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铁涛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带过许多医史研究生，他还是中华医史学会的常务理事、广东省医史学会的主任委员，热心和努力发展我国和岭南医史事业。

邓师在培养医史家、临床家时常以“临床史观”来指导。其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对研究医史学者，要求不可脱离临床实践，只有努力提高临床素养，才能准确地分析史论和史料；二是要求临床家认真研究医学史，只有努力提高自己的医学史素养，才能从医学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分辨理论、学说的长短，以史为鉴，有所发明创新。三是中医学的史论、史料和临床经验的精髓主要存在于传存至今的历代医学典籍之中，学习中医学要想登堂入室，不可不潜心深入研究四大经典和各家学说，而真正理解读懂中医典籍，分辨精华糟粕，没有很好的中医临床素养是不可能的。邓师本着这一观点育人，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医史家和临床家、各家学说和中医理论的研究者，他们都不脱离临床实践，是兼具临床素养和医史修养的学者。

我国自鸦片战争之后，备受帝国主义者的欺侮、宰割，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人民灾难深重。中医更是备受煎熬，经常处在被限制、被改造、被消灭的政策之中。这段历史离我们最近，但也最复杂，最难理出头绪、找出规律。邓师领导他的学生们，非常重视中医近代医学史的研究，历时数十年，薪火相传，于公元1999年完成了《中医近代史》专著；公元2001年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其中《上篇》中的中医篇则是集其一门研究的成果。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对纷繁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深入发掘分析，其史料之丰富，史论之正确，可为中医近代史之翘首。例如对这段历史的总评价是成绩进步胜于式微衰退。表现在各个学科研究成果之众多，西医新知之吸收，中医药界之抗争与革新运动，近代中医教育，除了师带徒之外，开始医学学校之兴办、学术团体之建立与中医刊物之大量出版等。实际上，这一阶段有成就的中医学家之众多，学术思想之活跃，中医学术之创新，并不亚于古代。再者，对中医学术革新运动的评价是客观而公允的，他把属于这一运动的范畴概括为“中西汇通”、“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三大派别，认为一派比一派更切实际，更视野广阔，更戒除了意气浮躁而颇深思熟虑，它是中医界对社会历史环境作出的积极反应，促进了中医界的观念更新，探索了中医学术发展的方向，虽然没有取得重大成果，但它在历史中的积极意义与近代中医抗争运动是同等重要的。再次对中医的长期不懈进行的反限制、反消灭的抗争运动进行了翔实的记录和深入的分析，特别对举国上下各界、国外华侨及中医内部团结所形成的“统一战线”抗争策略的成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对五四以来我国有些学者对古代优秀文化遗产中医，不能采取批判地继承，也给予了相应的批评。

邓师对岭南医学情有独钟，因为他生于斯，长于斯，业于斯，成就于斯，对岭南医学有深厚的体会与感情。这方面的成就主要有：

岭南是指五岭山脉以南，地理、人文环境与中原不完全相同的这一地域，它包括两广与海南、港、澳，其医学影响及于东南亚。邓铁涛认为岭南医学是祖国医学普遍原则与岭南实际结合的产物，对它的研究不仅可以揭开岭南地区医学发展的特殊性，而且还可以丰富我国中医学的内容。

主要源于地区的地理、社会条件的特殊。如地卑土薄，气候炎热潮湿，山谷溪流、水网稻田纵横交错；动植物品类繁多；民族众多，生活习俗不同等。岭南医学主要研究的对象是危害岭南人民健康的多发疾病与防治保健方法，特别最重视寻觅适应千百年来岭南各族人民形成的特殊体质和特殊生活习惯的方法与药材。岭南处于古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开港最早，因而岭南医学接受外来医药学最早、最直接，预防治疗传入的外来疾病也最早、最勇敢。

邓师及其一门对岭南医学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它的形成过程、医学人物、医学著作、学术思想、岭南多发疾病等。他们分别进行了史料的整理发掘与评价，成书的有《岭南医学史》《岭南医学与文化》《岭南医学启示录》，尚有岭南古医籍的影印出版；以及对早期的葛洪、鲍姑的研究，宋代的陈昭遇、刘昉的研究；明清民国时代的何梦瑶、何克谏、丘浚、陈复正、郭治、程康圃、杨鹤龄以及主张消灭中医的余云岫的研究等等。

岭南医学学派是历史存在的事实，但由于医家与著作不若中原地区医学之众多，影响亦不若中原地区医学之大。但邓师鉴于岭南地区医学独具特色和迈现代逐步成熟丰富，20世纪80年代以来，提出了发展岭南医学学派的问题。在他主持广东医史学会过程中大力倡导岭南医学之研究，后来广东省中医药管理局提倡岭南医学，开设岭南医学研究会，出版医药学丛书，邓师起了带头领军作用，现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史、各家学说、基础理论、医古文等教研室，还有伤寒论、温病学等各学科临床及教研室都把岭南医学作为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