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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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为何人人写得一手好字

纸寿千年。历代书法家莫不渴望直接看到古人的真迹,以领略其笔墨神韵。而唐代以后,连王羲之的书法真迹都已消失殆尽,何况更早的汉代遗墨?

北宋大书法家米芾有幸看到过当时发现的汉代简牍,他大为震惊,认为“河间简牍乃书法之祖”。但限于当时的保存条件,这些简牍没有被更多的人看到。后人只能通过摩崖石刻和拓本、法帖来学习古代经典,但那些翻刻了无数次的法帖上还能留下多少笔墨神韵?

敦煌汉简的大量出土,加上现代文物保护技术的进步、照相印刷技术的发明,书法家们随时随地零距离面对古代墨迹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穿越时空的隧道,拂去岁月的沉沙,汉代书法的全部秘密袒露无遗,长期困扰中国书法的众多谜团终于真相大白。

长期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的复旦大学教授沃兴华兴奋地说:“汉简直接就是毛笔写出来的,你用不着做这个功夫了,什么‘透过刀锋看笔锋’,汉简书法的笔锋就在上面,很清楚的,不用再去想象了。我们通过笔锋还可以看到汉代人书写过程当中的提按、顿挫和粗细、起伏变化,完全没有失真,完全真实地保留下来的一种原始状态,对我们研究隶书的写法很有帮助。”

米芾 宋代大书法家

敦煌马圈湾签牌

敦煌悬泉置西汉帛书

额济纳旗居延汉简(甲渠候官文书)

此前,在将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人们不知道汉代人是怎么写字的。他们只能根据汉代的碑刻,像《史晨碑》《乙瑛碑》《曹全碑》去揣摩汉代人怎么写字。而真正的汉代墨迹只有简牍才有,别的地方看不到。

刘正成先生指出,汉代碑刻和汉简的区别就在于碑刻是当时的铭石体、铭石书,就是刻在石头上的书,相当于当时的印刷体、规范字;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汉简就是人们日常书写的字体。这两种体在汉代是并行不悖的。

那么,两汉时期的人们究竟是如何学习书法的?为什么数万汉简的书法都达到了令后人惊叹的艺术水准?这些不留名的书法家们为什么能够完成中国书法史上最伟大的变革?

我们先来看汉朝书法家使用的毛笔。

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的毛笔为实心竹制笔杆,杆首钻一孔,插入笔毛,以丝线捆紧,笔杆刷棕褐色漆,笔长19.6厘米,圆径0.6厘米,狼毫笔毛,长1.2厘米,锋径与锋长之比是1∶2。

额济纳旗居延汉简(甲渠候官)

玉门花海汉简仓颉篇

沃兴华教授仔细比较南方的战国楚笔与西北的汉代马圈湾毛笔,发现了二者的区别:一是楚笔笔锋长,如果按比例计算,是西北笔的3倍。二是楚笔将笔毛围在笔杆四周,中间空虚。而西北笔则夹塞在笔管中间,内部充实,中有硬毫笔柱,外有副毫辅被。这两个区别在书写中对字体风格的影响很大。楚笔锋长中空,只能用极小部分的笔尖作字,因此楚简的点画都是起笔稍粗,收笔处特尖,圆转处刚健有弹性,如昆刀切玉一般,非常细挺。而西北笔因为锋短中实,笔毫的运用不像楚笔那样限于锋端的一小部分,可以提按顿挫,八面出锋,因此线条的轻重粗细变换较大,点画形式比较丰富,尤其是起笔和收笔处可以处理成浑圆厚实的形式,与楚笔的效果截然不同。

敦煌简牍

敦煌马圈湾出土的汉代毛笔

看来只有马圈湾这样的毛笔才配得上“惟笔软则奇怪生焉”(东汉蔡邕语)的赞誉,也只有这样的笔才能造就西北汉简百花齐放的风格样式。

再来看汉朝书佐练字的习作。

斯坦因从敦煌汉长城烽燧发掘出的《急就章》,是汉代习字简,书法较为稚拙,显然是初学者的笔迹。

另一枚是玉门花海汉代烽燧出土的习字简《仓颉篇》。字体带有浓重的篆书意味,说明这是西汉前期的墨迹。当时启蒙的字书《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还是用篆书来传抄的,西汉中后期陆续编制和修订的字书才改用隶书。

出土简牍中有许多临摹作品,《居延汉简》45.10B残简从头到尾一气写了三十几个“以”字,不厌其烦,态度极其认真。507.2A简上连书6个“教”字,有行书至草书,一步步简略,可能是先生的示范。《敦煌汉简》中的一枚习字简上反复书写“临”字与“赐教”,正说明这种练习是有指授的。最典型的例子是1977年在甘肃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一批木简,其中有一枚觚,书写者冯时,他在觚的前半部分写了半篇武帝后元二年的诏书,在后半部分写了一封书信,曰“有往来者,幸赐时记,令时奉翁系严教”,诏书的字体比较稚拙,异体很多,属于临摹,估计这枚觚是作者临摹后请老师指教的习字作品。

沃兴华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书法家

河西地区长城沿线的汉简大部分是就地取材,以胡杨木、红柳、白柳木居多。单行文字的叫简,多行文字叫牍,多枚汉简用麻绳编联起来叫册。还有一种削成三棱、四棱或八棱的叫觚。觚多是练习写字用的,可以反复擦除、刮削。

沃兴华教授在汉代画像砖上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景,画面中有人在讲学,旁边的人都坐着听讲,他们腰里都别着一样东西,原来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在考古时发现它跟竹简、毛笔放在一起,才知道这些原来是一套文具,这种东西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橡皮。

李正宇先生曾专门研究过刀笔的形状。他说,所谓“刀笔”,汉代叫做“书刀”,周代谓之“削”。其形微弯(所谓“合六而成规”,即六个削合成一个圆形),上圆为环,以系缨结;两旁歧出、上翘下斜者,为手指握持之柄;下部为刀身,仰而上者为刀刃,用以削除字迹;其末尾部为笔尖,用以刻写;外侧凸突形,为刀背。盖刀、削同类而形异:刀刃向外,削刃向内(汉马融谓之“偃曲却刃”。阮元云:“凡刀,刃皆在外,削刃独在内。”)。

《急就章》习字木牍

敦煌汉简削衣

左图为敦煌汉代玉门关遗址出土的汉简削衣,那是汉朝书佐反复练习书法时用书刀从简牍上削下来的薄片,薄如蝉翼,但墨迹清晰。

还有敦煌出土的汉代砚台、写有工整隶书的汉代麻纸等等,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汉代对书法教育极其重视,即使是一些戍守边陲的小吏,一有空闲就练习书法,希望借此得到上司的重用和提拔。

两汉时期中国书法书体的剧烈嬗变和令后世仰之弥高的书法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汉朝以书取士的文官制度。

西汉政权建立后,丞相萧何制定汉律九章,其中《尉律》规定“学童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

这就是说,对于汉代的一个文职官员,即便是一个很小的诸曹掾史官职,都要求识九千字,比我们现在常用字三千字多两倍。这九千汉字不光要认识,还要懂得其音、义、形。字写得不好,甚至会丢了官帽子。

苏州大学教授华人德在研究汉代书法教育制度时,参照了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等文献,认为当时的书法水平考试依据的是秦八体书而非新莽时期的六体书。八体书就是大篆、小篆、虫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考试成绩优秀者由县推荐到郡,再由郡推荐到中央,层层推荐,逐级选拔,最后由太史令在太厂组织全国考试,最优秀的人,可授以尚书、御史,或者皇宫里面的史书令史,就是说写字最好的人才可以在中央国家机关担任文字官吏。

华人德

苏州大学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委员会副主任

汉朝政府把文字学和书法能力测试同国民的功名利禄直接挂起钩来,以此大力倡导习文练字,这在中外文化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汉代教育儿童识字和书写的学习场所称为学馆、书馆、蒙学、小学,广泛分布于乡村、闾里。学童习字写在觚上,左手执觚,右手悬腕而书,所以学童从小就练习悬腕。自西汉后期开始,上自皇帝、贵戚,下至官吏、儒生,都把书法作为自己应有的修养。

汉代律法对书写技能的重视,在许多汉代简牍中都有非常明确的反映。《居延汉简》50.10:“居延甲渠侯官第十燧长公乘徐谭功将,能书会计,治官民,颇之律令文……”《居延汉简》50.138:“张掖郡居延甲渠塞有秩侯长公乘淳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六岁,长七尺……”《居延汉简》562.2:“侯长公乘蓬土长当中劳三岁六月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此类例子还有《居延新简》52.36、52.333、59.104等等,不胜枚举,其内容都是关于任用官吏的才能及外貌特征的,并且都强调“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这说明当时读书人进入仕途,必须“小学、文学、律令和书学并举”。

华人德先生题字

汉代各级官吏中,“能书会计”的人很多,但是作为一个阶层,既懂小学、文学,又善书法的,还是令史和书佐。《史记·汲郑列传》如淳集解曰:“律,太守、都尉、诸侯、内史、史各一人,卒史、书佐各十人。”1993年2月在江苏东海尹湾西汉墓中发现的集簿一号木牍记载:“太守一人,丞一人,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十人,啬夫一人,凡廿七人。”《百官志》郡下本注曰:“阁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书佐是地方郡国行政机关中的书记秘书。

汉简有许多出于诸曹掾史或书佐之手,字写得非常漂亮,正可以说明“能书”的“书”一定还包括书法。《居延汉简》22.649“□□齿廿岁……书不中程,唯官谒言府”,这正是“书或不正,辄举劾之”的实例。

敦煌魏晋墓出土的镇墓罐

敦煌出土的汉代墨研

金塔肩水金关简册

敦煌出土的汉代砚台

对于有学者认为汉简和摩崖石刻都是民间书法的说法,华人德教授不敢苟同。他说,汉朝文职官员的入门条件是书法要很优秀,而且文字学功底要非常扎实,尽管这些石刻、汉简大多没有署名,但它们的书写者都是识过九千字、精通八体书的一流的书法家。现在好多人把它们统统称为不太识字的人写的民间书法,这是非常错误的观点,至少对于汉代书法是说不通的。

据沃兴华教授粗略统计,在西北简牍中,有书佐署名的作品仅有34枚,如《流沙坠简》簿书类137“书佐遂昌”,簿书类13“书佐通成”,《敦煌汉简》1838“书佐连卿”,《居延汉简甲编》40.2B“书佐安世”、192.25“书佐觻得传圭里赵通”、303.21“书佐樊奉”、303.49“书佐孙临国”,《居延汉简乙编》16.4B“书佐横、实、均”、20.7“书佐建”、75.6B“书佐苏良”、116.16“书佐郭外人”,《居延新简》17.1D“书佐贺”、51.657“书佐音助”、53.33B“书佐德”、57.23B“书佐恭”、22.462B“书佐参”。此外,还有不列姓名的书佐简,如《居延汉简甲编》113.18“内丞书佐十人”、149.15“书佐五人”、199.11A“书佐七人”。在数万件汉代简牍中,有记载的书佐人数总共只有58位。

额济纳旗居延汉简(建武三年)

沃兴华详细分析了汉简中记载的书佐的俸禄,发现这些书佐的收入并不高。他们所经手的各类文书很多,业务非常繁杂,《居延汉简》中就记载有制书、诏书、赦书、府书、牒书、爰书、簿书、署书、调书等等,不胜枚举。但是他们的俸禄却很低,如《居延汉简》303.49“书佐孙临国始元四年六月丙寅除,未得始元六年五月奉,用钱三百六十”,《居延汉简》303.21“书佐樊奉始元三年六月丁丑除,未得始元六年八月奉,用钱三百六十”。书佐月俸才三百六十钱,而且还是欠薪,这点钱能买多少东西呢?据陈直先生《居延汉简研究》有关“居延的物价”一文记载,“已得粟两石,值三百九十;广三石,值三百十”,“广”为“穬”字省文,《说文》“穬,芒粟也”,为低等的粟。三百六十钱只能买到三石穬,还买不到三石粟。陈梦家先生在《汉简缀述》中对汉简所见西汉武帝以后不同等级官吏的月俸列过一张表,共分28个等级,最高的都尉丞和司马月俸钱六百,最低一级的为一百,书佐的月俸三百六十钱,名列倒数第四。

启功《论书绝句百首》启功(1912—2005),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文献学家、鉴定家、红学家、诗人、国学大师。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西泠印社社长。启功奉行“半生师笔不师刀”的帖学书法原则,历来主张师法古人墨迹,反对取法碑刻材料,对敦煌汉简、楼兰残纸、敦煌写经等书法遗存格外推崇。

可见这些坚守大漠边关的书法高手们手头并不宽裕。

王岳川教授感叹道,尽管写汉简的大多数都是无名氏,尽管他们经济上都很窘迫,但是他们留在汉简上的那种潇洒,那种自然清新的状态,堪称中国书法的瑰宝。今天人为的书法、有意为之的书法太多了,甚至是有意地变态地去做作,是做书法而不是书写,因此应该向敦煌的汉简学习。

让我们静下心来,仔细欣赏这些自由奔放、灵动质朴的汉代书法墨迹,从中可以触摸到中国书法演变的历史脉搏,探寻汉代书法家们的心路历程。

额济纳旗居延汉简签牌

由于汉简是书法墨迹原件,又是率意之作,笔意豪放,墨趣天成,逸笔草草,尽显神韵,与那种推崇唯美主义的,笔法拘泥、工整见方、铺墨均匀、犹如印刷的匠人作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简体融合了书写者的真挚情感,创造出了生动的视觉效果,其夺人心魄的粗犷自然、锋行不羁,也正应合了“成天然之妙有,非力运而能成”的法书古训。

敦煌悬泉置西汉帛书

通常我们理解的汉隶用笔规则是:中锋运笔,藏头护尾,蚕头雁尾。而这三个规则,在汉简书法中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隶中的中锋运笔在汉简中同样使用但有所发展,有很多笔画(如撇、横及弧形笔)可明显看出是侧、偏锋写就。右倾的书写习惯使得草体的非中锋用笔比隶体汉简更突出,汉简书法的笔画采用方圆结合、刚柔相济,字体的夸张、变形表现在对张力的把握中,开合有度。因此,汉简书法用笔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造性地发展了篆书藏头护尾的用笔方法;二是用笔率意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弊;三是舒展恣意的波画的用笔方法;四是用笔能放能收,方圆兼用,标新立异。通过《居延汉简》可以明显地看出逆入平出、收笔藏锋的用笔方法,达到了“力在字中”的含蓄蕴籍之美,表现出雄浑的笔势美和强健的笔力美。此外,汉简中常有些装饰性很强的夸张笔画,如竖画和捺画尤为浓烈,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和线条的丰富性。

汉简书法最可贵的是它的点画和结构不受条条框框的约束,执着浑朴,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起笔干净利落,收笔果断遒劲,布白大起大落,疏密对比强烈。有藏锋露锋,有侧锋偏锋,甚至还有破散的笔锋,结体造型也因势发生,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有收有放,比篆书、分书灵活得多。显然,书写者具备了高超的书写技巧和把握节奏、韵律的能力。

敦煌马圈湾汉简章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