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普遍改变，加之公共卫生事业迅速发展，促进了人类的长寿和人口数量的激增。许多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例日趋增大，在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超过了7%，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我国在2000年已正式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社会劳动人口比例下降，老年人赡养系数明显增大，使社会的经济负担加重；另一方面进入老年后，其生理功能衰退，慢性退行性疾病多发，行为能力减退，社会地位和家庭结构以及心理、精神方面的变化，使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全面下降，“长寿”和“健康”成为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而高度专科化的生物医学模式因其医疗服务的狭窄性、阶段性和费用昂贵，加剧了这一矛盾。怎样帮助老年人全面提高生活质量，使其得以安度晚年，成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国公众和医学界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

20世纪40年代，由于抗生素的成功研制，拯救了许多严重感染的患者，给人类带来了巨大希望。由此开始，千百年来影响人类健康的传染病得到控制。传染病和营养不良症在疾病谱与死因谱上的顺位逐渐下降，而慢性退行性病、与生活方式及行为有关的疾病等却逐渐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与20世纪80年代的死因谱对照，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和意外死亡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前几位死因。疾病谱的变化向现代医学及医疗服务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要求包括：服务时间要求长期而连续；服务内容要求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全方位；服务地点要求以家庭和社区为主；服务类型要求综合性的照顾（包括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教育、咨询等干预）重于单独医疗干预；服务方式要求医患双方共同参与，强调患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而不仅仅是被动地遵从医嘱。

所谓医学模式，是指医学整体上的思维方式或方法，即以何种方式解释和处理医学问题。医学模式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科学、技术、哲学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影响，人类历史上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医学模式，如古代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近代的机械论医学模式以及现代的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生物医学模式是把人作为生物体进行解剖分析，致力于寻找每一种疾病特定的病因和病理生理变化，并研究相应的生物学治疗方法。生物医学模式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对防治疾病、维护人类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一直是近代医学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也是大多数专科医生观察处理其领域问题的基本方法。但生物医学模式无法解释某些疾病的心理社会因素，以及疾病造成的种种身心不适，无法解释生物学与行为科学的相关性，更无法解决慢性病患者的心身疾患和生活质量降低等问题。随着疾病谱的变化和病因病程的多样化，生物医学模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也日益明显。自19世纪末以来，随着预防医学、流行病学、行为科学、心身医学、免疫学、医学哲学等领域的发展，系统论的思维逐渐被接受，从而导致了新的医学模式的产生。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概念是由美国医生G.L.Engle于1977年首先提出的，是一种多因多果、立体网络式的系统论思维方式。它认为人体是一个开放系统，通过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内部的调控能力决定健康状况。因此，生物医学仍是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之一，其还原方法被整合到系统论的框架中，与整体方法协调使用。无论是医学的科学特征、医生的诊疗模式或医疗保健事业的组织形式，都将根据新的模式进行调整，使之适应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20世纪60年代，各国都面临医疗费用的快速增长问题，其主要原因为高技术医学的发展和人口老龄化。高技术医学的发展使医疗投入急剧增长，而对改善人类总体健康状况却收效甚微，即成本的投入与其实际效果/效益相距甚远。有资料表明，85%以上的卫生资源消耗在15%的危重患者治疗上，而仅有15%的资源用于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这种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不仅使政府不堪重负，也使公众十分不满。因此，人们迫切要求改变现行医疗服务模式，合理利用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使其得到及时、方便、价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以社区为基础的正三角形（又称金字塔形）医疗保健体系是目前世界公认的理想的保健体系。其宽大的底部是可以被群众广泛利用的、立足于社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的门诊机构（全科医疗诊所与社区健康中心）；中部是二级医院、慢性病院、护理院和其他能处理需要住院的常见问题的机构；顶部是利用高技术处理疑难危重问题的少数三级医院。医师人力有一半以上在基层从事社区卫生服务，体现了在卫生资源分配上对社区的倾斜；而所有民众的首诊医疗保健都在基层解决，体现了卫生资源利用对社区的重视。

这种正三角形医疗保健体系意味着不同级别医疗保健机构功能的分化：即不同级别的医疗保健机构各司其职，大医院集中于疑难危重问题和高技术的研究，并作为基层医疗的学术与继续医学教育的后盾；基层机构则全力投入社区人群的基本医疗保健工作。在医疗保健系统中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和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以较低的医疗费用、有限的卫生资源取得较为理想的居民健康效果。

社区作为医学教育训练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体现了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卫生改革的方向。作为社区卫生服务的学术核心和业务骨干，全科医生在承担基本诊疗工作的同时，还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历史使命。

生物医学模式的健康观认为，健康就是没有疾病。它在健康与疾病之间划了一条界线，可以称之为“非此即彼”。因为易于操作，所以被医生广泛接受。其缺陷是过于片面，不包括许多病理基础不明的疾患或功能问题；同时过于武断和静止，人没有疾病时也可能处于疾病前期，特别是许多慢性病。因而完全遵照这一理念将有可能失去疾病早期的有效干预机会。

世界卫生组织1948年提出的健康的新定义，即“健康是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这种定义适应现代社会的多元思维要求，认为良好的健康状况要由全社会共同创造，并强调自我保健责任。同时，它认为健康是一种“状态”，即把健康和疾病看作是并存于一个连续统一体中的动态过程，若能及时发现并控制作用于人体的健康危险因素和致病因素，开展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即可促使健康向疾病发展的进程逆转。而体现综合性保健观念的预防战略及其按照疾病自然史的不同发展阶段设计的三级预防措施，则为这种新型健康观提供了有力的工作手段。

慢性病三级预防是根据疾病周期（健康-疾病-康复）进行的综合性预防措施，它涉及预防、医疗、康复、心理、行为、社会等许多领域，需要多学科人员共同承担。但由于其出发点是慢性病的防治，临床医生是进行长期综合性照顾的骨干。全科医生作为个人和家庭的责任制保健医生，以在社区提供综合性、持续性、协调性服务见长，理应为社区、家庭和个人承担三级预防任务。

这一使命的提出，来源于“医学目的”（the goal of medicine）的讨论。这场严肃的学术讨论，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美国哈斯廷斯中心Daniel Callahan教授发起的。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有13个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参与了该项研究计划。该项研究号召各国医学界、政府和公众“审查医学目的”，敦促从“治愈医学”（cure medicine）和高科技医学优先选择，转移到“照顾医学”（care medicine），重点是预防疾病和维护、促进健康。

医学的传统目的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对抗疾病和延长生命，促进和维护健康，以及解除疼痛和疾苦。随着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对于上述三者之一，即对抗疾病与延长生命格外青睐，似乎只要投入足够的金钱和对科学的热忱，医学将能够治愈所有疾病，死亡被视为医学的失败。当社会越来越难以继续为对抗疾病付出高昂代价之时，当将大量宝贵资源（甚至是90%以上的资源）用于“最后的安慰”时，对医学目的的其他方面，如促进/维持健康、解除病痛却投入甚少，并处理乏术。为此，该项研究计划提出了新的医学目的：①预防疾病损伤，促进维持健康；②解除疾病引起的痛苦；③照顾患病与无法治愈者；④避免早死，追求安详死亡。

为了实现上述新的医学目的，需要在医院以外的广大社区发展“照顾医学”，以现代医学和替代医学（传统医学）为手段，实现为慢性患者解除痛苦并改善生命质量的目的；同时强化预防疾病与促进健康的有效方法的研究。因此，围绕着“生命周期”，以人生准备、人生保护、人生质量为中心发展照顾医学的重任就历史地落在了全科医生肩上。

纵观医学史，医生连续性照顾的做法是医生人性化服务的体现。然而，随着现代高技术医学的发展，各种诊疗设备代替了医生的体格检查甚至诊断思维，患者被视为疾病的载体，医生仅对其所患疾病感兴趣，而不知其作为“人”的期望与情感需求，医患关系越来越走向冷淡与对立。高技术医学作为“双刃剑”，在挽救了大量危重患者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副作用，造成卫生资源的高投入、低产出，服务的低覆盖和服务对象的低满意度。以上情况严重影响到医学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涉及社会公正和政局稳定等问题。

各国政府和医学界都认识到需要通过卫生革命改变一味发展高技术的弊端，纠正卫生资源配置的偏差，强调对基层医疗保健的投入，以适宜技术和高情感的手段，实现卫生服务的经济有效、高覆盖和高满意度。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家庭医生组织联合提出，在卫生保健系统实现优质、经济、有效以及公正的服务过程中，全科医生/家庭医生应该起到核心的作用。为了承担这一重任，全科医生必须对患者照顾能高度胜任，同时必须能将个人和社区的卫生保健融为一体。

在中国，建立全科医师制度是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转变的重要举措。建立分级诊疗模式，实行全科医生签约服务，将医疗卫生服务责任落实到医生个人，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发展方向，也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全科医生制度，有利于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形成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大医院合理分工的诊疗模式，有利于为群众提供连续协调、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状况。

全科医学的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中国内地。1989年，首都医科大学成立全科医师培训中心，1993年11月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成立，标志着我国全科医学学科的诞生。1994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设立全科医学科。1995年8月，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正式成为世界家庭医生组织成员。2000年9月，原卫生部在首都医科大学成立了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同时在北京等少数地区开始尝试进行全科医疗的实践活动。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全科医学处于概念传播、理论探讨和实践起步阶段。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大力培养全科医生”，这是推进中国内地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标志。1999年，原卫生部召开了“全国全科医学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全面启动全科医学教育工作。之后，国家先后制订了一系列全科医学教育、培训以及全科医生专业技术资格与注册管理的相关具体政策规定，提出了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发展目标，全科医师的培训开始进入规范化发展阶段。

2006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社区卫生工作会议，同时下发国务院《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高等医学院校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学科教育，积极为社区培训全科医师、护士，鼓励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之后，中央编办、国家发改委、人事、财政、社保、民政、卫生、教育等相关部门出台了9个配套文件。在全科医学学科建设与教育培训方面，要求医学院校开设全科医学课程，有条件的医学院校要成立全科医学系或教研室，将全科医学发展纳入学校重点学科建设整体规划之中；加强全科医学教材建设，组织医学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进行见习或实习等。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近期目标，以及“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为此，需要“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伍建设，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养培训，着力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水平和质量。转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机制和服务模式，完善补偿机制。逐步建立分级诊疗和双向转诊制度，为群众提供便捷、低成本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对长期在城乡基层工作的卫生技术人员在职称晋升、业务培训、待遇政策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完善全科医师任职资格制度，健全农村和城市社区卫生人员在岗培训制度，尽快实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

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有效地改善了我国全科医学发展的政策环境，推进了全科医学学科的发展。

为深入贯彻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精神，2011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2011年7月，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力争到2012年使每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乡镇卫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再经过几年努力，到2020年，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更好地为群众提供连续协调、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指导意见》要求改革全科医生执业方式。全科医生可根据需要多点注册执业，可以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职或兼职工作，也可以开办诊所。推行全科医生与居民建立契约服务关系。加强全科医生服务质量监管，并与医保支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挂钩。创新全科医生激励政策和方式，建立以按签约居民数获得服务费为基础的新激励机制，完善到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津贴政策。拓宽全科医生职业发展路径，完善职称晋升办法。

我国内地地区自1989年开始全科医学教育培训试点，1999年正式启动全科医学教育培训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建立了全科医学教育培训体系，包括高等院校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知识教育、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学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全科医师岗位培训和转岗培训、全科医学研究生教育、全科医学继续教育、全科医学师资培训等。为保证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保障教育培训质量，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文件要求建立全科医学培训基地，并组织专家编写相关教材。

早在我国全科医学教育培训工作正式启动之始，原卫生部明确提出：“在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选择有条件的高等医学院校或培训中心，逐步建立起以国家级培训中心为龙头，省级培训中心为骨干，临床及社区培训基地为基础的全科医生培训网络”。2006～2007年，原卫生部组织专家评审认证了34家全科医学专科医师培训试点基地，原卫生部毕业后医学教育委员会印发了《全科医学科专科医师培训基地细则》。201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了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建设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亿元，用于支持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进行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建设。旨在依托现有医疗卫生资源，建设一批规范化的全科医生培养基地。原卫生部医疗卫生服务监管司出台了《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认定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拟在全国建设100多个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基地。

社区卫生服务（community health service）是城市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目标的基础环节。社区卫生服务主要包括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建设和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是我国近年卫生改革、有效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重要举措。社区卫生服务是一种以社区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为导向，由政府主导、社区参与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它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一种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的新模式。

全科医学的发展与社区卫生服务的开展相辅相成。全科医学是为社区卫生服务培养业务和管理骨干的医学专业学科，经过全科医学培养合格的全科医生，是社区卫生服务的骨干；由全科医生提供的全科医疗服务是社区卫生服务中最理想的个体化照顾的服务模式。因此，根据社区卫生服务发展的需要培养高素质的全科医生是我国全科医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

随着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广泛深入开展和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需要，我国部分地区制订了全科医师职称系列和职称晋升标准。有数据显示，截止到2007年，全国晋升全科医学专业技术资格人员总计10 670人，其中中级专业技术资格9826人，高级专业技术资格844人（主任医师65人，副主任医师779人）。自2001年，参加全科医学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的考生人数逐年增加，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学历层次逐步提高。全科医生在岗人数逐年增多，全科执业注册有关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我国共有全科医生14.56万人（注册4.74万人，取得合格证书9.81万人），每万人口全科医生数1.07人。全科医生占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比例从2009年的5.3%提升到2013年的5.6%。

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基础工程，是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难题的基础环节，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医改全局和群众切身利益。

根据我国新医改框架下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要求，全科医生和初级卫生保健人员的数量不足，而各种专科、亚专科的医师却相对过剩。由于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可确保在最经济的地点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可以预测中国未来在贴近患者、医学发展、技术应用等方面将出现竞争趋势。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也将日趋显露推进全科医学加速发展的若干趋势。一个趋势是随着新的而且通常是昂贵的诊断治疗方法的日益增多，卫生保健的费用定额配给已经成为现实问题。另一个趋势是保健地点逐渐从医院向社区的转移。与此同时，越来越强调患者在医院之外治疗或者使院内患者能够尽早地出院，这也意味着要对更多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复合疾病患者和晚期疾病患者提供全科医疗照顾。而且，全科医疗也将受到新技术进展的影响，全科医生将实现医疗记录及决策分析的数字化和信息化。

中国医改的最新政府指导原则是“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强基层”就是强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服务能力。《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在我国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展望未来，全科医生在继续保持以个人为服务对象的医疗保健特征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开拓新的有竞争力的领域。全科医生在新技术面前必须不断加强自身能力提高；作为一个专业，必须通过研究不断完善本学科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