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续英烈传》的承袭与突破

继《英烈传》这部由本朝人写本朝事的讲史小说之后，明无名氏又撰写了《续英烈传》。明代的“开基功烈，已有《英烈正传》传载，兹不复赘。惟即位之后，兴礼乐，立纲常，要开万世之基”（第一回），故作者立此书以为之续。“削夺诸藩”、“燕王靖难”、“壬午殉难”和“建文逊国”，是这部讲史小说演叙的主要内容。

《续英烈传》的作者无可考，小说旧题“空谷老人编次”。因其书前有“秦淮墨客”之序，考秦淮墨客为明代纪振伦的别号，故孙楷第谓“似作者即纪氏”。倒底是否是纪氏所作，历来并无定论，孙氏之说也仅是一种推测而已。

该书的版本不多，仅有数种。“旧刊大字本，五卷三十四回，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又有“集古斋梓刻、经国堂刊印的本子，页九行，行二十一字，共五卷三十四回，前有署名‘秦淮墨客’的序。”（田藻；《续英烈传校点说明》）今藏于首都图书馆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光绪八年（1882年）盛德堂亦刊五卷本，三十四回，半页九行，行二十一字，今藏于南京图书馆。另有道光二十年（1840年）双桂堂刊、二十四回本的《续英烈传》，则当另系一路。

1986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田藻校点的《续英烈传》，是根据集古斋本为底本，删去原本卷首的序，调整了第三十三回的错版，卷目、回目依旧。文字上也未作增删，只是参考一些有关的史料，改正书中一些显系错讹的地方。由于该书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风貌，又订正了错舛之处，是目前读者能看到的一个通行本子。

（一）《续传》大要

书以“幸城南面试皇孙”开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子朱标病死，太祖朱元璋立标的长子允炆为皇太孙以继帝位。一日，太祖驾幸城南，观皇太孙的学问，出“风吹马尾千条线”以为上联，太孙以“雨洒羊毛一片毡”以对。时四子燕王棣也以“日照龙鳞万点金”句献上。太祖虽喜太孙风雅淳厚，总觉得气度不如性格酷似自己的燕王那么博大，自此动了传位于燕王之念，左右不决，于是召诚意伯刘基问之。刘基认为皇太孙纯仁至孝，是继世之主，又说燕王龙行虎步，智勇兼全，英雄之主，天既生之，自有次第。刘基与太祖密语半晌，献出一策，太祖乃取度牒三张、剃刀一把及僧衣鞋帽，秘密缄封，嘱心腹太监王钺妥善收藏，至期献。太祖自此以后便安心立皇太孙为嗣，分遣诸王各就藩封。再说燕王自幼随太祖东征西战，智勇绝伦，太祖宠爱有加，每自比李世民，不料一时竟遣就藩封，心下愈加不服，便阴怀大志，暗暗招纳英豪，只候太祖一旦晏驾，便图大举。这就演出了十四世纪末和十五世纪初所发生的“削夺诸藩”、“燕王靖难”、“壬午殉难”和“建文逊国”这段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一场殊死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南直隶长洲有一个叫姚广孝的人，自幼丧双亲，在杭州妙智庵削发为僧，法名道衍。一日，姚道衍游于嵩山为神相袁珙所见，说他日后得志，不为宰相则为帝王之师，唯天性嗜杀，不像佛门弟子。道衍笑道：天有杀运，不杀不定；杀一人而生万人，则杀人者正所以生也。自此，道衍谢绝交游，隐姓埋名，留心寻访异人。忽闻桐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有异术，遂沐浴更衣，携香前往。席应真开始时拒绝拜师，后见道衍志诚，乃授以秘术。道衍问：“定天下非杀伐不能，若天下已定，自当舍杀伐而尚仁义。”席道士说：“仁义为圣贤所称，名非不美，但用之自有时耳。大凡开创一朝，必有一朝之初、中、盛、晚，初起若促，则中盛必无久长之理。譬如定天下，初用杀伐，杀伐三十年，平复三十年，滋养三十年，而后仁义施，方有一二百年之全盛，又数十年而就衰，此开国久远之大规模也。若杀伐初定，而继以仁柔，名虽美，吾恐其不克终也。”这也是《续英烈传》作者借席应真之口，道出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这场斗争的“原因”。道衍拜受要旨后，常作疯癫之状，遨游四方。高僧崇泐推荐他为北平庄寿寺住持，入侍燕王。他屡屡进言劝燕王思取天下。燕王原有大志，又时时被道衍怂动，经袁柳庄相得如神，便满心欢喜，决意图谋天下，因命心腹张玉、朱能等暗地里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只候太祖晏驾，便行大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驾崩，皇太孙允炆遂登大宝改元建文。忽闻诸王皆来会葬，建文恐有不利，以太常卿黄子澄之计草诏遗书以阻会葬的诸王。时燕王奔丧已至淮安，接遗诏不肯开读，朝廷强令他回燕地，只得恨恨而返。建文元年二月，燕王暗地发驾入京，当陛下不拜，以藐视朝廷。礼部主事齐泰和黄子澄等都劝建文早除燕王，以绝后患，建文优柔不忍。时精通术数的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上奏，说明年七月北方有大兵起，侵犯京师，乞求建文先事扑灭。建文受群臣妄议，将程济下狱候至期定夺。同时召齐、黄二人密议防燕王之法，派遣张昺、谢贵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察访燕王举动。此后，建文又采用齐、黄二人“削夺诸藩”的策略，不到一年，周王、齐王、湘王、岷王、代王等尽皆废削。消息传入燕王之耳，大怒，欲举兵讨伐，道衍认为时机不妥，劝他佯狂装疯，以避朝廷削其燕藩之诏。张昺等识破燕王之诈，密写表章告知朝廷，为燕王所觉。

建文二年（1400年）七月，道衍认为天时人和，正是举兵的好机会，燕王遂召张玉、朱能等计擒张昺、谢贵等，杀省城九门以举事。为了出师有名，道衍建议说，臣读祖训，见内有清君侧之恶训。今齐泰、黄子澄是君侧之恶，朝廷之难乃彼而作。大王应以靖难为名请诛二人，使天下知大王非私天下，则举义名正言顺。又认为南征为缓，北伐为急，因以奇计袭破居庸、怀来，擒斩戍边大将宋忠。建文命老将耿炳文率兵三十万北征。燕王中秋之夜奇袭雄县，又以计取黄州、真定，大败耿炳文，斩首级三万多。闻此消息，建文复命庸将李景隆为帅，赦程济出充任军师，统兵五十万北征燕王。燕王闻李景隆大兵已至德州，反袭大宁。李景隆遂率兵攻打北平，勇将瞿能父子已领千余人攻上城墙，景隆忌功，命其退出。时燕王已将得胜之师回兵以击，景隆逃归德州，北平之围遂解。景隆败绩，权臣齐、黄二人为之弥缝掩饰，建文不察。时值隆冬，道衍又献计给燕王，先攻大同，诱李景隆往救，疲于奔命，冻死饿死的兵卒不可胜数。朝廷遣开国老臣郭英、吴杰、俞通渊等相助李景隆。白沟河之战，燕王几为瞿能所获，忽旋风大作，沙土漫天，燕军反败为胜，瞿能父子战死，俞通渊亦被燕军所杀，李景隆、郭英率残兵各自奔逃。

时山东参政铁铉，见李景隆毫无才略，举动皆合败辙，心中忿忿，一面招集义勇兵将，一面收集溃亡士卒，坚守济南。燕王进兵济南，围城三月不下，又值朝廷命盛庸为征北将军，只好下令撤围，班师回北平去了。盛庸、铁铉克复德州，兵威一时大振。燕王托言征辽东而暗袭沧州。盛庸假示弱以诱敌，会战于东昌，大败燕军，且斩燕王勇将张玉，燕王死战得脱。建文帝降诏：燕王虽然叛逆，然是朕叔父也，只可生擒，不可暗伤，使朕有杀叔父之名。盛庸等受帝戒不敢轻举妄动。建文帝用方孝孺等计，降诏赦燕王之罪，暗中调集天下兵马攻取，为燕王识破，乃遣轻骑焚南军之粮。方孝孺又献离间燕王父子之计，降诏燕世子高炽，令他背父归朝，许以燕王之位。不料高炽将诏书送往燕王大营，离间计遂败。燕王命邱福、朱能等将率兵南伐，攻破了东平、汶上、沛县。时程济正监军徐州，以伏兵杀败燕军，然孤城势单，弃城而走。朝廷又派徐辉祖督战小河，一战大败燕军。燕王北还之议传入朝廷，建文帝竟召徐辉祖回兵，于是南军失势，何福大败，灵壁失守。燕王率师直趋扬州、仪真，耀兵大江之上。建文被迫因假太后之命遣庆成郡主往燕营讲和，燕王笑道：“此非太后意也，特欲假此缓我师耳。军中非叙亲情之地，郡主请回，无多言也。”齐泰、黄子澄见事已败，俱弃建文而去。程济于是劝建文出亡，忽老太监王钺奏说太祖生前有大箧子收藏，大难临身，方可奏知。启箧视之，只有为僧的度牒三张、袈裟三套、僧帽三顶、僧鞋三双，并祝发剃刀一把。建文帝乃祝发为僧，从鬼门关而出，至神乐观为僧，从者共二十二人，俱以师弟相互称之。

燕王入正清宫，登皇帝位，改元永乐，认为建文被烧死，以天子之礼葬之。诛杀齐泰、黄子澄、铁铉、陈迪等。永乐帝慕方孝孺之名，命他草永乐即位之诏。方孝孺不从，投笔于地，骂不绝口，遂碎磔于市，九族坐死者有八百七十三人。又景清谋刺燕王未遂被擒，剥皮实草，系于城楼。一日，永乐过城，景清皮坠于驾前，行三步为犯驾之状，永乐大怒，命人杀其全族。

建文逊位二十多年间，东流西奔，直到永乐和洪熙两帝晏驾，宣德即位，从亡的已死去八九，他神情恍惚，心中无主，遂萌发东归之念。正统五年，六十四岁的建文帝决意东归，命程济卜其吉凶，正好是“无吉无凶，正合东归”，遂至五华山寺披露隐情，府县不敢隐瞒，报知京师。正统降诏召他入京，且着老太监吴亮辨之，建文讲述往昔细事，吴亮闻听，乃知为实，伏地痛哭，不能仰视。正统命迎入大内，造庵以居，寿终葬于北京西城外黑龙潭，题碑曰“天下大师之墓”。全书至此而终。

（二）《续传》与《太宗实录》

《续英烈传》在创作方法上与《英烈传》同出一辙，都是据史实加以辅叙而成。小说所写内容除第二十九回“欲灭迹纵火禁宫，遵遗命祝发遁去”以后数回，是根据传说和野史记载而附会的以外，其他的几乎回回都依据正史实录所载。这里不妨对照一下《太宗实录》，略举一二，证其前二十八回的描写与史实的依赖关系。

第一回“幸城南面试皇孙 承圣谕阻止传贤”：

忽一日，众翰臣经筵侍讲，讲毕，太祖忽问道：“当时尧舜传贤，夏禹传子，俱出于至正公之心，故天下后世服其为大圣人之举动，而不敢有异议。朕今欲于传子之中，寓传贤之意，尔等以为何如？”言未毕，只见翰林学士刘三吾早挺身而出，俯伏于地，厉声奏道：“此事万万不可！”太祖道：“何为不可？”刘三吾道：“传贤之事，虽公而易涉于私，只有上古大圣人偶一为之。传子传孙无党无偏，历代遵行，已为万世不易之定位矣，岂容变易，况皇太孙青宫之位已定，仁孝播于四海，实天下国家之大本也，岂可无故而动摇……如必欲舍孙立子，舍子立贤，无论皇太孙仁昭义著，难于废弃，且将置秦晋二王于何地耶？”太祖听之，默然良久。

《太宗实录》卷一：

“上一日召侍臣密语之，曰：‘太子薨，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庶几宗社有托。’翰林学士刘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晋二王于何地？且皇孙年长可继承矣。’”太祖默然。

第六回“建文帝仁义治世 程教谕术数谈兵”：

唯燕王有心窥伺，一闻太祖驾崩，即走马奔丧。及遗诏下时，早已到了淮安。燕王接了遗诏，不肯开读……不数日，只见朝廷差了行人，赍了敕书，勒令燕王还回。燕王见敕，起怒道：“望梓宫咫尺不容孤一展哭泣之诚，是断人天伦也。既无父子，何有君臣！”遂恨恨而归。

《太宗实录》卷一：

1“三十一年闰五月，太祖不豫，遣中宫召上（即燕王），已至淮安。太孙与齐泰等谋诈，令人敕符，令上归国。”

第八回“徐辉祖请留三子 袁忠彻密相五臣”：

燕王遂遣三子，备了祭礼同往。到了京师，朝见过，齐泰密奏道：“燕王不自来，却遣三子来，当拘留他。拘留三子，亦与拘留燕王无异。乞陛下降诏拘留之，以系燕王之心。”黄子澄道：“不可！不可！前日废削五王，皆五王自作之孽，非朝廷无故加罪。今燕王遣三子来行祭礼，是遵朝廷，无罪也；无罪而拘留之，则燕王之举兵有辞矣！莫若遣还，以示无知。”

《太宗实录》卷一：

“世子、二郡王高照、三郡王高燧皆在京。齐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黄子澄曰：‘不可。事觉则彼先，发有名，且得为备。莫若遣归，使坦怀无疑也。’遂遣归。寻悔，遣人追之不及。”

第十回“北平城燕王起义 夺九门守将降燕”：

朝廷又降下密敕与卫官张信，敕他乘人卫之便，手执燕王。张信接了密敕，大惊道：“朝廷殊无分晓，燕王何人，我一卫官，怎能手执？”又系密敕，不敢与人商量，只得告知母亲。其母甚是贤智……其母道：“不如转祸为福，密告于王，王无祸，则汝亦无祸矣。”张信细细忖度，知母言为是，遂暗怀密敕，走到燕府，要见燕王。

《太宗实录》卷二：

“元年七月癸酉，有醉卒磨刀于市者，邻媪问曰：‘磨刀欲何斮？’卒厉声曰：‘杀燕王府人。’媪窃以告。”

第十二回“设奇计先散士卒 逞英雄杀入怀来”：

忽又报燕王亲帅大兵，来取怀来。宋忠闻报，这一惊不小。因心生一计，聚集调选燕府的精壮……道：“前日朝廷旨意，选调你们到我麾下，是爱你们精壮，可以边上立功名，故着你们家小原住北平，异日立了功名，封妻荫子。不期燕王反了，道你们归顺朝廷，不助他为恶，一时恼怒，遂将你们家小都杀了。你们知道么？”……宋忠见人心已动，因说道：“你们父母妻子，已被他杀了，哭也无用。莫若抖擞精神，与我去擒燕王，与你们去报仇”……早有细作探知其事，报与燕王。燕王因命军中查出选去精勇的子侄来，叫他张用旧时旗号。又叫众精壮的亲戚、朋友、乡邻，同聚一队，向前厮杀。又立起一面招降旗，招呼精壮归降。不多时，两军相遇，各各射住阵旗。众精壮远远望见燕阵中的旗，倒有一半是他们旧时名号……尽欢喜道：“原来主将骗我们！我们家眷俱各无恙。”又看见燕营竖着招降旗号，早早纷纷过去了一半。

《太宗实录》卷二：

“癸末，上卒马云、徐祥等马步精锐八千，卷甲倍道而进。至怀来，先是获敌谍者言，宋忠诳其将士云：‘尔等家在北平城中，皆为燕王所杀，委尸积满道路，宜为报仇。’将士闻之，或信或否。上闻之，乃命其家人张其旧用旗帜为前锋。众遥识旗帜，又识其父兄子弟无恙，相乎辄应，喜曰：‘我家固安，几为宋都督所误。’皆倒戈来归。”

第十三回“燕王定计取两城 炳文战败回真定”：

燕王领兵乘胜而来，离真定还有二十里，不知耿兵屯于何处，因叫前哨去捉了几个城中出来采樵的百姓，问他耿兵于何处……燕王问得明白，厚赏百姓遣去。就命张玉、朱能领兵鸣锣击鼓，从西北向直奔耿营作正兵，与之交战，自带邱福，暗暗领三千精骑，绕过城西，直逼东南的营阵作奇兵。

《太宗实录》卷三：

“壬戌末至真定二十里，获采樵者询，知炳文军惟备西北，其东南无备。上率三骑先至东门，突入其运粮车中，擒二人问之，其南岸之营果多于北岸，由西门而营，直抵西山。”

第十七回“掩败迹齐黄征将 争战功南北交兵”：

燕王道：“国师之言是也。然据寡人看来，李景隆志大无谋，又喜自专，因是无用之物。郭英虽系名将，然今老迈，定退缩而不敢前。平安虽英勇善战，却刚愎自用，无人帮助，不足畏也。至于胡观，骄纵不治。吴杰、俞通渊，懦而无断。皆匹夫耳，无能为也。”

《太宗实录》卷六：

“上谕诸将曰：‘李九江志大而无谋，喜专而违众。郭英老迈退缩，平安愎而自用，胡观骄纵不治，吴杰懦而无断。数子皆匹夫，徒恃其众耳。’”

第二十一回“假示弱燕王欺敌 恃英勇张玉阵亡”：

张玉见南兵苦战，皆是盛庸督战，暗想道：“要脱此围，除非斩了盛庸，方才能够。”因大喝道：“盛庸奸贼，勿要逞雄，且吃我一刀。”遂舞刀直杀过来，不期盛庸贴身皆精勇弓弩护持，看见张玉突来，一齐放箭。张玉躲闪不及，左臂上早中了两箭。再欲回马，而盛庸挥众齐上，竟将张玉斩于马下。

《太宗实录》卷七：

“张玉突入敌阵大战，连杀百数十人，玉亦被伤而殁。”

第二十四回“间计不行于父子 埋伏竟困彼将士”：

平安遁还真定，报马到京师。建文帝愈加不悦，因诏群臣建议。众臣皆无一言，唯方孝孺奏道：“日今河北师老无功，德州饷道又被烧绝，事势艰危，大有可忧。向以罢兵之说诱之，既不能，则当别用一策以图之，安可坐视以待祸。”……“臣闻燕王平素最爱次子高煦及三子高燧。世子高炽为人朴实，尝为二弟所谗。今世子居守北平，而高煦、高燧随征在外，正嫌疑之际，何不因其嫌疑，而用计离间之，使燕王信谗，则必疑其子，而趋归北平矣……”建文帝听之大喜，即命孝孺草诏赐燕世子，令其背父归朝，许以燕王之位。

《太宗实录》卷八：

“方孝孺言于朝曰：‘今河北师老无功，而德州饷道又绝，事势可忧。向以罢兵之说诱之既不能行，则当别图一策，安可坐视。臣有一策。’……对曰：‘燕世子孝谨仁厚，得国人心，燕王最爱之。而其弟高燧狡谲，素忌其宠，尽谗之于父，不信。今但用计离间其世子，彼既疑世子，则必趣归北平。’……遂令孝孺草书贻世子，令背父归朝，许以燕王之位。”

第二十八回“燕王耀兵大江上 建文计空思出亡”：

诸将中有说当先取凤阳为直截，有说当先取淮安无后患。燕王道：“皆不然也。若先取凤阳，我想凤阳楼橹坚定，非攻不下。若攻，则未免震惊皇陵，试思皇陵岂可震惊乎？若先取淮安，我想淮安积储饶裕，人马众多，攻之岂易破乎？若攻不破，势必旷日持久，那时援兵再集，岂我之利乎？莫若乘胜直趋扬州、仪真。况两城兵弱，不须苦战，可招而下。既得真、扬，耀兵江上，则京师震骇，必有内变。京师既定，凤阳、淮安又何虑焉？”

《太宗实录》卷九上：

“上曰：‘凤阳楼橹监（坚）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惊皇陵。淮安高城深池，积粟既富，人马尚多，若攻之不下旷日持久，力屈威挫，援兵四集，非我之利。今乘胜鼓行趋扬州，指仪征，两城军弱可招下。既得征、扬，则淮安、凤阳人心自懈，我耀兵江上聚舟渡江。’”

至于小说第二十九回建文帝削发为僧逃离京城，《实录》则谓其投火自焚。自此后数回的内容，皆荒诞离奇，多为正史所不载。

综上小说内容与其本事的对比，可以说，小说中所铺叙的故事皆有史实所据，只是小说中的情节更加生动些罢了。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实录》中都有所载，唯独作者大费笔墨描写的姚广孝，在《实录》“奉天靖难事迹”中却只字未及。《明史·姚广孝传》中所述大致与《续英烈传》相吻合。有人认为，“《明史》成于清代，早于《明史》的《明史纪事本末》也出现于清初，而《续英烈传》大都认为成于明代。如果事实诚然如此，那么，《明史》其源恐怕应该追溯到这部小说，而这部书的价值也就应该重新评说”（田藻：《续英烈传校点说明》）。这一说，不无道理。加之《太宗实录》亦为永乐帝近臣所录，难免有亲君而妄加篡改史实之嫌。如此看来，《续英烈传》所描写的历史事实，甚至于建文帝祝发为僧逃难的经历（《实录》记载建文帝是投火自焚。《明史》则并立自焚和出逃两说，恐怕是受《续英烈传》的影响为多），应当更为读者乃至史学界所瞩目了，其价值比之《英烈传》也不可同日而语了。当然，对于这些，我们还只是一种推测，可以作深入探讨，但不能就当作定论。

（三）《续传》的艺术特色

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的创作水平，总的趋势是处于上升阶段，人物的描写，情节的安排，文字的口语化等都在不断地发展，并日臻完善。《续英烈传》是在整个通俗小说创作水平上升时期产生的一部讲史小说，它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时期或前人创作的影响，与《英烈传》相比较，模拟前人的痕迹不甚明显，描写亦多活泼生动之笔。它在艺术上是不乏独到之处的。

在传统通俗小说中，人物的塑造和情节的展开是两大主要支柱，且决定了小说艺术水平的高低。《续英烈传》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摒弃了《英烈传》人物描写的空泛和缺乏鲜明性格之处，比较生动地塑造了燕王朱棣、建文帝允炆、姚广孝、景清、方孝孺、铁铉、徐辉祖等人物形象，精彩之笔也屡屡可见。

燕王棣和建文帝允炆是这部小说中敌对双方的代表人物。作者通过叔侄俩为了争夺皇位这个万钧之座的险恶斗争，把这两个人物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在作者笔下，燕王是一位精通权术，深懂机谋的雄杰，而建文帝则是一位具有文人气质，柔弱、温厚的贤主。书中第一回，作者用对比映衬的手法，描写了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太祖为了测试皇太孙（建文帝）的学问，出了“风吹马尾千条线”的上联，建文以“雨洒羊毛一片毡”以对，而燕王则以“日照龙鳞万点金”相对。通过简单的属对描写，人们不难觉察到建文帝的柔弱和燕王的博大。再如第六回，太祖驾崩第二年，燕王单骑入京师，借吊丧之名，窥探建文帝的虚实。燕王深知建文帝的禀性，竟视朝中文武如偶人，故“进入朝门，径驰丹陛，步步龙行虎跃，走将上去。到了殿前又不山呼万岁，不行君臣之礼，竟自当殿而立，候旨宣诏。”当有御史弹劾他时，连忙跪奏假辩说：“臣棣既已来朝，焉敢不拜。但于路伤足，不能成礼，故鹄立候旨。”而建文帝则说：“皇叔至亲，可勿问说了。”及待又有人参劾燕王无礼时，建文帝再次委曲求全。侍郎卓敬向建文帝“晓明大义”后，建文帝听了默然良久，说道：“卿且退，容朕细思。”而燕王在宫中朝见后匆忙回北平去了。这里，作者采用强烈对比的手法，把燕王睥睨不可一世的性格和建文帝柔弱寡断的性格描写得判然有别，相映成趣。小说描写燕王和建文帝正面冲突的文字仅此两处，虽落笔不多，人物的个性且生动鲜明，可扪可触。

小说还通过燕王假装疯癫逃避朝廷削藩的诏书，以及在“靖难”过程中足智多谋、诡诈多变、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和在得意后屠杀建文帝旧臣等场面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出这个在政治上明争暗斗，军事上火并鲸吞，集机谋和胆气于一身的雄杰形象。相比之下，建文帝则处处被描写得懦弱柔顺，当断不断，最后落得个祝发逃亡结局的哀君形象。

姚广孝，是作者在小说中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书中从第三回到第五回，用较大篇幅叙述了他的身世和发迹史。对于姚广孝的塑造，作者是基于“大凡天生一英武之君以取世，必生一异能之臣以辅佐之”这一观点来写的，故作者把他塑造成有点类似《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和《英烈传》中的刘基，处处可见到他的才智。但有趣的是作者对姚广孝的结局处理：

姚广孝等，既遭富贵，又各衣锦还乡，报答有恩，以酬其尘埃拔识之力。后来姚广孝终不蓄发娶妻。一日奉命赈济苏湖，往见其姊。姊拒之曰：“贵人何用至贫家为？”不肯接纳。广孝乃易僧服往，姊坚不出，家人劝之，不得已出立中堂，广孝即连下拜，姊曰：“我安用你许多拜？曾见做和尚不了，底是个好人？”遂还户内，不复见。

姚广孝回京后不久便去世了。可见作者对姚广孝这个人物形象塑造是前后矛盾的，它反映当时市民阶层的一般心理，即人民需要安定局面，不需要战争，而姚广孝在这场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不敢骂皇帝，所以只好拿他当替罪羊，落得个连亲姊都不认的结局，得出了“曾见做和尚不了，底是个好人？”的结论。

人物描写的最精彩之处是燕王得意之后戮杀建文帝旧臣时的场面。这些描写是相当壮烈而感人肺腑的。兵部尚书铁铉，被俘后燕王问他：“为君自有天命，天命在朕，人岂能违？当日济南铁闸，还造成汝今日之死，于朕何伤？”铁铉回答说：“人谁不死？死于忠，快心事也，胜于篡逆而生多矣！”且昂然反背立于庭中。燕王命其转面反顾，他大声说：“无面目对篡逆也！”燕王大怒，令人去其耳鼻，铁铉还是不顾。燕王再命人碎分他的躯体，他至死骂不绝口。至此，一个怀忠不悔、宁死不屈的义士形象兀然站立在读者面前。再如，当永乐帝要方孝孺草拟即位诏书时，“孝孺大恸，举笔投于地下道：‘天命可以强行，武功可以虚耀，只怕名教中一个篡字，殿下虽千载之下，也逃不去！我方孝孺，读圣贤书，探春秋笔，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永乐大怒道：‘杀汝一身何足惜，独不顾九族乎？’孝孺道：‘义之所在，莫说九族，便十族何妨！’哭骂竟不绝口。”难怪后世戏曲多取了这个场面加以敷衍，其壮烈慷慨，令人动容。

其他如景清被剥皮实草系在城楼之上，当燕王路过此地时，景清之皮突然坠落在这位新君之前，并向前走了三步作犯驾之状；侍郎王观闻知燕王登基之后，正朝服向东跪拜后投江而死等。

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虽然作者本意是出自于传统史观来歌颂他们的忠孝节义的，但在小说的艺术性上也具有相当高的水准。他们死得壮烈，使人感动，而他们的语言慷慨激昂，犹如玉磬金钟般掷地有声，遗音不绝。这一方面表现了铁铉、方孝孺、景清等人的忠烈，另一方面也揭露了燕王的凶残和暴虐。可以说第三十回“即君位杀戮朝臣”是整部小说的高潮，也是作者塑造人物形象最为成功的一回。

其他的如徐辉祖、湘王柏、卓敬、张玉等人物，虽落笔不多，但也较成功地刻画了他们各个不同的性格特征。

《续英烈传》的情节设置，一扫《英烈传》模仿前人（主要是《三国演义》）的弊端，在矛盾冲突处理上颇具匠心。无论是建文帝的“削夺诸藩”，还是写“燕王靖难”“建文逃亡”等，均详略有致，跌宕有姿。由于此书是以明王朝争夺最高统治权斗争为题材的，或者说作者创作此书的本意另有寄托，但读者可以从小说情节的发展和矛盾冲突的激化中，充分领悟到这场斗争的残酷性。《续英烈传》在构结情节的扣子上也较《英烈传》巧妙得多，回回都有扣子，再层层解开来以引起读者的兴趣。这也反映了当时小说创作对于技巧的有意而为。

小说所铺叙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史实，但也吸收了一些民间传说，这主要表现在“建文逊国”后的内容上。它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给作品带来了几分浪漫情调，使得这部讲史小说虚实结合，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

（四）《续传》与星相

从总体来看，《续英烈传》思想艺术水平略胜《英烈传》一筹，然而，许多重大的事件和矛盾冲突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人物形象刻画亦嫌粗略，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场面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与当时整个讲史小说的创作水平有关，更主要的是与作者的创作思想有关。《续英烈传》是本朝人写本朝事的一部讲史小说，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作者在描写敌对的双方时，不能明确地评论谁是谁非，谁应该占据皇帝的宝座，“审理乱之大趋，道政治之得失”，在这里是做不到的。因此，作者只有沿用诸如“天命论”等封建正统的唯心史观来评介史实，褒贬人物，解释事情的成败、人物的命运。

在整部书中，诸如“天意有定，人心难逆”“天意不可违”“此中有天意”“上合天心”“天命如此”等字眼比比皆是。由此，书中的人事都是上苍旨意早已安排好的“定数”，建文帝的逊国是天意，燕王的靖难谋权也是天意。尤其是席道士和姚道衍的那段对话，更加突出了这种宿命论的天命观。作者在书中既歌颂了建文帝的仁孝敦厚，也歌颂了燕王的果决智勇。燕王棣诛戮建文旧臣这种带血的残暴，在作者笔下是英雄所为，建文旧臣的死难、愚忠又被描写谨守君臣大义的英烈行为。这也是一是非，那也是一是非，毫无是非可言。因为作者时时用这种“天命论”来审事度人，必然会走到传统讲史小说的老路上去：采撷史实，堆砌材料，貌似公允，实则是推卸自己判明是非的责任。可以说，封建正统思想和“天命论”，是《续英烈传》成就所以不高的最根本原因。

然而，事事都用“天命论”来解释和评价，未免会让读者们感到太空泛了，故作者也采用了一些有关星相占卜的描写，企图以此来解释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增加一点神秘色彩，吸引读者。星相占卜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一定时代人们的文化心态和习惯。这种文化心态和文化习惯涵盖很深，主要包括了统治阶层的士文化和下层百姓的俗文化心态和习惯。从王朝的兴衰、用兵征伐，到寻常的耕猎渔牧、婚丧嫁娶等，都可以用星相占卜来推测、解释，所以，不论高贵者，还是卑贱者，都信之、畏之和敬之、拜之，无不五体投地。在明清小说中，星相占卜的描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构成一种特有的艺术意境，表现出一种神奇的艺术风格。他们“或绘声绘色地表现睿智之士怎样从星象变化以推断吉凶，企求摆脱命运之神的摆布；或娓娓动听地叙述江湖术士如何鼓动如簧之舌，编造种种神示，以售其奸；或运用白描手法，勾勒占卜术的变化莫测，力图调制出一股扑朔迷离的氛围，以神异其事；或驰骋游戏笔墨，描绘星相家有以假乱真之能，旨在创造别具意蕴的境界，使格调出新。”（吴圣昔：《向命运之神膜拜、戏谑和挑战的合奏：明清小说和星相占卜》，《明清小说研究》，1990，3）《续英烈传》的作者大概也和其他小说家一样，能深深领悟到用星相占卜来增润小说的妙处，或者说他很会抓住两种文化心态的共同之处吧，故而在书中大费笔墨来描写这方面的内容。

第三回“姚广孝生逢杀运”中，和尚姚道衍在路上无意中碰到了神相袁柳庄，请其相面。袁柳庄笑道：“和尚，你莫要自家看轻了。你容色皙白，目有三角，形如病虎，后来得志，不为宰相，则为帝王之师，盖刘秉忠之流也。但天性嗜杀，不像个佛门弟子。奈何！奈何！”又说：“和尚须自重，我袁柳庄许了人，定然不差。但愿异日无相忘也。”“得意之后，万万不可还俗。”后果如袁柳庄之言，姚广孝成了燕王的主要谋士，出谋划策，东征西杀，富贵后亦“终不蓄发娶妻”，以和尚终了一生。又第八回“袁忠彻密相五臣”，当建文帝派宋忠、张昺、景清、谢贵、耿 五臣到北平暗地察访燕王行动时，燕王顾虑重重，特召袁柳庄之子忠彻来暗相五臣。忠彻道：“宋忠面方头阔，可称五大，官至都督至矣，然身短气昏，两眼如睡，非大福令终之人。张昺身材短小，行步如蛇。谢贵臃肿伤肥，而神气短促。此二人不成大事，目下俱有杀身之祸。景清身倭声雄，形容古怪，可称奇相，为人必多深谋奇计，殿下当防之，然亦必遭奇祸。耿 颧骨踵鬓，色如飞火，相亦犯凶。以臣相之，此五臣皆不足虑也。”燕王听后笑道：“若果如此，寡人无忧矣。”后亦如忠彻之言，燕王诛张昺、谢贵等人以靖难之名开始与建文帝交战。其实这些迷离恍惚的相面描写，一方面是借相士之口为一切皆天数的宿命观以作张本；同时，也为情节的启承转合作了必要的预示。

再看占卜术的描写。第五回“姚道衍借卜访主”中写道，装疯卖癫的道衍被燕王召入宫内殿问卜，他取出三个太子铜钱，递与燕王道：“请殿下自家祷祝。”就在案上连掷了数次，排成一卦，因说道：“此卦大奇！初利建侯，后变飞龙在天。殿下将要由王位而做皇帝么？”十一回“夺居庸二将成功”中，姚道衍荐金忠为燕王占卜，燕王问道：“姚国师说，你受了席道士一种数学，可为寡人细细一卜，看靖难师出胜负何如，几时能成大事？”金忠领旨卜完，因奏道：“此卦乃潜龙升天，大吉大卦。靖难师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遇大木穿日，小不利耳。若问成事，只候水拥马来，便登大宝矣。”当燕王问道，“何谓大木穿日？何谓水拥马来”时，金忠很神密地说：“此系天机，臣不敢泄，时至自知。”这两次占卜的描写，明眼人一看便知，道衍和金忠所言，实已摸清了燕王的底细而有意投燕王所好而已。“此系天机，臣不敢泄，时至自知”，亦是金忠的圆滑之语。胜败乃兵家常事，燕王也不可能处处得胜的，因有“大木穿日”之说。作者对占卜术的描写，实际上是想给读者带来一种神秘之感，增强想象力，使他们沉浸于富有神奇色彩的意境中去。这样看来，此类描写倒还有一些意趣。

程济是作者在描写建文旧臣中着墨较多的一个，在作者笔下他是一个极懂术数的“先知”。第六回“程教谕术数谈兵”：写建文帝览表，竟然见四川岳池教谕程济一本，奏道：“臣夜观乾象，见荧惑守心，此兵象也。臣以术数占之，明年七月，北方有大火起，侵犯京师，为害不小。乞陛下先事扑灭，无贻后悔。”可惜的是建文不听程济之言，而是听任群臣将程济押入大牢，候至期定夺。后来果如程济所言。程济伴随建文帝逃亡在外五十年，当建文欲东归时，程济又为其卜吉凶，“无吉无凶，正合东归”，遂一起回到北京。作者有“自称智士，真无愧矣”之语褒赞他。作者对程济星相占卜术之灵的描写，和前面大肆描绘的相面打卦场面，都是为小说情节的跌宕而服务的。

应当指出，《续英烈传》在描写星相占卜方面，比《英烈传》要成功的多。《英烈传》对星相占卜的描写比较平庸、粗糙和呆板。小说中广泛描述这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投读者的猎奇心理，另一方面借此以丰富人物的性格，充实情节的丰富性，并使全篇结构严谨化，故事前后呼应，自圆其说。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心态，它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貌。

如前文所说，《续英烈传》的作者是用封建正统的唯心史观来讲这部“靖难”史的，总的看来好像比较“公正”，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还是有倾向性的，只有在小说的字里行间细细推敲，就不难发现作者对于建文帝是持同情态度的。首先他把建文帝描绘成仁孝淳厚之君，具有文人之风，比较柔弱，当诸臣劝其诛灭燕王时，怕落个“弑叔”之罪，而对燕王一而再，再而三地姑息让步。对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作者都归罪于那些庸臣劣将，以弥补他的寡断，竭力将他写成一个“贤主”形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是作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塑造这个形象的根据，因而可怜他，在小说后附会了一段民间流传的“建文祝发逃亡”的传说，最后还返回京城，被正统皇帝封为“天下大师”，得到了一个带有悲剧性的大团圆的结局。这种思想倾斜，一方面美化了明王朝统治者形象，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市民阶层“抑强扶弱”的审美观点。再者，明王朝后期的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帝王多贪婪、残暴，这样写建文，似亦有婉讽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