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篇包公小说
——《清风闸》
《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的出现,使包公故事得以丰富和广泛流传,也推动了包公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明末清初,苏州地区的一批戏曲家创作了不少包公传奇剧,如李玉的《长生像》、朱佐朝的《乾坤啸》以及他与朱素臣合作的《四奇观》。另外还有石子斐的《正昭阳》、唐英的《双钉案》、程子伟的《雪香园》、无名氏的《琼林宴》《双蝴蝶》等。与昆腔传奇演出包公戏的同时,康熙末年即已兴起的“花部”(地方戏)也频频搬演着包公断案的故事。例如唐英的《双钉案》就是从地方戏反串过来的。乾隆年间的著名学者焦循说:“花部中有剧名《赛琵琶》,余最喜之,为陈世美弃妻事……”(《花部农谭》)可见,在《百家公案》中,《秦氏还魂配世美》已被搬上舞台。在包公戏盛演的同时,乾隆年间出现的《清风闸》,显示了包公小说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
包公小说从宋代话本一直到《百家公案》《龙图公案》,均以短篇形式出现,有的甚至是微型小说。尽管小说中的故事已经相当多,但从小说艺术创作的要求看,情节还比较简单。一般的模式是:从案发过程到包公断案;叙述语言多于描写语言,不够丰富生动;各篇侧重于对公案的叙述,人物形象的塑造未成为小说创作的重心。
《清风闸》却是一部中篇小说,共有四卷三十二回,这种体裁形式的产生表明,包公断案的故事内容已日趋丰富,以往的短篇形式难以容纳。就此而言,《清风闸》在包公小说的发展上有着自己的贡献。另外,它还有若干新的特色,值得我们注意。
(一)作者和小说的情节内容
以往的包公小说都未能留下作者的姓名。《清风闸》的作者姓名和生平却被文人墨客记载下来。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九《小秦淮录》写道:
浦琳,字天玉。右手短而捩,称子。少孤。乞食城市。夜宿大房……邻妇有侄以评话为生,每日皆演习于妇家。子耳濡已久,以评话不难学,而各说部皆人熟闻,乃以己所历之境,假名皮五,撰为《清风闸》故事。
由此可见,浦琳即是《清风闸》的创作者。《扬州画舫录》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由此可知浦琳生活于乾隆年间。浦琳不仅创作了《清风闸》,而且还赖此成为名噪一时的扬州评话艺人。李斗在上书同卷还写道,他“养气定辞,审音辨物,揣摩一时亡命小家妇女口吻气息,闻者欢咳嗢噱,进而毛发尽悚,遂成绝技”。卷十一说:
“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皆独步一时。”
金兆燕也是当时生活在扬州的一位著名文人,他专写了一篇《子传》收于《国子先生全集》中,比李斗的记载更为详细:
浦琳,字天玉,扬州江都人。少孤贫。十余岁无立锥地。日持篲扫街市积尘弃砾,至河滨淘漾之,得分厘以自给。夜则宿街亭中,为巡逻。有遗于路者,琳觅其人数日还之。其人欲分其半以赠,琳曰:“吾扫街尘足以不馁,子之金有余,吾之金无穷也。”卒谢去之。琳不读书而好行善,见人有骨肉相伤、朋友相弃者,必力为劝救之。一日,过市肆闻坐客说评话,悦之,曰:“为善为恶,其报彰彰如是,奈何世之人如叩 扪烛 埴而索涂哉?”遂日取小说家因果之书,令人诵而听之,听之一过辄不忘。于是润饰其辞,摹写其状,为人复说。听之者靡不动魄惊心,至有欷 泣下者。扬州仕女争艳羡之。琳体肥,右手短而捩,人呼之曰“子”。春秋佳日,弦管杂邃中,必招浦子说书,以为豪举。琳于是挟厚资,益利济人。尝冬日说范叔涕袍故事,曲尽冻丐之状于富室诸女郎前,且曰:“我少年时亦犹是也。我将罄所蓄制棉袄施冻人,种来生温燠。”众女郎感其言,尽发囊篚,侍女灶妾,亦有脱簪环以助者。是冬奇寒,雪深三尺,而城外乞儿无不挟纩者,琳之力也。……琳终身不衣绣缎,食止肉鱼,见山珍海错,则不下箸,曰:“贫贱人安可折后世福耶?”无子,有女四人,以其婿李姓之子为孙,名继宗,而传其技于弟子张秉衡、陈天工,皆有声誉,年五十六卒。
这段传记虽然未提及浦琳编创《清风闸》及其说书的艺术水平,但对他的生活经历、为人品德介绍甚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清风闸》中他自己“所历之境”。
浦琳作为一位评话艺人,他的文化修养因为“少贫”而很难达到较高水平,这是古代说话艺人的普遍情形。《清风闸》的故事是他“以己所历之境”编撰出来用以口头讲说的,它如何被写成小说却不太清楚。现存的《清风闸》刊本有嘉庆己卯(1819年)春孝轩巾箱本、同治甲戌(1874年)重刊本,均未署作者或整理者的姓名,只有一篇署为“梅溪主人”的序文。这位“梅溪主人”是否就是《清风闸》故事的笔录和整理者,序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清风闸》的故事情节与宋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有相似之处,但是新创成分更多。故事一开头就交待了“清风闸”之名的由来:
浙江台州府木材商孙大理偕同胞弟孙文理带着妻子汤氏、女儿孝姑到江南贩木材。在一个江边渡口,大理一家与文理失散,糟糕的是银钱货物均在文理那里。孙大理无可奈何,同妻女住进定远县一家客店里,眼看行囊尽空,生活无着落了。为人敦厚的店主王小二夫妇资助他开起一家小酒店,生意还很兴隆,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一天,好运又降到孙大理身上。县衙中的书吏刘公到店中吃酒,闲聊中得知大理能写会算,便荐他到县衙中做贴写书吏。一介小生意人竟能到衙门做公人,沾得一些官气,自是求之不得的事。孙大理关了酒店,入衙做吏,并在城外清风闸旁建起房宅一所,一家三口自此悠闲度日,似乎比先前搞生意营运强得多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妻子汤氏染上重病亡故,这使孙大理十分伤心,又十分烦恼,因为女儿孝姑尚幼,自己修行公门,便难以照管女儿。思虑再三,他决定续弦。这个决定本来是为了减却烦恼寻求安慰,可是带来的却是更大的烦恼,原因在于所娶非人。续弦强氏是个生性风流之辈,非但对孝姑不理不睬,连对孙大理也无好脸色,因为他已年过半百形容衰老了。
如果没有他人介入,孙大理新的三口之家也许就这般别扭地生活下去。正巧有个年轻后生孙小继,流落定远县行丐。孙大理恰巧碰见,看见他可怜模样,又听他说与自己是同乡,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便将他带回家里,并且将他认为螟蛉之子。然而,孙小继似乎太顽劣,他竟与烟花女二姑娘厮混上了,欠下一屁股债不能偿还。这件事被早已对小继有意的强氏发现,于是她以资助为由连哄带逼地将他变成满足自己淫欲的伴侣。别扭的家庭已经出现问题,可是孙大理尚不知晓。一天,算命先生预言孙大理夜半三更将死,他却将信将疑。而强氏竟趁机逼孙小继共同将他勒死,应了算命先生的预言。接着,强氏就逼孙小继与她成婚。孙小继虽是螟蛉之子,毕竟与强氏有母子名分,这种婚姻当然遭到众人的唾骂。
接下来是强氏与孝姑之间的矛盾。孝姑是孙大理亲生女儿,对于强氏的犯罪、乱伦勾当,她无疑是个障碍。于是,强氏便招来市井媒婆张老太,由她牵线将孝姑嫁给皮奉山。皮奉山外号“皮五癞子”,是个远近闻名的市井无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而且嗜赌成性。孝姑嫁给他后受尽苦楚。后来孙大理显魂皮奉山,告诫他不可亏待孝姑,又助他在赌博中赢了一笔,于是日渐发迹,成为富甲一方的财主。
再说孙文理与哥哥一家失散后,带着木材同郎丰、毛顺两个伙计到了建平县。木材贩卖成交后,得银三万余两。大笔银款使两个伙计产生歹意。他们将文理用酒灌醉,然后用石头使其坠沉江中,还修书将其妻孙氏骗到建平县,欲行强奸。孙氏奋力反抗,亦被二人杀死,抛尸河中。
包公巡行江南,私访凤阳府,大理、文理并孙氏冤魂显现。包公知有冤情,经过一番查访,终于将谋杀他们的所有罪犯抓获正法。
《清风闸》中,夹杂着相当多的鬼神描写和因果报应思想,对强氏也刻意把她当做歹毒的“祸水”来描写;但是,它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孙大理和孙文理兄弟被害,实际上是两种性质的谋杀:一是因“色”杀人,一是谋“财”害命,这两种杀人动机毫无疑问是邪恶的。孙小继本是乞丐,被孙大理所救收为养子,他却恩将仇报,与养母通奸,这种行为违背了中国百姓的道德标准。乱伦、谋财、忘恩负义无论在哪个时代都是被谴责的,何况它带来的是善良、本分的人无辜被杀。作品对它们的贬斥,反映了广大小生产者的道德评判和爱憎。
(二)市井游民——“皮五癞子”
《清风闸》借用了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的情节框架,浦琳在编创这个故事时更多地融入了自己“所历之境”,故事的重心已由包公断案转向对他所熟悉的市井生活、市井人物的描写,尤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市井游民——“皮五癞子”的形象。
皮五癞子本名皮奉山。他无父无母无兄弟姐妹,孤身一人;他无房无地无产业,一贫如洗。然而,市井生活的环境使他不像农民李逵那样大胆造反,而是沾染了一身的恶习,首先是赌。且看小说在他娶回孝姑后的一段描写:
再言孝姑见丈夫出去至晚不归,一连去了七天,到了第八天,五爷回来,姑娘站起喊了一声五爷,一把抓住:“你早出晚归做何生意?”五爷言:“叫声奶奶,你真的好悬呀!你也不访访我的底子就嫁给我了。奶奶,待我告诉你,耳朵听着了。待我说一个官衔,你听听,听真了:我是朝廷逆子的花头顽民,鹞子的魔米里的蠹虫,按上界烧酒星君临凡,自机窝王大帝在位的。姓皮名奉山,捕号五癞子。你可知道么?”姑娘听了哭道:“五爷呀,你道酗酒行凶赌钱打降,倒不是个无赖之徒了么?你家中妻子柴不管来米不管,叫你妻子问哪一个要呢?”“奶奶你不要噜嗦,你再要说长问短看我太平拳头,你试试瞧。我吃酒赌钱,哪一个管得我下来?连父母都管我不下,何况你!”五爷大气跑掉了,又到 溪王二家赌。到了三鼓时分回来,吃得大醉,直奔城根,大喊:“孤王摆驾回宫,众大臣闪开!”再言一宿已过。次日,五爷一亮把床上的被一摘就跑,可怜姑娘还未起来,也顾不得了,直奔得典当了八钱银子,连票子卖了七百文,走到王二家,一输输得干干净净。三更方回,吃得大醉,家睡了,打的是抽牵扭肘胳 葡萄呼。到了天大亮,又把褥子拉了去,典得六钱银子,票子倒卖了四百文,到王二家又输去了。仍然三更“孤王摆驾回宫”。第三天爬起来没有法想,同姑娘开口。姑娘回了他几句言语,他走上把姑娘簪子一拔飞跑,当出钱来,又赌到三更天,仍输得手里空空。(第十四回)
他身无分文,做媒的张老太送给他被褥,却被他拿去典当做赌资,而根本不顾新婚妻子的饥寒交迫。到后来,实在无物可赌了,他竟将一块马桶盖用布包着,骗赌友说是一块宝镜,押作“赌资”。真正是嗜赌成癖!
其次是横。这在上引的一段描写中即已表现,再引一段以资证明:
话说皮五癞子听见爆竹之声,沿途探听。谁知南门城口有一个姓张的开张一个粉团店,今日挂牌开市。门口热闹非常,排了许多桌凳,上下人共七八个,忙个不了。五爷到了粉团店门口,一看有张桌子,摆些粉子堆了一堆,有豆沙的,也有肉的,放在桌上。外面有些人在快等粉团,推格不开。谁知皮五爷进了店,恭喜了一声坐下。闻见粉团一阵香味到了十二楼,杀馋补虚开胃口,皮五爷忍不住,开口问道:“开店的,你姓什么?”开店的答道:“我姓张,兄弟三个,住在南京水西门城外。大家兄叫张崧,今年四十二岁,有个侄儿二十四岁。二家兄叫张宗,年三十六岁,有一个侄女儿十八岁。我小的年纪二十八岁,尚未有后代,生过数胎不存。”谈了半会闲话。说毕了,五爷开言叫声:“店东,你赊几个粉团我吃吃。”店东说:“今日我才开店,利自甚微,未曾大发利市。我小店一概不赊,况你尊驾我又不相识,请到别处赊罢。”皮五爷听见这一番话,他有底气,叫声:“店东,你看放亮些!开弓没有回头箭,一定要赊么!当初你家令尊翁姓张,你们兄弟三个,……”一长一短说了午日语,谁知俱是张三告诉的话。五爷又说:“你家令尊当日借我家父亲四佰两银子,至今本利未还。到了如今你开了店了,认不得相好的了。我今日来恭喜你的,说赊几个粉团你倒一毛不拔了。爽利些是你的造化,若要没得,就将历年本利一并算还我,我就罢了。要是没得还我,我叫你这个三官店开不成,同你打场恶官司,花得你干干净净!”旁边站闲的说道:“只怕你家是该他的,不然他如何晓得你家根底?”开店的说:“是我同他谈心的。”那人道:“在我看起来,赊几个与他罢。”开店的不肯,说道:“我又没有大发利市!”皮五癞子听见说:“你没有大发利市,我代你发利市。”腰内拽出大钱一文朝钱筒内一丢,咕咚咕咚地响,口里道:“一本万利。”就走到案上,自己取了一个土络子,又自己装了二十个粉团,出得店门说道:“姓张的,我皮奉山多谢你了。”五爷拿了粉团家来,喊声“奶奶!”叫奶奶吃粉团,奶奶只吃了三个,五爷倒吃了十五个。吃毕,他奔溪王二家赌去了……(第十五回)
这是他看到孝姑实在饿得可怜的情形下外出寻食的一段描写。显而易见,他获取食物的手段既不是乞讨,也不是购买,而是蛮横地讹诈。小说多处描写他这种行为:要娶孝姑,就去租房,房主见是“皮五爷”,不敢不出租,然而不仅租金收不到,反倒贴进许多钱物,还得忍气吞声,不敢得罪他。要过年了,皮五家中空荡荡的,他便到各个店铺中“赊支”,实际上是硬要。店老板们看见他来,躲避惟恐不及,谁敢要钱!他的名字甚至被用来镇唬吵夜的小孩。
小说尽管用许多笔墨写了皮五的赌博和横行,但没有把他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而是写出了他由坏变好的转变:强氏为了除却眼中钉,硬把孝姑嫁给他。孝姑在他生活中的出现,不仅对他有了一定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孝姑的不幸唤起了他潜在的良知。看到自己在外赌博而孝姑在挨饥受冻的情形,他生出了恻隐之心,于是外出寻找食物。尽管他仍采用讹诈的手段抢了张家粉团店的粉团,但其目的是为了给饥饿的孝姑一点食物。在孝姑的规劝下,他也曾操起菜篮卖菜。而在赌场上赢了一笔钱后,他竟然接济了一个贫穷的老妪。发迹以后,他没有忘却曾帮助自己成婚的张老太,把她接到自己家居住。
这些描写反映了好赌蛮横的皮五身上仍有着善良的一面,表现了他作为下层人民的基本品质。至于最后写他在地上掘出银子发迹变态,又通过潘彩臣交结官府、捐买生员等,则是明显的败笔了。
皮五癞子既不同于《水浒传》中走向梁山的时迁,又不是地道的市井恶棍,也不同于《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他既沾染上一些市井恶习,又不失善良的本性,是个复杂的形象,在古代小说的人物画廊中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而且塑造得生动鲜活,所以在浦琳讲说《清风闸》时就深受市民听众的欢迎,后来又被扬州评话艺人代代相传并不断发展,皮五癞子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得到进一步发挥,诸如他在年三十晚上到贫民窟接济穷人,他凭着“横”的名声帮助弱者,主持正义,等等,更多地寄托了市井细民的思想感情。
(三)评话口吻与描写笔法
《清风闸》是浦琳评话故事的整理本,这不仅有李斗等人的记载可以证明,小说的评话口吻也可作为证明。例如,书中有不少扬州方言,像“这门”“那门”“这快”“那快”等等。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熟悉城市生活的说话艺人,浦琳在编创这个故事时较多地描绘了当时城市生活的情形。这可以给市民听众以亲切感,以便有力地吸引他们。反映在小说中,便一改以往包公小说的叙述笔法,变而为描写笔法。细腻的描写取代了粗略的公案叙述。
小说中的描写有表层、深层之分:表层描写是对景物、人物动作、语言乃至饮馔穿戴的逼真再现,如第十九回有一段描写:
二老爷指发人去请厨子,喊茶酒,中两桌。中要上六碗头,烧肉、煎鱼、虾圆、掌蛋、烧黄芽菜、煨鸡,四小菜。晚上吃的十六碟,要鱼翅、海参、、熊掌、炖鸭、螃蟹炒素面、河豚鱼等。碟子要火腿、板鸭、炝虾、盐西瓜子、米花糖、糖萄、仁核、炒蹄筋、炒杂拌、炒腰子、炒鸭舌。四小菜、四点心、两米、两面。……
这段很像《金瓶梅》和《红楼梦》中对饮馔的描写。
深层描写则是对人物性格的深入挖掘。《红楼梦》的人物塑造与以往小说的类型化、传奇化不同,是高度个性化、真实化的。《清风闸》的编创者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下层社会中,对各类市井人物特别熟悉,因而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也注重真实的描绘,比以往包公小说以叙述故事为主而不注重人物塑造的写作手法前进了一大步。
这种对人物进行细致描绘的手法不仅见于皮五癞子形象,也见于孙小继形象的塑造。皮五癞子是由坏变好,孙小继则是由好变坏。
孙小继既是一个参与谋害养父孙大理的凶犯和忘恩负义者,又是一个与养母通奸直至结婚的乱伦者。然而,作品没有把他写成一出场就十分恶毒的人物。他与烟花女二姑娘鬼混是受人教唆的。强氏以借钱给他还债为由勾引通奸,他犹豫彷徨。强氏乘孙大理算命三更当死之机,逼迫他杀死孙大理,他的良知使他向强氏哀求道:“望奶奶开一线之恩,留老爹活活罢。奶奶呀,我当初连饭都没得吃,亏老爹救我的性命。奶奶呀,我心中不忍害他。奶奶呀,你太狠了些,黄泥心越烧越硬。”到底还是强氏亲自动手杀死了孙大理。第九回写小继被强氏相逼请客人到家中举行婚礼:
……直到了太阳下山,一众老爹来到孙府敲门,大家进来走到堂屋内来。众人请强氏见礼,小继闲言:“诸位老爹请坐了罢。婶母有事。”众人说,强氏大婶原是通家,今日大翁去世,少年寡妇,没被嫌疑,好的可佩可敬。众人也不问今日是何喜事,就吩咐会集罢。一刻工夫,摆下口酒碟子,请他们叙坐。众人都是一处的人,每日会见,就叙齿坐下。再说奶奶叫小继“对他们说了罢”,小继说:“奶奶,我不好说。”奶奶说:“你此刻不说,我就喊了,说你如何,你我就要分开。小继你看,是说的好,还是不说的好?”小继被逼不过,只得硬了头皮出房,叫:“今日诸位老爹在快,斟酌我家,婶母年轻,与其这们干,不如那们干。”众人不懂何事,内中有一位说:“我明白了,大翁在日我上了一个会,我差他会银子,我是中秋把三两还,过年把三两还,明年清楚。”小继说:“错了,不是。婶母说我人大了。”众人说:“我们晓得了,你家婶母代你娶一房亲事么?”众人说:“如何?我说他该用红帖请人,必有喜事。是哪一家姑娘么?”小继说:“不是小侄定亲。诸位老伯老叔在快,我家婶母年轻,意欲这么干倒不如那么干。”众人说:“你婶母要招郎,好是好的,何不依她,早些让她去罢。是什么人家?……”
孙小继被强氏所逼,要向孙大理的亲友宣布婚事。他难于启齿,在吞吞吐吐的话语下面,毕竟还蕴藏着一点羞耻之心。后来,他们终于成婚,孝姑便成了强氏的眼中钉,遭到数番打骂,孙小继还有所回护。
孙小继沦为恶人更多地是被唆引、威逼的,邪恶的威逼和影响诱发了他恶的性格,善良因素愈来愈少。对善、恶因素的交叉和消长的描写,使这个形象不再是扁形人物,而是一个圆形人物。
当然,《清风闸》对人物的描写并非都是如此。强氏就被写成大奸大恶的毒妇,类型化气息浓厚。孝姑、孙大理乃至包公的性格都很模糊,成就远未能达到《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的高度。
(四)蹩脚的断案故事
《清风闸》作为一部包公断案小说,也不成功,在具体描写上甚至很蹩脚。
话本《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运用了悬念、预示等技巧:孙文的被杀与卜卦先生的预言巧合,而如何被杀直到最后才交待。究竟是卜卦的预言使之无端而死,还是其他原因致使他“跳河自尽”便形成一个谜团,听众或读者情不自禁地被它吸引住了。
《清风闸》却一改这种布局,专用了一回(第七回“大理河厅上丧命,小继清风前装疯”)的篇幅详细向读者介绍了强氏伙同小继勒死孙大理的经过。这冲淡了前一回野飞熊卖卦时对孙大理夜间要丧命的预言所形成的神秘色彩,实际上是冲淡了悬念的吸引力。
最后六回写包公断案。包公来到定远,夜宿城隍庙即梦见二男一女冤魂显现。接近定远时,又远远看见一家烟囱中伸出一只手向他招了招。由于没有悬念,这些神鬼启示就失去预示和导引的作用。
《三现身包龙图断案》中包公断案的关键是那首“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饵”的谜诗,包公将那首诗写在告示牌上,才引来迎儿夫妻的上告,进而追踪到小孙押司和押司娘子身上。
《清风闸》也用了一首诗,不过改动得却无“谜”味:“前子系后子系,子系占了子系妻。大女子二女子,前人反被后人欺。要知冤枉事,决开火中水。”这首诗也没有被充分利用。孙大理向皮五及孝姑显灵虽提及这首诗,而包公得到这首诗后怎样解释、怎样写上放告牌的,都无交待。情节的安排未能起到必要的作用,对于一般小说来说,都是败笔,对于公案小说来说更是败笔。
《清风闸》写断案过程的情节还有不尽合理和疏漏之处。例如,孝姑仅是见到父亲显灵,并未亲见强氏和小继害死父亲。上告以后,包公不访查任何真凭实据就拘捕了强氏、孙小继,而强氏、孙小继在孝姑未拿出证据的情况下,一见她在公堂,立即吓得招供,这又不符合逻辑。再如,孙文理被伙计郎丰、毛顺谋害沉尸江中,小说未交待尸体是否被发现,就写包公去勘验尸体,而郎丰和毛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即被包公断为杀人凶手,这些都是疏漏之处。
正因为对断案过程的描写如此粗糙简单,《清风闸》中的包公形象就说不上成功,除了具有神异性(这并不是性格)以外,再没有其他诸如智慧、刚直等性格特点。作为一部中篇包公小说,不能不说这是很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