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历代研究《伤寒论》的概况
千百年来，在中国医学体系中，研究和发挥《伤寒论》者颇多。已形成一大学术流派，称之为伤寒学派，其始于晋唐，盛于宋金至明清而形成三大分支。
宋以前研究《伤寒论》者，首推晋·王叔和，继之者为唐·孙思邈，至宋金有成无己，朱肱、庞安时、许叔微、郭雍、韩祗和等，诸家各有立说，各具特点，但未形成学术争鸣。
明以后，自方有执始，倡言错简重订，便开始形成不同纷争，衍而形成不同分支流派。以方氏为首，主张错简重订者，相继有清代喻昌、张璐、吴仪洛、程应旄、章楠、周杨俊、黄元御等诸医家，他们批驳王叔和、讥议成无己；以张遂臣为代表，倡言维持旧论，尊王赞成，与方喻诸家针锋相对，继之有张志聪、张锡驹、陈念祖等；另有一支不同意上述两家之争，倡言辨证论治为《伤寒论》之主旨，但诸家主张亦有偏颇，有主张以方类证者，若柯琴、徐灵胎等医家，有主张以法类证者，若钱潢、尤怡等人为代表，有主张分经审证者，若陈念祖、包诚等人为代表。
（一）宋以前研究《伤寒论》诸家概况
1.王叔和
王叔和，名熙，以字行，晋·高平（今山东东平）人，约生活于公元三世纪。著名医家，曾任太医令，性沉静，通经史，博嗜经方，洞晓修养之道，尤善著述，集《内经》《难经》及华佗等医家之论述撰《脉经》十卷，编次整理仲景《伤寒杂病论》三十六卷。
东汉至西晋，虽仅数十年，仲景《伤寒杂病论》因战乱而燹遭兵火，王叔和所见已成残篇，在其深入研究基础上，对仲景《伤寒杂病论》进行整理编次，将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伤寒论》分六经，又益以“伤寒例”“平脉法”“辨脉法”及可不可汗、吐、下等诸篇。从辨证、立法、施治的角度，把仲景《伤寒论》提高到辨治一切疾病之准绳，而不是局限于伤寒病，成为中医临床辨证论治之范本，确立了六经辨证论治体系。
王氏所益诸篇，从内容看《伤寒论·辨脉法》主要是讲外感伤寒病之脉象，共二十八章。第一章阐明阴阳篇之总纲；第二至九章论脉之吉凶；第十至第二十八章专论外感病之脉象。
《伤寒论·平脉法》是论脉学之基本原理，共二十四章。第一至第十六章，论诊脉之方法及脉象候病之原理；第十七至第二十四章，说明脉的根本在于营、卫气之变化，提出诊脉要重视寸口、趺阳、少阴三部脉。
《伤寒论·伤寒例》，凡二十四条。第一、第二条叙述节气变化，风寒暑湿伤人之概况，提出“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指出伤寒病是时行之气伤人，时气病是非时之气伤人（即非其时而有其气之病）。第三条提出地土方宜治病之不同。第五条至第十条论六经发病之主要脉证。第十一条讲两感伤寒之传变。第十二条和第十六条讲病宜早治，服药方法亦当随病之轻重而异。第十三条至第十五条言辨治伤寒病之脉法。第十七、第十八条提出治病同时应注意护理。第四、第十九、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条言伤寒病的不同预后。第二十条言温热病之灸刺方法及禁忌。此篇实为辨证伤寒之条例，正若明·闵芝庆所云：“伤寒有例，犹律法有例，罪有明证，从例治之；病有明证，从例治之，是皆所谓法也。”
可不可汗吐下诸篇，是王叔和对仲景论治学说之研究结晶，对《伤寒论》中所用汗、吐、下、温、刺、灸、水、火诸治法的分类归纳，进行了分析比较，揭示张仲景论治之规律。
王氏对《伤寒论》编次整理，并附之己见，功不可没，受到后世不少医家之赞誉。晋·皇甫谧云：“晋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宋·林亿等云：“其学专于仲景，是以独出于诸家之右，仲景之书及今之八百余年，不坠于地，皆其力也。”金·严器之亦赞云：“昔人以仲景方一部为众方之祖，盖能继述先圣之所作，迄今千有余年，不坠于地者，又得王氏阐明之力也。”但至明清之时受到方有执、喻昌、程应旄等一些医家之非议，他们认为王氏以己之说，混于仲景之论，而致玉石不分，主客相杂，有惑于后人，提出对《伤寒论》错简重订的主张。不过多数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如《伤寒阐要篇》之作者闵芝庆就提出：“须知此篇（指‘伤寒例’）乃论中纲领，仅道伤寒之学，而未尽其变，诸变不可胜数，故后有六经诸病。发明此例，前后一贯，岂容偏废哉？”
2.孙思邈
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唐代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著名医药学家，后人尊称为“药王”。自幼好学，及长精诸子百家之学，善言老庄，亦好释典，兼通阴阳，推及医药。曾受隋、唐两代帝召而不仕，专耽嗜于医药为务，著有《千金方》等巨作行世。
孙氏对仲景之学推崇备至，在其著《千金要方》之时，由于“江南诸师秘而不传”，惜未能见到《伤寒论》之全貌。三十年后，撰《千金翼方》时方获得仲景《伤寒论》，并将其整理收录于《翼方》之中，谓：“专取仲景之论，以太阳方证，比类相附，三阴、三阳宜忌，霍乱、发汗吐下后，阴阳易、劳复为十六篇，分上下两卷。”
孙氏研究《伤寒论》特点主要是“以方类证”法，认为：“夫寻方之大意，不过三种，一则桂枝，二则麻黄，三则青龙。此之三方，凡疗伤寒不出之也。其柴胡等诸方，皆是吐下发汗不解之事，非是正对之法。”于是整理为太阳病列桂枝、麻黄、青龙、柴胡、承气、陷胸等证和杂症；其次顺序列阳明、少阳、少阴、太阴、厥阴等之病证；再次综合归纳列治疗宜忌，忌汗、宜汗，忌吐、宜吐，忌下、宜下，忌火、宜火，忌灸、宜灸，忌刺、宜刺，忌水、宜水等条以说明之，然后在叙述汗吐下后病状及其治疗。其研究方法比附归类，条理分明，对后世以方类证研究者颇有影响，亦为后世倡言“三纲鼎力”者开创了先河。
3.韩祗和
韩祗和（公元1030—1100年），宋哲宗时名医，淇洲（今河南省内）人，著有《伤寒微旨论》一书。
韩氏《伤寒微旨论》早已失传，后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成帙，为二卷行世。凡十五篇，着重论述了辨脉、辨汗下、温中等诊治大法，旨在发挥仲景未尽之意。即以《内经》之旨释《伤寒论》，将六经以经络释之，对《伤寒论》辨证用药有所发挥，后人王好古《阴证略例》多引韩氏之说。
4.庞安时
庞安时（公元1042—1099年），字安常，宋·蕲州蕲水（今湖北浠水县）人，生于世医之家，幼聪颖过人，及长博读《内经》《难经》《甲乙经》诸书，潜心钻研，融会贯通，尤精于伤寒，能得仲景大意，为人治病，十愈八九，医技精湛，医德高尚。淮南人称“安常能与伤寒说话”。著有《伤寒总病论》《难经解义》《本草补遗》等。
庞氏《伤寒总病论》是其治仲景学之代表作。其特点主要为两个方面：①从病因病机立论，指出伤寒病乃因冬受寒毒，阳气不足所致。这是从“伤寒例”发挥而来，“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于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于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毒者，以其最成杀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为暑病。”当然发病与否，一是邪气（寒毒），一是人体正气（阳气）强弱。勇者正气盛，不会发病；怯者，正气衰，便会发病。②其将伤寒与温病区分开来，特别提出了五大温病（春时“青筋牵”，夏时“赤脉 
”，长夏“黄肉随”，秋时“白气狸”，冬时“黑骨温”）与伤寒大异。认为五大温病有流行性，所感后其证候与六淫之邪所致不同。其治则善用石膏，无疑为后世温疫论治给予了启发，如清·余师愚之论暑燥疫颇受其影响。
5.朱肱
朱肱（公元1050—1125年），字翼中，号隐翁、无求子，宋·吴兴（今江苏吴兴）人，宋哲宗三年（公元1088年）进士，曾仕奉议郎，故又称其“朱奉议”。后去仕就医，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起为医学博士，为著名医家，著有《类证活人书》（亦名《南阳活人书》）、《内外二景图》等。
朱氏治仲景《伤寒论》学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以经络释六经 如谓太阳经：“足太阳膀胱之经，从目内眦上头连于风府，分为四道，下项并正别脉上下六道，以行于背，与身为经。太阳之经为诸阳主气，或中寒邪，必发热而恶寒，缘头项腰背是太阳经所过处，今头项痛，身体疼，腰脊强，其脉尺寸俱浮者，故知太阳经受病也。”
（2）重视脉学 他说：“大抵问而知之以观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内，证之与脉不可偏废。且如伤寒脉紧，伤风脉缓，热病脉盛，中暑脉虚。”
（3）突出表里阴阳辨证 他说：“治伤寒须辨表里，表里不分汗下误。古人所以云：‘桂枝下咽，阳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则亡。’伤寒有表证，有里证，有在半表半里，有表里两证俱见，有无表里证。在表宜汗，在里宜下，半在表半在里，宜和解，表里俱见，随证渗泄。”并谓：“治伤寒须识阴阳二证，手足各有三阴三阳，合为十二经。在手背者为阳属表为腑，在手掌里者为阴属里在脏。足经仿此。伤寒只传足经，不传手经。”
（4）强调立法施治 他说：“古人治伤寒有法，非杂病之比；五种不同，六经各异。阴阳传受，日数浅深，药剂温凉，用有先后，差之毫厘，轻者危殆，况不识法者乎？”
（5）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他说：“伤寒、伤风、热病、中暑、温病、温疟、风温、温疫、中湿、湿温、痉病、温毒之名，天下之事，名定而实辨，言顺则事成，又何况伤寒之名，种种不同，若识其名，纵有差失，功有浅深，效有迟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疗，往往中暑乃作热病治之，反用温药；湿温乃作风温治之，复加发汗，名实混淆，是非纷乱，性命之寄，危于风烛。”
朱氏之论，颇有见的，不失为研究伤寒之大家，故颇受后人赞誉。清·徐大椿称曰：“宋人之书，能发明《伤寒论》，使人有所执持而易晓，大有功于仲景者，《活人书》为第一。”《中国医籍考》云：“此书以经络、病因、传变、疑似，条分缕析，而后附以诸方治法，使人一览了然，岂非后学之津梁乎？”
然而，其以经络释六经，虽有合理之处，但未免失于偏颇而不全面，未能尽合仲景原旨，即不能全面释六经之义。其重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颇有新意，“今于逐问下，详载疾状而名之曰某病，庶几因名识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而处病不差矣。”此言至今仍有临床指导意义，对中西医结合所提倡之辨病与辨证相结合，虽中西医病名有异，但亦不无启迪。
6.许叔微
许叔微（公元1079—1154年），字知可，宋代真州（今江苏仪征县）人。少孤，力学，于书无所不读，而尤邃于医学，视病与药，十活八九，其术精湛，为宋代著名医家，并曾于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举进士，仕至徽州、杭州教官，后人称为许学士。著有《伤寒发微论》《伤寒九十论》《伤寒百证歌》《类证普济本事方》等。
许氏治仲景《伤寒论》学特点主要是强调辨证，将八纲辨证与六经辨证有机地结合于一起。如云：“大浮数动滑阳脉，阴病见阳生可得；沉涩弦微弱属阴，阳病见阴终死厄。阴阳交互最难明，轻重斟量当别白。轻手脉浮为在表，表实浮而兼有力，但浮无力表中虚，自汗恶风常淅淅。重手脉沉为在里，里实脉沉来亦实；重手无力大为虚，此是里虚宜审的。”又云：“发热恶寒发于阳，无热恶寒自阴出。阳盛热多内外热，白虎相当并竹叶；阴盛寒湿脉沉弦，四逆理中为最捷。”（《伤寒百证歌·卷一》）
其次对仲景方药应用进行探讨和研究颇有建树。如对桂枝汤中芍药一药之用曰：“赤白补泻，极有厉害。”治太阳中风，和小建中汤中主张用白芍。其曰：“卫强则荣弱，仲景以桂枝发其邪，以芍药助其弱，故知用白芍也。……至于小建中，为尺迟血弱而设之举，此皆用白芍药，而仲景亦止称芍药，可以类推矣。”（《伤寒发微论》）
再者是强调了“伤寒以真气为主”。认为“伤寒不问阴证阳证，阴毒阳毒，要之真气完壮者易医，真气虚损者难治”。指出伤寒发病与人体质强弱的重要关系。
不难看出，许氏亦不失为一研究伤寒学之大家，颇切临床应用。
7.郭雍
郭雍（约公元1106—1187年），字子和，宋·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人。其父忠孝，师事程颐，著《易说》，雍传其父学，隐居游浪山谷间，号白云先生，曾被荐于朝，旌召不就，又赐号冲晦处士。其本理学，并兼嗜轩岐，采《素》《难》《千金》《外台》《活人》等方论，以补仲景之阙略，撰成《伤寒补亡论》二十卷。
《伤寒补亡论》，顾名思义，郭氏采集诸家之说，以补《伤寒》之缺。其依据《素问》《灵枢》《难经》《千金翼方》《南阳活人书》《伤寒总病论》等书和时医常器之等所论，对《伤寒论》进行了补充。如《伤寒补亡论·卷一》“伤寒名例十问”云：“伤寒亦名热病何也？《素问·三十一篇》曰：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伤寒有五何也？《难经·五十八难》曰：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是也。”又曰：“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庞氏云：李根汤主之。朱氏同。常氏云：可奔豚汤。”
其次本书析理精细，发挥所长。如对“太阳病有汗无汗”之分析，历代注家皆未释之，独郭氏为之分析，曰：“风邪之气中浅则中卫，中卫则卫强，卫强不与营相属，其剽悍之气随空隙而外出，则为汗矣。故有汗者，卫气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则涉卫中荣，二气俱受病，无一强一弱之证，寒邪营卫相结而不行，则卫气无自而出，必用药发其汗，然后邪去而荣卫复通。故虽一经，有汗无汗二证。”其对厥证之认识亦与众不同认为凡逆皆属厥，但厥有寒热之分，伤寒之厥与阴阳正气偏胜而厥者不同。其曰：“伤寒所论，盖手足厥逆之一证也。凡阴阳正气偏胜而厥者，一寒不复可热，一热不复可寒。伤寒之厥，非本阴阳偏胜，暂为毒气所苦而然。毒气并于阴，则阴盛阳衰，阴经不能容其毒，必溢于阳，故为寒厥。毒气并于阳，则阳盛而阴衰，阳经不能容其毒，必溢于阴，故为热厥。其手足逆冷，或有温时，手足虽逆冷，而手足掌心必暖。”
8.成无己
成无己，宋·聊摄（今山东聊城）人，生活于宋嘉祐、治平（公元1056～1067年）和金·黄统、天德（公元1141～1152年）之时。其家世儒医，性识明敏，穷经究旨，古今医书无不涉猎，尤重仲景之学，本《素》《灵》《难经》诸书，以阐释仲景《伤寒论》，撰成《注解伤寒论》十卷、《伤寒明理论》三卷等。
成氏为全面注释《伤寒论》第一家，开注释《伤寒论》之先河。其注释特点是以经解经，即以《内经》《难经》理论来阐释仲景之学，将《伤寒论》与《内》《难》融会贯通。如对“太阳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荣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进行分析，其注曰：“太阳中风，风并于卫。则卫实而荣虚。荣者阴也，卫者阳也。发热汗出，阴弱阳强也。《内经》曰：‘阴虚者阳必凑之。’故少气时热而汗出，与桂枝汤解散风邪，调和营卫。”其所注方药之用，亦以《内经》理论释之。如调胃承气汤方下注为：“《内经》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苦甘。’芒硝咸寒以除热，大黄苦寒荡实，甘草甘平，助二物，推陈而缓。”
其研究《伤寒论》另一特点是以症归类，分析比较。《伤寒明理论》对发热、恶寒、烦躁、心悸、下利、短气等五十症进行归类分析比较之。如发热，提出其与“潮热、寒热若同而异，与烦躁相类而非”，发热有“翕翕发热者、有蒸蒸发热者，此则轻重不同，表里之区别尔”。还指出“邪在半表半里者，亦有发热之证”“少阳病始得之，亦有反发热者”等并逐一作了说明。
再者，成氏对方剂之研究颇著，开创了方论学之先河。以《内经》理论，按照君臣佐使之组方法则阐明《伤寒论》方之组方奥义和用药配伍特点，为后世方论学之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上可以看出，宋以前诸家对《伤寒论》之研究，一是继承，二是发挥，进行了补充和解析。
（二）明以后研究《伤寒论》各流派
1.错简重订
（1）方有执，字中行，自号九龙山人，明·歙县灵山（今安徽歙县内）人，生于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于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71岁犹存。初未学医，因连遭两番丧偶，及儿女病惊风而历殇者五，乃笃志学医。其不畏艰辛，东抵齐鲁，西涉川陕，遍访名师，期还叔和之故，以通仲景之源。撰成《伤寒论条辨》八卷和《痉书》一卷等。
方氏研究《伤寒论》的特点：
①首创错简重订。他说：“自今观之，各篇之中，不合于辨者，历历可指也。而太阳三篇，尤溷溷然无辨于三也。似此编次，徒赖叔和之名存，岂复叔和之实在哉！必繇后至轻浮，有如类证之辈者，不谙论义，不会辨义，骋以卑陋，计图剽窃，务以欺炫，纷更错乱，颠倒变易，法则断股离肢，方则衰多益寡”（《伤寒论条辨·后序》）。他认为仲景《伤寒论》经王叔和整理编次后，已有错简，“辨脉”“平脉”“伤寒例”及汗吐下可不可等诸篇，或为王氏伪造，或为王氏述仲景之言而附己意，并认为明以前诸家对《伤寒论》之研究，悉为“依文顺释”，毫未越叔和之藩篱，以致贻祸无穷。于是重为修辑，移整若干言，考订若干字，重订经十一篇，法三百九十七，方一百一十三，以为仲景之遗书。
②削去“伤寒例”，重新编次《伤寒论》。方氏主要采取三个步骤，一是削去“伤寒例”，认为“伤寒例”义例甚明，例属治病大法，义即取法之理，伤寒之例均已寓于六经各法之中，而叔和、无己“不省义例原属方法中，法外又独有伤寒之例，独例伤寒而置诸各属，舍义独曰例，岂仲景之言？”故谓“其为后人之伪”而削之。二是调整编次，认为“辨脉”“平脉”二篇，虽非仲景所著，但可羽翼仲景之学，故得留之，但置于书末。三是重次条文，对六经诸篇一一进行调整，条文打乱，重新排列，尤以太阳篇为最。其据“风伤卫”“寒伤营”“风寒营卫俱伤”三纲，将太阳篇上、中、下各条文，分列为“风伤卫”“寒伤营”“营卫俱中伤风寒”三部分。“风伤卫”集列原文十六条、方二十首，即桂枝汤证及其加减应用和其变证；“寒伤营”集列原文五十七条、方三十首，主要为麻黄汤证及其加减变化等；“营卫俱中伤风寒”集列原文三十八条、方十八首，主要是青龙汤证。
此外，其另立“辨温病风湿杂病脉证并治篇”，集列原文二十条，方三首，将伤寒之外的条文归纳于一起以示区别。
③提出《伤寒论》不限于治伤寒病之主张。他说：“读之者皆知其为《伤寒论》也，而不知其乃有所为于伤寒而立论，所论不啻伤寒而已也。……所以法而世为天下则，方而世为万病祖。”（《伤寒论条辨·自序》）
方氏研究《伤寒论》达数十年，崇尚仲景之学，为“错简重订”之首倡者。对后世不少医家深有影响。清·吴仪洛赞之曰：“自叔和而后，伤寒一书，沉沦于羊肠马道中者，几千余年。有明方中行出，著《伤寒条辨》，澄几研理，卓识超越前人。”由其拉开研究《伤寒论》学派之争的序幕。方氏所主张错简重订是符合实际的一大创举，告示后学者，学习研究古典医籍不能人云亦云或望文生义，要从实际出发，敢于提出己见，这无疑掀起了学术争鸣，推动了《伤寒论》的研究。至于其所议王叔和、成无己之误，未必如此；是否完全错简不堪，亦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2）喻昌，字嘉言，生于明而成于清，江西南昌人。幼能文，崇祯中以选贡入都，上书愤欲有为，卒无所就。后被鬀为僧，复蓄发游江南。顺治中寓居常熟，以医名，治疗多奇中，才辩纵横，为清初著名医学家。著有《伤寒尚论篇》《医门法律》等。
喻氏治《伤寒论》之研究，亦倡言错简重订，为其中坚者。其特点有三：
①批评王叔和、林亿、成无己等人错乱经文。他说：“尝慨仲景《伤寒论》一书，天苞地符，为众法之宗，群方之祖。杂以后人知见，反为尘饭土羹，莫适于用。”批评王叔和曰：“编述《伤寒》全书，苟篇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如《序列》一篇，蔓引赘辞其后，‘可不可’诸篇独遗精髓，‘平脉’一篇妄加己见。总之碎剪美锦，缀以败絮，盲瞽后世。”批评林成二人曰：“传称成无己注《伤寒论》十卷，深得长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二家，过于尊信叔和，往往先传后经。将叔和纬翼仲景之辞，且混编为仲景之书，况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原文不雅驯，反首列之，以错乱圣言。则其所为校正，所谓诠注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
②以“风伤卫”“营伤血”“风寒两伤营卫”为纲改订太阳篇。其云：“太阳经中，仍分三篇，以风伤卫为上篇，寒伤营为中篇，风寒两伤为下篇。一一以浅肤之语括大义于前，明奥旨于后。其温病、合病等各逐段清出，另主篇目，俾读者了无疑惑之心，庶随施而恰当矣。”
③以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为订正标准。喻氏《伤寒尚论篇》以六经为纲，于六经之每一经前叙述其证治大意，以下则以法为目，每一法下分列条文，并加以注释，共订出三百六十七法。于《伤寒尚论后篇》有春温上中下三篇，订出三十法。全书为成三百九十七法，方达一百一十三方。
喻氏极欲恢复仲景《伤寒论》原貌，对叔和、无己等人进行了激烈批评，惟赞方有执，但因其“不达立言之旨者尚多”“欲取而尚论之，如日月之光昭宇宙”，因此，书名曰：《尚论张仲景伤寒论三百九十七法》（简称《伤寒尚论篇》或《尚论》）。方、喻二家较之，方氏《条辨》认为六经辨证有纲有目，喻氏从之，并大倡纲目之说，且以冬伤于寒、春伤于温，夏秋伤于暑热为四季中主病之大纲。而四时外感，又以冬月伤寒为大纲。伤寒六经之中，以太阳经为大纲；太阳篇中，又以风伤卫、寒伤营、风寒两伤营卫为大纲，其谓“三纲鼎立”。其余《伤寒论》原文，则六经各自为篇。将合病、并病、坏病、痰病四类，附于三阳经末，将过经不解，差后劳复、阴阳易等附于三阴经末。如是全书显得提纲挈领，条理分明。其编次，较方氏更进一步。另外喻氏极重视法，认为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是订正《伤寒论》的唯一标准，以六经为纲，举三百九十七分隶于大纲之下。这样仲景之书，才属完备。
（3）张璐（公元1617—1699年？），字路玉，自号石顽老人，生于明而成于清，江苏长洲人。少颖悟，博通儒业，专心医药之事，轩岐迄各代方书，无不遍览，为清季著名医家，且勤于著述，撰有《张氏医通》十六卷、《伤寒缵论》二卷、《伤寒绪论》二卷、《本经逢源》四卷、《诊宗三昧》一卷、《千金方衍义》三十二卷等。子登、倬皆世其业。
错简重订一派，以方喻二家倡之为主，步之者甚众，张氏即为极应者。张氏悉心研究《伤寒论》三十余年，广纳众长，直抒己见。其治伤寒学特点为：①宗方喻之说，倡言错简重订和三纲鼎立之说，尤崇喻氏之论。《伤寒缵论》上卷太阳病分“三纲”三篇，阳明病分经腑二篇，少阳、太阴各一篇，少阴分本证与伤经之证二篇，厥阴一篇，几乎与《尚论》无二。《伤寒绪论》为《缵论》之补益，虽效仿喻氏《尚论》编次，但其删去了汗吐下可不可诸篇，将“辨脉”“平脉”“伤寒例”移至书末。②对喻氏寒温不分，大持异议，而于《缵论》下卷，另立“温热病篇”，《绪论》中增设了察舌、辨舌两篇，以及发热、恶风、恶寒、头痛等102个常见症状之脉证、治法和鉴别等，以抒发己见。
（4）吴仪洛，字遵程，清·海盐澉水（今浙江海盐县澉浦镇）人，生于雍正、乾隆时期。幼业儒，后弃举而习医，究心轩岐仲景之学，存良医济世之志，游学楚、粤、燕、赵等地，后留四明（今宁波），读万卷书，乃归故里业医，名噪江浙。并善笔耕，撰有《本草从新》《成方切用》《伤寒分经》《女科宜今》等书。
《伤寒分经》十卷，是其治仲景学之结晶。吴氏备崇喻昌之说，认为《尚论》“纲举目张”“独开生面”，将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很得分经之妙，故承袭喻氏之说，将己撰之书名曰《伤寒分经》。是书前五卷，基本采用了《尚论》之编次和注释，对喻氏不足处略有更易；后五卷为论春温夏热、脉法，并附秋燥论。三百九十七法分隶于大纲之下，分经论注。故其属错简重订一派者，但无甚发明，惟在编注体例上采取补注、串解之法，浅显易懂，对之后陈修园《伤寒论浅注》颇具影响，是为其长。
（5）程应旄，字郊倩，清·新安（今安徽歙县）人，生于康熙年间，以儒而习医者，著有《伤寒论后条辨》十五卷等。
程氏推崇方有执《伤寒论条辨》，对《伤寒》重加编次，称己所著为《后条辨》。但其编次又不尽同方氏之《条辨》，即不按三纲分篇目，比较注重条文之间的上下联贯，而把重点放在“辨”字上，以期临床鉴别诊断。是书内容基本保留了王叔和旧编全部内容，并于书前增加“辨伤寒”五篇医论。其二极力推崇方氏主张《伤寒论》不限于治伤寒病之说，认为《伤寒论》是理法方药俱备之全书，称“《伤寒论》之有六经，非伤寒之六经也……处处是伤寒，处处非伤寒也”。
（6）周杨俊，字禹载，清·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清·康熙时医家。幼功儒学，屡试不售，遂易志攻岐黄术，十余年后而成名。著有《伤寒三注》《金匮二注》《温热暑疫全书》等书行世。
周氏治仲景《伤寒论》学特点，一是步方、喻二家后尘，推崇二家之论，对六经编次，基本仿效方、喻二家，其注释以二家为主，并在此基础上辅补己意，故书曰《伤寒三注》。二是抒发己见，具体条文之排次与方喻二家仍有不同，如将太阳篇中“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无热恶寒者，发于阴”条文列为太阳篇中首条。认为有热无热乃辨阴证阳证之大纲，很有见的。再者将六经主证与变证、坏证、杂证分篇论注，条分缕析，严格区分，又颇有新意。
（7）黄元御，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楸子，山东昌邑人。幼功儒，为诸生，因庸医所误，一目失明，乃发愤习医，以名医济世，奉诏侍从，方药神效，而御赐“妙语岐黄”匾。并勤于著述，有《素问悬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伤寒悬解》《金匮悬解》《伤寒说意》《长沙药解》《四圣心源》《素灵微蕴》等多种医书。
黄氏认为古医籍大多存在错简，故同意方喻错简重订观点。其治《伤寒论》特点：①倡言六经为纲，如其《伤寒悬解》首列各经病提纲，然后列本病、经病、脏病，腑病、坏病等。②以《内经》标本中气来阐释《伤寒论》六经病，即主张“六经气化”说，谓“病则太阳是寒，阳明是燥，少阳是火，太阴是湿，厥阴是风，惟少阴则不从热化而从寒化”，并主张手足两经同化。
（8）舒绍，字驰远，号慎斋学人，清·进贤（今江西进贤县）人，生活于乾隆年间，少始攻儒后志于医，为喻昌之再传弟子。著有《伤寒集注》《伤寒问答》《女科要诀》等。
舒氏《伤寒集注》十卷，乃传喻昌之学，其篇目、条文悉本《尚论》，注释以喻氏为主，兼纳方有执、程郊倩、汪昂诸家之言，“三纲鼎立”“三百九十七法”与喻氏无二，注释中兼抒己见。其论方则多采徐彬（字忠可，喻昌弟子）《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亦名《伤寒方论》）之论，明立方之旨，命名之义，讲明药性，配用之理，并发挥己意。后世汪莲石、丁甘仁先生多以是书为教本以育门人。
（9）章楠，字虚谷，清·浙江绍兴人，生活于道光之时。幼得羸疾，乃究心医药，从医请益，历览诸家，尤得惠于叶桂之学，发明奥旨，以温病为所长，著有《医门棒喝》一书，其中含《伤寒论本旨》九卷。
其治仲景《伤寒论》之学，倡言方有执之错简重订说，削“伤寒例”，设“三纲鼎立”，只在具体条文上与方氏有所异。如“辨脉”“平脉”诸条，方氏仅易其篇名而另立之，章氏则选择其中有关伤寒病证及辨阴阳虚实诸内容分别植入六经各篇中。其另一特点是将“伤寒”“温病”并论，《伤寒本旨》之卷六论温、热、暑病之源流和证治，受温病学家叶桂、薛雪二人影响较著，附录了叶氏《温热论治》及薛氏《湿热条辨》，注意了伤寒与温病在病因、病机及症状之鉴别，颇有创意。此无疑对《伤寒论》之研究和后世温病学之研究产生一定影响。
2.维持旧论
（1）张遂辰，字卿子，号相期，生于明而成于清（即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江西，迁居杭州，少习举业，应试不就，且体弱多病，乃志于医。上自轩岐，下逮刘、张、李、朱诸家之学，无所不览，务穷其旨，以医自给，医名鹊起，所居有“张卿子巷”名。著有《张卿子伤寒论》《张卿子经验方》等。弟子张开之、沈亮辰、张志聪、张锡驹等颇著。
张氏为清季研究仲景《伤寒论》之一大家，为“维持旧论”派之旗手。对《伤寒论》研究主要有三大特点：
①尊王赞成，维持旧论。《张卿子伤寒论》，“悉依旧本，不敢去取”，完全按王叔和之编次，“今依辨、平脉法为第一卷，自伤寒大例及六经次第，不复妄有诠次，止以先后匀适，约为六卷”，其注释，则推崇成氏，成注不足者，而广纳诸家之长。
②不盲从成注，善抒己见。如《伤寒论》原文“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法当汗出而解……”成注曰：“风湿相搏，则风在外，而湿在内。”张氏认为：“风湿相搏，法当汗出而解，正如前条麻黄加术，使微微蒸发，表里气和，风湿俱去，若成注以风言表，以里言湿，则不可。”
③广采众家之长。其所著《伤寒论》广纳众说，认为“诸家善发仲景之义者，无过南阳，外此如叔微，全善、洁古、东垣、安道，近代如三阳、宇泰诸君子，单词片语，虽不尽拘长沙辙迹，实深得长沙精义，急为采入，以补六经未发之旨也。”如“卷四·辨太阳病脉证并治第七”于小陷胸汤治方下即取王好古之说：“大陷胸汤治热实，大陷胸丸兼喘，小陷胸汤治痞。”“卷七·辨可下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一”于大承气汤下即取李东垣之说：“下药用大承气汤而最深，小承气汤次之，调胃承气汤又次之，大柴胡汤又次之。”
张氏据成原本，并纳后贤诸多发明，而成《张卿子伤寒论》一书对后世影响颇著，自是以后形成研究《伤寒论》之一大流派。
（2）张志聪（公元1610—1683年），字隐庵，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明而成于清，为清代著名医学家。其祖世南阳，仲景后裔，至其为四十三代，由十一世祖游官钱塘。因幼年失怙，而弃儒习医，拜投张卿子门下，精研轩岐之术，对《内经》《伤寒论》等研究颇著，撰有《伤寒论宗印》《伤寒论集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黄帝内经灵枢集注》《侣山堂类辨》《针灸秘传》等。
张氏治仲景之学，主要是秉承师训，早年有《伤寒论宗印》（公元1663年），后有《伤寒论集注》（公元1683年）。其研究特点：
①承师训尊王赞成，但不盲从。其编次上同卿子师按叔和六经编次之法。但对其师保留“伤寒例”和置“辨脉”“平脉”于篇首之编次认为不妥，认为“伤寒例”是王叔和之例序，又是论热病的，与《伤寒论》内容不相符，因此当删去。于是本“先证后脉”之则，将“辨脉”“平脉”置于篇后。
②汇节分章注释法。他认为后世所以有错简重订之论，系因“注释本论，皆散叙平铺，失其纲领旨趣”所致，欲使“理明义尽”，而采取了“汇节分章”注释之。如太阳病脉证篇中的第一至第五条，其认为是论太阳受风寒之邪，而传阴传阳之义，乃汇为一章。辨太阳病脉证篇第一，凡八十一条，其分为二十一章以阐明其义。如此，对理解《伤寒论》条文颇有裨益。后人赞之曰：“惟隐庵《集注》，体贴入微，凡经中章节句字，均释得融洽分明，不愧长沙贤裔。”
③善抒己见，持异成注。如云：“成氏谓伤寒恶寒，伤风恶风。诚如斯言，何以本论云：‘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何以‘太阳中风啬啬恶寒？’须知寒为太阳之本气，风乃寒中之动气，病太阳而皮毛凝敛而恶寒，病太阳而皮毛开发则恶风。恶寒、恶风遂皮毛之凝敛开发而言。如风邪始入毛窍未开，虽中风而亦恶寒；寒入于肌，邪伤腠理，虽伤寒而亦恶风，并非伤寒恶寒，中风恶风也。”所言中的，对后世研究学习仲景《伤寒论》颇有启迪。
（3）张锡驹，字令韶，清·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师事张卿子，与张志聪为同门，其学深受张师及同门志聪之影响，与志聪有“钱塘二张”之称。著有《伤寒论直解》及《胃气论》等。
锡驹治仲景之学既继承师门之长，又有其独特见解。其特点如下：
①尊叔和编次，而略有变易删削。他说：“《伤寒论》旧本以‘辨脉’‘平脉’为首，先脉而后证，宜矣。至以痉湿暍列于六经之前，似非作论之本意。今先脉后证，列六经于‘辨脉’‘平脉’之后，而霍乱痉湿暍并汗吐下又附于六经之后，以见因伤寒而并及之者也。若夫叔和序例引《素问·热论》而立言，于仲景伤寒，漫无发明，故去之。”注解方法多效仿张志聪，只是章节具体划分上有所不同。
②认为《伤寒论》为治百病之全书，非仅治伤寒病。他说：“人身中虽有千般疢难，何会离得阴阳？所以首节便问脉有阴阳……故凭脉决生死也，曰凡脉，曰凡病，乃概言之，非专指伤寒也。”又云：“能明乎伤寒之寒热虚实反复变迁，则百病之寒热虚实了如指掌矣。”
③强调传经之要，阐发传经之理。张氏集诸家之说，对传经纪日发表了个人见解。即曰纪日之传行是“气传”，而非指病传。气传是指正气之运行。正气之运行可因感邪和不感邪而发生顺序上的不同。不感邪时，正气相运行由一而三，即一厥阴，二少阴，三太阴（由里行外，此系《素问·天元纪大论》之说法，又由张志聪加以发挥，指出：“厥阴为一阴，少阴为二阴，太阴为三阴。少阳为一阳，阳明为二阳，太阳为三阳。无病之人，六气循行，亦从厥阴而少阴，少阴而太阴，太阴而少阳，少阳而阳明，阳明而太阳。”张锡驹受其影响，而汇集成理。）感受邪气后，正气运行便改变了运行次序，即由三而一，太阳传阳明，阳明传少阳，少阳传太阴，太阴传少阴，少阴传厥阴（由外至里）。并认为病传无规律可循，即无法纪日的。如由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甚至由太阳传入三阴，不受时间的限制，即不受次序之约束。以此释《伤寒论》中纪日之法，拘一日一经者，为正气之运行，即气传；不拘日者为疾病之传变，属病传。
（4）陈念祖（公元1752—1823年），字修园，清·长乐（今福建长乐县）人，生活于乾（隆）嘉（庆）之时。少孤，家徒四壁，笃志力学，二十补诸生，曾随泉州蔡宗玉茗庄学医，后于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成举人，就长乐吴航书院主讲，1801年前后任河北磁、威、枣强等县令，及同知、知州，代正定知府等官，因母丧而归故里。其为仕医并举之人，精研岐黄，服膺仲景，一生著述甚多，有《陈修园医书丛书》多种（即《神农本草经读》《伤寒论浅注》《重订柯著伤寒论》《重订活人百问》《金匮要略浅注》《金匮偶录》《医学从众录》《伤寒真方歌诀》《景岳新方砭》《伤寒论读》《金匮读》《医约》《医诀》《长沙方歌诀》《金匮方歌诀》《时方歌括》《时方妙用》《伤寒医诀串解》《医学实在易》《医学三字经》《女科要旨》《十药神书注解》等）。且其医著浅显易懂，不失为一位普及中医的著名教育家和医学家。
陈氏治仲景之学颇深，对《伤寒论》的研究主要有三大特点：
①反对错简重订，拥护维持旧论，即尊王赞成，佩服钱塘二张之说。他认为仲景《伤寒杂病论》为“万古不易之准绳”“叔和编次《伤寒论》有功千古”。因“其文义高古，往往意在文字之外，注家不得其解，疑为王叔和之变乱，而不知叔和生于晋代，与仲景相去未远，何至原书无存耶？若仲景另有原书，叔和何能尽没，以致今日之所存者，仅有叔和之编次耶？要知‘平脉’‘辨脉’‘伤寒例’，诸可与不可与等篇，为王叔和所增，增之欲补其未详，非有意变乱也。然仲景即儒门之孔子也，为叔和者，亦游夏不可赞一辞耳。故于其所增者消之”。
对成氏《注解伤寒论》，他说：“不敢稍参意见，而增删移易盖好由于信也。”认为方喻等人“而敢擅改圣经……竞归咎于叔和编次之非，遂割章分句，挪前换后”，并斥之“后辈不得仲景之旨，遂疑王叔和之误，以致增出三大刚之说，传经为热，直中为寒之论。……种种谬妄皆由不任故也”。对张志聪、张锡驹二家颇多称赞，认为“俱从原文注解，虽间有矫枉过正处，而阐发五运六气阴阳交会之理，恰与仲景自序撰用《素问》《九卷》《阴阳大论》之旨吻合，余最佩服”。
②主张分经审证。如陈氏将太阳病分为太阳经证、太阳腑证、太阳变证三大类。经证又分虚实两证，表虚用桂枝汤，表实用麻黄汤；腑证又分蓄水蓄血二证，蓄水用五苓散，蓄血用桃核承气汤；太阳变证又分从阴从阳两类，汗下失宜，虚其阳者，从阴化，可用四逆汤、桂枝加附子汤、真武汤等；虚其阴者，从阳化，可用白虎加人参汤、大、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等。如此分六经病为诸证，可谓纲举目张，易于学者掌握，便于临床应用。
③以衬注之注释法注解《伤寒论》。其在原文下注释，原文与注文可以连读，亦可分读，流利畅达，通俗易懂。如太阳病第一条为“太阳（主一身最外一层，有经之为病，有气）之为病，（主乎外者则）脉（应之而）浮，（何以谓经？《内经》云：太阳之脉连风府，上头顶，挟脊抵腰至足，循身之背，故其为病）头项强痛（何以谓气？《内经》云：太阳之上寒气主之，其病有因风而始恶寒者，有不因风而恶寒者，虽有微寒）而（总不离乎）恶寒。”陈氏《伤寒论浅注》汇集诸家之精粹，融会贯通，由博返约，深入浅出，成为后世学习《伤寒论》颇佳教本，足见其研究仲景之学尤深的造诣。
3.辨证论治
（1）以方类证
①柯琴，字伯，号仙峰，清·慈溪（今浙江慈溪县）人。其生于明而成于清。幼致儒学，博学多闻，好古文辞，后弃举业而专习于医，研究医术，尤精伤寒之学，著《伤寒来苏集》（含《伤寒论注》四卷、《伤寒论翼》二卷、《伤寒附翼》二卷）。
柯氏潜心究习，博览精思，对仲景之学研究甚著，其成就主要为三个方面：
一是倡言证以方名，方随证附，证从经分。他说：“仲景有太阳证、桂枝证、柴胡证等辞，乃宗此义，以症名篇，而以论次第之，虽非仲景编次，或不失仲景心法耳。”“以证为主，汇集六经诸论，各以类从，其证是某经所重者，分别某经，如桂枝、麻黄等证列太阳，栀子、承气等证列阳明之类。其有变证化方，如桂枝证更变加减者，即附桂枝证后，从麻黄证更变加减者，附麻黄证后。”
二是提出六经为百病立法，应概括杂病证治，非专系伤寒一科。他认为：“按仲景自序，言作《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则伤寒杂病未尝分为两书也。凡书中不冠伤寒者，即与杂病同义。如太阳之头项强痛，阳明之胃实，少阳之口苦、咽干、目眩，太阴之腹满吐利，少阴之欲寐，厥阴之消渴，气上撞心等症，是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一症立法也。”于是进一步明确指出：“原夫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法，不专为伤寒一科。伤寒杂病，治无二理，咸归六经之节制，六经各有伤寒，非伤寒独有六经也。”
三是提出六经是“经略之经”，是“分区地面”，非经络之经。他认为仲景“于诸病之表里阴阳，分为六经，清理脉证之异同，寒热之虚实，使治病只在六经下手，行汗吐下和解温补等法而无失也。夫一身之病，俱受六经范围者，犹周礼分六官以总百职，四时分六气以纪生成也。若伤寒不过是六经中一症，叔和不知仲景之六经，是经略之经，而非经络之经，妄引《内经》热病论作序例，以冠仲景之书，而混其六经之证治，六经之理因不明，而仲景之平脉辨证能尽愈诸病之权衡废矣”。于是便明确指出“夫仲景之六经，是分区地面，所赅者广，是以脉为经，凡风寒温热内伤外感，自表及里，热寒虚实，无乎不包，而总名《伤寒杂病论》。所以六经提纲各立一局，不为经络所拘，勿为风寒划定也”。
此外，柯氏反对“三纲鼎立”之说，主张风寒相因为病，认为“中风伤寒，皆恶风恶寒，营病卫必病，中风之重者，便是伤寒，伤寒之浅者，便是中风，不必在风寒上细分”。
柯氏对《伤寒论》之研究，颇有见的，对后世影响颇大，而深受后人赞誉。如清季名医叶桂称其所注《伤寒论》“能独开生面，可为酬世之宝。他的注疏透彻详明，精而不乱”。
②徐大椿（公元1693—1771年），原名大业，字灵胎，晚号洄溪，清·吴江（今江苏吴江县）人，为清季著名医家。初学时文，薄其道，因覃思《周易》《道德》《阴符》家言，久之有契。既乃旁搜天文、地理、音律、技击之术，精心究习，得其要领，而于医尤邃，穷源达流，参稽得失，书之于辞。虽以诸生贡太学，然终弃举业，专以医活人，曾先后两次受乾隆御诏入朝诊疾，命入太医供奉，不幸卒于京师，赐金治丧，享年七十九岁。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难经经释》《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伤寒类方》《六经病解》《伤寒约编》《医学源流论》《医贯砭》《兰台轨范》《慎疾刍言》《洄溪医案》等。
徐氏研究仲景《伤寒论》，反对错简重订、尊经持旧之法，主张探讨仲景辨证论治和制方法度，以指导临床实践。他说：“不知此书（指《伤寒论》）非仲景依经立方之书，乃救误之书也。……盖因误治之后变证错杂，必无循经现证之理，当时著作亦不过随证立方，本无一定之次序也。余始亦疑其有错乱乃探求三十年，而后悟其所以然之故，于是不类经而类方。”即提出了“使方以类从，症随方证，使人可按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症”的主张。
其本“以方类证，方不分经”之法，将《伤寒论》一百一十三方，分为十二类，每类先定主方，然后以同类加减诸方附于后，将方之精思妙用一一注明，条分缕析，并将诸方之证列于方后，而发明其所以然，务使读者对病情药性一目了然。如理中汤类，以理中丸为主方，主方下列真武汤、附子汤、甘草附子汤、桂枝附子汤、桂枝附子去桂加白术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芍药甘草附子汤、桂枝人参汤。
如此治学，诚开学习研究《伤寒论》又一蹊径，其《类方》一书堪称简便实用之佳作。故其对后世影响颇深，日人汤本求真之《伤寒类聚方》《类聚方广义》以及《皇汉医学》等均受其影响。
（2）按法类证
①钱潢，字天来，号虚白，清·虞山（今江苏常熟）人，幼年患伤寒，几殒其躯，故誓攻医，以救苍生。其为医，出神入化，技艺精湛，颇有盛名。并究经习典，著有《重编张仲景伤寒论证治发明溯源集》十卷（简称《伤寒溯源集》）行世。
钱氏研究《伤寒论》主要成就有三方面。一是按法类证，穷源探本。他治仲景之学主张“直溯源流，深穷根底，推求《灵》《素》，辩论阴阳，授古证今，分经辨证。今读之者，知症所自起，变所由生，且明其立法之义，用药之因”。二是遵从方喻二家“三纲鼎立”之说。他说：“太阳一经，而分上中下三篇者，其源始于宋·许学士叔微，明·新安方中行先生作《伤寒条辨》，遂因其说，而分三篇，以风伤卫为上篇，寒伤营为中篇，风寒两伤营卫为下篇。江右喻嘉言先生作《尚论篇》，亦不改其法，而仍为三篇，虽不知长沙立论时作何次序，而以理推之，可称公允。今不敢变易其法，仍作三篇。”三是反对三百九十七法之说。他认为：“然三百九十七法之说，原非出之仲景氏，未可强求印合，大约六经证治中，无非是法，无一句一字非法也。其有方者未尝无法，而法中亦未尝无方。故以方推之，则方中自有法；以法论之，则法内自有方。不必拘于三百九十七也，若必支离牵合，以实其数则凿矣。”
不难看出，钱氏治仲景伤寒之学，是强调辨证施治中治法的重要性。
②尤怡（？—1740年），字在泾（一作在京），号拙吾，又自号饲鹤山人，清·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清季著名医家。父田千亩，至怡中落，贫甚，曾鬻字于寺。后志习医，拜投马俶门下（马乃名医李中梓之再传弟子），尽得其传。怡邃于医学，于仲景书尤能钻研至深，颇有心得，撰有《伤寒论贯珠集》《金匮心典》；于内伤杂病等亦研究至精，著有《金匮翼》以及《医学读书记》《静香楼医案》等。
尤氏治仲景《伤寒》学的特点主要为两个方面：
一是以法类证，确立了正治诸法。他说：“盖太阳之经，其原出之病与正治之法，不过二十余条而已。其他则皆权变法、斡旋法、救逆法、类病法也。”即其根据伤寒六经病的主证、兼证、坏证以及其体虚实之殊、脏腑阴阳之异、经证与腑证的关系、他病与伤寒之不同等，确立了正治、权变、斡旋、救逆、类病、明辨、杂治诸法，以为《伤寒论》诸篇之大纲。如其编次将太阳篇分为太阳正治法、太阳权变法、太阳斡旋法、太阳救逆法、太阳类病法五章，阳明篇分为阳明正治法、阳明辨法、阳明杂治法三章，少阳篇分为少阳正治法、少阳权变法、少阳刺法三章……如此以体现仲景辨证立法施治特点，令人一目了然极易掌握。
二是反对方喻诸家“三纲鼎立”之说。其云：“邪气之来，自皮毛而入肌肉，无论中风伤寒，未有不及于卫者。其甚者乃并伤于营耳。”“寒之浅病，仅伤于卫；风而甚者，并及于营。卫之实者，风亦难泄；卫之虚者，寒犹不固。……但当分病之有汗无汗，以严麻桂之辨，不必执营卫之孰虚孰实，以证伤寒中风之殊。”其从临床实际出发，而厌恶营卫虚实之穿凿。
（3）分经审证 分经审证之主张首创于清·黄元御和陈修园，继之者不乏其人，尤以包诚为最著，以图表之形式，钩玄提要，使证候与方药有机地结合于一起。
包诚，字兴言，清·泾县（今安徽泾县）人。为同治、光绪时医家。少游山左，随张宛鄰学医，宛鄰令其校雠黄氏（黄元御先生）诸书，而于《伤寒》一书，尤为致力，乃作《伤寒审证表》一书，并尊师嘱，以徐之才《十剂》之说，以表明之，而著《十剂表》。
其治仲景《伤寒论》之学，以表格形式对《伤寒论》进行分经审证。在审证表中，将太阳经分为：本病中风、本病伤寒，兼病。阳盛入腑、阴盛入脏、坏病、不治病六类。再把《伤寒论》有关条文各归其类。如其“太阳病中风、阳浮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恶风恶寒，发热，鼻鸣，干呕”。认为此属太阳中风桂枝汤证，因而列入本病中风类；“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下，若温针仍不解，此为坏病”应列入坏病之类；凡属麻黄汤证条文悉归本病伤寒类；兼病包括了麻桂各半汤证、桂枝二越婢一汤证、桂枝二麻黄一汤证等。又若阳盛入腑类，包括了大青龙汤证、白虎汤证、桃核承气汤证、抵当汤证等；阴盛入脏类，包括了真武汤证、小青龙汤证、五苓散证等。坏病类，包括了麻杏石甘汤证，白虎加人参汤证，新加汤证，葛根芩连汤证，桂枝厚朴杏子汤证，桂枝去芍药汤证，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证，栀子豉汤及加减证，桂枝甘草汤证，泻心汤证，大小陷胸汤证，旋覆代赭汤证，瓜蒂散证，赤石脂禹余粮汤证等。不治病类包括了结胸死证及脏结证等。
包氏以分经审证法，列表明之。纲举目张，条理清晰，简明扼要，便于学诵。可谓独具匠心，起到由博返约之效，不失为研究《伤寒论》之一大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