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英烈传》的思想与艺术评析

《英烈传》曾题为《皇明开运英武传》《皇明英烈传》《云合奇踪》等名，是继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又一部长篇讲史章回小说。它仿《三国演义》“七真三假”的创作手法，既依据史书，又博采杂著、野史及民间传说，叙述了以明太祖朱元璋为核心及其他“开明武烈”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英烈传》反映了当时激剧动荡的社会现实，也可以说它是写了一部明朝的开国史。这部讲史章回小说，以史事为经，以人物为纬，塑造了一大批开国英烈的形象，描写了众多令人触目的战争场面，故而鲁迅先生赞许道：“叙一故事而置重于一人或数人者……《水浒》即其一，后出者尤多，较显者有《皇明英烈传》，一名《云合奇踪》，武定侯郭勋家所传，记明开国武烈，而特扬其先祖郭英之功。”（《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鲁迅先生所以重视这部书，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它代表了讲史小说中的一种模式。它的影响颇大，以至和它的成就并不成正比。

（一）关于版本

《英烈传》自问世于明代嘉靖年间以来，屡经翻刻，且多次更改书名重加编次，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仅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著录的版本就有十种，而此后经人考订出的亦有五六种之多，现择其主要的略述如下：

《英烈传》，“今所见的明本有三本，书名卷数不同，实一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别题《皇明英武传》，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目，共六十回，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刊。卷一题“原版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书后有木记“皇明万历辛卯年（1591年）岁次孟夏月吉旦重刻”的字样。正书上图下文，双边有界，文每半页十四行，图下海行十八字，图旁的低一格，每行二十五字。卷首有序，已残缺不全，只存一页。所附评论署张和英，作诗者为鲁人素斋主人，余不可考。第一卷记滁阳王子某立为王，注云：“旧本其子名道明，年一十四岁。”第六卷徐达奉太祖命匆急攻张士诚，注云：“旧本遗此”。且每卷新增各回，俱以“附增”二字标出。该本今藏于日本的内阁文库，大概是今存最早的《英烈传》的刻本了。由此可知，《英烈传》最早的刊本为“南京齐府”刻本。齐府为明太祖朱元璋第七子齐王朱榑的府第。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榑就藩于青州，因他“性凶暴，多行不法”（《明史·齐王榑传》），建文初被废为庶人，成祖即位后榑复齐王位，仍屡违法，再度被废为庶人。他的子孙皆为庶人，居南京，故称“南京齐府”。至于齐府为何首刊《英烈传》，还不得而知。

《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六卷，别题《官板皇明全像英烈志传》，明三台馆刊本，有木记“书林余君召梓行”。书内有图，正文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五字，首有无名氏序。其文字实与杨明峰本全同，仅合八卷为六卷而已。“清乾隆间《禁书总目》有‘君召余应诏刊《英烈传》’，即此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日本的内阁文库。

《皇明英烈传》六卷，明刊本。每卷前附图，正文低一格，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每卷题“玉茗堂批点”。首有崇祯戊辰（1628年）某氏序，与余应诏本所载序全同，末有万历甲辰（1604年）黄冠野叟跋。“其文与余应诏刻本相同，则知此本从余氏三台馆本出也。”（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总目提要》）今藏台北中央图书馆。

《云合奇踪》，亦题《英烈传》。题“徐渭文长甫编”，当为依托。此书以旧本《皇明开运英武传》为底本，而加以剪载，间有装点之处。此书有两种刊本。一是以四言联对为每回标题，似最初形式，此种有明刊二十卷本，八十回，书名《京本云合奇踪》，板心题《云合奇踪》，前附图二十页，四十面，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题“徐渭文长甫编”，“玉茗堂批点”，首有万历丙辰（1616年）徐如翰伯序，今藏于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亦有残本；日本《舶载书目》享保间目著录“载道堂”本十二卷八十回，书名为《绣像英烈传》，题“稽山徐渭文长甫编”，有崇祯癸末（1643年）乐此道人序，书未见。

二是十卷八十回本，每回标题为七言单句，而目录皆为七言联对，都载有东山主人序。此种有清代怀德堂刊本和英德堂刊本，有像无图，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题“稽山徐渭文长甫编”。东山主人序后有“东山”“墨敢”印章两颗，似托之冯梦龙。另有道光丁酉（1837年）务本堂坊刊本，同“怀德堂”和“英德堂”本，但版本较劣。

此外旧刊《英烈传》，还有坊刻五卷八十回本，以及较为流行的致和堂本、恒顺堂本、文富堂本等。因该书版本较多，故不再一一赘述。

1959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出版了赵景深校注的《英烈传》，虽订讹较多，但删改之处也多。1981年，北京宝文堂书店出版了田藻校点的八十回本《英烈传》。该书是以致和堂本为底本，参校文富堂本而成，所据本虽不为善，但基本上保存了原书的面貌，是目前较好的一个读本。

（二）内容概要

《英烈传》全书共八十回，约二十三万字。书叙元朝末年，顺帝荒淫失政，为开通黄河，大征丁夫，又强拆民房。“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因而引起天下大乱。颍州刘福通、蕲州徐寿辉、徐州芝麻李、泰州张士诚等十四处兴兵反元。不久，元丞相脱脱率兵镇压了毛贵、韩林儿、芝麻李等路义军，却反遭谗言饮鸩而亡。此时，玉皇因恼“下界如此昏蒙”，故遣身边金童玉女降生人世。金童转世于淮西濠州凤阳府钟离乡朱家，名为元龙，即明太祖朱元璋。太祖自小多心计，有帝王之志，尝与牧童玩君臣之戏。十七岁时父母双亡，无处栖身，只好到皇觉寺出家为僧。十八岁那年，他随母舅郭光卿到金陵贩卖乌梅，路中结识了汤和、邓愈、郭英、郭子兴、吴祯等人。朱元璋饮酒醉卧，有红光罩体，众人惊服，遂拜从他，随滁阳王郭光卿于滁州起义。太祖自为神策上将军，与马氏（即玉皇身边之玉女转世）成婚，并广招天下英豪，先后有丁德兴、赵德胜、李善长、耿再成等好汉来投。太祖又礼贤下士，请出贤士徐达同掌军机。初战元军，便大告胜捷。时又有常遇春、胡大海等来投。不久滁阳王病故，太祖立滁阳王之子为和阳王，自为兵马大元帅，徐达为副帅。旧部孙德崖父子不服，设兴隆会欲杀太祖。太祖单骑独往，只吴祯一人保驾，用计杀死孙德崖。

太祖听从冯国用先取金陵以固根本之言，率众将引兵四万欲取金陵。先抵桐城湖口，大败元将蛮子海牙十万大军。海牙兵屯采石矶，阻截太祖通往金陵的要路，先锋常遇春独登采石矶。沿途连败蛮子海牙、陈也先等军，射死海牙，兵围金陵城。金陵守将曹良臣纳降，元臣达鲁花赤福寿因城破自刎而死，太祖遂据金陵，且迎和阳王入金陵，自为吴国公，主持军务。此时，经孙炎引荐，宋濂、刘基前来辅佐，于是乘胜进攻张士诚。徐达兵取镇江、常州，计擒张士德、张九广，大败赵打虎。张士信率吴兵解常州之围，徐达因轻敌被困牛塘谷。常遇春、汤和率兵分两路至常州与郭英会合，大败张士信、张虬，解徐达之围，乘胜攻下常州、江阴、长兴等地。常遇春率兵攻打宁国府，义释元将朱亮祖。元至正十八年（1358年），和阳王病薨，众臣议立太祖登基，太祖以大事未成为由，力拒不从，继率兵攻打金华，收服元将胡深，又智取樊岭，夜夺婺州。

江州徐寿辉改元即位，令陈友谅攻取江州左胁之地安庆府，城破，元将余阙自刎而死。陈友谅因与倪文俊之争受责，杀徐寿辉，害倪文俊，自称汉帝，欲与张士诚合兵取金陵，率精兵三十万及战船五千艘，水陆并进。采石矶太平府守将花云力战不利，城破死节。太祖获悉，令康茂才遣人诈降，约为内应，骗得陈友谅前来偷营，友谅中计大败而逃，张士诚亦连战皆北，逃往苏州。太祖追剿陈友谅，友谅自知不敌，遁向武昌，复联络张士诚共击太祖。张士诚派吕珍、张虬攻破安丰，杀害刘福通、韩林儿，太祖驰救不及，怒夺安丰。陈友谅欲趁机攻取金陵。太祖从刘基计，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被困马家渡口，韩成舍身取义，与太祖调换冠袍带，假扮太祖投水而死，骗过友谅军，太祖始得脱。刘基用水战火攻之策，令原陈友谅部将丁普郎诈降以为内应，设坛祭风，朱兵乘风举火，陈友谅于梦中惊醒，仓惶逃奔。混战中郭英一箭射死陈友谅，汉兵惨败，张定边自刎，陈理归顺。太祖于鄱阳湖边康郎山下建忠臣庙，追赠韩成等三十六人。

太祖派朱亮祖兵伐陈友定，亮祖于鹤鸣山自识前世为火神罗，显神圣夺取汀州。太祖又遣徐达、常遇春等伐张士诚。徐达用计赚得泰州守将史彦忠前来劫寨，乘虚攻占泰州，继而又攻占濠州，士诚守将望风而降。常遇春与张士诚军大战湖州，火烧战船，士诚溃师丧子。李文忠率大兵追至杭州，守将潘原明献城归降。常遇春又战湖州杀张士信，又收降吕珍、李伯升。张豹怒摆八门阵，徐达破阵夺取姑苏城。张士诚被俘，羞愧自缢而亡。大局已定，李善长等再次劝进，太祖遂筑坛受禅，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列封群臣，自称太祖。嗣后，太祖令徐达引军十万北伐元廷，汤和率兵十万南伐陈友定取闽广，李文忠领兵十万东伐方国珍取浙东之地，邓愈为帅领军五万取东西两广未附州郡，以定天下。先是李文忠捷足先登，攻取台州使方国珍就范，后又与朱亮祖合兵长驱延平，助汤和攻陈友定。城破，友定为明军所俘，后又被胡深之子胡桢杀之，以祭亡父。方国珍也因反复无常而枭首示众。

再说徐达率兵进取山东，元将扩廓帖木儿惊逃太原，青州守将普颜不花城破服鸩而亡，于是山东诸郡望风而降。徐达既定山东，复取河南，兵围汴梁，与元平章李景昌相峙。常遇春已回师伐元，领兵先攻洛阳，以分其势，洛阳守将脱因帖木儿败逃陕西。元廷知明兵攻取中原，于是诏命扩廓帖木儿为大元帅守河北，李思齐等出潼关恢复河南，又令丞相也速引兵收山东。徐达撤围汴梁之军，先取李思齐，火烧李军的树栅大败之，又与常遇春合兵，收取河南，汴梁不战自破。太祖闻汴梁已破遂亲统大军来到汴梁，会同徐达兵马攻取河北，以克元都燕京。徐达率军直逼直沽海口，与也速鏖兵相战，时值朱亮祖领兵前来助战，杀得元军四散溃逃。徐达乘势率众攻打燕京，城破，元顺帝见大势已去，潜开建德门逃亡，遂改元大都为北平府。

徐达复扫平河北诸郡，进取山西，攻克太原，在陕西咸阳再败元军，李思齐受降，姚晖、姚平父子诛庆阳守将张思道，张良辅兄弟降明，陕西遂定。也速等人统军围攻明兵，徐达等挥师迎战，大将常遇春于居庸城下枪挑也速，至柳河川突然病逝。刘基劝太祖乘势剿灭元兵，太祖派徐达为征元大将军，继续北伐。元顺帝知大势已去，病重而亡。刘基、李文忠率兵追元太子至红罗山乌龙江边，不料白浪中突现一座铜桥，将元太子渡过险境，又见角端神兽现形，知天意不可争，遂班师回朝。太祖一面仿宋太祖之制以铁券封赠功臣，一面又令汤和率军伐蜀，讨夏。成都城下，明军与夏丞相戴寿演练的猢狲大战，朱亮祖因得赤脚僧之助，大败夏军，夏王明升归降，于是巴蜀尽归明朝。

嗣后，刘基功成身退，不欲受封，以诚意伯衔归居故里。待制王祎自荐赴云南招降元朝梁王，被元臣雪雪暗害，太祖遂命傅友德、沐英、郭英等分两路征伐云南和贵州。沐英率军先占贵州，破永宁，然后与傅友德合兵灭梁王属下达里麻，又在铁冠道人的帮助下，灭梁王，定云南。至此大明一统天下。明太祖功成既定，遂猜忌功臣，宋濂、廖永忠、朱亮祖等皆被贬、被累，忧愤而逝。太祖封诸子为王，镇守各地。至此全书结束。

（三）故事与本事

史实是讲史小说创作的基本材料。作为讲史小说，它对史实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有史可据，以史辅叙，是讲史小说的共同特点，《三国演义》如此，《东周列国志传》也是如此。那么，作为讲述一部明代开国史的《英烈传》，它的史实性又如何呢？它几乎事事都囿于史料。对此，赵景深曾作过一篇《〈英烈传〉本事考证》，件件事情都还它一个根据。

赵氏采用了《新元史》《元史》《纪梦》《翦胜野闻》《庚巳编》《平汉录》《平胡录》《平吴录》《吴中故语》《北平录》《平夏录》《明太祖实录》《明史》等三十二种史传、杂著、野史，广引博征，“以《英烈传》本文用否为去取标准，务使密合无间”（《英烈传本事考证》例言），考证得较为仔细全面。兹参照小说原文（赵氏考证未附小说原文），移录数条，以说明该书依赖史书的程度。

第一回“元顺帝荒淫失政”：

于是顺帝日从其事，广取女子入宫。以宫女一十六人学天魔舞。头垂辫发戴象牙冠，身披璎珞大红销金长裙，云肩鹤袖，镶嵌短袄，绶带鞋袜，各执巴刺般器，内一人执铃杵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垂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巾，或用汗衫；所奏乐器，皆用龙笛、凤管、小鼓、筝、琵琶、鸾笙、桐琴、响板。以内宦长安迭不领之。

《新元史》卷九十四：

“以宫女三圣奴、妙乐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按舞，名为十六天魔。首垂发数辫，戴象皮佛冠，身被璎珞，大红销金长裙、金杂袄、云肩合袖、天衣绶带鞋袜，各执葛布喇完之器，内一人执铃钹，奏乐。又宫女十一人，练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乐用龙笛头管、小鼓秦筝、琵琶、笙、胡琴、响板、拍板，以宦者长寿布哈管领。”

第十回“定滁州神武威扬”：

却说铁冠道人已知太祖驻兵滁州，一日竟进帐前说：“道人善相，将军要相么？”太祖因记前者柳阴中邓愈六人说到过的道人，戴个铁冠等话，便迎他入帐，问道：“道人高姓道号？”道人说：“我姓张字景和，江西方外之士。将军若听我，我替你说，你若不听我，说也无用。”太祖说：“君子问凶不问吉，正要师父直讲。”道人说：“声音洪亮，贵不可言，但四周滞气，如云行月出之状。所喜者，准头黄明，贯于天庭。直待神采焕发，如风扫明翳，便是受命之日；然期也不远，应在千日之内。但边头驿马有惊气，南行遇敌，切须戒惧。”太祖说：“师父肯在此军中，时时看看气色，以知休咎何如？”道人说：“我虽云游天下，却也时常可来。你既有盛情，我便在此也得。”自后道人常在军中聚会。

《庚巳编》：

“铁冠道人张景和者，江右方士也。太祖驻滁阳时，诣军门言曰：‘天下淆乱，非命之主，未易安也。今其在明公乎？’上问其说，曰：‘明公龙瞳凤目，贵不可言。若神采焕发，如风扫阴翳，即受命之日也。’上奇之，留于幕下。”

第十六回“定金陵黎庶安康”：

冯国用又领兵协助，城内便不能支。遇春挺抢先登，三军乘势而入。福寿却向北拜了四拜，哭说：“吾为国家重臣，不能固守，城存而存，城亡而亡。”言讫，遂拔剑自刎而死。

《元史》卷一四四：

“十六年三月大明兵围集庆，福寿数督兵出战，尽闭诸城门，独开东门以通出入，而城中势不复能支，城遂破。百司皆奔溃，福寿乃独居胡床，坐凤凰台下指麾左右。或劝之去，叱之曰：‘吾为国家重臣，城存则生，城破则死，尚安往哉？’俄而乱兵四集，福寿遂遇害。”

第二十五回“张德胜宁国大战”：

却说太祖正在潭中洗手，只见五条花蛇儿，攒聚到手边来。太祖暗祝说：“若天命在予，还当一心依附于我。”便除下头上巾帻，将五条蛇儿盛在巾内，恰喜他蜿蜿蜒蜒，聚做一处不动。太祖正仔细观看，那些值日将官，并李善长、刘基、宋濂一行人，骑着马向前来迎。太祖连忙将巾帻仍戴在头上，路中备细说了前事，倏忽间已到府门。太祖偕众上堂，解去衣冠，另换便服。忽天空中雷雨大作，霹雳交加，望那巾帻中烨烨有光，顷间白龙五条，从内飞腾而去。诸将的心，益加畏服。

《翦胜野闻》：

“太祖在滁，尝濯手于柏子潭，有五蛇扰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战毕，群坐藉土，蛇忽蜿蜒其侧，帝乃掩以兜鍪。顷复报战，亟戴兜鍪而往，是日手刃甚众。军法，战胜必祭甲胄，众推帝功居多，乃置其兜鍪于前。甫奠，忽霹雳大震，白龙夭矫，自兜鍪中出，挟雷声握火光腾空而去。诸将自是威服。”

第三十五回“朱文正南昌固守”：

却说张子明潜夜驾小船，越水关，晓夜兼行了九日，方抵牛渚渡登岸。又经四个日头，得到庐州，即见太祖，上表求救。太祖说：“这贼乘虚取我江西，大为可恶！”因问：“兵势若何？”子明说；“彼兵虽多，然斗死者亦不少。此时江水日涸，贼之巨舰皆不利用；况师欠乏粮，大兵一至，必可破矣。”太祖因嘱咐子明先回，说：“但坚守一月，吾当取之。”子明辞了出帐，还至湖口，恰被友谅巡兵捉住……走至城边，大叫说：“前蒙元帅令小官到庐州上表，主公吩咐道：‘元帅谨守城池，目下便统大兵自来。’不期回至湖口，为汉兵所获。友谅要我招元帅来降，我特佯许脱身，来见元帅，告知此情。我今必然死于贼人之手，望元帅尽忠报国，与主公平定天下！”言讫下马撞阶而死。

《平汉录》：

“文正破围日久，遣千户张子明告急于建康。子明取东湖小渔舟从水关潜出，越石头口，夜行昼止，半月始达建康。见太祖，具言其故。上问：‘友谅兵势何如？’子明对曰：‘友谅兵虽盛，战斗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贼之巨舰将不利用。又师久乏粮，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太祖曰：‘归语文正，但坚守一月，吾当取之。’子明还至湖口，为友谅所执。友谅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呼曰：‘大军且至，固守以待。’文正闻之，守益坚，敌不能破。”

第四十回“朱太祖误入庐山”：

太祖方才坐定在胡床上，只见英杰径至帐中，太祖大惊，只有郭英在帐，便叫：“郭英为我杀贼。”那英杰径对太祖刺将过来。郭英奋叫直入，手起一枪，把英杰登时槊死，将剑枭了首级。太祖即解所御赤帜袍，赐与郭英，说：“真是唐之尉迟敬德。”

《武定侯神道碑》：

“侯自少事高庙四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沉毅多智，尝从征陈理，其将陈同佥骁健善槊，驰入中军帐下。上遽呼曰：‘郭四为我杀贼！’侯奋臂持枪，贼即应手坠。上解所御赤战袍衣之曰：‘唐尉迟敬德不汝过也。’”

第五十九回“破姑苏士诚命殒”：

顷刻已至九江，诸将把士诚缚了，送至太祖面前。士诚也只低头闭目，朝上着地而坐。太祖叱之说：“你何不视我？”士诚大声道：“天日照你不照我，我视何为！”太祖大怒，令人将士诚监禁，排驾回城。士诚自思赧颜，泣下如雨，至夜分以衣带自缢而死。

《翦胜野闻》：

“伪周张士诚面缚见帝，首瞋目，踞坐甚不恭，帝叱之曰：‘盍视我？’对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视汝何为哉？’帝以弓弦缢杀之。”

第六十三回“征福建友定受戮”：

不花见势不好，便领着残兵急走入城，坚闭不出。徐达因令前军直至城下，四围攻打。不花退入官衙，见了母亲说道：“此城危在旦夕，儿此身决以死报国，忠孝难以两全，如何是好？”那母亲回报道：“有儿如此，虽死何恨。况你尚有二弟，我的老身自可终养。”正在抱头而哭，只见外边报道：“平章李保保开门投降，朱兵已入城了。”不花即至省堂服鸩酒而死。其妾阿鲁真抱了幼子，携了幼女，俱到后院池中投水而亡。

《元史》卷一九六：

“大明兵压境，普颜不花捍城力战，城陷，而平章政事保保出降。普颜不花还告其母曰：‘儿忠孝不能两全，有二弟当为终养。’拜母趋官舍。主将素闻其贤，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缚之，不屈死。普颜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普颜不花妻阿鲁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孙女皆随溺焉。”

第七十七回“练猢狲成都大战”：

那人道：“臣幼与冷谦有善，渠怜臣亲老家贫，难以度日，即于臣寓所壁间，画有库门一座，白鹤一双，因对臣说：‘若要银子，可将画门轻敲，其门自开，但进内看了钱两，无得多取。’臣依法行事，果然开门，可以进取。昨日之间，臣见金银满库，或多取也无妨，便恣意取之而出，不觉失下凭引。臣出无奈，实是冷谦所为。”……太祖随令御前校尉收取冷谦。冷谦见校尉一到，便道：“圣旨所在，不得迟延。”便随校尉行至午门前，且对校尉说：“今日我死也。但是十分口渴，列位可将水一碗，略解吾渴，亦感盛情。”校尉看他哀诉，便汲水一碗把他，转得一眼，但见冷谦一个身子都在碗中，凭你拽扯，只是不起，倏然之间，连形连影一些也不看见，止有清水一瓯。校尉高声叫道：“冷谦，冷谦，你既如此，我辈都死了！”正要啼哭，那水碗中忽成声响说：“你们都莫忧虑，将水进上御前，你们必然无害；且我也有话正要奏闻。”那校尉只得收泪，把水盏进上，并他的言语一一申奏。太祖便说：“冷谦，你可显出见朕，朕必不杀你。”那碗中便应道：“臣有罪，决不敢出。”龙颜大恼，将盏击碎于地，令内侍拾起，片片皆应。

《高坡异纂》：

“冷谦有故人，贫不能自存，知谦有异术，求济于谦。谦曰：‘汝命薄。吾指汝一所，有赢金二锭，可以资助，但勿过取。不听我戒，吾与汝皆不利也。’乃于壁间画一门，一鹤守之。令其人敲门，门忽自开。入其室，金玉烂然盈目。其人恣取以出，而不觉遗其引。他日内库失金，守藏吏获引以闻。执其人讯之，词及谦，因并逮谦。谦将至城门，谓逮者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救吾渴？’守门者以瓶汲水与之，谦遽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渐隐。守者惧罪，遂携瓶至御前。上问之，辄于瓶中奏对。上曰：‘汝出见朕，朕不杀汝。’谦自言臣有罪，不敢出。上怒碎其瓶，片片皆应，终不知所在。”

从以上数例可以看出，小说的内容几乎与所征史料完全相吻合，有的甚至连语句、措辞也完全相同。可见《英烈传》对史实依赖的程度了。它的确是“受了信史的束缚”（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英烈传》），缺乏再创造性。

（四）创作动机及其他

明代中叶，通俗戏剧、小说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影响。统治者也认识到通俗文学的社会作用，故竭力号召以传统的封建思想来占领这块新的文学阵地。一些正统文人，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图，主张文学应主持世道，设法立教，“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与风俗有益”（明·刘宗固：《人谱类记》卷下）。这就使小说家们改变了他们的创作意图，在小说中公开宣扬一些封建的伦理观和道德观，即小说家们和批评家们所谓的“传道”。《英烈传》也正是在这种传道理论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一部讲史小说，所以作者在书中也竭力歌颂劝善惩恶的道德观和忠孝节义的伦理观，以明明白白的是是非非说教于读者，以达到“警世”“喻世”“醒世”的目的。

《英烈传》作者笔下所歌颂的人物，上自君主下至将佐，都是一些忠孝节义的形象。如徐达对朱元璋的赤胆忠心，被朱元璋誉为“股肱之臣”。常遇春、胡大海、朱亮祖、傅友德、耿炳文、郭英等也都是忠孝节义的典范。

在“太平城花云死节”一回中，明将花云力战陈友谅大军，失利被擒，当友谅问他：“你还欲生乎，欲死乎？”花云对天大叫道：“城陷身亡，古之常事。你这弑君之贼，谁贪你的富贵，还要多言。今贼缚我，若我主知之，必砍贼为肉脍。”说罢，挣断绑绳，夺刀又砍翻了几人，才被乱箭射倒，至死还骂不绝口。

再如在“韩成将义死鄱阳”一回中，当朱元璋被陈友谅围困之后，进退两难，臣僚韩成替朱元璋冒死以解汉兵之围，他说：“臣闻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臣子理之当然。昔者纪信诳楚，而活高祖于荥阳。臣愿代死，以报厚恩。”又说：“一身为国，岂复念家。”遂投水自殉。所以作者以“不知无死不成忠，主圣臣忠垂万古”，“惟有忠魂千古在”等句赞扬他。

对于这些忠孝节义的英烈，统治者也是不惜为他们树碑立传，建庙造祠的。朱元璋在鄱阳大战后，先在康郎山下建立忠臣庙，春秋二祭，并追赠他们官爵，韩成、丁普郎、陈兆先等三十六位英烈们或封侯，或荫子，或封男，死亡的军士也各赠封武毅将军，正百户，子孙世袭。康郎山忠臣庙建立之后，太祖又在南昌建立豫章忠臣庙，祭祀赵德胜、李继光等一般功臣英烈。太祖在剿灭张士诚之后，又将战死的大将廖永安、俞通海、丁德兴等塑像置于功臣之庙。作者有关这些忠孝节义场面的描写用墨颇多，忠臣们的言语亦可谓掷地有声，铮铮在耳；忠臣的行为，更可谓是气壮山河，青史永垂了。

小说在歌颂明代开国忠孝节义的英烈们的同时，也赞扬了一些元廷的忠臣贤将。如元丞相脱脱镇压义军芝麻李、刘福通之后，而被奸臣谗言服鸩而死，作者以“昏君信佞忠良死，群鬼贪残社稷墟”为他鸣不平。再如元金陵守将福寿城破拔剑自刎，以身殉国，朱元璋竟以厚礼葬之。青州守将普颜不花城破服鸩酒自尽，妻妾和子女也投水而死，徐达亦以厚礼葬之。这些场面的描写，作者深谙正统史观的意图，无论敌我双方，各得其主，只要是忠烈之臣，都加以歌颂。

作者歌颂忠孝节义，完全是从宣扬封建正统的伦理观出发，一方面是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某种意图，另一方面，也是出自他个人的目的，沈德符说作者为此书的目的是妄想使其先祖配祀太庙。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历代配享太庙的人物都是些忠孝节义的开国功臣。所以说，忠孝节义观是《英烈传》创作的根本思想之一。

再者，明清小说家们所宣扬的“警世”“喻世”“醒世”，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读者的阅读倾向。对于当时的一般读者来讲，扶正祛邪，劝善惩恶，鲜明强烈的道德观，是他们最易接受的内容，也是他们在感情上的最大满足。《英烈传》的作者基本上把握住了这一阅读倾向，把鲜明的道德倾向渗透进全书。

作者在书中处处美化朱元璋及其臣僚的形象，而其他各反元义军的首领，如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方国珍等被斥之为“弑君之臣”“伪夏”“奸吴”等，尤其把陈友谅描写得极为卑劣、残暴、阴险狡诈。为了更好树立朱元璋这位明主贤君的形象，将其部下廖永忠杀害红巾军首领韩林儿的罪状移栽到张士诚头上，又将朱元璋在郭光卿死后杀其子天爵又夺兵权一事，说成是病死和禅让。这就是作者所谓的“扶正”。而写敌对一方则大相径庭。历史上的方国珍在降明以后是以善终的，书中“征福建友定受戮”则说“这方国珍反复无常，枭首示众”。再如历史上的陈友定是一个很懂得行军布阵、誓死报效元廷的抗明人物，小说则把他描写得完全是一个小人模样：侥幸得官，居心叵测，既无忠臣之心，又无良将之能。对于这些人物的描写，大约是作者“惩恶”之道德观的表现吧。或者说，作者的出发点很明确：达到小说“劝善惩恶，有益风化”的目的。

小说虽采用了一些民间传说，并渗入了某种神话成分，但迷信色彩亦颇浓厚。如刘伯温出世法降白猿，朱亮祖魂返天堂，常遇春病逝柳川，元太子铜桥渡险等，都充满了宿命论的气味，给人以消极的感受。再者对铁冠道人、周颠、张三丰、冷谦等人的描写皆充满了神仙道化意味，更为全书增添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

（五）艺术上的得失

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指出《三国演义》的缺点是“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列国志》等，“多纪实事”，《西游记》之类的“全凭虚构”，都可以，唯“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入耳”（章学诚《丙辰札记》）。其实章氏所论有些绝对化了。作为讲史小说的开山之作的《三国演义》，它“七真三假”的创作方法是具有典范性的，“七分实事”是雅，“三分虚构”是俗，雅俗中和正是我国古代讲史小说发展到颠峰时期必然追求的一种审美方式。它既迎合了士文化的心理，又赢得了市民阶层这一广大读者群的需要。故此后的讲史小说往往模仿这一集史实与虚构为一炉的创作方法。

历史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更多的还是不同之处，社会背景、政治制度、文化风俗、生产力水平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都是不尽相同的。如果这些都是千篇一律，如同一个模子倒出来的话，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不会发展，历史也就不能称其为历史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讲史小说的情节也就理所当然应有其独特性，不能照搬某一部小说的情节模式。然而《英烈传》却不然，它的情节发展乃至人物的描写大都模仿前人的讲史之作，其中又以《三国演义》的烙印尤为明显。

一部《三国演义》中最大的贤士恐怕要数诸葛亮了，他的出山，是刘备前军师徐庶走马推荐的，然后刘备三顾茅庐，引出诸葛亮隆中对那一段精彩描写。《英烈传》中的徐达、宋濂、陶安、刘基等人在作者笔下都是如同诸葛亮一样的贤才，他们的出山，都必须有人推荐，然后去请才出山的，有趣的是，他们通常都住在乡下或山中，去请他们的人，一般都会见到隆中一般的景色。

第九回“郭光卿起义滁阳”中写道：

席间（太祖）便问李善长说：“我欲立一员大将，统设军机，未知何人可用？”李善长云：“昔汉高祖问萧何说：‘谁人可将？’萧何对说：‘周勃敦厚少智，灌婴爱欲不明……凡为大将者，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国君好贤，贤才必至。’……韩信弃楚投汉，遂设坛拜他为天下掌兵都元帅，后来抚有汉祚。今欲求大将，庶几一人可当此任。”太祖问说：“是谁？”善长说：“濠州城外永丰乡，有一人姓徐名达，字国显，祖贯凤阳人，精通韬略，名振乡里……若得此人，大事可成。”太祖说：“烦公就与我招他何如？”李善长说：“昔汤聘伊尹，文王访吕尚，汉得张良，光武求子陵，蜀主三顾诸葛，苻坚任王猛，此乃下贤之效，还是明公自去迎他才是。”……太祖即同善长乘马去请。

这段文字活脱脱的是“徐庶荐诸葛”的翻板。再看第九回“访徐达礼贤下士”：

却说太祖同李善长辞了滁阳王，前至永丰乡。太祖遂屯了军，传令不许扰劫居民。两人竟自下马，步入村中。探到徐达门首，忽听门内将剑弹了几下，作歌曰：

万丈英豪气，怀抱凌云志。

四野埋祥麟，盐车困良骥。

何年龙虎逢，甚日风云际？

文种枉奇才，卞和屈真器。

挥戈定太平，仗剑施忠义。

蛟龙潜浅池，虎豹居闲地。

伤哉不通时，未遇真明帝。

善长便向太祖说：“此歌就是徐达声音。”太祖喜曰：“未见其面，先听其声。只这歌中的意思，便知是个贤才。”善长扣门良久，只见徐达自来开门。太祖看了，果然仪表非常：又温良，又轩昂，又谨密，又奇伟。三人共入草堂，讲礼分宾主坐了，茶罢一巡，徐达问说：“二公何人，凭事下顾？”善长叙出原因。徐达俯谢说：“既蒙光召，焉敢不往。但未卜欲某何用？”……徐达便说：“欲救生灵，还须扫净群雄，统一天下。但今元势尚盛，诸雄割据，亦都富强，以濠州一郡之兵，欲成六合一统之业，不亦难乎？”……徐达笑曰：“从来定天下者，在德不在强。明公能以仁德为心，德天下，不以嗜杀为本，天下足可平也。”便安顿了家属，与太祖、李善长，三人并马竟至礼宾馆中。

这哪里是李善长荐徐达，明太祖请徐达，分明是徐庶再现，刘备再生，诸葛亮再度复活的又一场“隆中对”。可惜作者才气不足，笔力不逮，模仿的本事并不高明，使人一看便有明显的模拟之痕。

再如宋濂出山，是降将曹良臣所荐，是由大夫孙炎请的。刘基出山，则是由宋濂所荐，孙、宋一同去请的。真是仁者荐仁，智者荐智，《三国演义》中“隆中”模式一演再演。

读《三国演义》时，张飞有义释老将严颜一回，觉得这个粗中有细的猛将张飞也动了爱才惜仁之念，甚是有趣。而《英烈传》中也有雷同之笔。第二十五回“张德胜宁国大战”：

常遇春喝令左右，拥过亮祖到阶，大怒骂道：“匹夫无知，敢以枪来刺我，幸有护甲，不致重伤。今日被拿，更有何说？”亮祖对说：“二国交锋，岂避生死，今事既然如此，便杀我足矣，又何必与你言。”遇春听了益加气恼，叫左右快推出去斩首。亮祖回头说道：“大丈夫要杀就杀，何必发怒，况既到你阶前，任你凌辱，虽怒何为。”大步的向外走去。遇春见他勇壮，心中一时转念道：“不知亮祖可肯降否？”

接着在第二十六回“释亮祖望风归降”中继续写道：

（常遇春）见朱亮祖慷慨就死，便转念道：“有如此好汉！”因对众将说：“昔日张翼德释严颜，后来有收蜀之功，今我欲释彼，以取江南如何？”众将说：“常元帅既然惜才，有何不可！”遇春急命且宽亮祖转来，就下帐解了缚索，问说：“朱公肯为我用否？”亮祖回说：“生则尽力，死则死耳。”遇春急唤取上等衣冠来，与亮祖穿戴了，就说：“将军智勇无双，英雄盖世，请上坐指教，以开茅塞。”饮酒间，却把江南、江北攻取州郡的事情访问。

历史上释朱亮祖之事，乃明太祖朱元璋所为，小说却张冠李戴，嫁接给了常遇春，使这个“豹头环眼，燕颔虎须”的常遇春更近于《三国演义》中义释严颜的张飞了。而朱亮祖不卑不亢的言辞和后引招降所部的行为，更与严颜如出一辙，只是朱亮祖无严颜之老而已。

《英烈传》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回叙述的太祖与陈友谅鄱阳湖大战，显然是模仿《三国演义》中孙、刘联军与曹操赤壁大战的情节。先是太祖派丁普郎等前往陈友谅大营中诈降以为内应，类似周瑜打黄盖所设的苦肉计，随后刘基登坛调兵遣将。待到“日坠西山，月生东岭，太祖便同军师登岸。那四将已把木台依法筑成。太祖上台看了一回，但见浮云一点也不生，河汉澄清，新秋荐爽，日间的风，又是寂了。却问军师：‘怎的得个风？’刘基回说：‘但请放心，自当借来助阵。’就一边唤四将作速摆列行仪。军师整肃衣冠，登台礼请”，便开始作法借风。果然，大风陡起，狂飙从天而降，朱军内外放火，漫天大火烧遍陈友谅的连营。友谅出逃，刘基预先用计在小道埋下伏兵截杀。可以说这段鄱阳湖大战从起势、发展、高潮、到收场，均是“赤壁之战”的翻版。

再如第十一回“兴隆会吴祯保驾”中虚构的常遇春与胡大海争做开路先锋一段，是仿《三国演义》中黄忠、魏延争取汉中先锋的模式。又五十四回“俞通海削平太仓”中描写常遇春仿吕布辕门射戟，收降吕珍等，更是有意的套用。《三国演义》中吕布射戟解围是在情理之中，而常遇春身当双方激战之际，竟也去射戟服敌，未免有些牵强。

小说除在情节上有意模仿《三国演义》之外，也沿袭了其他的作品。如吴祯保护朱元璋至孙德崖处赴宴，在席间孙将吴通舞剑欲刺朱元璋，而为吴祯所杀，就酷似“鸿门宴”。红罗山白猿守护石室中的兵书一事，则又似模仿《平妖传》中袁公的形象。白猿盗取、迷惑民女等，又正是取了六朝志怪、唐传奇中某些描写方法。

《英烈传》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模仿之迹更为突出。如刘基是模仿诸葛亮的，常遇春“豹头环眼，燕颔虎须”似张飞，傅友德“身长八尺，阔面长须。一双隐豹的瞳人，两道卧蚕的眉宇”，提青龙偃月刀，跨着赤兔追风月，则几乎是关云长再现了。

不难看出，《英烈传》的情节和人物塑造大都模仿前人之作，缺少艺术个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的创造意识很薄弱，艺术功力也不够深厚。实在要找出一点特色来的话，只能说是《英烈传》的作者精熟于诸如《三国演义》一类小说，以至情不自禁地加以模仿。在模仿过程中，偶有较为精彩的笔墨和可观之章节。如同郑振铎先生所说，郭勋“是一位很懂得欣赏小说的人物”（《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然而，懂得欣赏和精于创作毕竟还不是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