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里行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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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收在这里的文字比较杂,有书评,有随笔,有论文,有书的序与后记,不一而足。倘性质相同或相近,虽也以交代作意、言明次第为宜,事情倒好办;一杂,特别是像现在这样,杂到不可收拾,就麻烦。为读者阅读方便计,似乎应稍稍分个类,然而分类实在是门学问,事情也不像萝卜归萝卜、青菜归青菜那么简单。

最简单的办法似乎是按篇幅长短分,但这就像书架上书按照开本大小排列,省事自然省事,就是太形式主义,结果分类变得毫无意义。按写文或发表时间的先后分也是一个办法,无如这对名家甚或大家才合适:大家名家与读者间是特别的主宾关系,他们为主,我们为宾,俯首下心,愿意围着他们转,跟着编年体亦步亦趋,反正都是要读的。普通的作者如我之辈,要读者追踪你的轨迹,未免托大,何况原本就没个头绪。

因为没头绪,另一办法,即按内容相关程度归类,也变得不好办。此前出过一本集子,名为《事迹与心迹》,也杂,不过大体有个范围,限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此范围大致合于教育部的学科分类标准,“级别”都有——二级学科。这一本却连大致的范围也没有,忽东忽西,大多数时候与文学有关,勉强可算“批评”,有时则与广义的文学也扯不上。“打破学科界限”“科际整合”“跨学科”之类的口号倒是早就在喊了,无如那是明了学科界限、专业意识发达之后有意识的越界,不算乱“伦”,结果则可能是建立新的“类”。专业意识淡薄如我,如果所写时有四不像的情形,那也只是“不伦不类”,因为说到底不过是读书心得或读书心得的放大,与专门学问之间,距离岂止一间?懵懂地犯规与旗帜鲜明地“跨”不是一回事,我也从来没将自己零散的知识“整合”过,以学识之薄,对时新理论、方法之隔膜,就算有心也“整合”不出什么名堂来。过去有一关于尚未觉悟的劳动人民的描述,称他们具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此话褒贬参半,从贬的方面去听,即是指未将本然的原始情感上升到某个高度,成为自觉的意识。我想自己读书求知的情形,大略就是如此,往好处说,是还算老实,害处则是太随意,以致漫无所归。

相对说来,按文章的类型来分也许合理些,比如书评归书评,随笔归随笔,论文归论文。只是收在这里的文章,即从这角度说,有些还是显得界限不明,有时正经论文染了随笔的调子,随笔倒又冒出论文腔,带了论文的意味。写书评,自认为至少一度是中规中矩的,后来却又对其中的评论腔渐生不满——“评论”无罪,带出“高屋建瓴”的“腔”来,则未免让人厌烦。都说“气盛言宜”,其实仗气盛而求言宜,结果往往是不宜,被某种腔调挟持,仿佛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哪里还顾得什么“言宜”?此外又想让这类文字也带上几分游词余韵,于是书评也不大像书评了。其实写文章正如说话,带上某种腔调几乎是不可免的,不入于此,即归于彼,各种文体间的不同,有时也体现在“腔”上,要说“批评腔”“论文腔”不好,那“随笔腔”亦未必佳,关键还在于此处的“腔”是不是“拿腔作调”的“腔”,或“装腔作势”的“腔”。若所谓“腔”可以赋予正面的理解,即言之有物而非徒然“使气”,不同的文章类型各得其体、各有其“腔”,倒是正道。这问题一直也没想明白,所以虽然偶或也有有意为之希图“兼容”的时候,通常却是图省事,也就是偷懒——写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懒人的读书求知往往就是如此,不拘思考问题的半途而废,不能穷尽其理,还是曾经悬想过什么万全之策,临了其实都是一个“懒”字说了算,什么“好读书不求甚解”“顺其自然”之类,托词而已。

将文章像现在这样排列组合,也还是懒字做主。原是想让书稍有眉目,读者读来省些气力的,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其情形颇似最近搬家理书,开始颇想细细分门别类,不想书不算多却来得杂,可此可彼,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标准混乱,莫衷一是,结果不胜其烦,胡乱塞进书橱了事。虽然我在目录上间以空行,似有归类之意,实则还是眉毛胡子做一处,没有一定之规,有时是论长短,大体是分中西,放在前面的写的时间靠后,并非特别满意,只因早先所写更不济。《茅盾的翻译》一篇原是《沈雁冰译文集》的后记,我的老师叶子铭先生的命意,由我执笔。为叶老师做事作为弟子多少尽了些力的,似乎只此一回。叶老师已逝,文章放在这里,在我个人,不无纪念的意思。此外好像也没有什么合适的所在可以往里塞。

若要勉强赋予这些杂乱的文字以“同一性”,我只好说它们都与读书有关,有时是功利地读,有时是无所求地读。不拘怎样读,总是自以为读出了字里行间的东西,最有快感。英文里有between the lines一语,没专门记就记下了,就因翻成中文是“字里行间”的意思,无端地喜欢。其实有的书并无字里行间可言,有的书字里行间意蕴无限又未必读得出来。这里所谓“字里行间”似还不能完全等同于夹缝文章,大略是指书的后面,藏于书页之后的东西,写书的人,时代,人性。至少对我而言,读出字里行间也算是读书的一个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时不到,有个追求,也好。——这是书名的来历。

余斌
二〇〇七年九月二日于南京黄瓜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