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与施达克“异曲同工”

尽管《朱熹思想研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特别是得到了研究朱子的学者的肯定和称赞，但1983年开展了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称“反自由化”斗争，我的学术生命又遭到挫折。一些人认为，否定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马列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清污”运动来势很猛，各条战线及重点单位都找了“清污”对象。当时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已占了主导地位，问题很严重。“清污”运动一开展，一些歌曲、电影、电视剧被禁唱、禁演，裸体雕塑被砸等，这些都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污染加以清除。在学术理论界也开展“清污”运动，《朱熹思想研究》首当其冲成为“清污”对象。国内一家最权威的社科杂志，在与一般书评有别的不寻常的位置，发表了署名“学谦”的《评〈朱熹思想研究〉》（1983年第4期）的长文。该文批判拙著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上产生了偏差”，说其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界限，也模糊了“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这种观点与恩格斯当年批评过的施达克的观点可以说是异曲同工”。这就是说《朱熹思想研究》与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犯了同样严重的错误。恩格斯曾批判施达克，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提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与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问题，批判施达克的错误。《朱熹思想研究》既与施达克的书“异曲同工”，又发生在恩格斯批判施达克之后，问题就更严重，于是学谦批判说：“这不仅关系到个人的学风、道德、名誉，更关系到人民的利益。恩格斯告诉我们：‘马克思认为自己的最好的东西对工人来说也还不够好，他认为给工人提供的东西比最好的稍差一点，那就是犯罪’。”其锋芒所指，即《朱熹思想研究》是犯罪！这个批判对我构成了冲击，文责自负，对我的批判我觉得无所谓，但株连到了拙著责任编辑的职称评定，以及累及为拙著作序的德高望重的任继愈先生，我觉得很抱歉，很对不起他们。虽然这种株连在“文化大革命”中屡见不鲜，但“文化大革命”后仍然如此，可见其影响之深。从此以后，我的书就再不请前辈作序，只怕由于自己的错误而有损于前辈的声誉。

受到批判后，我就去请教张岱年教授、辛冠洁教授和时任我们哲学系系主任的罗国杰教授。我还征求他们的意见，可不可以答复？要不要答复？我与他们讲了学谦文章的基本观点和问题：（1）断章取义，歪曲原意；（2）无限上纲，乱扣帽子；（3）不懂训诂，以错诬正；（4）人身攻击，不遗余力。他们一致支持我写文章答复，并指出应怎样答复。我在他们的鼓励和鞭策下很快写出《关于〈朱熹思想研究〉的几点认识》一文的初稿，张、辛、罗三位教授及孙长江教授，他们不仅认真看了初稿，而且提了修改意见，甚至还直接进行了修改。我根据他们的意见又做了修改，再拿给他们审阅，得到他们的认可后，我才寄给刊出《评〈朱熹思想研究〉》的那家杂志，但此文直到“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淡化后，才在1984年第2期刊出。这个答复仅就被学谦所歪曲和断章之处，恢复其原貌而已。“清污”虽已过去，心头却留下阴影，有很多感触，人生总是在艰难曲折中迈进，也在艰难曲折中完成，生命学术总要经历烈火的考验和铸炼，也要在烈火的考验和铸炼中完成。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是说天要把重大的任务落到某人身上，一定先苦恼他的心志，劳动他的筋骨，饥饿他的肠胃，穷困他的身子，他的每个行为总是不能如意，这样便可震动他的心意，坚韧他的性情，增加他的能力。人的一生，没有不经历艰难挫折的，没有事事顺心的。人是在欲火中锻炼成长，在困苦的拼搏中实现价值。

1983年11月24日，我被邀请到广西柳州参加“全国柳宗元思想讨论会”，会上讨论了柳宗元思想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问题、天人合一问题、佛教思想对其影响的问题、郡县制与封建制的关系问题等，对柳宗元思想的认识有了提高。会上巧遇与我同乡、同学、同专业的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潘富国教授，相谈甚欢，回忆往事，甚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