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灸法总论

第一节 灸法源流

灸法是一种用火治病的方法，故灸字从“火”，盖多用于治疗老弱久病之人，效果持久，且必须持久施治，故从“久”。灸法是中医学中针灸学的重要部分，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同疾病斗争中发明创造的一门科学。

灸，帛书作“久”。《仪礼·士丧礼·注》：“久读为灸。”久字，篆文作“ ”，象形，像一弯腰驼背老人手拄拐杖在后。故《说文》云：“久，以后灸之，象人两胫后有距也。”距，《增韵》曰：“凡刀锋倒刺皆曰距。”杖形下锐，手持刺地，故曰距。杖，古又名矜，是古代兵器脱去矛头的把柄。《方言》云：“矜谓杖，谓戈戟之柄也。”《吕览·贵已篇》：“操杖以战。”《正》释文：“丈借为扶行之杖，老人持杖，故曰丈人，别作杖。”盖壮年持之以从戎，老迈解甲以为杖，人老物旧，故曰久。柄杖之所以经久耐用，其功在火。久字象形，象形字是用物体的形象来表达一定意义，并有一定读音，它是由图画文字演变而来。古埃及文字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之一，距今已有五千年之久，有的刻在石碑上，更多的写在纸草上，“老”字就是用一个弯着腰、拄着拐杖的人来表示。老者寿也。寿，《说文解字》云“久也”。久字之形，左上为老者，右下为拄杖，其意为人老物旧，其用为刺地助行。

灸字最早不是医学用词，而是一个木工术语。《周礼·冬官·考工记·庐人》云：“灸诸墙，以视其桡之均也。”注：“灸犹柱也”。疏：“柱之两墙，观其体之强弱均否”。古之庐人，即今之木工，其职专做枪矛戈戟等兵器之柄。柱：塞也，支持也，墙屏障。两墙：乃指两个相对的屏障（平面）。桡：曲木也。意思是说，木匠制作戈戟之柄，须先检测矛柄的强弱，要把矛柄支撑在两个平面之间，以观看弯曲是否匀称合适，这道工序，就叫“灸”。灸既查其木质，又验其火候。这便是灸字的本义和应用。上文可见，灸字的演变字为久、灸、柱、拄、刺，五字是灸法的系列用语。医家用灸，炷（艾炷，与柱同音）犹柄也，体表犹墙也，火攻犹刺也，火疗曰灸，形类而意似。用竹刺病曰箴，用石刺病曰砭，用金刺病曰针，用火刺病曰灸。故《素问·血气形志》曰：“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

人类发展史，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最初利用自然物，渐渐发展为利用自然物进行加工的进展过程。根据这一过程，可以推想，古人在发明艾炷灸之前，利用树木的枝条作为灸料，手持点燃物熏烤局部以疗病。这一操作手法与老人拄杖刺地十分相似，因而取名灸。灸法常用术语“炷”（柱）、“刺”也随之沿用。针是由箴（竹制品）发展而来，艾炷是由树木的枝条衍化而成。

灸法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旧石器时代，是在人类开始用火之后，火本是一种自然现象，自古以来，人们都把火看成生命的保障、光明的象征。人类用火的历史十分久远，生活于一百七十万年之前的元谋人可能是迄今所知世界最早用火的人。用火之后，人与火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人火合称“人烟”，人与火的情分日久天长，故灸字从火从久。这个时代，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燧人氏”时代。

火不仅给人类以温暖，同时也改革了饮食生活，用火“炮生为熟”“以化腥臊”，使人类脱离了生吞活剥、茹毛饮血的动物界。这是我国神话传说中的“伏羲氏”时代，《前汉书·律历志》称“炮牺氏”。《说文解字》释炮，“毛炙肉也”。营养丰富的肉食生活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和思维的进化。

火作用于人体，还具有消除寒冷、温通血脉、舒展筋骨、解除疲劳等作用，是人类在无意识地接受医疗，无疑是间接的保健灸。原始人使用火日益频繁，接触火时，燃烧爆发迸出来的火星，沾在身上，灼伤体表某部，这种意外的灼伤却消除或减轻了某种疾病的痛苦，人们记住了这个灼伤的部位，当这种疾病再次发作时，病者试探性地点燃枝条烧灼那个有瘢痕的部位，症状同样得以消除或缓解。这些零星的、点滴的经验，日积月累，逐渐发展为灸法。

在殷商甲骨文中，有一个字，其形像一个人躺在床上，腹部按放着一撮草，据研究，此大概是示意用灸治病的方法。据西周甲骨文研究，周文王时已进入“成文历史”时期。在新疆和田出土的亡名氏《孔穴主治》残卷，约为东周时期的写本，记有肾俞等四个孔穴的部位、主治及针灸法（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可见针灸笔之于书当在殷末周初。

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针灸医学佚书可以看出，春秋战国之际，灸法已日趋完臻。如《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二书主要论述十一脉循行主病及灸法，二者成书年代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甚至更早，但后者较前者为晚。帛书《脉法》《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先秦时期的医方专著。书内载有灸疗、砭刺、药剂等法。以上考古出土的四种帛书，充分揭示出古圣先贤的洞察力和总结力，以及古人对于灸法的研究及应用。灸的种类，除艾灸外，还有其他物灸，除直接灸外，并有隔物灸、加药灸等。灸法在当时已能治疗足小趾废、产聋、目痛、腰痛、肝痛、心痛、乳内廉痛、痈、疥等近百种不同疾病，并已采用分经治疗方法。从中可以看出，灸疗、砭刺（包括针刺）及药剂疗法在先秦时期并行不悖，也展现了两千多年前针灸学真实而古朴的面貌。

春秋时期，灸法已颇为盛行。《左传》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景公患重病，求医于秦，秦伯遣精于针灸术的太医医缓前往。医缓诊后说：“疾不可为也，病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治焉。”此“攻之不可”的“攻”字，即指当时的灸法，据杜预注，“达，针也”。在儒家的典籍中也有艾灸的痕迹，如《孟子·离娄·桀纣》云：“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而后，庄子也提到灸法，如《庄子·盗跖》说：“丘所谓无病而自灸也。”

在医学专著中，《黄帝内经》将中医理论做了第一次大汇总。该书分《素问》《灵枢》两大部分。《灵枢》是古人对针灸理论和实践应用的总结。《灵枢·经脉》说“陷下则灸之”，《灵枢·官能》说“针所不为，灸之所宜”“阴阳皆虚，火自当之”，《灵枢·癫狂》说“治癫疾者……灸穷骨二十壮”，《灵枢·背俞》说“灸之则可，刺之则不可，气盛则泻之，虚则补之”，《灵枢·经水》说“其治以针艾”。书中多“针艾”并称，将艾作为灸法的代名词，足见该书问世前，艾灸与针砭治病已相当盛行。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的《黄帝内经·素问》，以丰富的内容，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其中的针灸部分，一直为针灸学科奉为圭臬。《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从北方来。”又《素问·骨空论》说，“灸寒热之法，先灸项大椎”“大风汗出，灸”“失枕……灸脊中”。《素问·血气形志》说：“形乐志苦，病生于脉，治之以灸刺。”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灸法甚详，《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齐太仓长淳于意治疗验案十五例，其中灸疗案五例，治愈案两例。例一：“齐北宫司命妇出于病……病气疝，客于膀胱，难于前后溲，而溺赤……腹肿……腹之所以肿者，言厥阴之络结小腹也。厥阴有过则脉结动，动则腹肿。臣意即灸其足厥阴之脉，左右各一所，即不遗溺而溲清，小腹痛止。”例二：“齐中大夫病龋齿，臣意灸其左大阳明脉，即为苦参汤，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误治案三例，例三：“齐章武里曹山跗病……齐太医……灸其足少阳脉口，而饮之半夏丸，病者即泄注，腹中虚；又灸其少阴脉，是坏肝刚绝深，如是重损病者气，以故加寒热后五日死。”

淳于公医术高明，名闻朝野，四方慕名求学者甚众，课徒六人，其中济北王太医高期、王禹二人兼学砭灸术。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中，载有与灸法有关的内容十二条，其中适应证四条，三条是用于治疗少阴病，脉微细，手足冷，吐利等。禁忌证八条，多为太阳病误用火法发汗，致使病情骤变，或加重，或不治。仲景十分重视火法，在许多条文中有“可火”“不可火”的记载。古代用火之法有五，即：煴、蒸、熏、熨、灸，火可包括灸，灸不能代表火。灸法之用，当审其所宜，不可滥施，仲师告诫曰：“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告灸师慎之。

魏晋时期，东平灵王之子曹翕善研灸法，撰有《曹氏灸经》七卷，为最早的灸疗专著，所载施灸孔穴较前书增多，施灸的禁忌也较以前诸书具体，并申明禁灸原因。该书显示了秦汉以来灸法的进步，也促进了以后灸法的发展，惜已亡佚。好在晋《肘后备急方》、六朝《小品方》、唐《备急千金要方》诸书都有所收录。

西晋皇甫谧，汇集了《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书的内容，编纂了《针灸甲乙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专著。该书详尽地论述了脏腑经络、脉诊理论、腧穴部位、针灸法，以及禁忌、病因病理、各类证候的针灸取穴，把针灸专门化、系统化，对针灸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朝鲜、日本等国的针灸医学也产生过极大的影响。葛洪注重灸法，著《肘后备急方》三卷，对猝死、五尸、霍乱吐利等急症、危症，采用灸法治疗。可见灸法不单是疗虚寒证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急症的抢救措施之一。葛洪之妻鲍姑，擅长灸法，以治赘疣而闻名。

两晋南北朝时期，已创有灸法预防霍乱，灸足三里健身，发明并使用瓦甑灸，其为器械灸的先驱。此时还出现了《偃侧图》《明堂图》等针灸腧穴图，使针灸的腧穴更加直观。

唐王朝对针灸学十分重视，《旧唐书·职官志》载：“太医令掌医疗之法，丞为之贰；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皆有博士以教之。”又《新唐书·百官志》载：“针博士一人，从八品上。”唐朝设有医科学校，开设针灸课，由博士教授。唐太宗曾命太医甄权等人校订《明堂》，做《明堂人形图》，足见唐代对针灸的重视。

孙思邈大力倡导针灸疗法，他说：“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逃矣。方知针灸之功，过半于汤药矣。”在他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一书中，立针灸上下两篇，除此，在内、外、妇、儿诸篇中载用灸法治病条文甚多。孙氏用灸法治疗某些热证，发展了灸法的临证适应范围。他注重灸量，施灸壮数可多至几百壮。他将艾灸与药物相结合用于临证，在《备急千金要方》中载有隔蒜灸、豆豉灸、黄蜡灸、隔盐灸、黄土灸等。在《备急千金要方·七窍病下》记载有用箭竿（竹筒）及苇筒塞入耳中，在筒口施灸以治疗耳病的“筒灸”。他是灸疗器械的开拓者。

王焘著《外台秘要》四十卷，王氏尤其崇尚灸法，书中多用艾火治疗心疝、骨疽、偏风、脚气入腹等疑难病证，临床颇实用。

唐代已有专职“灸师”之称，韩愈诗“灸师施艾炷，酷若猎火围”。此时灸法已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

宋代，国家设立的医疗机构称太医局，熙宁时分为十二科，即大方脉、小方脉、风科、针灸、口齿、咽喉、眼、耳、疮肿、伤折、金疮、书禁。至元丰时改为九科。针灸均列为专科。

灸法在宋代皇宫中得到宠遇，宋太祖曾亲自为后来的太宗皇帝施灸并取艾自灸。《宋史》曰：“太宗尝病亟，帝往观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此事后人传为佳话。

王惟一是我国医学史上著名的针灸学家，对针灸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绘制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内容丰富，图样较完整，经穴较多而又系统。医者按图指穴，按穴治病，非常便利。该图在刊印流传的同时，还被刻在石碑之上，不但便于抄咏，而且可防刊行之误。其设计制造的铜人模型两具，外刻经络腧穴，内置脏腑，对经穴的统一起到很大作用，是针灸史上的重要成就。该铜人年久已失，我国现存铜人是明、清两代的仿制品。

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及其前后的《小儿明堂灸经》《膏肓腧穴灸法》《西方子明堂灸经》，以及《明堂经》《针灸经》等，在理论和实际操作上，形成了不同的针灸流派，丰富了灸疗学内容。

此外，宋代的针灸书籍中还有所谓“天灸”或“自灸”的记载，这是利用某些刺激性药物，如毛茛叶、芥子泥、旱莲草、斑蝥等贴敷于有关穴位上，使之发疱的方法，它是不同于温热刺激的另一类灸法。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普济本事方》及《圣济总录》等医方书中亦收集了大量的灸疗内容。《圣济总录》首论骨度及骨空穴法，为针灸取穴制定了客观标准。

窦材的《扁鹊心书》是记载以灸法治疗各种疾病的专著。该书载灸法50条，取穴均为1～2处，只用关元或命关（食窦）二穴计34条。书中载有“睡圣散”，使病人昏睡后施灸，减轻患者火灼之苦，这是用麻醉法施灸的最早记载，并指出常灸关元、气海、中脘诸穴，“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年寿矣”。

灸法是宋代医家的主要救急法之一，《备急灸法》说：“凡仓猝救人者，唯艾灼收第一。”

灸法在宋代，发明之多，著述之富，可谓全盛时代。

辽代，太宗时皇室太医直鲁古，专门从事针灸，著有《脉诀针灸书》一卷，传世。

金代，刘守真认为灸法有“引热外出”和“引热下行”的作用，主张热证用灸。实热证一般用“引热外出”法，寒热格拒证可用“引热下行”法。

元代，朱丹溪完善了“热证可灸”的理论。“火以畅达，拔引热毒，此从治之意”“大病虚脱，本是阴虚，用艾灸丹田者，所以补阳，阳生阴长故也”。其阐释了热证包括实热与虚热两方面，而灸法有攻有补，并把灸法用于热证的作用，归纳为“泄引热下”“散火祛痰”“养阴清热”三方面。

明代，针灸学家辈出，其中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对针灸学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颇有影响的针灸专著。与其相前后的还有徐凤的《针灸大全》、高武的《针灸聚英》、张介宾的《类经图翼》、汪机的《针灸问对》等，都对针灸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明初成书的《寿域神方》出现了艾卷灸法。这种方法后来发展为用药末与艾绒混合制成的艾卷熏熨的“雷火针灸”及“太乙针灸”。又有“桑枝灸”及用桃木为灸料的所谓“神针火灸”。这些均可以被认为是古代灸法和熨法的结合运用。此时还有灯火灸的记载，即用灯草蘸油点火在病人皮肤上直接烧灼的一种灸法。也有用铜镜聚集日光，作为施灸热源的所谓“阳燧灸”，近代则发展为用凸透镜聚集日光施灸的“日光灸”。

清代，吴谦等人编纂的《医宗金鉴·刺灸心法要诀》，在总结前人刺灸经验的基础上，用歌诀的形式表达刺灸的各种内容，便于初学和记诵。内载灸法歌诀22首，不仅重视普及内、妇、外科危症、急症、难症的灸法治疗，而且对传染性疾病也提出了灸疗的方法。《神灸经纶》倡导灸法的应用，主张“灸重审穴”，是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灸法专著。清代在施灸的方法上也有所创新，如出现了瓷缸灸、针柄烧艾灸、隔面碗灸等。清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灸法与我国人民共同陷入了灾难，但广大劳动人民需要灸疗，其在缺医少药的民间仍广为流传，并以其简、便、验、廉而扎根于民众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针灸在医疗、科研、教学诸方面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各级中医院开设了针灸科，综合医院及卫生院也开展了针灸医疗，全国以及各省市先后建立了一批针灸研究机构，大多数中医学院还专设了针灸系。198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筹建北京针灸学院。为了继承发掘针灸疗法，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人力对一批古典针灸书籍进行了校勘整理。近年来，灸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如出现了“燎灸”“火柴灸”“硫黄灸”等新灸法，对休克、心绞痛、骨髓炎、硬皮病、白癜风等危症、难症的治疗，取得良好效果。对灸法作用原理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中。

灸法对世界医学也有很大影响。公元541年，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百济国遣使来朝，梁武帝也派使回访，进行文化交流，从此中国的针灸术传入朝鲜，朝鲜置博士教授中国医学。公元562年秋八月，吴人知聪携《针灸甲乙经》《明堂图》等医书160卷越海东渡，来到日本，立即受到日本医学界的重视，将这些书列为研究中国医学的重要典籍，此后针灸学在日本逐渐流传。公元608年，日本推古天皇遣药师惠日、福音等来中国学医，回国时将《诸病源候论》和《备急千金要方》两书带回，广为传授，奠定了日本医学的基础。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从扬州到日本，传授中国医学。朝鲜和日本把针灸作为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至今。此后，针灸又传到东南亚、印度以及欧洲。我国的针灸术，现已传入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医学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灸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做斗争的一大经验总结，是中医学中的重要科学，它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世界医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尤其是当前，灸法更加受到世界人民的重视。我们深信，灸法这块瑰宝，在世界医坛上必将绽放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