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国特批教授

1984年，我在内地重要刊物及香港刊物上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当年，国家为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审查，特批了一批中青年学者为教授，这年8月全国哲学界特批5人：刘放桐、方克立、方立天、靳辉明和我。中国人民大学占3人，其他2人是人民大学毕业的学生，刘放桐是苗力田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在复旦大学从事现代西方哲学史研究，方克立是人大哲学系1962届本科学生，在南开大学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当时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荣誉。

1984年6月19日—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在蓟县招待所召开“中国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传统研讨会”，与会的有张岱年、石峻、辛冠洁、孙长江、乔长路、方立天、衷尔钜、肖万源、焦树安、王国轩、范阳（担任广西社科院院长）、傅云龙、张绍良、刘宏章和我等。当时，我正在撰写《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为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哲学系授课做准备，我提出中国哲学范畴有象性形态、实性形态、虚性形态，引起了大家的讨论，会上有不同看法，其中亦有批评意见，特别对虚性范畴争论最多，在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大家认为虚性范畴就是唯心主义的，如老子主张虚无的唯心主义，这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是学术讨论，不是政治批判，所以能平等地、自由地探讨学术问题，提升对哲学范畴的认识。

1983年10月10日—13日，美国哈佛大学韩国研究所召开“第六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退溪学与新儒学”。会议邀请我参加，并提供来回机票和参会食宿费用，于是我为会议撰写了《朱子与退溪的易学思想比较研究》，这是《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的姐妹篇，请冯禹博士翻译成英文。当时中国大陆只邀请了我1人，但后因中美关系紧张而未能成行。

1984年9月9日—12日，我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汉堡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的邀请，出席在汉堡大学召开的“第七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主题是“韩国哲学与东洋哲学”，应邀出席会议的有美、日、中、英、荷兰、意大利、瑞士、韩国等国学者70余人。李退溪（1501—1570），名李滉，是李朝朱子大家。约在13世纪，朱子学在朝鲜得以传播。1289年，安珦（1243—1306）随高丽中烈王在元大都得《朱子全书》，将之带回朝鲜。安珦在高丽大学讲授朱子学，弟子白颐正在元朝得朱子学东还，其后权溥（1261—1346）、李穑（1328—1396）、郑道传（1348—1398）得传朱子学，由此朱子学得以流行。15世纪，朱子学成为李朝正统思想，李退溪、李栗谷（1536—1584）为当时朱子学双璧。“第七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就退溪学说与中国朱子学的关系进行讨论，与会学者认为退溪守成朱子学而有所发展，使其适应朝鲜的实际，但关于继承与发展的主次问题，学者的意见有分歧，或者以继承为主，发展为次，或者反之，或者并重。当时由于我国与韩国未建立外交关系，并且会议有台湾学者参加，所以教育部国际交流处王复孙处长一再向我交代出国注意事项等问题。我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是《李退溪哲学逻辑结构探析》。大陆唯有我1人参加，台湾有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周何教授（考试院委员）、戴琏璋教授2人，他俩是浙江人，说起来我们有同乡之谊，因此毫无隔阂，很亲切友好，美籍华裔学者有杜维明教授、傅伟勋教授，我们5人在一起时有说有笑，韩国学者非常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