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后一个夜班

今天是我医师生涯最后一个夜班，因为下周的值班表上已经没有我的名字。这不是说我不再是一个医师了，也不是说以后晚上不再需要到医院去了，如遇到有危重疑难病人，有时还得去，只是按照医院的规定，我已经到了不应该值夜班的年龄，在省级医院或其他同类城市像我这样“大龄”医生早已不值夜班了。

我医师生涯最后的一个夜班，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2012年大年初一。作为一名急诊科医师，30多年来，农历的大年三十或新年初一基本都是在急诊科度过的，早已习以为常，但当这个最后的夜班真的来临时，本想终于可以熬出头了，应该是高兴的事，但在这个冷清、寂寞的大年初一的夜晚，突然倍感孤独和落寞，似乎要失去什么，我就被这种说不出、道不明的感受吞噬着，任由30年的记忆翻滚，我努力地捕捉着那些让我记忆犹新的人和事，直到我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

看了下手表，表上显示5点50分，也就是刚接好班不到20分钟，电话里说急诊室来了一个心跳呼吸停止的病人，需要帮助抢救。心里想真倒霉，最后一个夜班也不让人省心。虽然30多年来抢救心跳呼吸停止的病人太多太多，但因为是“最后”一个夜班，想法有点特别，自己很想站好最后一班岗，不想让自己从医一生留下什么遗憾，带着这些想法和冲动迅速冲向急诊抢救室，到了现场一看就真傻了，一个60岁左右的老人，全身已明显发绀，全身皮肤紫黑色，紫一块黑一块，患者对所有刺激毫无反应，瞳孔已散到边了，对光反射完全消失，口里插着气管导管，仅靠呼吸机在“维持生命”，任何一个有执业资质的医师都知道，这个病人已经没有救了，但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也不敢把眼前看到的结果马上告诉家属，因为在这时这刻，家人是多么需要医师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希望在这万家欢乐的日子里，老人能早点醒来。

患者男，61岁，小辈为了孝顺老人，过年前让他住到高档宾馆去了，大年三十全家在宾馆一起吃的年夜饭，初一下午患者又在宾馆洗了个澡，没想到当刚洗完澡，正准备从浴室里出来时，突然感到胸闷，话还没有说全半句就倒在地上，估计老人洗澡时间比较长，水温又比较高，发生心血管意外的可能性较大，面对一大群家里人不断地询问，看到亲人们一个个期待的目光，我们自己明知已经没有任何抢救回来的希望，真是难于启齿，为了给家人一个安慰，还是非常积极地抢救了近2个小时。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只能痛苦面对事实，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只能把实情告诉了家属。每每这时会感到做医师是多么无奈，带着不安的心与家属沟通，当听到孙辈在呼唤爷爷的时候，自己胸口也一阵阵在作痛，我们有时是多么无能，我的最后一个夜班是多么的痛苦。

夜班还在继续，事情还远远没完，在接下去的两个小时里，忙于会诊，去了产房、去了外科……先后去了4个科室，总算比较顺利地解决了病人的一些问题，想想能让这些患者好好过一个好年，稍稍有了一点安慰。

刚回到办公室不到10分钟，电话又响了，这铃声在告诉我，今晚一定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看了一下手表，时间刚过了晚上10点，电话那头传来消息：来了一位孕妇，自诉有头痛，是朋友陪来的，没想到陪来的人找不着了，因为孕妇处理的复杂性，不知如何应对，只得请医疗总值班会诊及处理。自己只得又马上返回急诊抢救室，仔细问了病情，患者是一位妊娠8个月多一点的孕妇，湖南人，是来宁波打工的，因为节日，晚上喝了一点酒，酒后感到有点头痛，否认有其他病史；检查患者神志是清醒的，血压心率等生命体征正常，四肢活动正常，因为有头痛还认真查了其他神经系统体征，均无任何发现，按流程请了神经内科医师会诊，结果也同样没有发现神经系统异常，头痛病人最怕脑子里有问题，特别是发生脑卒中，但仔细检查后，既没有发现病人有肢体瘫痪，也没有发现有嘴角歪斜等脑卒中的迹象，如果不是孕妇，对不明原因的头痛，当然是马上会安排做一个头颅CT，但眼前的患者是一位孕妇，经再三考虑只能暂时作对症处理，继续密切观察病情。

初看起来，似乎事情可以告一段落，但留下一个很大的麻烦等待我们去处理。陪同这个孕妇来医院的男士拿了患者的手机及钱包后不见了，我们试图打通病人的手机，电话中听到的提示是该手机已经关机，因为接下去治疗或检查必须经家属或法人同意，这是法规上对我们医师的要求，面对这样一位没有亲属陪伴的孕妇，感到麻烦大了，孕妇本人开始一点不吭声，在反复追问下，最后才轻轻说了一声没有亲人，我们毫无办法，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因为自己在这30多年工作中，已多次遇到家属把病人送到医院后，就一走了之，过几个月，甚至几年后来医院讨说法（见病人“失踪”案引发的亲情危机背后），因为有了这些经验，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①首先抢救病人，开通绿色通道，孕妇关系到两个生命，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②报告医院总值班；汇报情况，通过总值班报110，目的是为了及时找到家属，当然也为了在法律上留下依据，防止个别别有用心的家属事后来找医院麻烦。

在处理过程中我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通过现代的通讯手段，能尽快找到家属或亲友呢？带着试试看的想法，第一次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求助消息，介绍了病人的情况，包括病人姓名、年龄、湖南人、病情及电话，希望知情者能通知家人早点来医院，可能因为大年初一的关系，很多人在玩微博，这条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国，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非常着急，同时也是为了让“全国人民”证明我们是找过家人的。

手机上的评论在不断更新，转发，过了1小时左右后，真的找到了患者打工的同事，我的粉丝一下也增加了近200人，获得了意外的收获，半夜里似乎疲劳也消除了许多，也是第一次真真感到现代的通讯方法对急救医学的用处，应该重视。

但这期间还发生了一个小小插曲：一位河北的律师@我，批评我暴露了病人个人隐私，这是不道德的，当看到这条消息，开始心里好像被刺了一下，担心自己是不是有麻烦了甚至违法了。这时突然想起相关的常识，我带着试探的口气，非常友好地反问了一句：当生命权受到威胁时，隐私权是不是要让位于生命权？经过几番沟通后，他还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因为这一小小插曲，后来我们居然成为了好朋友，虽然没见过面，但经常通过网络谈谈一些想法，有时也会向他请教一些法规问题。

患者的同乡找到了，但事情还远远没有完，更大的挑战在等着我处理：要不要给这个孕妇做头颅CT，这个病人能不能完全排除脑出血或脑卒中的可能。因为是孕妇，又没有家人，问题变得异常复杂，问题一：做CT对胎儿是会有一定的影响，能不做当然是最好，但如果遗漏了脑出血或脑卒中，那后果是可以想象的；问题二：孕妇没有直系的亲人陪同，没有法人代表在场，患者的老乡不能也不敢做决定，我们做医师的怎么办呢？如果决定给她做CT，很可能没有异常发现，虽然说只要做好腹部保护，孕妇是可以做CT的，孕8月做CT不会引起胎儿畸形，但家属会不会理解，会不会投诉我们？好心不一定办好事。

我们在抢救室只好组织了一次全院急会诊，大家意见不一，谁叫我头发是最白的，最后让我做决定，我想到这件事关系到两个人的生命，如果家人不理解又算得了什么呢？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做一个CT，医师是一个高风险职业，有时输赢也只是一念之差，这时已到初二早上2点多了，最后会诊医师和行政总值班在知情谈话书上签了字，孕妇的腹部在两件铅衣（不透X线的）的遮盖保护下，做了急诊头颅CT。谁都没想到，CT显示的结果让我大吃一惊，病人脑子的颞叶有大面积脑出血，因为脑子的颞叶功能是管理抽象思维功能，所以不会出现运动和感觉障碍，极易漏诊。马上请脑外科会诊，先后紧急做了脑部手术和剖宫产手术，母子总算平稳，这时见到东方慢慢升起的太阳，内心感觉多么温暖。

我也完成了医学生涯最后一个夜班，带着幸福、带着遗憾、带着留恋、带着许多回忆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中，我下决心一定要记下30多年来急诊室的一些重要事件或经验教训，书名就叫《一个急诊医师的值班日记——急诊医学杂谈》（后经反复斟酌，选用本书现在的书名）。

当时虽然说是最后一个夜班，但后来因工作需要，还是一直在上夜班。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