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大师风范　立德树人

邓铁涛，出生于1916年，广东开平人，现代著名中医学家。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现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1932年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38年正式从事中医医疗。在长达70多年的医疗教学科研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临床擅长诊治心血管疾病如冠心病、高血压，神经肌肉疾病如重症肌无力，消化系统疾病如胃病、慢性肝炎、肝硬化及其他疑难杂症如红斑狼疮等。学术上融古贯今，提出系列对现代医学发展富有影响的理论，包括五脏相关学说、气血痰瘀相关论、脾胃学说继承与发扬、中医诊法与教材建设、寒温融合中医热病理论、岭南地域医学研究等。为表彰邓铁涛对中医药学术事业发展作出的贡献，1978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1990年他成为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93年获广东省“南粤杰出教师特等奖”，1994年获“全国继承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荣誉证书，2001年香港浸会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同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2005年国家科技部聘任他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2007年评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中医诊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09年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国医大师”。

1916年10月11日（农历），邓铁涛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钱岗乡石蛟村一个中医家庭。邓氏祖籍河南南阳，属中医世家。祖父邓耀潮，参股广州天福堂药材行从事中药业。父亲邓梦觉（1886—1939），近代岭南温病医家，年轻时在香港师从番禺名医陈庆保，1925年学成返穗，执业于广州市，时遇“干霍乱”（又名绞肠痧）流行，症见腹痛如绞，欲吐不能吐，欲泻不能泻，甚为痛苦。梦觉氏治此病证，予温病家王孟英蚕矢汤，每每一剂便愈。曾救治教师黄某之妻，产后腹痛，西医用吗啡治疗数天，药到痛止，过后又发，梦觉氏处以《金匮》经方枳实芍药散（散剂），两日痛止而愈。黄老师感激邓梦觉妙手回春，专门制作了一块大牌匾，上书“中医邓梦觉”，横跨街两边。这些情景为邓铁涛亲眼目睹，对他日后立志继承父业，研习岐黄之术产生很大影响。

邓铁涛六岁童蒙开笔，就读广州海幅小学，后转读广州市第55小学，毕业考入广州市南武中学。虽自幼侍诊父侧，执庭训秘旨，然近代中医之教育，已从家庭带徒向学校办学过渡。1932年9月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莘莘学子，锐志潜修。邓铁涛在学校里系统接受中医高等教育，按教学大纲要求，完成“医学通论”等30门课的学习任务并通过考核。给他上课的老师有陈任枚、刘赤选、梁翰芬、卢朋著等，均为近代岭南医林之翘楚。前辈们精湛的中医知识，对中医学的热爱和执着，深深教育邓铁涛等年轻学子。

1937年8月，邓铁涛完成5年学医生涯，成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第9届毕业生。学校生活使他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体会到中医药宝库由三部分构成：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老中医脑中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广大人民群众防治疾病的秘方验方。他决心继承它，发掘它，为它献出毕生精力。

然而，一代名医成长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医备受打击摧残之秋，国民政府教育部饬令中医学校改称“学社”，不得以学校名义招生及颁发证书，只能盖以“广东中医药学社”的印鉴。愤慨之下，他拒绝领取所谓“学社”的毕业证书，以示抗议。但对中医未来的道路也深感苦恼，眼看个别老中医陷入“废医存药”之歧途，甚至附和“中医若存无天理，中药若亡无地理”之类的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医既将废，药将焉存？当时广东的谭次仲、上海的恽铁樵、陆渊雷等先生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对他产生过影响。但如何化法？限于30年代的历史条件，当时也难有新突破，中医的出路何在？

正在思想彷徨之际，又逢日寇蹂躏中华。1938年，日机狂炸广州，邓铁涛避难于香港。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影响下，他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文艺通讯社。由于学习了一些唯物辩证法，深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中医学颇有助益，发现中医学有不少符合辩证法的内涵，如阴阳学说及八纲辨证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邓铁涛回广州在太平南路药材店坐堂应诊，任华南最大抗日武装东江纵队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员。他以医生职业作掩护，经常与东江纵队派来的同志上街购买游击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先存放在家，然后由游击队派人来取。东江纵队派彭会和他单线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彭会在《关于东江纵队驻广州地下交通站的回忆》一文中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他回忆说：“东江纵队司令部一位女同志交给我两个关系：一位是中医师邓铁涛，他在太平南路一家中药店替人看病抓药；另一位姓冯，他家在十三行开药材行。经请示后，我们又将这两处作为联络点，因为看病和抓药更便于接头。”

1946年，东江纵队奉命北撤烟台。邓铁涛与彭会的单线联系从此中断。此后，他辗转于武汉、广州之间，仍操旧业。1949年10月广州解放，1950年1月，他应聘回母校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任教。1951年，彭会出差来广州，辗转找到邓铁涛。见面时，两人百感交集，紧握双手，共同回忆当年地下交通站斗争的峥嵘岁月。在彭会提议下，邓铁涛以“开业中医”身份参加2年的土地改革工作，最后任工作队长。回忆从读进步书刊到参加土地改革的历程，邓铁涛说：“这些经历使我亲身体验到了中国农民的苦难，开扩了视野，我的心从中医扩大到国家民族，扩大到整个世界。”1958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把自己的中医药工作与党和国家的中医事业紧密结合在一起。

红色中医岁月，锤炼了邓铁涛的意志。然士之所以立身者在其德，医之所以鸣世者在其术，名老中医毕竟是从临床走过来的。邓铁涛深深植根于临床，想要提高治病的疗效，必须开展中医临床研究；要适应现代高等中医教育，还必须把中医医疗、教学、科研三者融为一体，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发掘、提高中国医学伟大宝库的光荣使命。

新中国成立初期，邓铁涛临床的重点是运用中医伤寒与温病的学说理论，指导传染性、流行性、发热性、感染性疾病如乙型脑炎诊治。当时他年仅40岁，在国内中医界也非名声显赫，但有几篇论著，足以反映其学术底蕴深厚，如《温病学说的发生与成长》《试论温病的卫气营血与三焦》等。但作为系统的中医科学研究，是1959年他带领“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究班”81名学员入住解放军157医院，从研究“脾胃学说”开始。

1958年，全国掀起西医学习中医的热潮，当时中央指示，凡是有条件的，都应办一个70人到80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2年为期。广东省卫生厅决定：1959年在广州中医学院（现广州中医药大学）开办第三届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究班。要办好这一届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究班，要求配备一位班主任，组织上考虑由邓铁涛担任。据第一军医大学靳士英教授回忆：1959年我受部队委托带三军学员32名加入广州中医学院高级研究班系统学习，入学后邓老是我们的班主任，我被推选为班主席，经常聆听老师的教导，从此与邓老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邓老有解决临床难题的中医诊疗技能。

一进入临床，直接面对病人，碰上中医能否治急症、如何治急症的问题，例如急腹症肠梗阻。一青年战士，持续腹痛难忍，又兼腹胀，呕吐，大便不通，即治以耳针，疼痛逐渐缓解，后服通腑攻下中药而愈。又有一肠梗阻青年战士，病情发生变化，主治医生中午去宿舍找邓铁涛，谓肠鸣音消失，问是否即手术？邓铁涛即随主治医生到战士床前，检查时腹痛拒按，舌诊见剥苔下有新苔生长，仍为大肠腑实证，六腑以通为用，处方大承气汤保留灌肠，终于解除梗阻。一名5个月的患婴，呕吐啼哭，腹部可触摸腊肠样包块，经透视确诊肠套叠，先服中药数小时后，又以蜜糖水灌肠，并在腹部肠型包块处叩击梅花针，其后粪便自肛门排出，患婴安静入睡，免一刀之苦。其后又治2例，都成功。

邓铁涛又把高级研究班同学分成多个小组，分配到相关科室与骨干医师结合，最后总结成为28篇研究报告。如解放军157医院耳鼻喉科主任，从带教老师学得“威灵仙治骨骾验方”，治愈12例喉、食管骨骾患者，印证前人所说“赤脚威灵仙，铁剑软如棉”，其后成为全军科研课题继续深入研究。又如内科主任两次用生甘草成功抢救数百人的食物中毒。当时各省市都举办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但广州中医学院西医学习中医高级研究班这种通过集体研究“脾胃学说”重大理论科研课题，应该说是全国所未有。

邓铁涛回忆在解放军157医院进行脾胃学说研究时说：“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我们度过无数捏着汗守护在危重病人床边的日日夜夜。”时任解放军157医院的谢旺政委，十分支持中医的脾胃学说研究工作，尤其支持中医参与对危重病人的抢救治疗。因为用中医非手术治疗多例急腹症成功，决定病人开刀不开刀，谢旺政委往往要征求中医的意见，这使他有机会坚持中医为主的治疗方案，观察中医的疗效和取得经验。

邓铁涛把脾胃学说研究的成果加以整理，写成《中医脾胃学说提要》论著，发表于《广东中医》1962年第1、2期。这是他筚路蓝缕，开拓中医学术领域研究之始。中医所说的“脾胃”，不单是指胃肠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现代医学中多个系统的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白细胞减少症、红斑狼疮、肌肉萎缩、慢性肝炎、子宫脱垂、内伤发热等，临床上都可以出现中医脾胃学说的脾虚证候。脾胃论治的方与法，治疗范围相当广泛，除能治疗消化系统疾病之外，其他系统如血液、神经、循环、运动、内分泌系统的多种疾病，都有采用脾胃论治而收到良好疗效的例子。临床上只要抓住脾胃这个关键，一些疑难病症可以迎刃而解。学术界认为，广州中医学院是进行脾胃学说研究较早且取得成绩的单位，以1962年《广东中医》杂志刊载脾胃学说研究系列论文为依据。邓铁涛也逐渐形成对内伤杂病重视补脾、健脾、调理脾胃；对虚损痿证重视升阳益气；对内伤发热善用甘温除大热法；对萎缩性胃炎善用濡养胃阴之法的学术主张。

冠心病气虚痰浊证诊治与冠脉搭桥围手术期的中医干预，是邓铁涛临床另一领域。20世纪70年代，邓铁涛组织广州中医学院冠心病研究小组，通过对冠心病住院及专科门诊患者的临床调查与治疗观察，发现中医气血痰瘀的理论，对指导冠心病及其他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均有临床意义。冠心病属本虚标实之证，本虚是心气（阳）或心阴虚，标实为痰浊或痰瘀互结。北方冠心病之标实，瘀血为患者多，治以活血化瘀为常法；岭南地区冠心病患者，身处南方，土卑地薄，气候炎热，环境潮湿，身体禀赋多属气虚或气阴不足，以气虚痰浊型多见，治宜益气除痰。邓铁涛以益气除痰佐以化瘀的方药治疗冠心病100例，总有效率达95%。其后撰写《冠心病辨证论治》一文，发表于《中华内科杂志》1977年第1期，产生一定的影响。

临床治验有效的机理是什么？从1979年至1992年，他先后指导心血管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从实验研究的角度去探讨益气除痰法对冠心病的临床疗效及其血液流变性的原理。检查心血管疾病痰证患者的血液，发现血浆黏度比、甘油三酯、β脂蛋白和血沉方程K值异常增高，出现血液流变学的改变，可能是中医所说的“痰”的物质基础之一；临床常用的益气除痰方药，对改善心血管疾病痰证患者的血液流动性凝集性有帮助，痰证总有效率为82%，非痰证为75%，提示益气除痰法治疗冠心病，无论是痰证患者还是非痰证患者均有一定疗效。研究成果支持益气除痰法治疗冠心病的主张，还将其机理应用于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心律失常、风湿性心脏病、肺源性心脏病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以益气除痰为组方原则的“冠心胸痹丸”已经申请专利并得到批准。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是冠心病的严重并发症之一。邓铁涛提出“以心为本，五脏相关”理论，解释心衰时人体出现的各种复杂并发症，研制出养心、暖心两种胶囊，用之治疗慢性心衰患者也取得较好疗效。心绞痛也是冠心病需要面对的临床难题，古人云胸痛彻背，背痛彻胸，令人绞痛不已而梗死。邓铁涛献出祖传验方五灵止痛散，服食方便，起效迅速，为邓氏医学传家宝之一，而该方之分量配伍是他经过半个世纪临床摸索确定的。该药于1984年通过技术鉴定后成为三类中药新药，他把研究成果转让给广州中药三厂，又把5万元技术转让费全部捐献给中华中医药学会。

冠状动脉搭桥手术为当今心血管学科前沿尖端技术，但如何提高手术安全性，降低手术后并发症，提高术后生存质量，又成为现代医学研究的课题。从1999年开始，邓铁涛在长期心血管疾病临床研究基础上，与西医博士生导师阮新民、张敏洲，中医博士生导师吴焕林、邹旭等一起探讨冠心病冠状动脉搭桥手术期的中医药诊治问题。

邓铁涛首先对40例围手术期病人临床观察：射血分数低于30%不能做手术者，应用调脾护心方药提高射血分数达到手术标准；手术过程中创伤者，心阳受挫，脾失健运，聚湿于肺成痰，或术中麻醉以及气管插管等对气道的刺激，肺失宣发通调，水饮内停成痰浊，给予除痰化湿中药；手术后康复期，“气虚”则为血管易再堵塞、再狭窄之根本，选用红参、田七、茯苓等组方，名邓氏冠心方，方中以人参补益元气、温通心阳，田七活血祛瘀通脉，茯苓、竹茹、枳壳等除痰理气，共奏益气除痰、祛瘀通脉之功。

从2001年10月至2003年10月，邓铁涛进行益气除痰、调脾护心法治疗冠心病冠状动脉搭桥围手术期临床研究，试验组59例，对照组55例，共进行114例临床观察。结果显示：手术后两组临床症状均较术前有显著改善，自术后2个月开始，试验组症状计分总分就显著优于对照组，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两组的差别越来越明显。至试验终点，试验组多数症状的改善情况均显著优于对照组，如心悸、乏力、肢冷等症状，两组有非常显著的差别。治疗组临床总有效率达98.2%，其中显效率81.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96.3%，其中显效率55.6%。治疗组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这一研究其后继续成为国家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冠心病血运重建术后中医综合干预方案临床研究”项目。

又如重症肌无力，当今医学界一致公认该病的治疗仍然是世界性的难题，病情反复是该病的最大特点。1986年10月，邓铁涛承担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七五”攻关课题“重症肌无力疾病脾虚证型的临床研究及实验研究”，并任课题组组长。邓铁涛提出“脾胃虚损，五脏相关”理论指导临证，以“强肌健力，补脾益损”原则治疗重症肌无力252例。经过5年艰苦临床研究工作，1991年1月通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技术鉴定。在鉴定委员会的7名成员中，中国协和医院神经科许贤豪教授、广州呼吸病研究所钟南山院士都是当时我国西医界著名专家，他们肯定中医中药治疗重症肌无力的效果。该项研究获199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重症肌无力危象的抢救，是难中之最。2003年4月17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一对来自湖南安乡的夫妇闯入禁止探视的重症监护室（ICU），直奔患重症肌无力危象的12岁儿子小林的病床，拔下了呼吸机套管和氧管。此前，他们在某大医院已气管切开1个月不能闭合，后变卖仅有的房产1万元带着气管套管南下求医。1万元很快告罄。父母绝望了，执意放弃抢救。孩子呼吸困难，脸色发紫，神志模糊，命悬一线。邓铁涛得知后，即到监护室探望。翻开患儿被褥，见他奄奄一息，干瘦如柴，弯缩如虾。邓铁涛说，小孩瘦成这样（当时体重17kg，正常应为32kg），单靠药物如何能起作用？说完，拿出准备好的5000元给ICU室护士长说：“到营养室买鼻饲食物，要保证每天所需要的能量，有胃气才有生机。”又对ICU室主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在场无人不为之所感动。邓铁涛又免费给患儿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增加饮食量，不必拘泥于儿科会诊时规定的17kg孩子液体量一天不能超过800ml的意见。4月28日，患儿终于脱离呼吸机，孩子父母一见邓铁涛，双双下跪（中国农民只能用这种最朴质的方式致谢）。5月19日，患儿已能吞咽饮食，23日拔除胃管，解除鼻饲。六一儿童节，他已能高高兴兴参加广州一日游。邓铁涛还为孩子筹集2万元住院费。6月9日，患儿出院随父母回到湖南老家。广州名医治好小林的消息轰动远近乡村。小林至今健在并已参加工作。为此，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组曾专程从北京来广东采访。

危象发生时患者呼吸困难，往往需要使用呼吸机辅助呼吸、装置胃管鼻饲食物药物。中药制剂必须药专力宏，避免汤剂煎煮容量过大、减少水分在胃肠潴留或减少药物堵塞胃管。邓铁涛从1994年开始研制强肌健力口服液制剂，解决给药途径、容量、通道等难题。据病历日至记载，从2000年至2007年，邓铁涛亲身参与危象抢救105例，无一例死亡。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二内科，成为国家“十一五”支撑计划“重症肌无力中医干预方案优化及其评价研究”牵头单位。

凡中医临床大家，术业有专攻而又不拘泥于专治某症。据《邓铁涛医案与研究》载，他治好的病包括冠心病、高血压、运动神经元疾病、硬皮病、红斑狼疮、帕金森综合征、慢性胃炎、肝硬化、胆结石、泌尿系感染、肾病、糖尿病、乙型脑炎、脑挫伤等63类。其所诊治病种多为西医诊断明确但缺乏疗效、或虽有疗效但西药毒副作用大者，也有西医诊断不明、或检查认为“病因不够清晰”“缺乏对因治疗”者。

有一例因静脉滴注肾上腺素渗液而致下肢慢性溃疡患者，面积约2cm×2cm，形如漏斗，已看见大隐静脉，数月未愈。邓铁涛取砂糖盖溃疡，外用叠瓦式胶布贴紧。3日后溃疡已变小变浅，再敷一次白砂糖遂愈，前后不过10天。又有一例车祸颅脑外伤昏迷患者，按照西医常规抢救紧急手术后4天，仍然脑水肿意识丧失，瞳孔大小不等，邀请邓铁涛会诊，以安宫牛黄丸液点舌法与桃仁承气汤保留灌肠，患者逐渐苏醒，治疗1个月出院，无后遗症。

古人云：“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邓铁涛常说为人师者不仅在于教，更重要的在于学，教之所以长流者在其学。作为一名杰出的中医教育家，邓铁涛先后任广东省中医药专科学校、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教务主任，以及广州中医学院教务处副处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一生为中医教学体系和教材建设潜心探索。

邓铁涛常年工作在教学一线，先后任教的科目有“中国医学史”“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内经”等。他说：“《内经》《难经》《伤寒》《金匮》《温病》等古典医籍，经过反复多次地实践与教学，对它们价值的认识应不断加深。‘各家学说’这门学科设立得很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简单而又深刻：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儒与医前后并论是有根据的。除了医学领域之外，还有其他思想活动的领域可资借鉴。知识的广度可使我们视野开阔，能帮助克服保守思想，能推动专业知识的深化与发展，文学、艺术使我们接触时代的脉搏与生活气息。积累知识好比建筑金字塔，底宽顶尖乃能巍然屹立。”

中医本科教育难点之一，是如何处理“伤寒”“金匮”“温病”这三门课程，它们是属基础课还是属临床课？全国未有统一。20世纪80年代末，邓铁涛主张这三门课是临床课而不是基础课。各地中医学院把它们与“内经”一并称为基础学科，名义上敬为至尊，实际上使从事其教学的老师长期脱离临床工作，也就脱离了它赖以生存发展的空间。他亲笔题词：“四大经典为根，各家学说是本，临床实践乃中医之生命线，仁心仁术乃医之灵魂。”

提倡名师带徒，抢救中医学术，是邓铁涛在中医高级人才培养方面的独到做法和见解。1978年，他被批准为首批中医学硕士生导师；1986年9月，他成为中医内科学博士生导师。1990年10月，他成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首届“全国继承老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他代表500位老中医致词，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学我者必须超过我！继承是手段，振兴中医、发展中医，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走在世界前头才是我们的共同目的。”

大温课，拜名师。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种植的“名医树”旁边有一石碑，碑文云：“公元2000年10月29日，在名老中医邓铁涛、任继学倡议下，应广东省中医院之邀，全国著名中医邓铁涛、任继学、焦树德、路志正、颜德馨、朱良春、陆广莘、吉良辰、张琪、张学文，为发扬中医药事业，培养中医药人才，不畏高龄，齐集羊城，开班授业，共商大计。感于斯事意义深远，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广东省副省长李兰芳并同各名医一起，手植‘名医树’，以寓名医名院共育中医药人才之意。为彰其事，乃立碑记之。”

2001年4月20日，12位国家级名老中医收广东省中医院24位业务骨干为徒，24位徒弟又分别带七年制硕士生，以“集体带，带集体”方式授徒，此举影响深远，开创现代学校教育与传统中医带徒教育结合之新风。

邓铁涛既收中医徒弟，也收西医徒弟。2003年正式接纳中山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吴伟康教授为徒。于是广东医学界开玩笑说他是“开明中医”。《羊城晚报》为此作了“西医博导拜老中医为师”的专题报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如今邓铁涛桃李满天下，学生遍五洲。共培养硕士研究生28人，博士研究生14人，博士后1人，师带徒（弟子及学术继承人）19人。学术传人与师带徒弟子横跨中医内科、中西医结合临床、中医医史文献、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等领域，学术“人才链”中有博士生导师10人，硕士生导师15人。2003年设立了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基金，目前已经资助71个课题金额共83万元；1992年10月，在广州中医学院设立“邓铁涛奖学金”，同年12月进行首次颁奖，每年奖励10名本科学生，至今已奖励19届本科学生金额近20万元。

2003年11月8日，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研究所成立，前来祝贺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佘靖在会上发言：“邓铁涛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中医临床家、理论家和教育家，为当代中医之泰斗。”时年88岁的邓铁涛左手持麦克风、右手持激光笔，为在校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数百名专家学者作了《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架设高速公路》的学术报告，博得全场听众长时间热烈的鼓掌。

2009年1月21日，广州市连新路171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2008年度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第三次终审答辩在这里进行。来自各行业的20多位专家认真听取了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五脏相关理论基础与应用”课题汇报，提问得到满意回答后，评委投票一致通过。该课题第一完成人邓铁涛，是年已跨入93岁人生旅程。

大凡中医理论大家，必在临床、科研、教学的深厚基根上，具有自主创新思维，凝练理论学说以指导实践，既能一病一症一方一药验之于人，又能高瞻远瞩、明确目标、引领前进方向，邓铁涛就是这样的大家名师。他从研究脾胃学说开始，通过对气血痰瘀理论及其关系的探讨、对伤寒与温病融合为中医热病学的构思、对中医诊断法与中医诊断学教材建设、对岭南地域性医学领域开拓以及中医五脏相关学说的提出，最后经过论证成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课题，体现老人对中医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

邓铁涛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探讨五行学说，到了前人所说的“皓首穷经，寒暑靡辍，儒医之称，洵无间然”之程度。1961年，他首先提出“五脏相关学说”，认为“研究本来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它包括取与舍两方面，以研究五行学说为例，我们可以定两种题目：①五脏相关学说；②五行学说的局限性。”定第一种就是发展它。其后又发表4篇学术论文，由于使用了“五脏相关取代五行”字眼，引发争议，1997年10月在吉林召开的全国中医药科技进步奖终审答辩会上达到高峰，面对众多的疑问仍然坚定地说：他学术理论精华用以指导临床实践且又有创新者，乃五脏相关。

什么是“五脏相关”？五脏相关是研究中医五脏系统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并以指导临证实践的理论学说，是运用现代语言阐述诠释古代五行学说的一种方式。五脏相关能够更加准确地表达五行与五脏的关系，从五行到五脏相关，适应融合了现代科学观念和中医临床实践发展的变革。其方法论特点是：以系统和结构观点认识五脏的相关性；气血阴阳为五脏相关的信息单元和控制因子；以文献和临床调研为依据，以实验手段作为佐证。这样，五脏相关学说通过保留五脏配属结构，包容了五行的关联模式，维护并弥合了中医理论的完整性，这一研究是对现代中医基础理论内容的创新，它引领中医理论基础研究走到学术前沿。邓铁涛有时幽默地说：中国哲学里有句名言“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实人们天天在用五脏相关的思维；五脏的关系不是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中医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邓铁涛的理论建树还有：从“气血关系论”到“痰瘀相关论”。气血为治病要诀，无论外感内伤，所伤者无非气血。血实者宜决之，导之下流如决江河；气虚者宜掣引之，正是古代名医王清任《医林改错》重用黄芪之所本。邓铁涛在补中益气汤重用黄芪120g治疗脾胃虚损之重症肌无力，屡用屡验，正是对前人学术经验的发挥。《医林改错》有论及补气祛瘀治法，但未论及“痰”的问题，邓铁涛予以发扬之：痰是瘀的初期阶段，瘀是痰浊的进一步发展，同属津液之病变，痰多能瘀脉，聚瘀可凝痰，因此祛瘀可以除痰，除痰宜结合化瘀，或痰瘀同治。

中医号脉，外国人往往不相信手腕上那么一小截血管能知五脏六腑和全身。邓铁涛幽默对答：现在用一个细胞就能克隆羊，我们用一截血管还摸不清楚？而且我们摸了几千年了。中医研究的经络在人的尸体上搞解剖是找不到的。经络无形，如同信息网络，中医号脉号的是信息，人的气沿着经络走，气也是物质。中医过去无“诊断学”学科之名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邓铁涛被委任主编《中医诊断学》第一版及第二版全国通用教材，后又被委任主编第五版《中医诊断学》教材及高等教育参考丛书之《中医诊断学》，使诊断学成为一门比较完整的学科。他主编有研究性质之《实用中医诊断学》，受到英国邱吉尔利文斯通出版社的重视，于1999年由玛丽尔·艾吉尔将其全文翻译出版。

关于岭南地域性医学。或问：医学难道也有岭南岭北之分吗？邓铁涛引《素问·异法方宜论》语：“地势使然也。”查《辞海》“岭南派”条目，言指岭南画派。邓铁涛说：这其实是不确切的，岭南派，除了画派外，还有音乐、武术、戏曲、诗词等流派，其中还有不容忽视的、在中医学中极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岭南医学，它是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下，把中医学的普遍原则与岭南地区医疗相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逐渐形成起来的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当地文化的地域性医学。1979年改革开放首先从广东开始，邓铁涛当时已有远见，我国中医药学术研究重心，有逐渐南移之趋势。岭南医学有悠久历史的沉淀积累，有改革开放前沿的优越地缘，融合自然科学其他相关学科合理内涵，从1979年至2009年，以其临床实践的有效性继续前进，从中医药大省发展成为中医药强省，历史又一次证明邓铁涛前瞻性预见的正确。

邓铁涛功成在晚年。以他集中医临床家、教育家、理论家与战略家于一身之影响力，数度上书中央，积极进言献策，发展中医之道，被中医药界同行称为“领头羊”。1984年，他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中医”的名义写信给中央，信中说：“发展传统医药已明文写入宪法，但我们失去的时间太多了，必须采取果断的措施使之早日复兴。”中央领导同志作了“认真解决好中医问题”的批示，不久，国务院讨论了国家中医药管理专门机构的问题，请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协助卫生部认真解决好中医问题。1986年12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宣告成立。

邓铁涛第二次上书中央是1990年。当时中央计划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拟在精简之列。1990年8月3日，邓铁涛联合全国名老中医路志正、方药中、何任、焦树德、张琪、任继学、步玉如等七人，联名给中央上书，请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增加，不要削弱”。10月9日得到答复：同意加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管理全国中医药工作职能。

第三次是1998年，行业调整“抓大放小”，引起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风。8月11日，邓铁涛再次联合任继学、张琪、路志正、焦树德、巫君玉、颜德馨、裘沛然等中医老专家七人，联名上书：中医药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知识经济领域，我们千万不可等闲视之；中医小，西医大，改革绝不能“抓大放小”。11月2日，“八老”得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答复：总理已作批示，请张文康同志研办。

这是著名的“八老上书”。两封信均出自邓铁涛手笔，行文委婉，主题鲜明，切中肯綮，帮忙不添乱，读之意味深长。其后，邓铁涛在2003年4月“非典”期间，又一次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信，在信中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为后来我国中西医结合抗“非典”打下了基础。

邓铁涛不老，他对我国中医事业一片赤诚之心，如生命之火在熊熊燃烧；他铁肩卫道，中流砥柱，历尽近百年风雨沧桑；他洞察秋毫，明辨是非，写下多少战斗檄文；他仁爱宽厚，对待病患，感同身受，悉心救治，有古大医之风；他探讨岐黄学术之精髓，成为一代宗师。

2009年9月28日晚上7点30分，广州中医药大学大学城校区，万名青年学子在这里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由第一临床医学院自发组织编演的诗朗诵《苍生大医》，描述邓铁涛岁月如歌的一生。当大屏幕画面出现老人图像、勉励同学们“学我者必超我，祝愿大家未来成为中医大师”的录音讲话时，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又当节目礼仪推出邓铁涛送给晚会亲笔题词“铁杆中医”，并由四位取得优异学业成绩的青年学生双手承接时，全场欢声雷动，晚会再一次掀起高潮。

男节目主持人：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的青少年时代饱尝战乱的悲惨和亡国的屈辱，也亲眼目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他而立之年亲身参与了我校的筹建，从此就把一生献给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和中医药事业。

女节目主持人：正像刚才诗歌中说的一样，他的身上既有老一辈中医药人“大医精诚”“上医医国”的风骨，也体现着我校“厚德博学，精诚济世”的校训精神。他是我们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象征，也是新中国中医药事业的象征。

邓铁涛曾撰写题为“万里云天万里路”的自传体文章，文内由衷之言，使我们得到鼓舞和启发。让我们引用该传记的话以作结尾：中医学前途有如万里云天，远大光明，彷徨了几十年的中医可说已走在大路上。我们任重而道远，就看现代中医、西学中和有志于研究中医的其他科学家的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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