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家？家是指在某一学术领域有作为的人，如书法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等。何谓方家？古语中的方家是指精通某种学问或技艺的人。中医之方家特指经方家，即临床家。何谓道？道是指规律，是存在于个人行为当中的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规律，也是一种经验。何谓有道？就是指自身本已存在的规律。中医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被弘扬，还是被怀疑，被压抑，都没有影响其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就是因为中医有道。方家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证去体悟方，掌握方之规律，故曰方家有道。

现代的中医，无论是从事临床工作的中医师还是从事教育科研的研究者，大多是经过正规的中医药院校培养出来的，不同于古代的学习和培养模式，古代中医是通过师承授受的形式传承下来的。古人学习和研究中医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医经家，另一类是经方家。古代的经方家和现代的中医临床家，可简称为方家。

汉唐以前的书籍，主要是用竹简、帛书、板刻几种方式流传，不易于保存，容易遗失，而且古今文字，不尽相同，因此，古代书籍往往需要校订和注释。医经家大多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对古代医学典籍进行校订、注释和演绎，其中包括对疾病的认识，条文的阐发，方剂的解读，以及病因病机的探索等。医经家的代表人物很多，如西晋的王叔和，唐代的王冰，明代的张景岳、孙一奎、赵献可，清代的张志聪等，他们从文化上对中医进行了整理，也为后世延续了一些中医的认知。作为传承中医文化的主体，医经家留给中华民族，留给当代的中医学子，留给人类很多宝贵的文化财富，其文化内涵以及所蕴含的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挖掘。

与医经家专注于理论研究不同，经方家是使用方药来治疗疾病的临床实践者，简称为方家。其实，汉代就有医经家和经方家的分类，《汉书·艺文志》载有医经七家、经方十一家。当时的医经家不同于后世专注于理论研究的医经家，他们是采用针灸与脉学相结合的方式治疗疾病的医师，经方家则是使用药物来治疗疾病，二者治病的方式不同，但是都以临床实践为主，都要通过实践去积累经验。后来由于社会趋向稳定，特别是到了唐代，社会安定，分工明晰，随着“太医署”的成立，使得一部分医家可以专注于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注释典籍，著书立说，这就是后世的医经家。医经家通过对医学典籍的校对与注释，以及对当时医疗实践的记录和整理，为中医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贡献。虽然他们在记录整理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个人的主观认知，但是并不影响中医药文化的主体传承。

中国文化重经验，重体悟，对事物的认知偏于感性，这种特点在中医学中，体现在很多认知的表述方式趋于多样化。如中医的藏象学说，是从自然现象到人体脏腑功能，取类比象，类比出的一种认知，这种认知的表述方式有很多种。不同于现在的概念或定义，古人对事物的描述或评价，往往多是个性感悟和体会，重复多了，就变成一条理论被记录下来。因此，中医才会出现各家学说，不同的学派之间进行学术争鸣。这就需要我们从实践去考证，无论是经方家还是医经家，最终都要还原到中医的实践。实践是中医的生命力，也是中医传承后代，造福人类的最重要的过程。

中医实践又称实证，此实证非彼实证，不是虚证实证的实证，而是临证的实践过程。中医学的三个学术本体，方证经验是其科学本体，是学习和传承中医的核心要素，而方证经验就是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证，不断地总结，不断地反思，方能日臻成熟。之所以强调方证经验的核心地位，是因为中医学并不是以自然科学的形式去反映其对象的，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的理念说明和解释人体生理、病理、药理和诊疗等一系列问题，这使得中医的学术形式包含了浓重的民族文化因素。我们今天所强调的中医特色，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自然科学性的内容，而是非自然科学性质的民族文化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家政治的主要文化基础，儒家文化对于中医学产生了一些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们把它称之为“文化遮盖”。很多中医古典书籍讲天体，讲六气，讲人文，讲历史，甚至讲玄学，久而久之，对中医的学习和认知造成一种误导，使中医成为一种文化需要，一种理念需要，甚至是一种政治需要，从而被歌颂，被讲授，被传承。因此，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对中医某些认知的批判是很尖锐的，引人深思。例如，整体观念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然而，不能为了强调中医的整体观，而相应否认现代医学的整体观。现代医学中也不乏整体观念，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调节学说，明确指出神经、内分泌和免疫三大系统是通过神经递质、激素和细胞因子及其受体的相互作用实现自身及其交叉方面的调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该有的认知，是因为现代高等教育模式把具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中医知识变成一个具有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逻辑，凡事习惯于简单的对比，因此，阴阳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六味地黄丸和金匮肾气丸也变成了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

又比如，中医学对命门的认识。命门一词最早见于《内经》。《灵枢·根结》曰：“命门者，目也。”目为生命之门，生命之窗，此为命门的本质含义。秦汉以后才把它作为藏象学说中的一个概念。而中医的藏象学说是一种取类比象，一种功能比附，并不是实在的脏器。然而，随着明代医经家的大量涌现以及对肾脏功能的日趋重视，产生了对命门的不同见解和争论，如明代孙一奎提出了“命门为肾间动气”说，明代赵献可则提出“命门在两肾之间”说。这种探索作为理论可以，但是用于指导临床实践则会加重中医的文化遮盖。命门学说是认知上对中医的一个误解，把中医的文化本体与科学本体相混淆，夸大了文化遮盖而忽略了其科学内涵。因此，重视实证，重视数千年来经方家通过不断实践所总结和积累的方证经验，反复验证，深入研究，是学习和传承中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当代中医的己任。

方剂，简称方，是千百年来人们运用药物进行组合的宝贵经验积累。从早期人类药物的实践到复方的使用，直至最后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方的体系，经历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漫长的过程。早在我国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已发现药物并用于治疗疾病。“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生动地反映了人们认识药物的实践过程。但是，当时只是使用单味药。直至商代，相传伊尹创制汤液（汤液就是将各种生药加水煎煮而成），标志着方剂的诞生。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华文明基本定型时期，此时，中医方剂的运用也逐渐增多，经验逐渐丰富。东汉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著《伤寒杂病论》，后人尊为“方书之祖”。由此可知，中医文化与中华文明基本是同步的。中医的文明之约就是方。约，有简约、聚会、形成之义。方是中华民族在征服疾病和征服自然的文明进程中通过长期实践逐渐形成的，故曰方为文明之约。

同样，汉字也是华夏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汉字作为交流的工具，是百姓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是人类早期文明的象征，后来逐渐形成了句子，形成了语言，最终形成了文化。作为统治阶级文化的载体，文言文是一种官方语言，是古代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选拔人才的工具，从而剥夺了普通百姓享有文明的权利。众所周知，胡适先生是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在谈及倡导白话文的初衷时说，文言是半死文学，可读而听不懂，而白话文是老百姓能说、能听得懂的语言，是大众化的语言文字，是“活文学”。例如，京剧中道白时，身着长袍者都讲官话，说文言文，而衣着朴素，如跑堂小二说的却是普通白话，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之所以谈到白话文，是因为中医学同样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长期同疾病做斗争的经验总结，而不是某个医经家的理论解读。中医药经验的积累经历了一个难以想象的漫长过程。原始社会，古人在采食植物和狩猎过程中，逐渐积累了一些植物或动物的药效学知识，对于一味药物的认识往往需要十余年或数十年的反复验证，经过不断的实践总结，以及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流，逐渐形成了早期的药物学知识。之后随着社会演进，朝代更迭，以及战争时的人口迁移，人们把不同地区的用药经验进行交流，在治疗疾病时逐渐认识到几味药配伍疗效更好。于是，这种药物配伍经验经过漫长的实践，严谨而规范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方剂。现代社会一个医者的行医时间多者五、六十年，少者三、四十年。而按照古人的寿命计算，古代医家行医时间大约二、三十年。在这么有限的时间内，每个方家留下的也仅仅是点滴经验。东汉末年，张仲景由于自己长沙太守的身份，加之其对中医的热爱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遂著《伤寒杂病论》。书中记录的是汉代以前整个中华民族实践重复率最高，并经过严格验证的方证经验。以《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方书以及其他经典的中医学著作，从现知最古老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到葛洪的《肘后备急方》，陈延之的《小品方》，姚僧垣的《集验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吴仪洛的《成方切用》等等，当然，也包括官方主持编撰的方书，如《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都汇集了古人丰富的治病经验。这种药物配伍的经验虽然是一种直观的经验，但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实践，逐渐形成了方的文明。

之所以研究方的形成过程，是因为我们在最初学习中医的时候，就应该了解中医的文明来源。同学们学习中医课程时，首先接受的是阴阳五行等概念，以及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等理论，似乎很科学，很严谨，然而，这样的学习其实是和中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违背的。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土地文明国家，中医药的形成和发展与中国特有的文明密不可分，这种文明很朴实。正如刚才所谈到的，文字是百姓在生产和生活中所创造的，而中医学和方的文明之约，也是古代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创造的。大家不要小看《本草纲目》中的1892种药物，这是明朝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穷毕生精力，广收博采，亲身实践，对本草学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总结，历时29年编撰而成的。《本草纲目》对世界医药学、植物学、生物学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达尔文称赞这部著作为“中医古代百科全书”。当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后，抢走很多的财富，他们对其中的中医药知识格外重视，从最初的不信任到经过一一验证后的认同，他们对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中医药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年李约瑟博士在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时，对中医药的这种实践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也是中医药对人类文化史的一大贡献。

现代医学由于受其医学模式的影响，治疗疾病时往往寻找主要的致病因素，针对单一的病因进行治疗，如使用抗生素治疗细菌感染。然而，大量使用广谱抗生素又会导致真菌感染。类似这种在医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虽然在科学允许的范围内，但是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疾病是多元的，疾病是互相联系的。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方式的改变，疾病谱也在发生改变，耐药细菌不断产生，很多疾病的药物治疗开始寻求一种复方疗法，如复方降压药，复方降糖药。这种复方制剂就是药物之间的配伍。尽管中医方剂的配伍是一种比较直观的经验，比较初级的经验，但是毕竟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实践，人类文明两千年是如此珍贵，两千年的实践才形成了方的文明。

方的文明之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财富，不仅在中医药，而且在其他领域提供了很多方法与思路。比如，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指南针与火药也是一种组合，一种配伍，一种方的文明之约。最早的指南针是司南，是磁石和青铜底盘的组合。磁石的南极（S极）磨成长柄，放在青铜制成的光滑如镜的底盘上，再铸上方向性的刻纹。这个磁勺在底盘上停止转动时，勺柄指的方向就是正南，勺口指的方向就是正北。而火药则是硫黄、硝石和木炭的混合物，源于道家的炼丹术。唐代的炼丹者在制丹配药的过程中，发现硫、硝、碳三种物质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在火药发明之后，曾被当作药类。《本草纲目》中就提到火药能治疮癣、杀虫，辟湿气、瘟疫。此外，中国的饮食文化中也处处渗透着方的文明，不同菜系食物的烹调方法是该地区劳动人民实践的智慧结晶，亦是一种方的文明之约。

下面为大家讲述一个病例。20世纪70年代末，我父亲的一个学生在大同三院出诊，他善用经方治疗各类疾病，疗效很好。当时有一个男性患者，姓雷，60多岁，是一位老教育家。半月前因急性腹泻住院，经输液使用抗生素及痢特灵等治疗。七天后，腹泻基本停止，止泻后第二天出现膈肌痉挛，呃逆不止，连声不断，持续十余天，服中西药多类，未见好转。我这个师兄为患者诊治，开了旋覆代赭汤。此方由旋覆花、代赭石、人参、半夏、炙甘草、生姜和大枣组成，《伤寒论》第161条：“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后，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汤主之。”这个方子是治疗外感之后，或汗，或吐，或下，外邪已解，心下痞硬，噫气不除者。患者因急性胃肠炎住院，经过抗生素治疗后，虽然炎症消退，但是由于输液的液体比较凉，和人体的体温有差距，损伤了人体的胃气，导致胃气虚而上逆，出现呃逆。患者呃逆已持续多日，我师兄开的旋覆代赭汤也未获疗效。于是，一天晚上，他就来到我家中向我的父亲求教，询问虽用经方为何疗效不显？我父亲审其处方，说这个方子开得不错，药味无需再加，只将其中党参12g，改为人参9g，嘱服1剂试之。他看后默不作声，便起身告辞。次日晚间，他又来到我家，向我父亲汇报治疗的情况，他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说道：“老师，病人的呃逆基本控制住了，经方还是好啊，学精了那才真好！”

《伤寒论》这个条文是指病人罹患外感病后，医者通过运用汗、吐、泻等祛邪的方法，外邪已解，但是病人胃气虚而上逆，频发呃逆。患者此时脾胃虚弱，因此，旋覆代赭汤中有参、草、枣、姜，这是张仲景的四君子汤，以扶助胃气。我曾治愈过很多顽固性呃逆的患者，有的病程特别长，长达半年之久，就是依助两个字，胃气。可见，张仲景所留下的方，配伍极其神妙，而《伤寒杂病论》中的宝贵经验并不是仲景一个人的贡献，而是一个民族。正如胡适先生评价汉字一样，汉字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用大量的时间和文化创造出的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中谈到要“博采众方”，并且强调要“精究方术”，精究不是静止地思考，而是要去实证方，调整方，从而形成方证经验。《伤寒论》中的经方经过加减化裁后，又是一首经方。因此，书中出现了很多类方，如柴胡类方、桂枝类方、四逆类方等，每类方都有它的主证或兼证。

再讲一个病例。那是1998年，我博士毕业后刚回到山西工作的那一年，这个病例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患者是卫生厅一个领导的家属，产后发热半月余，中午开始发热，一直持续到下午，体温维持在37.5℃到37.9℃之间，伴微恶寒。经化验检查，各项指标未见异常，血象和血沉都在正常范围内。患者家属邀我诊治，只见她白白净净，体型瘦弱。可能是源于我多年来对方证的理解，以及对方术的掌握，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一看患者的状态，我当时就有种直觉，这是柴胡汤证。《伤寒论》第146条：“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如何理解伤寒六七日，是准确运用方证的重点。伤寒六七日，并不是指外感病六七天，一般病程一周之内的外感病患者很少找中医治疗，他们一般都会选择抗生素。伤寒六七日是指伤寒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起码一周以上，但是不超过五周，伤寒五周就不是柴胡桂枝汤证了。这个条文是告诉我们，罹患外感病之后，有些人能自愈，有些人发汗后病愈，但是还有一些人因为体质偏弱，用了这些方法还不行，表邪未解，持续发热，稽留不退，此时应选用柴胡桂枝汤治疗。这位女患者产后外感后持续低热，虽经发汗却外邪未解，关节疼痛，周身不适。细诊其脉，脉象细数。问她吃饭怎么样，她说食欲不好，饮食油腻则恶心。“发热，微恶寒，支节烦疼，微呕”，诸症皆备，此乃典型的柴胡桂枝汤证。于是，我处以柴胡桂枝汤原方治之，并嘱其六小时服一次，服药后喝点粥，微微汗出，休息数日，病就好了。我开了三付药，嘱咐她退热后给我打电话。患者当天晚上就开始喝药，第二天上午11点给我打电话说：“门大夫，我喝了药以后出了点汗，感觉身体很舒服，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烧。”我嘱咐她继续喝药。她当天又喝了两次，中午和晚上各一次，热退病愈。两付药退热，这就是柴胡桂枝汤！

我们反复强调“精究方术”，张仲景不仅记载在书中，他在实践中也做到了。一些中医名家倡导学经方，用经方，然而很多人只是在理论上推崇经方，临证时却鲜少运用。仲景精心研究柴胡桂枝汤，其配伍及比例严谨，用量合理。然而，某些医家在运用此方时却没有充分尊重原方的配伍及用量，个性化的经验较多，甚者柴胡用至半斤，伤及脾胃。学经方，关键要尊重原方，尽量使用原方，因为经方的形成经过了反复实践和严格验证，是一种文明之约。其实不只张仲景一个人，同时期的东汉著名医学家华佗和董奉，也是精究方术的代表医家。由此可知，那个时期中华民族的经验已经非常成熟。随着《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典籍的相继问世，两汉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而汉朝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定型时期。汉字是华夏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在汉代被规范，因此称为“汉字”。汉族，旧称汉人，也是因中国的汉王朝而得名。因此，方的文明之约，也恰恰是中华文明之约，我们后世学子们应该认真思考和继承。

再列举一个柴胡桂枝汤的病例。这位女患者也是我的一名老患者，之前她一直陪父母看病，因此和我很熟悉了。最近她因发热半月余找我诊治，血常规显示淋巴细胞升高，CT和核磁共振均提示纵隔淋巴结肿大，西医建议使用激素治疗。然而，激素治疗三天后，患者仍持续低热，而且因为不能耐受激素副作用，遂找我诊治。患者食欲不佳，关节疼痛，其发热的病程也属于柴胡桂枝汤证中“伤寒六七日”的范围。虽然现代医学免疫方面的发热通常考虑白血病之类的疾病，但是，按照中医学对人体功能状态的了解，这也属于外感病的范畴，是柴胡桂枝汤证。因此，我以柴胡桂枝汤治之，每日一剂，早晚分服，嘱其三日后复诊。复诊时，她高兴地说：“我喝药之后，只是每天下午和晚上发烧一会儿，现在精神好了，吃饭也香了。”

这两名患者都是外感后关节疼痛，大家不要轻视关节疼痛的症状，这是人体正气不足的表现。此外，这类患者往往脾胃虚弱，饮食不佳。小柴胡汤的治法非常奥妙，它由两组药组成。柴胡、半夏和黄芩祛邪为主，参、草、枣、姜扶助胃气。柴胡桂枝汤在小柴胡汤基础上加上桂枝和芍药，兼具桂枝汤调和营卫的作用，治疗此类外感发热疗效显著。因此，认识一个方子，了解一个方子，从每一个个案的积累，到下一个个案又是一个新知，我们不断地验证着，不断地重复着，用得越久，对这个方子的了解就越深。正如上一讲中医传承中，我使用理中

汤治疗妊娠恶阻时能大胆地预测它的疗效。因此，谁说中医不能实证，谁说中医不能重复？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方的文明之约，是中医最独特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