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忆先师龙友先生
（一）
先师萧龙友先生，名方骏，号息园、息翁、蛰蛰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号不息翁。四川省三台县人。清同治九年庚午夏历正月十四日（1870年2月13日），生于雅安县学署，时先生曾祖韵镵公任雅安县学教谕，四世同堂，一时传为佳话。其时适当太平天国之后，帝国主义竞相入侵之时，先生少即聪颖过人，力学不倦，14岁时，为便于学习，自创《音字经》一篇，为重堂嘉许。时科举尚未废除，弱冠应试，屡列前茅，自入庠后，声华籍籍，问字之车，络绎于途。旋登光绪丁酉科拔贡。时井研廖季平先生以公羊学鸣于世，对先生尤加器重。尔后，其著作屡乞先生题耑。吴郡陆晋笙先生，以医学蜚声于东南半壁，有《
溪医述》十余种行世，每书脱稿，亦必就正于先生。
先生究心医药，盖自幼年而然。族中有设药肆者，得暇即往访问，对于一药之形态、气味、品种、真伪、炮炙、修合等等，无不详加研询。先世藏书甚富，尤多医籍，先生于枕经藉史之余，辄加涉猎，继因母病，本“为人子者当知医”之义，遂发奋读医书，遇有疑难之处，乃就地访问老辈，必得其解而后已。又以古代医经文字古奥，其用词造句多与周秦诸子有触类旁通之处，乃采以经解经之法，旁搜博览，参酌诸子书，遇有会意处即作剳记，积稿盈尺，惜庚子年毁于兵燹。虽然，其医学固已卓然成家矣，从事临床之始，疗效即甚著。清光绪十八年（1892），川中疫疠流行，成都一地，日死数千，街巷至有闭门不敢外出者，而谈之色变。先生目击心伤，乃与陈君蕴生相约，提囊施药，济世救人，所活颇众，经验益丰。先生以医药服务人民，此为嚆矢焉。
先生自会考以第一名入贡后，文章书法，声誉鹊起，乃得派充京师正蓝旗官学教习，仍一面教学，一面研医，又得亲炙都中各名医，其时虽未以医问世，求诊者已接踵于门。教习期满，依例以知县分发山东，先后主嘉祥、济阳、淄川邑政，三地皆鲁中名郡，文风颇盛，经其励精图治，一时向化。当时正值维新之际，废科举，兴学堂。山东省会议立高等学堂，先生手订章程，兼任教习，同时以办理教案与外国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在嘉祥任内，对地方文物多方保护，曾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重修县龙王庙，并亲自撰文书丹摹勒上石立于庙内，今拓片尚有存者。先生中年之后，笃好老庄，淡于仕途。会逢鼎革，乃返京，京中诸当事屡约其任要职，均婉辞不就，有不容脱卸者，亦仅允咨询。斯时盖已决心以医为专业，而以活人愈多，名乃愈重。先生尝语诸当事曰：“愿为良医，不为良相。方今欧风东渐，时流崇尚西学，中国医学将有日趋淹没之势。龙友不揣，愿为此坠绪而努力。”尔后益加笃志于医学，虽耗力折资弗顾也。
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先生睹国事之日非，乃于北京西城，拓数弓之地，为诊病之所。授徒传习，谆谆善诱，莳花种菜，亲自劳作，暇则染翰临池，赋诗作画，偶有余钱则搜访金石书画，加以考订（详见附篇所录），榜其斋曰息园，尝与友朋曰：“息者，息于茫茫浊世之政治活动耳。至为医，至授徒，至莳花种菜，则方兴未艾，不在所息范围之内也。”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所提《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先生闻之，万分愤慨，乃与孔伯华、瞿文楼诸医界同仁创办北京国医学院。虽阻力横生，教育部不予立案，卫生署不予承认，崇洋之辈加以讥笑，舆论方面不予支持。先生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倾囊维持，乃得延续至十五年之久。其中虽备受当局之种种掣肘，仍勇往直前，未尝少懈，造就中医人才颇众，为中医之继承工作，打下良好基础。1949年后，卫生部中医司副司长赵树屏，乃先生早年高足，为吾门中之最长者，其余在京医疗、研究机构中担任临床及研究工作者，颇有国医学院之历届莘莘学子也。
先生与先君为光绪丁酉科拔贡同年，绍重髫龄，即在先生处牙牙学语，兼习岐黄，蒙先生视同犹子，耳提面命，孜孜教诲，然顽钝无知，未敢称承其衣钵。
丁丑（1937）七七事变，日寇侵华，故都沦陷，先生除诊务外，不问外事，取别号曰“蛰蛰公”。己卯（1939）七十初度，于答友人诗中有“年华虽暮心犹壮，世事无关耳自聋”句，观此二语，既可括其八年蛰处之基本思想，又可见其坚贞不屈之精神，前句又寓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为“不息翁”预下注脚也。
先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深喜日月重新，即命其侄婿左君次修，为治一印，文曰“息翁今改不息翁”，以示其思想转变，关怀国家经济建设，为人民保健事业加倍努力。当土改及工商业改造之后，先生有“阶级分明无剥削，人民今是主人翁”句，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先生又有“八方携手同前进，东至昆仑西海滨”及“腰鼓口琴声不断，中华儿女奏和平”句。在医学方面，则竭力主张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并主张通俗而不神秘，易致而不难求，并有“病客随缘任往来，老夫医病主公开。望闻问切须精细，医案医方不用猜”之山歌。对于整理中医学方面，主张去芜存菁，对于中西医之间，则从无门户之见，尝曰：“中医已历数千年，其中先圣先贤之学说，有应发明而未发明者，有已发明而又晦盲者，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以示国人，以昭来者，我辈之责也。”“学问公器也，讲学公理也，何中西之有哉。”1954年，为了贯彻党的中医政策，继承发扬中医学，中医研究院随之成立，先生被聘为学术委员会委员，为便利医学研究，乃以所藏日本文久元年（清咸丰十一年，1861）江户学训堂刊本《医方类聚》捐赠，此书海内仅存四部，其公而忘私，爱护中医学术之精神，于此可见矣。1955年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先生虽在病中，仍冒寒前往，归语绍重曰：“观于中医研究院之成立，益见共产党之英明伟大，汝辈应积极学习政治，积极钻研业务，方不负党之培养与期待，吾老矣，犹不甘颓放，愿尔曹益勉之。”
1954年，先生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即提请设立中医大学，屡次与会，均津津乐道。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中医学院成立，先生时卧病人民医院，闻此消息，兴奋异常，乃曰：“余生平素志，终于得偿，更充分说明人民政府的一切措施，莫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与人民的愿望。”并对如何办好中医学院，提出若干建议，如课程之循序渐进也，教学之质量并重也，学习之注重实践也，讲义之系统编排也，学医之应识药也，古文书法之应重视也。傥论宏言，均足为今日中医教学之取法。绍重每往请益，先生必孜孜以学院之情况见询。并嘱其孙女承悰，于高中毕业后，报考中医学院，可见其对于继承中医学及培养后学之重视。
树屏师兄病逝，家人未敢以告，恐影响其健康，先生素极警悟，以其久未晤对，即隐忧不韪，居恒叹曰：“方今继承发扬祖国医学，正渠辈奋发有为之时，冀其早日康复，多所建树耳。”言下不胜唏嘘。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先生被连选为代表，时先生已卧院疗养，未能亲自出席，但对于大会文件，必命家人逐一诵读，其关心政治之忱，老而弥笃。
先生以八九高龄，不幸有丧明之痛。冢嗣元献之物故也，家人秘不以闻，先生虽微觉之，亦避而不言。方树屏之故也，如仲尼之隐泣颜渊，乃长君之殁也；又颜路之痛哭颜渊，唯哭法不同耳。一日，命绍重检架上之《霜红龛集》，翻至傅青主哭寿毛诗，朗吟其“父哭子常事，奈兹八十身”句，吟毕，泪涔涔下，乃曰：“非寿毛之夭，乃青主晚死耳。”使绍重侍立，亦不知何言以对，其内心之沉痛可知，然亦终未明言，可见先生修养之深。盖元献亦知医，乃藉哭古人，而一发泄耳。
越日，又语侍者曰：“余于二十年前有七十自嘲诗，诗中有‘心医愿学公之佗’句，恐成语谶矣。”正以其抱恨于中，未加发泄，遂悲伤心肺，由是体力益不支。1960年10月19日临危前夕，语环视诸人曰：“余亲见国家解放，亲见人民翻身，亲历新中国十年，亲见祖国医学得以继承发扬，亲见莘莘学子得以弦歌不辍，死亦瞑目，愿及门诸子及家人努力学习，努力向上。”语毕溘然长逝。时庚子年九月初一日（1960年10月20日）上午五时也，享寿九十岁。
噩耗传来，医林震动，各方纷赐挽诗挽联，琳琅满目，不遑备录。时耿鉴庭大夫方于役酒泉，次嘉峪关下，邮来五言排律挽诗，中有句曰：“噩耗到边疆，医林折栋梁。”“燕京殒耆老，鲁殿失灵光。”即此数语，亦可见吾师在医林之地位与声望矣。
中央统战部与中医研究院拟葬先生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以先生伉俪情深，预谋同穴，乃尊遗愿，与饶琼蕊夫人合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
（二）
忆绍重初立雪于先生之门，先后手书《说四诊》一篇，并检抄本《脉诀汇编说统》一册，加跋赐余，为余启蒙。今墨瀋犹新，临文检视，不知涕泗之何从。先生对于望闻问切的辩证关系及平脉与病脉，皆有精辟的论述，悉详后文。
先生论平脉与病脉曾语同门曰：“脉以和缓为平，病中如见此脉，即是退病象，平人更无论矣，否则皆病脉也。故梦觉道人周先生于其所著《三指禅》中于脉诀二十七字，独取缓字为平，而以二十六字配合阴阳以定寒热虚实。而名其书曰三指禅，即《内经》以平人定病脉之要旨，而贯通以究其极者也。夫禅者，玄机也，凡事皆有机，而病机尤甚，察脉能得其机，则心中了了，指下未有不了了者，自无以寒为热，以虚为实，而阴阳不分之弊矣，然此非三折肱者，不能悟也。”
先生虽非医史学家，但由于文史精通，故对医学史亦有精辟之见解，且树屏师兄曾有《医学史纲要》之著，由此亦可间接窥见先生学说之一斑。书成，先生并亲为作序。
先生尝谓：“中国药学创自神农，夫人而知之矣，然自三代以来，所传之书，仅《神农本草经》三卷，识者以为战国时人所辑，非神农时口授之原也。秦汉以后，发明本草之家，不下数百，但可取者，亦甚寥寥，以余眼而论，蔡邕、陶弘景两书外，最古之本草，莫如唐卷子抄本，其书朱墨并行，持编最精，湘潭王壬秋先生曾论定之。惜其书仅有说而无图，以苏恭图经本为有据，下此则苏颂《嘉祐图经》，及曹孝忠校正之《经史证类本草》、陈承《补注图经》而已。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虽较诸本加多，而图亦备，第多以意为之，与药物本质不合，且无彩色分别，读者憾焉。清内府有写本新本草，与纲目相似，最动目者，为药物图考皆依类赋色，灿然可观，此书为厂肆一古董商所得，江安傅沅叔先生见之，曾劝其影印。以供医林研究，卒未果，此最为余所心仪者也。”
于此可见，先生虽从事于临床，其平时对于文物之关怀，对于古籍之浏览，亦不遗余力焉。
先生对于学术从无门户之见，对汇通中西的主张，曾屡发议论，某些论点竟能与今日之中医政策有所暗合。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观世风之日下，尝奋笔作《医范》十条，为后学之针砭。在此文中曾论及今与古的辩证关系云：“以今眼视古术，犹登塔楼而望泰岱，其高难跻；以古眼视今术，犹对明镜而察妍媸，其蔽立见。故泥于古不可言医，囿于今亦不可言医，必也斟酌损益，以求合乎今人之所宜，而后可以愈病。非困于学、竭于术不能至斯境也，彼夸寸长、炫小慧而洋洋得意者，知所反已。”彼时主张废置中医者，盛倡中医之不科学。先生独力辟其谬云：“盖彼有彼之科学，我有我之科学，非必如彼而后言科学也，况古之医本从科学来者乎。”至于如何对待，亦曾具体论及。“总之，医药为救人而设，本无中西之分，研此道者，不可为古人囿，不可为今人欺，或道或术，当求其本，以定一是，不可舍己芸人，亦不可非人是我。如此办理，中医或有昌明之日，否则径学西医可也，何必谓整理国医也哉。”对于勉强沟通，则大不谓然，尝云：“要知中医医术，皆有特长，胥能治病，但使国人有医学常识，自能择而用之，正不必强而沟通，亦不必显为区别。如能扣除门户之见，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可也；舍我之长，攻彼之短，不可也。”
去岁，绍重曾将先生仅存之诗稿，编成《不息翁诗存》五卷（戊子集、己丑集、丙戌集、丁酉集、拾遗集），拾遗集中有诗三首，作于中医几于议废之时，其第三首自注云：“医无中西，同一救人，不过方法不同耳。即以针而论，西医用药针，便则便矣，但与经穴毫无关系，如能按穴使用，则奏效当更速也。中医用针灸，按穴道调理气血，万病皆宜，且获奇效，不过精者少耳……如提倡中西并用，或有振兴之日，谓余不信，请以十年为期，国家如有意兴学育材，十年之后，中医如不有成，鄙人愿受妄言之罪，即时废止，决无异言。倘听其自生自灭，不之闻问，吾恐不出十年，中医绝迹矣，到中国之中医绝迹，而西医必将中法拾去研究，一旦发扬，华人又必转于西国求中法矣。言念及此，声泪俱下，不知同道中人作何感想也”。彼时，先生已有中西医结合及穴位注射之想法矣。
先生尝谓祖国医籍，汗牛充栋，主张以《伤寒论》为鉴，曾云：“以镜鉴人，不如以人鉴人，盖镜中影只自知无可比，而不知书中影则使万世之人皆知也。伤寒诸书，仲景之影也，以之作鉴，则治病必有一定之法，如影之不变也。反是，则离神而取影，鉴中之影，皆作真影矣。学医者其鉴诸。”又曾谓《伤寒》《金匮》为可读之书，“医书虽汗牛充栋，究其可读者，惟《伤寒》《金匮》《本草》等等而已。然《伤寒》虽分六经而多脱简，《金匮》亦非完全之本，特古医之精义皆在，故汉以来，皆奉为金科玉律。”
一日，先生与及门诸子论读书之法，酒酣兴豪，谓仲景书如英雄之迹，烈士之行，并奋笔直书云：“人有观英雄之迹，闻烈士之行，中心慷慨而向慕之者，无他，忠愤之感，万古一气，不可止也，况举古之术以疗今之病。吐下寒热苟中窍，则知古贤之不欺，自可与之晤言于一堂，交欢于万里，梦寐之间如相语也，岂非神乎技也哉。”
先生一贯主张医与药不能分割，医者不但应识药，而且须能亲自采药，于三十年前尝论及古代医家采药制药之法及其与治疗的关系、野生药物与种植药物的药力之不同，并忆及数十年前在蜀地所见诸家本草中未载之草药，备及功效。
中医愈病快而用钱少，外人已注意及之，而部分国人往往迷信西药，故先生郑重转述其事，以昭告国人：“德国著名医学博士贝斯多（译音）曾在医校演说，谓医家需要有两要事，一愈病要快，一用钱要少，究以何法为善？众不能答，则君曰除中国特效汤液，他药不能如此。西人尚以汤液为善，吾人转欲改之，亦太嗔矣。”且对用药之法，亦谆谆加以论及。
先生尝语余云：“三春草旱，得雨即荣，残腊枯枝，虽灌而弗泽，故对象不同即须作不同之措施，然又须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老少患者之治法尤应注意。”先生治老人尝作譬喻云：“衣料之质地原坚，惜用之太久，虽用者加倍爱护，终以久经风日，饱历雪霜，其脆朽也必然。若仅见其表面之污垢，而记其穿着太久，用以碱水浸之，木板搓之，未有不立时破碎者。若仔细周密，以清水小掇轻浣，宿垢虽不必尽去，但晾干之后，能使人有出新之感，由此可更使其寿命增长，其质地非惟无损，且益加坚。”
先生调理虚症，多采育阴培本之法，然亦择其可育可培者施之。尝戒及门曰：“若投药失宜，治之失所，以致滋腻不化，又能得相反之效果。”故每语绍重曰：“欲投育阴培本之剂，必先观其条件如何，设病宜投而有一二征象不便投，又必须先除其障碍，或为其创造条件。若果时不我与，则于育阴培本之中，酌加香化运中之药，如陈皮、郁金、枳壳、沉香、焦曲、鸡金之类。”先生每用地黄，多遵古法以砂仁拌之，使其阴中有阳，静中有动，泥而不着，行而不滞。
虚怯之症，过中者不治，古有明训。先生于此点，特三致意，故治损症，每多满意之效果。时贤治痨，多着眼于肺肾，先生则于肺肾之外尤重于脾，尝云：“得谷者昌，若致土败，虽卢扁复生，亦难为力矣。”故补脾则党参、山药、白术、莲肉；运中则扁豆、苡仁；纳谷不甘则谷麦芽，其有须投酸甘益胃则投石斛、麦冬、金樱子等。
先生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之五志七情，故处方中多加入合欢花、橘子络等，调其情志，舒其郁结。其忧思甚者则投香附，其善恐易惊者，则又使用镇定之剂，如磁石、茯苓、茯神等。
先生自民国十七年（1928）正式悬壶后，每日上午门诊，下午出诊，亲书方笺，从不假手他人，故所有方笺，均为病家携去，亦未留存底稿。庚寅（1950）春余初立雪于先生之门，始抄存底稿。己丑（2009），曾汇集孔伯华、施今墨、汪逢春三先生之案，成《北平四大名医医案选集》一书。去岁，又于箧中得《时方存真》稿本一册，乃余于庚寅、辛卯两年所录存者，书衣上四字，为先生亲笔所题，己丑汇编《选集》时，遍寻未得，以为不存矣，偶得之，欣喜无似，乃重新编排整理。此外箧藏先生零星杂稿，文革中所烬余者，包括医学与书画文物题跋，共30余篇，附之于后，一并付之枣梨。此先生除《不息翁诗存》外仅存文稿，迨吉光片羽之谓欤！
二〇一四年岁次甲午仲夏月受业张绍重谨识于
古金城之洴澼絖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