是其中之一。受聘专家还有北京协和医院王爱霞，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徐文严，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郑锡文和苏崇鳌，中医研究院时振声，浙江省卫生防疫站周釥民，上海市卫生防疫站黄雨舜，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防疫站王树声，广东省流行病研究所李恭书。我们的职责就是提建议，供部领导决策。一是对国家预防艾滋病方针政策或重大组织与技术措施提建议；二是对预防艾滋病的科研、培训规划及重点科研项目提建议。所有建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对艾滋病严加防范。
1987年5月18日，一名爱尔兰旅游者在长城游玩过程中发病，就诊于北京友谊宾馆外宾门诊部，向医生出示了国外医生的诊断书：“艾滋病前期患者”。由于该医生听过我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马上通过有关单位向我们报告了疫情。最终，由我们疾病监测小组监护该患者安全离境。
关于首例艾滋病患者调查报告前前后后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了。难以忘怀的是，第一例病例调查报告过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严防艾滋病传入的政策和法规，我们检疫所内部强化了技术力量，加强了口岸检疫把关。最最难忘的是，还专门为我们配备了检疫车，一有疫情通报，我们随时出发，同事们个个忘我投入，应对疫情不分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