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自然理论，比较注重定性描述。人们从日常观察的经验中，总结出自然气候最适宜人类生活的常态，以四时失宜、气候变序为异常。相对而言，不同地域在气候上与常态有一定的偏差。长江以南包括岭南在内的广大南方，既有共同的特点，其中岭南又有其特别之处。

按照传统理论，与西北地域相对的东南，其主要特点是气候炎热与地卑土湿。《黄帝内经》的有关论述已见于第一章。

岭南作为大江以南最南的地域，其阳热性质尤为明显，所谓“阳生于东，而盛于南，故东温而南热” ^[1]，其热甚于江浙一带，因此又有其风土特殊性。在古代，以《圣济总录》为例，曾从传统的观点出发对岭南的属性曾作过完整的论述：

“阳生于子盛于巳，阴生于午盛于亥，阳不极则阴不萌，阴不极则阳不芽，而广南位当巳午，则阴阳之气，蕴积于此可知矣。天不满西北，地不满东南，西北方阴也，土地高厚，东南方阳也，土地卑下。而广南方属东南，则土地之卑下可知矣，以其土地卑下，而阴阳二气之所蕴积，是以四围之山，崇高回环，百川之流，悉皆归赴，及秋草木不凋瘁。当冬蛰虫不伏藏，寒热之毒，蕴积不散，雾露之气，易以伤人，此正岐伯所谓南方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者也。” ^[2]

清代章楠也通过比较阐明岭南独特的阴阳变化说：“盖阴阳变化，莫测其端，现象于日月水火。圣人观象知理，因日以定月，因月以定岁，因岁以测升降之气而分节序。……是以日月随转旋之气而行，寒热随升降之气而变。阴阳升降之极，则寒热若冰炭之殊。此一岁之寒热，因乾坤大气之升降也。昼夜有温凉，因日之偏正出没也。乾坤大气，若水之进退；日月流行，如澜之回环。源流本末非二体也。但升降之气有常，转旋之气多变。东南木火之方，则多热，西北金水之方，则多寒。中州以北，寒热有常者，得升降之气多也；梅岭以南，温凉靡定者，得转旋之气多也。” ^[3]

正如李璆《瘴疟论》形容，岭南的特点是“阴阳之气既偏而相薄” ^[1]，这种阴阳气偏的致病性就被总结成为一种“毒”，其实质是南方炎热和高湿环境的长期积聚作用。

中医的病因和病机理论反映着对疾病的基本认识。病因分外感和内伤两类，外感以六淫邪气为主，内伤包括七情、饮食等。气候因素属于外界病因，主要体现为六淫在岭南环境下的不同偏重。另一方面，岭南体质的形成也与气候环境关系密切，其日久而成，成为内在的病理基础。讨论岭南疾病应将外界病因与内在体质两方面结合起来。

六淫风寒暑湿燥火，在岭南的特定环境中，风、寒与燥相对来说伤人较少或较轻，而暑、湿、火之邪出现的机会则较高。

《素问·热论》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但岭南因长年炎热，打破了这种季节划分法，暑与火热区分不大，长年均有。《五杂俎》载：“闽广从五月至八月，凡百余日皆暑，而秋初尤烈。” ^[2]章杰《岭表十书》指出：“岭南每以暑毒为患者。盖一岁之间，暑月过半，使人难避而易犯。起居饮食稍失节度，则为暑毒所中。其冒暑在道途间，故土人暑月相戒勿出。” ^[3]另外岭南患暑与通常暑病有明显季节性不同，蔡倏载：“峤南苦热，虽盛冬数数有挥扇时。吾仆入十月矣，偶感热病，呼医诊之，曰‘伏暑’。” ^[4]

岭南暑热多见，已不言而喻。而近代陈任枚又曾提出一种“伏气”论，更加强调岭南温热证多见的特点。他认为：“伏气者，乃人身阳热之气，郁伏人身之内，而不得外泄者也。但伏气未外泄时，不觉有病，其郁伏尚浅，而无外邪触发者，仍可随春升之气，缓缓渐散于外，或不为病，即病亦不甚剧。其伏匿深沉，郁极而发，或为外邪激刺而发，或为饮食嗜欲逗引而发。其发也多致内外合邪，势成燎原，不可嚮尔，此所谓温病也……外感不限于温之一气，凡风寒暑湿燥五气，皆称外感，一有所感，皆足以触发内伏之阳热，而为温病。” ^[5]

《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南方者……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前面关于“瘴气”性质的辨析中已经指出，“瘴气”的主要性质即为湿邪长期蕴积。湿阻中焦，多影响脾胃；湿性趋下，易积聚留滞。《医纲总枢》还就岭南及南洋等地的常见“湿气”进行分析，分为三类，一是山林旷野湿气，分阳湿、阴湿两类，“阳湿者，太阳光照山野，熏蒸沙土之热气，或腐草污木淤泥之臭气”，名为山岚瘴毒，感之多成霍乱等病；“阴湿者，早晓夜行山林，多有阴湿上腾” ^[1]，感之令人身重、痹软。二是江湖河海水面湿气，易感居舟远渡之人，聚水成为肿胀。三是新开港埠，人气少而湿气盛，成为寒毒，最能凝滞气血，多成腹胀脚肿之症。这些反映出南方湿邪的多见。

湿可与寒、热相结合，在岭南以湿热相合多见。湿热之证较多是大江以南地域的普遍情况，温病医家已经做过诸多论述。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指出“大江以南，地卑气薄，湿胜热蒸” ^[2]，陈平伯认为“东南地卑水湿，湿热之伤人独甚” ^[3]等。岭南湿热之症尤多，刘赤选曾从环境影响谈及此点：“东南濒海之区，土地低洼，雨露时降，一至春夏二令，赤帝司权，热力蒸动水湿，其潮气上腾，则空气中常含多量之水蒸气，人在其间，吸入为病，即成湿热、湿温，又曰暑湿，此即外感温热兼湿之谓也。” ^[4]朱沛文《华洋脏象约纂》也指出岭南痹证也多与湿热有关：“南方者，阳气之所盛处也，其地水土卑弱，雾露所聚，而为病，斯湿热凝于经；其民味嗜酸收，食偏醃腐，而为病，斯湿热之凝于络。故病多挛痹。” ^[5]

除了六淫有所偏重外，病邪的作用形式也是影响疾病机理的要素。岭南的特点，是有些病邪非其时而出现，按照传统理论被称之为“伏邪”；或是某些病邪性气候因素长期存在，影响叠加累积，又被有的学者称为“积邪”。

地域的气候环境因素是通过什么途径影响人体的？一方之地气候相同，为什么有病有不病？其关键在于体质。故体质因素是地域医学的重要基础。

体质是先天禀赋、后天调养及自然和社会环境综合影响的结果，长期居住地的地理和生活习俗是其中重要的因素。岭南特有的气候风土，就塑造着当地人群特定的生理病理性质特点。

历代医家对岭南的特有体质曾有多方面的论述。六朝时陈延之就说过：“江东、岭南晚寒寒轻，令人阳气不伏，肾气弱，且冬月暖，熏于肌肤，腠理开疏而受邪湿，至春解阳气外泄，阴气倍盛于内，邪湿乘之，故多患上气、四肢痿弱及温疟、发黄，多诸毒螫也。” ^[1]宋元时期，医家对瘴疟研究较为集中，对瘴疟患者的体质特点与岭南环境的关系也作过多方探讨。李璆《瘴疟论》指出：“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而二者相薄，此寒热之疾所由以作也。” ^[2]这里虽然是谈瘴疟的发生，但揭示了岭南人群的体质基础。

总体上，岭南地域既多阳热，亦盛阴湿，同时四时不正，寒暑易紊，故令阳浮于上，阴降于下；地气开泄，人体在炎热潮湿环境中能量消耗大，久之多元气不固。“岭南既号炎方，而又濒海，地卑而土薄。炎方土薄，故阳燠之气常泄；濒海地卑，故阴湿之气常盛。”这段话总结了岭南气候对人群体质影响的两大特点。一是炎热，热则耗气，二是潮湿，湿则碍脾，二者均与脾胃有关。邓老经常引用此段论述，认为在岭南，这种气候不是一天两天，或一月两月，而是长达半年或大半年，日久形成了对岭南人体质的影响，即多见脾气虚弱，兼有痰湿之证。这是符合临证所见的。

岭南人体质这种寒热错杂的情况，在实际中表现各有不同。有的或以上热多见，稍服热药则口疮咽痛；更多属于脾胃中虚或下焦虚寒。不同年龄阶段的体质也可能不同。民国时期岭南医家张公让指出：“体质之偏热偏寒问题，医者最宜慎察……人之体质有变化，年轻时与年老时不同……以大象观之，北人之体质较热，南人之体质较寒。”“《内经》曰：热盛则寒复，寒盛则热复。北地严寒，其人体质多热，大黄一两、石膏二三两不以为异；南方炎热，其人体质多寒，南洋土人日以胡椒、辣椒佐膳，广州人用附子、细辛、干姜动以两计……然亦非一概如此，此言其大略耳。” ^[3]

病理体质是由地方风土长期影响而成，岭外人士久居岭南者同样不能避免。只是体质的塑造需要一个过程，如果外地人来岭南时间短暂，得病的主要因素可能是气候、饮食和劳累等，宋代章杰曾说：“自北初至，则云不习水土而病，既还则又谓之回头瘴。大率得之道路冒犯暑气，与夫饮食居处失度也。” ^[4]但居留时间长者，受环境影响体质就会逐渐同化。周去非指出：“北人至其地……腑脏日与恶劣水土接，毒气浸淫，终当有疾，但有浅深耳，久则与之俱化。” ^[5]章氏与周氏所论虽然针对瘴病，但其病理基础对岭南其他疾病来说也是一样的。

岭南用药与北方不同。早在南朝陈延之的《小品方》中已经提到：“凡用诸方，欲随土地所宜者。俱是治一冷病，共方用温药分两多者，宜江西、江北；用温药分两少者，宜江东，岭南也。所以方有同说而异药者，皆此之类也。” ^[2]但用量的不同还仅仅是表面现象，历代医家认为，岭南的辨证与用药都有独特之处。

岭南的证治与用药特点，是在一般的辨病与辨证的基础上，再结合岭南人体质和证候偏向而决定的用药规律。通常要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传统医学认为，人体得病由于“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即内外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人的体质，包括身体与心理状况，决定着对外界因素反应的强弱，是致病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灵枢·寿夭刚柔》说：“余闻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这种体质之刚柔强弱，对发病有一定影响。所以《灵枢·论勇》说：“有人于此，并行而立，其年之长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风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体质强弱不但在感邪时有病与不病之区别，也会影响病者的具体证候。

在岭南，虽然人们不能完全避免外界环境的影响，但是否患病、患病轻重与体质有很大关系。岭南的体质病理中，有的病人偏于阳浮为主，有的偏于阴冷，不同的偏向影响不同。

体质对疾病的影响有两方面。其一是影响外邪的从化。不同体质对不同外邪的易感性不同，即使感受同一外邪，其证候也会随体质状况而不同的。清代医家章楠说：“邪之阴阳，随人身之阴阳而变。”“若人身中，阴旺则多寒，能受热药，阳旺则多火，能受凉药；阳虚则易生湿，阴虚则易变燥，又自不同。故六气流行与为病，固当区别，而人之禀质各殊，其变化莫可穷尽矣。” ^[3]《医宗金鉴》谈到“从化”的不同情况时说：“六气之邪，感人虽同，人受之而生病各异者，何也？盖以人之形有厚薄，气有盛衰，脏有寒热，所受之邪，每从其人之脏气而化，故生病各异也。是以或从虚化，或从实化，或从寒化，或从热化……物盛从化，理固然也。” ^[4]岭南环境对外邪从化的影响，古代医家在讨论瘴病时已经反复探讨过。如《和剂局方》指出：“凡瘴疟病，虽是时行之疾，然老少虚实，受病有浅深，大率不同。” ^[5]明代张景岳说：“然阳气外浮之乡，必内多真寒而外多假热；阴气不固之人，虽外有邪证而内必多虚。此则岭南瘴疫之大概也。” ^[6]清代陈治说：“其阳虚火衰者，一时受瘴，因轻而不觉，瘴证变为本病，必虚寒而腹胀满，大便泄泻，恶寒手足冷者是也；阴虚火旺者，瘴轻而不觉，瘴后现为本病，必头晕口渴发热，腹胀恶心便赤者是也。再审五脏六腑，各有素常偏患衰弱壮实之分，皆当以此类推，并须消息其夏秋劳逸行役，阴晴暑湿起居所履。庶几有得。” ^[7]这些都反映出岭南疾病的体质从化关系。

其二是影响疾病的辨证。清代岭南医家刘渊谈到暑热的辨证时，就强调要分体质论治。他指出：“如素禀阳脏，平日喜凉饮凉者，此时烦热躁渴，治宜柴胡饮之类主之；如素禀阴脏，平日怯寒喜暖，好热饮者，此时微热恶寒，治宜麻桂、香苏饮之类主之……若平脏之人，既非火邪，亦非阴脏，则用九味柴胡饮、香苏饮之类。” ^[4]关于体质对治疗的影响，章楠曾举一例说：“余在粤时，有一体盛肌松之人，春令患风温，身热头痛、咳嗽喉疼。屡用辛凉疏解，咳嗽喉疼差愈，而身热不退，其邪反郁。肢体隐隐如疹状，烦扰不安。观舌，边黄中白而皆滑，始悟其中寒外热，而有湿痰，故辛凉不能解热也。乃用二陈汤加附子一剂，其身大热，满舌皆黄，再用辛凉，加藿朴数剂随愈。” ^[5]此例虽属风热，而病人属“寒底”之人，故治疗上章楠先以温化痰湿，再加辛凉治愈。这虽然未必就是定则，但对如何结合体质辨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因此，这种对阴阳或寒热体质的区分，已成为岭南人的一种习惯，当地人就医往会告诉医生自己属于“热底”（阳热体质）或“寒底”（阴寒体质）。不同体质不但影响治疗，在生活中饮食也要注意宜忌。清代岭南医家梁玉瑜强调食疗当根据体质施用，如乌骨鸡“甘温补阳，治阳火不足，气血虚寒……血气虚寒者尝则救补，实热者尝则损毒”，乌骨鸭则“滋阴补肾，长肌延年……脏腑实热者尝则救补，虚寒者尝则损毒”；蟹“热人食则宜，寒人食则无益”，虾则“寒人食宜，热人食不宜”等。 ^[6]何克谏对此论述亦多，如说冬瓜“阳脏人食之肥，阴脏人食之瘦” ^[7]等。

宋元时期对岭南瘴疟的病理认识中，对元气不固的特点尤为重视，用药强调固护正气，尤其注重对脾胃的调养，并认为伤寒之汗吐下之法均应慎用。这些原则，后世医家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在早期对瘴病的治疗中，就认识到应该注意保护脾胃。宋代《和剂局方》中的名方如藿香正气散、不换金正气散、平胃散等在当时被认为是预防和治瘴之要方，这一类药以芳香解秽为主，正好针对瘴气的湿浊“恶气”，实际上起到化湿健脾的作用。

在瘴疟病机中，脾虚痰湿是重要的一环。医家们论述患瘴疟之由，多以脾虚为体质基础。明代薛己增注王纶关于岭南瘴气的治疗方法时，就特别重视治疗脾胃。薛己他指出在瘴气外邪已解之后，当以补益脾土为治本之法：“盖岭南之地，湿热熏蒸，腠理不闭，津液妄泄，阳气内虚，法当调补肺气为主。盖肺主气而司腠理，肺气虚则腠理不密，故津液妄泄，多患前症。若外邪既去，当补脾土以生肺金。”对瘴疟的治疗也要重视从脾胃入手：“大凡病久气虚而血弱者，必发热，须用四君之类调补脾胃，脾胃一健，气血自生。……疟久不愈，属中气虚不能滋养诸脏，但调补脾胃，诸病自退。” ^[1]《瘴疟指南》对此也有详细论述，郑全望说：“瘴病因于脾胃虚寒。外感乖戾之气而成……发瘴之地，其地多山，其土卑薄。方其晴明，天气热蒸，地下生水；及其阴雨，地下多湿。人生其间，常履于湿土之上。经曰：谷气通于脾，湿伤脾内，故脾胃之虚，多由阳气浮于上，阴湿之气伤于下而然。”“寒湿之气盛，故下体重湿，生痰又多。痰因秋冬热故，热多上壅，肤多出汗，至腠理不密。阳外而阴内，阳浮而阴闭。于斯时也，若饮食失度，起居不时，及食生冷食炙煿，则痰与食相并积于胃，而寒热之病作矣。或不避暑，奔走于日中；或避暑而坐卧当风，闭其汗孔，使汗不出，此病亦因之而作。或因其晨多雾而寒，饮酒以御之，少焉日出而热，则酒与痰相并滞于膈上，此病亦因之而作。或晨寒而少衣，或夜冷而薄衾，则寒与痰相并，亦作寒热。或因晨寒多衣，行至日中未解，则暑与痰相并，亦作寒热。要之此病之本，本于天气热元阳恒泄，在人之阳气，自不降而内又多痰，再不能调摄，感于不正之气，宜其病有上热下寒之症。所谓无痰不成疟者是也。” ^[2]

清代岭南温病医家重视湿温，同时也指出了顾护脾胃的重要性，如陈任枚、刘赤选的《温病学讲义》说：“湿与温合，酝酿而成秽浊，内阻脾气输运。”“若一经兼湿，即连带发生脾证。”“湿热重证，必伤脾胃。” ^[1]这与岭南人体质相当多属于中虚蕴湿有关。

由于岭南体质阳虚和痰湿多见，邓老认为治疗冠心病、高血压等临床常见病，通常要结合这种体质特点。如冠心病，他指出：“从广东的病例来看，心气虚（阳虚）兼痰浊者为多见。特别是早中期患者，其后则兼痰瘀者为多。” ^[2]这与近代医家治冠心病普遍应用活血化瘀形成对比。而且邓老强调，在南方气虚阳虚体质的冠心病病人中，不应滥用活血药，因活血药多辛香温燥，“壮火食气”，加重了气虚。他提倡益气除痰，由于痰瘀相关，除痰亦能达到活血之效。邓老这些理论被形容为冠心病治疗中的“南派”。另外治高血压，邓老也并非一味平肝潜阳，很多也是通过益气除痰取得效果的。

古代对岭南瘴病，强调必须与伤寒区分，治法亦不能袭用。如张致远说岭南疾病，“率用北方伤风伤寒法，或汗或下，兼求效太速，十失五六” ^[3]。王棐指出：“居南方之人，往往多汗，上盈下虚，用药者不可汗、不可吐，亦不可下。” ^[4]继洪也说：“遇有上热下寒之疾，不能升降既济之。而反用药实实虚虚，则水火解散而人身坏矣。”他提出岭南瘴病应忌汗说：“今深广无霜雪，皆如麻黄之地，阳气常泄，既此可知。人居其间，不劳麻黄而自汗，有病则不宜轻用麻黄。此理甚明。前辈诗云：四时常是夏，一雨便成秋。读此一联，不惟可见岭南天气。亦可触类以知乎人之病也。病者多热，才一经汗，便翻然为冷，是岂宜轻汗耶。如五积散、破关散、金沸草散、九宝饮、小续命汤，虽用麻黄，各有主对，尤可服之，亦不宜过。若正麻黄汤、青龙汤，则岭南不当遽用也。今人例用麻黄为发散之药，殊不知其力只能驱我之内阳，以劫外寒也。……张仲景治足太阳经伤寒用麻黄，以太阳经属膀胱，非汗不解。及用治足少阴经伤寒，盖少阴属肾，治法当自膀胱经去。皆所当用也。除此二脏腑之病，方书已自少用。况今深广不寒之地，瘴气交重。瘴病岂因感寒邪？不因感寒，不必用麻黄，又何不可？”同样，下法亦宜缓，“若夫大便不通，切不宜峻用利药。” ^[5]

除瘴病之外，后世医家也基本认同在岭南治外感要慎用汗下之说。清代张璐认为：“西北二方，患真中风伤寒者最多，患冬温者绝少，间有伤於火炕者，亦有伤於火而复伤於寒者，可与越婢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以其地厚质实，可胜攻伐，非若东南之禀气孱弱也。至如大岭以南，阳气常泄之地，但有瘴疠之毒，绝无伤寒之患。即使客游他处，感冒风寒，仅可藿香正气之类，若麻黄、青龙，绝不可犯，误用而发动身中素蕴瘴湿，则壮热不止，每致殒命，不可不慎。” ^[1]郭元峰也说：“麻黄汤、桂枝汤、大青龙汤……西北方风烈寒凝，或堪用此猛剂，而东南炎方，未免诛伐太过。” ^[2]

正如张璐所言，岭南人“素蕴瘴湿”，瘴气的本质也是湿邪，又多挟热。岭南医家认为瘴病忌汗、吐、下，这与吴鞠通《温病条辨》论湿温病治疗有三禁即“禁汗、禁下、禁润”是一致的。当然，这是一般的倾向，如果疾病中有当汗、当吐、当下者，自应依证施用。而且所谓忌汗也主要是指麻黄、桂枝之类，治疗风热的辛凉轻解等不在其例。

一般印象中岭南为阳热之地，故疾病多以温热为主，用药自应重用寒凉。实际上，古代医家对岭南疾病的认识早已超越了这种简单的逻辑。在岭南用药，寒温各有所宜。

岭南温病发生率高。明清温病学的产生，与当时温病医家所处江浙一带的湿热气候有一定关系。而岭南更偏南方，年平均气温及湿度均属国内较高之地，且时间跨度长，超过江浙。故火热证与湿热证尤见普遍。明清温病学派形成之后，对医学界辨证用药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岭南气候炎热潮湿，较温病学说诞生地江浙一带有过之而无不及，岭南医家自然易于接受温病理论。邓铁涛很重视温病学的应用，并指出岭南的温病学是有新的发展的。

同为温病，岭南与江南又有所不同。清人蒋希曾说：“长江以北，多伤寒而少温热；长江以南，多温热而少伤寒。粤东地势更低，天时炎热，湿浊熏蒸，人在气交中，最易受温受暑。”“江南多瘴疠，故有温症；粤东更暖，温症更多也。” ^[3]清末黄炽华曾提出岭南应建立与江南不同的温病理论，其《医学刍言》说：“吾粤今日之地位，更非不学无术及食古不化之徒所能与于斯道也……苟非深契刘朱之渊源，安能洞悉叶吴之方法？其他时贤如王勋臣、杨粟山、王梦隐辈，凡所编订诸方，审证而施类多获效。要皆卓卓可传。盖其于东南温热诸证治，启发良非浅。尟学者神明乎规矩，因之固可，损之益之亦无不可。” ^[4]在这方面一些近代岭南医家进行过一些探索，如杨鹤龄指出：“粤有之与江浙，气候地土又复不同。”“用药之法，不无差异。” ^[5]卢觉非认为岭南用药应较江浙为重说：“夫江南风俗，土薄气轻，天士轻扬凉解，原用得着。若五岭以南，水土润湿，况当长夏，湿气用事之际，人中其毒，而成湿温，势盛病深，叶派轻骑，用不着矣。” ^[6]

邓铁涛也曾举例，20世纪50年代石家庄乙脑流行，医家以白虎汤治之；后来北京的乙脑则需用白虎加术汤，而同一时期，岭南的乙脑流行时，上述方剂却取效不显，而往往应用冬瓜皮、扁豆花等轻灵淡渗之剂，则能痊愈。这些均说明，同是应用温病学说，不重视气候地域差异难取良效。用药多轻清灵动，注重湿温证治疗，又富有地方用药特色，这都是岭南温病的特点。

中医的阴阳理论，具有互根互用、相互转化的特点，运用于人体，又有内外表里的不同。《黄帝内经》早就就提出“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素问·五常政大论》），同时也指出有“假者反之”的不同情况。高士宗解释说：“西北之人，外虽寒闭，内则有余而热；东南之人，外虽温开，内则不足而寒。故曰西北气寒气凉，复当治以寒凉……东南气温气热，复当治以温热，强其内守。……如西北之人，外寒凉而内不热，亦当治以温热；东南之人，外温热而内不寒，亦当治以寒凉。故曰假者反之。” ^[2]说明寒温的应用与地域寒热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宋元医家从体质病理着眼，指出久居岭南之人体质常常不坚，多见元气不固，上盛下虚，在瘴疟重证时，往往要使用姜附类药物发挥关键作用。后世岭南医家也有不少善于应用辛热药的。如近代新会陈伯坛用药分量奇重，附子、乾姜等药，每味动辄数两，或多至12两者；顺德黎庇留善用真武汤，喜用附子，每获良效；广州谭孟勤“所用之药，不出十许味变化……惟细辛、川椒、胡椒，每方必用……药量奇重” ^[3]。这些医家用药，以伤寒为根基，上承宋元心法，能够悟透阴阳变化的道理，不是简单地以气候寒热论人身寒热，有值得学习之处。当然，辛热药的应用必须把握其适应证及用法。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谈及瘴病治疗用来复丹、姜附汤时特别强调：“此证发药，须用仔细询问的实，不可轻用，误人性命。切记不可轻发热药。” ^[4]清代俞震说：“瘴气，山岚郁毒之气也，何以可以温补？……而参、姜、桂、附，靡不应手。奇矣！自非熟悉其风土病情者，岂敢轻试乎！” ^[5]近代张公让在研究谭孟勤的处方后指出：“久病虚弱或老年人多可用，急性热病则万万不可用。” ^[6]这些都是重要的告诫。

从历史上看，中医药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并不是一时一地完成的，《黄帝内经》指出，我国东、南、西、北、中五方人的体质习俗各有不同，并形成了不同的医疗技术，如砭石从东方来，汤药从西方来，九针从南方来，灸焫从北方来，导引按摩从中央来等，不同地域各有特色的医疗技术融合构成了祖国医学体系。明清时代，随着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中医学形成一次重大突破——温病学派诞生，这是以江南地区的医药实践为起点的。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加上近邻港澳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我国已占有重要地位，这种经济文化上的发展有没有可能再次促进中医学理论有新的突破呢？目前广东的中医环境应该说在国内也是位居前茅的，能否出成果，邓铁涛教授认为就要看当代岭南医家的努力了。

邓铁涛教授，生于岭南，长于岭南，在全面掌握中医药学的基础上研究岭南医学的特殊性，立足桑梓而胸怀整个中医事业的发展。他本身就是岭南医家的杰出代表，不但一直指导研究生、学术继承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而且推动了更多的学者参与到对岭南医学的积极探索中来。现在，对岭南医学的历史渊源、学术特点和临床各科经验理论的总结，已越来越系统、全面和深入，而且向着多学科结合等方向延伸。岭南医学，正如邓老所期望的，将为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