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

1984年10月—11月，我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金耀基教授和哲学系主任刘述先教授的邀请，担任“新亚书院龚雪因先生访问学人”讲席，讲授《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这个讲稿是在酷暑中完成的，我把受批判的《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朱熹哲学的逻辑结构”一节的哲学逻辑结构发展为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对学谦《评〈朱熹思想研究〉》批判的回应。我在《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后记”中说：“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自1981年出版的《朱熹思想研究》中提出，赞同、支持者有之，非议、反对者亦有之。非议者中，若欲为师，理应谆谆，却致咄咄。故在答复之余，辄思有阐述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必要。适蒙香港中文大学邀请笔者在1984年担任……遂有此《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之作。其间承蒙刘述先教授审读全书20余万字，并提出宝贵意见。同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打印，作为向本系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出乎意料的是除本系中国哲学史专业、哲学原理专业、伦理学专业研究生外，还有历史系、语言文学系、党史系、法律系研究生选修。同学们手中有了打印的讲义，笔者不再照本宣科，而是讲提出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的原因、根据以及理论的运用、意义，特别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中西传统文化的比较，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演变规律等。既讲授，又集体讨论，同学们热情很高，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相互诘难，相互启发，使问题有所深入。这样，同学们既是本书的第一批读者，也是第一批认真帮助、批评本书的同志，使笔者领悟到 ‘教学相长’的情趣和欢乐，体会到 ‘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道理……”

1984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特批为教授后，由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教授不多，一些地方便要我去当领导或讲学，我都婉谢了，原因有二：一是我不愿意当官，只希望做一点学术研究；二是我觉得从1956年上大学以来，接连政治运动，没有很好读书，年华虚度，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和学术生命，需要清心寡欲地读书做学术。当时有记者问我人生格言，我说：“人生就在于奋进，生命就在于创造，只要认定了目标，就要不断地追求，以达真、善、美的境界。”这是我当时真实的想法和对自己的要求。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学术，在学术中遨游、激荡，以享受生命学术的乐处，以使生命转生为学术，即转生命为智慧。

“文化大革命”虽然过去，但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思维定势仍然阴魂不散，干扰着思想的解放和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农村实行改革，随之人民公社瓦解，土地分配到户，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于是出现了一批乡镇企业和私人企业，也出现了雇工和投机倒把等现象。有人就说，这是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正在卷土重来等。于是，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同时也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异化等。胡乔木和周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相左，因此各出版社领导怕犯政治错误，怕受批判，对出版哲学类书籍很谨慎。有的出版社编辑在底下就说，不要出现像《朱熹思想研究》那样与施达克“异曲同工”的错误。这样，我的出书就面临着厄运，有的出版社就不敢接受我《宋明理学研究》的书稿，这本书稿是我于1982年秋根据自己长期讲授宋明理学的讲稿及相关文章修改而成的。中国人民大学资深编审王颖先生扶余于患难中，毅然亲任《宋明理学研究》一书的责编，并请当时任《哲学研究》编辑的默明哲帮助，在1985年出版了《宋明理学研究》。此书1987年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并且作为大专教材在《光明日报》登报征订，从而挽回了一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