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　天人之学

通过“古中医书”之《众妙之门》中的讲述，在我们的大脑中、思维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宇宙结构、境界、时空、生命体图像的概念框架，这个宇宙结构与生命形式完全不同于现代科学所限定的知识。其实在许多问题上都是这样，尤其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古文明与古文化。

我的子学体系

近年来，中国掀起一股国学热，穿汉服、诵经典、拜孔孟，满篇之乎者也，但充其量也就是弟子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四书五经等儒家的一点东西而已，高级一点的学学佛道经典，这已经是高层次的所谓国学了。近年来还有一股所谓新儒学之流，不过就是换现代西方哲学之新瓶、装古儒学之旧酒罢了。可以看出，这些所谓国学，其实都是文化范畴的东西，文化是文明的外延，而文明才是文化的核心内核。那么，中国国学的内核是什么呢？似乎还没有人去深究这个东西，其实这个问题很明显，国学文明的基因就是阴阳五行、干支河洛、子学九式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定量的学术概念体系在现代国学派眼中却是迷信、唯心的代名词！至于这些子学基因组到底来源于何处，根本就没有人去研究和溯源。

我的子学体系不同于现代国学派关于国学的认识，国学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叫做子学。而且这个子学体系是有历史出处的，那就是中国古天文、古历法！在《四库全书》中有一个经史子集的分类，这里的经部、子部就是子学体系的全部精华。在历史上很少有人将中国古天文、古历法与阴阳五行、干支河洛、子学九式对照互参研究，但是在子学九式中却有大量古天文、古历法的概念浸淫其中，这一文化现象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实际上，子学文明体系的DNA就是中国古天文、古历法，基因就是阴阳五行、干支河洛，蛋白质就是子学九式，整个子学文明的滥觞构成了现代国学派所谓的国学文化。这个子学文明也不过就是太阳系之内的一个文明体系而已，但超出太阳系之外，还有无数的星系宇宙结构，那些星系结构中的另外的生命体文明实际上就是《众妙之门》之中所说的内容，即我们地球人在宗教中谈及的宗教文明了。

子学九式中唯一可以被社会、世人认真接受的只有中医，但中医经过现代社会变异后，也是面目全非，所以为了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我将符合《黄帝内经》《黄帝外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的真正中医理论体系称之为古中医。古中医体系只是地球人类古文明的一小部分，其实古中医就是玄学，玄学就是国学、子学。有许多人认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如果与天干地支等术数联系上，恐被“玄学”化，殊不知，玄学不玄，实质就是干支学，中医与天干地支的关系极其密切，《黄帝内经》中的“阴阳应象大论”“脏气法时论”“六节藏象论”“四气调神大论”“金匮真言论”“灵兰秘典论”“阴阳系日月”“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九宫八风”“五十营”等篇章，《黄帝外经》的“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刺法论”“本病论”等，以及子午流注开穴法、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都是运用天干地支计算中医的法则，这就是古中医的规范，古中医是这个天人绝学的最好体系，既可济世救人，又可修炼自身，又能为世人所接受，不至于“玄之又玄”。古中医，国学之渊薮，术数之圭臬，法术之大成……

那些别有用心的伪中医们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一味地否定，值得深思。

下图只是关于这个子学体系的定性说明与概括，这个体系只代表作者个人的子学学术体系，不代表真正的子学学术渊薮。

内算、缀术与外算

南宋秦九韶在《〈数书九章〉序》中说：“（数学）大则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物，类万物。”“今数术之书，尚余三十家。天象历度，谓之‘缀术’；太乙壬甲，谓之‘三式’，皆曰内算，言其秘也。《九章》所载，即周官‘九数’；系于方圆者，为‘叀术’，皆曰外算，对内而言也。其用相通，不可歧二。”在古中国的古文明中，天、地、人的研究是中心内容，其中天人之学又是重中之重。古中国的天人之学实际上包括了三个主要部分，即内算、缀术与外算。

内算系统是中国古文明的DNA，相当于现代科学的物理、化学的基础学科地位，主要包括阴阳五行、太乙、六壬、遁甲、八卦六爻、河图、洛书、五运六气、古中医、斗数、四柱、七政、堪舆飞星、择日等内容。如近期出土的清华简中战国时期“后天八卦图”等。在中国的内算体系中，有一个基本的公理，即数为天地之源，无论是《周髀算经》，还是《易经》《乾凿度》等古籍中，都有论述与证明。所以，数与数之间关系就代表了天地之间的物理联系与时空联系，也就出现了生数、成数、大衍之数、先天数、后天数、河图数、洛书数、历数、五行数、卦数、干支数等基本概念与定理。这些数在中国古文明中统称“气数”，所以说某一件事到尽头的时候，古人会说“气数已尽”，就是这么回事。气数统括天地之间一切象数，即气数首先是以“气”（真正的“气”应该是“炁”）为基础，然后气的运动规律称为“数”，气的运动规律的运用称为“数术”，这是气的基本物理概念。而现在有的学者研究气的时候，只研究气的“象”“理”，对于气是“数”“占”却置之不理，以为那是迷信，殊不知“气数”才是真正的气的内涵啊，而气（炁）的物理实质就是电、磁、引力之物理场。一个完整的炁的概念，象、数、理、占，四位一体，缺一不可。

在中国古文明中，长度、重量、数量、时间的度量都是按照天地之数来定义的，皆源于天道。“黄钟之律管长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宽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高八尺，寻自倍，故八尺而为寻。有形则有声，音之数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为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律之数十二，故十二蔈而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寸。律以当辰，音以当日，日之数十，故十寸而为尺，十尺而为丈。其以为量，十二粟而当一分天地之气，十二分而当一铢天地之气，十二铢而当半两天地之气。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铢为一两天地之气。天有四时，以成一岁，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两而为一觔天地之气。三月而为一时，三十日为一月，故三十觔为一钧天地之气。四时而为一岁，故四钧为一石天地之气。其以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当一岁之日。故律历之数，天地之道也。”可喜的是，某些现代学者已经认识到了阴阳、五行、八卦、三式、河洛等都是一种天文历法形式，这是一种还原中国古文明真相的进步。在《四库全书》中，这部分古文明的核心部分被称为“子学”。

缀术系统主要是天文观测与历法制定，在现代科学中相当于天文学，这部分精华内容见于《史记》中的《五行志》《律历志》《天文志》，包括以古六历为基础的三统历、古四分历、大衍历、乾象历、元嘉历、大明历、授时历等一百零二部历法，明确了日月五星的精确天体运行轨迹及行星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古文明像我们的祖先那样重视天文历法，但是天文历法的主要功能是为内算系统服务的，“敬授人时”的主要意义是“人时”，而并非“农时”，《周髀算经》可谓其祖。

外算系统的主要内容相当于现代科学的数学部分，诸如《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以及近期出土的清华简中战国时期“算表”等。以《算经十书》为基础，涉及算术、面积、体积、测量、线形方程、高次方程、微积分、高等代数等方面，创造出诸如勾股术、天元术、四元术、割圆术、重差术、方程术、正负术、开方术、隙积术、内插法、大衍术等数学定理与公式。在汉·徐岳著的《数术记遗》中，记载了积算、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五行算、八卦算、九宫算、运筹算、了知算、成数算、把头算、龟算、珠算、计数等十四种算法，可惜目前这些珍贵的算法技术大部分已经失传了，只有珠算还流行于世。可见，外算主要是为内算系统、天文历法的观测和计算而服务的。正因为外算是为内算、天文观测和计算而服务的，不是为了计算而计算，所以中国古数学就没有发展出现代数学那么繁杂与精细，这也是许多现代数学研究者不理解的事情，似乎在中国古数学的体系中都能找到现代一些所谓先进的数学理论与概念的影子，但是中国的古数学家又与之擦肩而过，现代数学家们不能理解。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古文明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文明，外算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加精确的内算，而西方现代数学是为了计算而计算。

在中国的古文明体系中，这三者的关系是：内算系统是本体论，缀术系统是认识论，外算系统是方法论。这就构成了一个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完整的哲学体系架构，但我们在《众妙之门》中已经说了，西方哲学就是自然界在人头脑中的歪曲反映，东方没有哲学的说法，学术界称为“理学”“道学”“佛学”等，而我们的古文明是真正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科学，我们称为“天人之学”。

文明是文化的内涵与基因，文化是文明的外延与蛋白质表达，中国的古文明基因与内涵是上述的内算、缀术、外算系统三位一体。而中国的古文化外延就是由此而表现出的一切民族文化现象，诸如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龙文鞭影、历史、建筑、军事、武术、民俗、农业、手工业、社会结构等一系列《四库全书》中所说的经、史、集部分。我们现在国内所理解的“国学”是什么概念呢？无非就是文化层次方面的一些内容，最多讲一讲《易经》的象理，简述一下四书五经，这就是国学的最高层次了。至于文明层次的核心精髓全都当作“糟粕”“迷信”被“扬弃”了！殊不知，皮之不在，毛将焉附？

古历法与星占（一）

中国古历法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很早，但第一部留下完整文字记载的历法是西汉末年的《三统历》，这是刘歆据《太初历》改造而成的。就基本内容而言，《三统历》实已定下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古历法的大格局。这些内容主要可分为如下三个方面：推求节气，实即研究太阳周年视运动；推求日月运动，这主要是为了预报交食；推求行星运动，力求准确预报行星位置，以及为实施上述三个方面而进行的辅助性工作，如测量恒星坐标、测定历法历元等。

随着对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南北极天区的天体观测和计算精度要求的不断提高，极为复杂的观测技术（如盖天仪、浑天仪、璇玑玉衡、古天文台、铜壶滴漏、圭杲、规矩权衡等）逐步发展。由于太阳运动相对来说最容易掌握，所以在历代历法中所占篇幅和比重较小。而关于月球运动、日地月关系、五星的天体观测与研究的比重所占篇幅都大大超出太阳视运动的研究内容。可是月球运动、行星运动与太阳运动对农业生产哪一个影响更大呢？显而易见，太阳对地球表面的影响远远大于月球、五星。事实上，古历法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与农业有直接关系。但即使是这样，也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清醒认识。

首先，从迄今所知的史料证据来看，关于太阳运动的研究恰恰在中国古代历法诸成分中发展得最为迟缓。例如，早在古希腊时代，Hipparchus就能以太阳运动轨迹为基准，借助月球作中介来测定恒星坐标，而中国在十几个世纪之后还要以恒星为基准，借助月球和行星作中介来测定太阳位置。又如，与古巴比伦相比，古中国对太阳周年运动不均匀性的掌握可能落后了一千年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月球运动和行星运动理论方面却发展超前。仅这一事实就已对“中国古代历法为农业服务”说构成了严重威胁。

其次，完整的二十四节气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初年的《淮南子》，其中部分名称则在先秦文献中早已出现。节气固然有指导农时的作用，但对节气推求的精益求精，比如由平气到定气则又与农业无关了。因为指导农时对节气精度的要求并不高，迟早一两天完全无所谓，这是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的常识。事实上，即使只依靠观察物候，也可以大体解决对农时的指导。对节气的精密推求，其主要意义在于精确掌握太阳运动，而这是为了准确推算交食。从刘悼提出定气以后，一千年间的历法都用定气来推算太阳运动，但仍用平气排历谱，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古历法不全是为农业而服务的。

再次，我国自古以来的阴阳合历的历日制度就规定，以朔望月的阴历十二月配于日地黄道的阳历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如遇闰月，则这季为四个月。而在天文学上，又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季的开始，这两种规定的矛盾，在传统历法上始终没有得到统一。到了北宋时期，沈括提出了一个具有革命性的历日制度，足以解决这个矛盾。沈括提出不用十二月，而用十二气为孟春、仲春……的第一日，我们可把这种历法叫做十二气历。沈括认为，这样则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年年一样，没有闰余；而且十二气常常一大一小相隔，纵有两小月相连，一年不过一次。按照沈括的安排，历日制度可以和天文实际配合得更好，为农时及生产服务业提供方便。他这个十二气历可以说是纯粹的阳历。但当时的人们极力反对，原因就是历法不只是为农时服务的，而是有更深层的天文意义和物理意义。而现今国际通用的公历，正是沈括主张的阳历。

最后，中国古历法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天文数据，即历元。一部历法，需要规定一个起算时间，我国古代历算家把这个起点叫做“历元”或“上元”，并且把从历元到编历年所累积的时间叫做“上元积年”，例如古四分历的章蔀纪元、太极上元、太乙积年、《皇极经世书》的元会运世等。如西汉刘歆的《三统历》以19年为1章，81章为1统，3统为1元。经过1统即1539年，朔旦、冬至又在同一天的夜半，但未回复到甲子日。经3统即4617年才能回到原来的甲子日，这时年的干支仍不能复原。《三统历》又以135个朔望月（见月）为交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1统正好有141个朔望之会，所以交食也以1统为循环的大周期。这些都是以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为起点的。刘歆为了求得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七曜齐元的条件，又设5120个元、23639040年的大周期，这个大周期的起点称作“太极上元”，此时有置闰、交食、五星和干支的周期都会重新会合，太极上元到太初元年为143127年。在刘歆之后，随着交点月、近点月等周期的发现，历法家又把这些因素也加入到理想的上元中去。

日、月、五星各有各的运动周期，并且有各自理想的起点。例如，太阳运动的冬至点，月球运动的朔、近地点，黄白交点等。从某一时刻测得的日、月、五星的位置离各自的起点都有一个差数。以各种周期和各相应的差数来推算上元积年，是一个整数论上的一次同余式问题。随着观测越来越精密，一次同余式的解也越来越困难，数学运算（外算）工作相当繁重，所得上元积年的数字也非常庞大。这些天文循环周期都是数字巨大的天文概念，与农业农时根本无关，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这些数据周期与“观象授时”“敬授人时”的关系却十分密切，因为人类的历史不只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那么局限，还有史前的历史。由于根本就不懂历法缀术只是内算的手段，元代郭守敬在创制《授时历》中废除了上元积年，导致后来的历法家效仿，反而将历元的天文数据删除了，这才是历史的倒退呢！

与此有关的还有皇家天文机构的隶属问题。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皇家天文机构的主要任务是推算历法和观测天象。其名称尽管历朝屡变，但始终由礼部（这是北周以来的名称）领导。礼部及其前身的职责是掌管国家典章法度、祭祀、学校、科举和接待四方宾客等，与农业生产毫无关系。如果说历法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那为何不由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户部或工部来领导皇家天文机构呢？隋唐以前，这个机构的负责人称为太史，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官职，早在周代就有，那时其职掌包括王室文书的起草、策命卿大夫，记载军国大事、编史、管理天文历法、祭祀等，地位崇高。值得注意的是，按《周礼》的记载，太史隶属于春官宗伯，而春官宗伯的职掌是“使帅其属而掌邦礼，以佐王和邦国”。这正是后世礼部的职掌。因此很明显，在中国古代，皇家天文机构从一开始就不只是一个政治机构，而且更是一个科学机构，是统治阶级通天通神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可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古历法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与农业生产无关，与“农时”无关。在历法的三个主要方面，即对太阳、月球和行星运动的研究中，对月球和行星运动的研究完全与农业无关，对太阳运动的研究与农业的关系也非常有限。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发展复杂的历法体系呢？实际上，天文历法、缀术等就是为内算系统服务的，这个内算系统现代的专家们称为星占术，即阴阳五行、河洛干支、子学九式。

古历法与星占（二）

中国的古星占术分为星占与数占两大类，而其实数占也是在星占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的数术体系。其中，数术的星占基础中，五星五行、七曜七星、北斗九星等都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系统中的阴阳五行、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的星占基础。

帛书《五星占》最能反映出行星在中国古代星占术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它不仅给出了行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运行情况，还附有若干年中的显隐顺逆运行表，而且五星运行周期与今天所测几乎相同。《五星占》所占基本上全为军国大事。如木星，“其失次以下一舍二舍三舍，是谓天缩，纽，其下之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失次以上一舍二舍三舍，是谓天赢，于是岁天下大水，不乃天裂，不乃地动纽亦同占”。土星，“岁填一宿，其所居国吉，得地；即已处之，有西、东去之，其国凶，土地桂，不可兴事用兵，战斗不胜所往之野吉，得之”。火星，“其出西方，是谓反明，天下革王；其出东方，反行一舍，所去者吉，所居之国受兵口口”。月掩行星（食太白金星），“不出九年， 国有亡城，强国战不胜多食荧惑火星，其国以乱亡食辰星水星，不出三年，国有内兵”。

《史记·天官书》中的星占术包括行星、日、月和其他天体以及大气现象，但行星部分占去了最大篇幅。其内容与《五星占》相仿，兹举两例如下：木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所在国不可伐，可以罚人；其趋舍而前日赢，退舍日缩；赢，其国有兵不复；缩，其国有忧，将亡，国倾败；其所在，五星皆从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火星与金星，“荧惑从太白，军忧；离之，军却”。这里先要对古代星占术中的“分野”理论略加说明。这种理论的基本思想是天体的不同布局（天象）昭示着人间的祸福，为此将地上的国家或地区与天体的不同经纬度带相互对应起来。这样，星占家即可据天象所处的天区预言对应地区或国家的凶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从上面所引的例子看出，星占家必须精确掌握行星的运动情况。对于月掩行星或“荧惑从太白”之类的天象，没有非常发达的行星运动理论是不可能掌握的。

如果预先不能知道行星如何运行，那么只能等它们运行到了某处，再根据星占术理论去解释凶吉。但这样的星占只能是低水平的，难以见重于朝廷和王室。北魏时，某次太史报告火星不见，并据星占理论指出，火星所往之国将有灾祸。皇帝召集众臣讨论火星到底何往，大臣崔浩推断说，火星必定进入后秦国境。尽管众人不信，但八十多天后火星果在西方的井宿出现，而按照分野理论，这正好对应后秦地区。几年后，后秦被东晋的北伐军灭亡。于是崔浩这次星占被誉为神占，“非他人所及”。崔浩所以能成功，关键就在于事先掌握了火星顺行、留、逆行、伏等运行规律，因而能预先推算出火星将在什么天区出现。

除了行星运动外，星占术对日、月运动也同样要求掌握。前引《五星占》中的月掩行星就是一例。《史记·天官书》还提到交食，“其食，食所不利；复生，生所利”。又有关于月运动者“月行中道，安宁和平”等。历代史书的《五行志》或《天文志》中这类记载多不胜举。说明日食、月食是星占术的重要内容之一。而要预报日食，必须对日、月运动都掌握得非常精确才能办到。上述例证都表明，古历法中主要内容即关于行星和日、月运动的观测与理论，不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星占术，敬授人时。换言之，中国古历法主要是为“观象授时”“敬授人时”服务的。

司马迁谈到历法时说：“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 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灾祸不生，所求不医。”可见，在司马迁心目中，历法本是用来通天、通神、避祸趋福的，而这也正是星占术的基本宗旨。古人认为，历法和农业生产根本没有关系。农事是“小人”的事，而历法是“君子”通天、通神、决定国家大事的。历法与星占术并无什么区别，而是被视为一体。

对于历法—星占术—通天通神这样一条线索，并不是每一个古代历法家（即天文学家）或星占学家都清楚地意识到的。两汉及以前的星占家认识得比较清楚，如司马迁、刘歆等人。例如刘歆的《三统历》，第一篇不是太阳运动，而是“五步”，即行星运动的推算，这说明他深知历法是为星占服务的。后来的历法家就越来越不清楚这一线索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代的一行、李淳风，他们只是遵照前人的传统行事，而创造性则用于如何使精度提高。对于历法的基本格局，就不问其所以然了。

天人合一

中国古文明的特点是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人是天地造化之物，人是天地万物存在的一种物质状态，同固态、液态、气态、粒子态等一样，这是生命态。所有的动物都不是前四态的简单复合，而是需要元神注入的生命态，这一点是现代科学所不能理解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人同时、天人同构、天人同炁、天人同振、天人同化等五大方面。

天人同时，即人的各种时间结构全息同化于天地的时间结构，如人体的藏象经络与古中医的五运六气、三式河洛、阴阳五行、四柱六爻等各种时间结构，这个时间结构在易学和古历法中叫做“数”，包括先天数、后天数、河图数、洛书数、干支数、卦数、斗数、历数等，统称“气数”。如果掌握了这种天地人的时间结构运行规律，即可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时间流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掌握之中的事。这是天人合一的时间结构层面。

天人同构，即人的各种空间结构全息同化于天地的空间结构，这个空间结构在易学和古历法中叫做“象”，如人体的藏象经络与古中医的五运六气、三式河洛、阴阳五行、四柱六爻等各种空间结构，我们常说的“乾三连，坤六断，震仰盂，艮覆碗，离中虚，坎中满”，以及九宫飞星、各式排盘、河洛布局、司天在泉、左右间气、应爻世爻、浑天、盖天、橐龠等就是这种空间结构，现代科学将这种“象”称为“模型”。《黄帝内经》中也经常将天地结构比喻成人体结构，或将人体结构比喻成天地结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如果掌握了这种天地人的空间结构运行规律，那么时间结构发生的空间定位就变得易如反掌了。这是天人合一的空间结构层面。

天人同炁，空间结构是静止的，时间结构是静止的空间结构运动所构成的。即运动的空间结构构成时间结构，这在易学中叫做“理”或“道”。而空间结构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个“炁”，古中医叫做“精气神”，现代物理学叫做“高能粒子”。结合在《众妙之门》中所说的另外空间理论，或者叫做层创时空理论，就可以推论出天人可以有不同层次的“气”，所以就出现了凡人、君子、至人、贤人、真人、圣人、神人、罗汉、菩萨、佛、道等不同层次与时空境界的生命形式，这是天人感应的物质基础。只有天人感应的演化，才有天人合一的升华，这个演化与升华的过程就是修炼，就是佛、道、儒、圣等宗教的实质内涵。

天人同振，即人天的同步共振。高层次的天人同振叫做“神通”，中级层次的天人同振叫做“法术”，低层次的天人同振就是“数术”。“神通”包括天目（肉眼通、天眼通、慧眼通、法眼通、佛眼通）、宿命通、他心通、大小搬运法等成千上万不止。“法术”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功能”一类，这是利用三界内的一点能量与物质运动规律，根据各种日月五星天体布局在小范围内制造的一些顺势而为的小神迹、空间流，例如古中医、堪舆、祝由、丹道修炼等。“数术”就是预测、占卜，通过各种排盘预测事物的时间流，如三式、四柱、六爻等。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中医。低级层次的中医就是通过四诊八纲、各种辨证（脏腑、六经、三部、气血津液、三焦等）来分析疾病的病因病机，根据经验来遣方用药（时方）；中级层次的中医已经开始运用关于年月日时之时空流的运气理论、象数理论去计算疾病的病因病机、汗瘥棺墓等预后，按照《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的法则去处方（经方）；高级层次的中医直接运用神通去治疗疾病，不需要中药了。我们现代的中医多按照经验治病，只有1%左右的中医是运用运气理论、象数理论，通过法术、数术去治病。至于神通治病的中医就完全没有了，只有那些著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神农本草经》的人才是真正有神通的大医。古代的张仲景、华佗、淳于意、孙思邈等是介于法术、数术与神通之间的中医。经验中医就是传统中医，而法术、数术中医与神通中医可称为古中医。而现代中医严格意义上可以说不是古中医。

天人同化，实质上就是佛、道、儒、圣等宗教中的修炼者，达到高度天人合一的程度，最后由量变要发生质变，产生一种生命体形式的升华，佛家叫“涅槃”“虹化”，道家叫“白日飞升”“尸解”，儒家叫“坐忘”，基督教叫“复活”，总之就是宗教中的“圆满”，得到不同境界的果位、世界。

古中医认为，人只是天地五虫之一的“倮虫”，同其他四虫一样，都要受天地之气的制约。而且天地万物皆是如此，在运气九篇中就有大量篇幅论述了六气司天在泉时，天地之间动植物的生长化收藏的规律，这些都说明了“人时”与“农时”都属于“天时”，而历法的主要功能是决定内算系统，敬授人时，以和天时，从而达到天时、地利、人和的天人合一状态。而农时只是最基本的时间结构，人时才是历法与内算要服务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