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都市化与城市化的区别及其影响

作为城市化的升级版本与当代形态，都市化与城市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作为人类聚集方式在空间形态上的演进，两者最大的共同之处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从自然向社会、从农业地区向城市空间的流动与聚集。而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这样几方面。首先是人口的流动与聚集的规模有重大的差别。这可以用世界城市人口在近两个世纪中的增长来说明。在城市化起步的19世纪初期，世界城市人口十分有限，并且增长缓慢。有关统计表明，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比例为1%，100年后为13.6%。举两个更具体的例子，如1816年德国城市人口略多于250万，至1895年达到1300万；巴黎在1800年为50万，至1891年达到250万。但这个增长数字与20世纪是有天壤之别的。有关研究表明，1998年世界城市人口迅速上升到47%，这比19世纪整整提高了33.4个百分点。有关预测则表明，至2006年，城市人口将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一半。由此可知，在对人类空间聚集规模与方式的影响上，都市化进程是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无法比拟的。其次是流动的方向与聚集的空间有本质不同。作为城市化的高级形态与当代升级版本，都市化意味着人口、资金、信息等社会资源向少数国际化大都市、国家首位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高速流动与大规模聚集，这不仅在时间上表现为节奏越来越快，在空间上也呈现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新特点。从人口迁移看，2003年，美国的10个大都市带区域的居民已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从经济资本看，如美国三大城市群（大纽约区、五大湖区、大洛杉矶区）的GDP占到全美国的67%，日本三大城市群（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的GDP占到全日本的70%。从文化产业看，如美国的好莱坞、日本的动漫产业等已成为全球居民的日常文化消费品。仅一部《泰坦尼克号》，就拿走当年全部电影业收入的1/10。如果说城市化进程直接改变了农业文明及其传统生活方式，那么，都市化进程则导致了文明与自然、城市与乡村以及城市本身全方位的沧桑巨变。

都市化进程尽管肇始于发达国家与地区，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已成为当今人类生存与发展最重要的现实背景。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与地区而言，在都市化进程中的冲击与裹挟下，它们从一开始就丧失了其发展的“自然历史进程”，并表现出更加强烈的都市化倾向。这当然有被逼无奈的成分，因为它们实际上已不可能再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走城市化之路，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由于政治制度落后、工业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发展先天不足，特别是时间紧迫、环境复杂等原因，都市化进程给它们带来的不是利好，而是巨大的变革阵痛，有些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

都市化进程对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样三方面。

一是大城市的“首位率”（首位度）迅速飙升。首位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表明其不同规模城市的差异程度。都市化本身意味着人口向国家首位城市或地区中心城市高度集中，它在给首位或中心城市带来巨大压力的同时，也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地区差异更加明显，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巨大。首位率高，既表明国家人口分布的不合理，同时也是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根源所在。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口规模巨大，有关统计表明，1950年，世界上有83个城市人口超过100万，其中三分之二位于经济发达国家；而到了1990年，超过100万的城市为272个，但三分之二都位于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1960年人口为500万，到1994年上升为2200万，超过了全国总人口的20%，成为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城市。以印度为例，德里在1947年独立时只有100万城市人口，如今已达到1400万。班加罗尔的人口则由20世纪60年代的100万上升到目前的600万。孟买的人口已超过1800万，成为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如此大规模人口在都市化进程中的高度集中，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

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转向。200多年前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依靠的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工业体系，如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矿山开采、冶铁、蒸汽机、机械工业制造等。工业文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恶性地损耗了资源、环境与主体的精神世界，使它们无法再承载进一步的发展。反思与清理工业化的后果与遗患，是都市化进程的核心任务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化进程最重要的推动力可以称之为后现代工业，如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等。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差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基础都比较薄弱，其城市化还需要依靠已过时的现代工业，这使其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遭遇到双重困境：一方面，要想迅速完成“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就必须花大力气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与工业系统，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短缺以及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的障碍，又必须对工业化本身进行反思、批判与超越。以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翻了两番，但它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仅其“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严重地污染与破坏了环境，更令人担忧的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扭曲的经济结构”。前者如原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后代子孙，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后者如原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指出：“如果不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扭曲的经济结构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校正，相反还要有继续恶化的可能。”举两个例子，在1999年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报告中，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有9个在中国。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公布了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其中有16个都在中国。如何改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三是“城市发展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在都市化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越来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模式与实践中面临更多的挑战。以印度为例，由于都市化进程带来的机遇，2003年其经济增长率仅次于中国，达到8%，并在代表未来工业发展方向的计算机软件产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所以瓦杰帕伊在竞选中雄心勃勃地提出2020年把印度变成世界超级经济大国，还提出“宝石”计划，即把几个大城市建成国际化大都市。但都市化进程也使发展中的印度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有人形象地说，在印度10.5亿人口中，有80%以上是连自行车都买不起的“牛车经济”，15%生活在“两轮车经济”（小型摩托车），只有2%的人过的是“飞机经济”生活。另一个数据表明，印度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联合国最低标准）有3亿人（印度官方2000年统计的贫困人口为2.6亿，占总人口的26.1%）。都市化进程中贫富差距的拉大，不仅成为印度社会的顽疾，也使执政6年的印度人民党在2004年的大选中惨败，雄心勃勃的总理瓦杰帕伊不得不交出政权。又如秘鲁首都利马，其人口、财富在20世纪60~70年代就占到全国的20%与50%，如此高度的集中必然使各种“城市问题”与“城市病”变得空前尖锐与激烈。都市化进程不仅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许多具有“都市化”特色的“新城市问题与危机”。如由于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与集中，使原本因分散居住而相对平静的种族、文明、地区矛盾日益激化，2005年法国巴黎地区的社会骚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又如都市化进程不仅使传统乡村社会的有机性进一步衰落，也使现代社会学家一直关注的“社区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如西方学者指出：“由于经济的国际化，社会上层的交往越来越是国际指向的，而对本地下层居民的服务需求日益减少。与此同时，社会下层与上层阶级的联系减少，与主流社会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不相干，从而造成本地社会团结程度的降低、社会联系的断裂、空间上的分离、碎化和极化。”还有就是都市人自身的精神生态与心理问题。如果说，城市化进程已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过多的问题，如城市社会学家经常讲的“社会解体”“道德上冷漠无情”“政治上不负责任”“人格被贬低”等，那么，在快速的都市化进程中，这些问题同样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方式迅速地滋生与蔓延着，并直接影响到都市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