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其顿王国与地中海世界东部

重新审视希腊与波斯的关系

重置历史舞台

亚历山大是马其顿的国王。马其顿王国位于希腊本土北部，诞生于巴尔干半岛的一角，在与波斯帝国、希腊世界的密切联系下成长起来。它在吸收希腊文化的同时，国力得到了增强，到了亚历山大的父亲腓力二世的时代，马其顿征服了希腊世界，成长为巴尔干半岛最强的国家。亚历山大继承了这个强大的国家，进攻东方世界，远征的范围包括整个波斯帝国，最远处到达印度的西北部。为了讨论亚历山大，我们有必要将这个广袤的世界收缩到可以一目了然的程度。为此，我们首先必须摆脱已经成为常识的历史形象的束缚，设定新的历史舞台。

日本高中的世界史教科书里，古代希腊史与古代东方史的内容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给人一种感觉—— 二者分属完全不同的世界。古代希腊史虽讲述了希腊与波斯的关系，但只有希腊在希波战争中获胜，以及亚历山大东征与波斯帝国灭亡两项内容。马其顿王国在希腊衰退期突然崛起，但是大多书籍都没有记载其崛起背景和国家情况。在面向普通读者的《世界历史》系列中，希腊、罗马与东方被分在不同的卷册，东西两个世界的关系含糊不清。并且，希腊化时期的记载也是以亚历山大东征和希腊文化传播到东方为主题，希腊化史和东方史成为了完全不同的两段历史。

从这样的叙述中我们获得的印象就是：希腊与波斯常常处于敌对状态，亚历山大的远征开辟了东方世界的新时代。但是，这样的历史观是基于希腊人的立场，在今天，希腊中心主义广受批判。事实上，希腊文化是在东方世界的深刻影响下诞生的，希腊人与波斯人等东方各民族在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都有密切交流。从黑海经爱琴海到地中海东部形成了一个贸易圈，希腊商人往来频繁，众多的手工业者、雇佣兵为了生计也在这个贸易圈里流动。在政治上，希腊和波斯也并不是常年对立。在希波战争期间，许多希腊国家接受了阿契美尼德王朝对它们的统治。希波战争后，雅典、斯巴达等国频繁派遣外交使者到波斯王那里，请求缔结同盟或提供资金。波斯王乘机煽动希腊人，让他们内部对立，甚至还操纵了他们。波斯帝国版图从西亚一直延伸至印度西北部，在他们看来，希腊不过是隔海的西部边境而已。

过去对希腊化时代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如前一章所述，一般认为，由于东征，许多希腊人迁移到东方，传播了希腊文化，各民族间的交流变得频繁，希腊文化与东方各地的文化相融合而诞生了希腊化文化。然而，这过高评价了希腊文化的贡献。阿契美尼德王朝对征服的各民族实行宽容政策，在其统治下已经实现了多民族间的和平共处。阿拉姆语作为国际语言得到广泛使用。在文化层面上，波斯人积极学习埃及、亚述等地的先进文化。正如波斯波利斯王宫的浮雕所显示的那样，他们用独特的方式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另外，他们还建设了“御道”及驿站制度等交通和通信网络，构建了有效的统治体系。亚历山大在东征时也充分利用了上述制度和组织，用今天的词语来描述的话，可以说活用了基础设施。

可见，在亚历山大之前，东西两个世界已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只有立足于此，才能考察亚历山大登场的背景及东征的历史意义。让我们“重置”迄今为止的常识，首先从希腊和波斯的关系入手。

希腊世界的兴起与东方世界

公元前8世纪以后，在希腊本土与爱琴海一带诞生了许多独特的小国家，被称为“城邦”。城邦是广义上的城市国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市民聚居在被称为卫城的山丘周围，共同承担政治、军事职责，共同治国。城市周边的宽广农地被分配给自由身份的农民。起初贵族独占政权，后来政体逐渐演变，最终占市民大多数的平民也能参与政治。城邦是极小规模的国家，被视为市民的成年男子的数量通常只有数千人，小的城邦甚至只有数百人。鼎盛时期的斯巴达和雅典是例外，前者有近一万市民，后者则拥有四万市民。此外，希腊人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期间，在黑海和地中海沿岸地方建立了许多殖民城市，频繁开展交易活动，同时扩大了希腊世界。据推算，城邦的总数多达一千五百个。

此时在东方，亚述人于公元前8世纪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建立了帝国，将版图扩大到埃及。在小亚细亚，弗里吉亚王国兴盛，经由地中海东部、小亚细亚沿岸及内陆的贸易发展起来。东方先进的文化给予希腊人巨大的刺激。希腊人不仅改良腓尼基文字，创造出拉丁文字，还在雕刻、建筑样式，以及冶金技术、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积极学习东方世界。因此，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被称为东方化的时代或东方样式化革命的时代。像这样，在东方世界的影响下，独特的希腊文明诞生了。

在希腊世界中，小亚细亚西岸的爱奥尼亚地区受到东方文化的深刻影响，当地城邦最先得到发展，文化繁盛领先于希腊本土。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紧邻这一地区东部的吕底亚王国兴盛起来。该国君主夸耀自身繁华，非常关注希腊文化，向德尔斐等希腊圣地进行大规模捐赠。公元前6世纪，该国克罗伊斯王首先征服小亚细亚沿岸的希腊诸国，强制其朝贡，反而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亚洲大陆的希腊人得以继续享受繁荣。

这一时期在希腊本土，斯巴达在王权的引导下，确立了全民专注于政治和军事的独特国家制度，并与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各城邦组成同盟，成为希腊首屈一指的强大势力。雅典则在公元前6世纪初实行梭伦改革，迈出民主政治的第一步，之后在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下发展工商业，中小农民的生活也安定下来。僭主政治倒台后的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梯尼改革国家制度，确立了以重装步兵阶层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此外，波奥蒂亚、色萨利、福基斯、洛克里斯等地的许多城邦都通过共同的方言和宗教联结在一起，各自形成了松散的联邦制度。虽然落后于爱奥尼亚地区，但是希腊本土的各国也逐渐实现了政治上的发展。

而使这种状况发生巨大改变的是波斯帝国的建立和西进。

波斯帝国的西进

波斯人从中亚南下，公元前700年左右，在扎格罗斯山脉东南部的帕萨（希腊语称“波西斯”，即“Persis”）地区定居，受到埃兰人和米底人的影响组建了王国。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即位，波斯开始了频繁的征服活动。公元前546年入侵小亚细亚，消灭吕底亚王国，并征服了小亚细亚沿岸地区的希腊人。公元前539年占领巴比伦，统一东方世界。其后，冈比西斯二世征服埃及，自此出现了空前的大帝国。公元前522年冈比西斯逝世，大流士一世篡夺王位，用一年时间镇压了全国各地的叛乱，确立了王权。此时，帝国版图从埃及经中亚直达印度河流域。他将领土分为若干行省并设总督，整治“御道”及通信网；另一方面，对统治下的各民族采取宽容政策，准许自治，等等，确立了作为世界帝国的管辖体制。到底如何统治众多宗教、习惯各不相同的民族，对此，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作出了榜样。这种管辖体制被后来的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视为范本，继承了下来。

大流士进一步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沿黑海北上，远征斯基泰。远征虽以失败告终，但以此为契机，波斯帝国将势力扩张到欧洲一侧。当时的巴尔干半岛，从爱琴海沿岸开始，越过海姆斯山脉、罗多彼山脉直到多瑙河，都是色雷斯人居住的地区。他们分为多个部族，并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其西部紧邻的斯特鲁马河一带居住着派奥尼亚人，再往西就是马其顿王国。被大流士留在欧洲的将军美伽巴佐斯，于公元前510年左右征服了色雷斯地区，将派奥尼亚人强制迁往亚洲，并使马其顿王国臣服。直至波斯被希腊打败并撤退为止，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巴尔干北部都属于波斯帝国。在此期间，东西贯穿品都斯山脉的贸易之路，经由爱琴海北岸通往小亚细亚，甚至到达多瑙河流域，贸易活动十分兴盛。色雷斯和马其顿的王公贵族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模仿波斯式的生活方式。例如，马其顿国王狩猎用的广阔庭院可能就是受到波斯人的影响。

公元前499年，爱奥尼亚地区的希腊人叛乱，六年后被镇压了下来。之后，大流士迫使爱琴海岛屿和希腊本土的部分人承认其宗主权。波斯人的统治是通过国王及波斯高官与各国统治者之间的个人友好关系实现的。希腊各城邦的统治阶层依赖波斯人作后盾以维持自己的政权，而波斯方面，则通过向行善的希腊人给予土地和村庄作为报偿，来确保他们的忠诚。对小亚细亚沿岸和爱琴海一带的希腊人，波斯人则通过密布的私人友情关系网络维持其统治。

雅典之海

爱奥尼亚的叛乱得到雅典的支援，以此为导火索，公元前492年爆发了希波战争。公元前490年，大流士一世向雅典发兵，在马拉松战役中败北。继任国王薛西斯在前480年亲征希腊，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败退，剩余的陆军也于次年在普拉提亚战争中败北。最后，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

然而，波斯军队虽然战败，但余威尚存。公元前477年，以雅典为中心，爱琴海及周边各城邦结成提洛同盟，以防备波斯军再次来袭。

希波战争中，希腊舰队的反攻作战范围到达小亚细亚西南部，大陆上的希腊各城邦得以摆脱波斯的掌控。如此一来，爱琴海成了希腊之海——准确地说是雅典之海，因为雅典对希波战争的胜利贡献最大，凭借其威信及强大的海军实力称霸爱琴海。从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在政治家伯里克利的领导下，雅典确立了直接民主政治，垄断了提洛同盟的资金，用于兴建帕特农神庙等众多公共建筑设施。雅典作为希腊最大的城邦，在政治及文化上都迎来了最鼎盛的时期。

另一方面，希波战争之后，希腊的奴隶制发展起来，以亚细亚人为主的大批奴隶被带到市场买卖。在雅典，除相当贫困的市民外，每个人一般都拥有两三个奴隶，中等阶层拥有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奴隶用于役使做家务和农活。奴隶制得到普及，并成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于是产生了“外国人即奴隶”的观念。原本仅指非希腊人的词语“barbaroi”，也有了“野蛮人、蛮夷”等歧视含义。波斯人被看作“野蛮人”的代表，只有他们的国王是自由身，其余人都被视为奴隶。希波战争的胜利是希腊反抗东方专制国家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这种思想产生于全盛时期的雅典。每年在祭典上演出的悲喜剧也都重复着“外国人野蛮落后”的老调，它成为固定观念，深深浸透到希腊人的脑海中。

然而，上文所述的其实只是希腊、波斯关系的一面。希腊人憧憬丰富多彩的波斯文化，在政治上希腊各国也渐渐受到波斯国王的摆布。

波斯文化的流入

希波战争之后，丰富多彩的波斯文化流入希腊世界。在近代以前，战利品为人们详细了解异国文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战争起到了广义的文化交流作用。希波战争之后的希腊人也不例外。他们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从波斯人那里缴获了豪华的家具用品，不仅感到惊艳，还进行了仿造。例如，雅典建造的执政团成员聚会所是圆形的，别名叫作“Skias”（太阳伞），据说就是模仿了波斯国王的帐篷或是伞的形状。另外，伯里克利在卫城的山麓建造了名为“odeion”的建筑物，四边是60米以上的方形柱子队列，共81根，以9×9的形式排列，支撑着四棱锥形的屋顶。虽然该建筑的目的尚不明确，但其样式不是当时的希腊能够设计的，一般认为是模仿波斯王帐篷而建的。有学者认为，提洛同盟各国的贡品在这里展出，因此“odeion”是为了夸耀雅典的权力。这和波斯波利斯的觐见大殿、玉座阁显示出来的“权力的表象”这一思想有相通之处。如果根据这种解释，则“odeion”表明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即雅典的公共建筑采用了波斯宫殿的设计理念。

对波斯风格的喜好还扩展到个人层面。例如，有的陶壶上描画了穿着东方风格长上衣的男女和手持伞或扇子的女性。服装是政治的视觉化表现，上层市民为了表现自己优越的地位，身着东方风格的服装；女性外出时让奴隶撑着太阳伞，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波斯，伞是权力的象征，因此浮雕上会刻有侍者在国王背后撑伞的场景。另外，雅典派出的外交使节接受波斯王的豪华赠品，带回各种舶来品，其中最有名的是皮里兰佩带回的孔雀。雅典使节们的见闻和礼物，令越来越多的人对波斯产生兴趣。

诸如此类，雅典人一方面蔑视波斯人，视其为奴隶，另一方面却又强烈憧憬波斯丰富多彩且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特别是上流阶层，他们竞相追求波斯风格，并以之彰显其社会地位和独特之处。

波斯帝国边缘的希腊

雅典海上统治地位的发展威胁着陆地霸主斯巴达。公元前431年，两国为争夺希腊世界的霸权，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伯里克利死后，雅典政治家们为迎合民众，鲁莽作战，过度耗费了国力。两国竞相向波斯王派遣使节以求得资金援助，斯巴达利用从波斯得到的资金打造舰队，最终击败雅典海军，逼其投降。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掌握海上霸权的斯巴达对希腊诸国实行高压统治，并以解放复归波斯统治的希腊各国为名义，侵犯小亚细亚。波斯王为消除斯巴达的威胁，向雅典和底比斯等强国提供资金支持。这些国家结成了反斯巴达同盟。公元前395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如波斯所期待，斯巴达从小亚细亚撤军。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斯巴达和波斯都担忧雅典恢复海上霸权，便于公元前386年缔结议和条约，结束了战争。此条约一方面保障各城邦自由和自治，同时又承认小亚细亚的希腊人从属于波斯王。因本土和爱琴海一带的全部希腊国家都加入到条约中，所以又称为普遍和平条约（也称波斯国王和约，或取自斯巴达使节名，称安塔西达斯和约）。就这样，以波斯为后盾的斯巴达再次君临希腊，但因出卖了亚洲大陆的希腊人而遭到谴责。

此后，处于斯巴达支配之下的雅典再次奋起反抗，于公元前377年以自由和自治为旗号复兴海上同盟。同时，底比斯谋求霸权，挑战斯巴达，于前371年在留克特拉战役中大获全胜，使斯巴达从最强国的高位上跌落下来。而波斯国王则从这些强国争霸中获渔翁之利。波斯王挑起希腊人的内部战争，并更改普遍和平条约，不允许任何一国手握霸权，以便操控各国。如此一来，希腊人合力进攻波斯的隐患消除了。由此，公元前4世纪希腊被禁锢在普遍和平条约的框架中，受制于波斯国王。

在战火连绵的希腊，由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没落，众多市民离开城邦，为了生计成为雇佣兵辗转各地。希腊雇佣兵是优秀的战士，颇受好评，波斯王和小亚细亚的总督们都积极雇佣。而雅典的将军们为了谋求个人利益也前往国外，作为雇佣兵首领大展身手。至于斯巴达，在留克特拉战役大败之后，国王亲自领兵受雇于埃及王，所得收入用于重整国家财政，可谓“全民打工”。埃及于公元前4世纪时叛离波斯，波斯王为恢复宗主权数度对埃及用兵。因埃及、波斯双方都依靠希腊雇佣兵，因此只是希腊人之间的作战而已。

在波斯国王的控制下，希腊各国战火连绵，国力不断被消耗；希腊人为谋生而流浪于国外，受雇于王侯，成为雇佣兵。这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处境悲惨，只能被称为“波斯帝国的西方边境”。令这样的希腊臣服的，是马其顿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