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

出席美国夏威夷“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的报告、邀请书、论文都要上报给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办公室（当时中国人民大学还没有成立外事处或国际合作处，由校办负责外事工作），由其上报教育部。1982年3月18日，教育部通知出国人员到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参加出国人员学习班，学习内容是出国应注意事项、条例规定、纪律等，以及涉及台湾问题的“一中一台”“两个中国”问题，并填写各种表格（英文），冯友兰先生由其女儿宗璞代替参加学习。同年5月，狄百瑞夫妇访问中国人民大学，并做演讲。狄氏谈到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研究的情况，特别是对中国近世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多的成果。狄百瑞曾在日本做中国思想的研究，他的汉学功底很深。学校办公室通知我6月17日到北京大学燕南园54号冯友兰教授家里开会，教育部有人来讲话，教育部外事处王复孙处长（他是复旦大学中国哲学史家、书法家王遽常教授的儿子）向冯先生及其女儿宗璞、邓艾民和我讲出国注意事项，特别是台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系统的任继愈、邱汉生、李泽厚、冒怀辛不属于教育部系统，所以他们没有参加。这是我们与台湾社会科学学者的第一次见面开会，没有经验，所以王处长反复交代注意事项。由于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出国，我们心中亦无底，但有像冯友兰先生这样的中国哲学泰斗共同出席，我们心里是踏实的。作为这次国际会议主席的陈荣捷教授对两岸问题处理得很好，没有涉及“一中一台”“两个中国”问题。7月5日，从北京机场起飞，到日本东京机场转机，在机场候机时，冯先生由其女儿宗璞陪同，由驻日本使馆送到机场，与我们会合，21时由东京起飞，夏威夷时间5日15时到达檀香山，陈荣捷教授亲到机场迎接，邱汉生教授赋诗曰：“乍卸行装语笑频，欢然故旧忆前尘；圣湖别后容颜好，津吏前头白发人。”“圣湖”指西湖，即1981年的杭州宋明理学会议。我们在陈荣捷教授帮助下办理入关手续，晚宿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这是我第一次到美国，但对檀香山印象已很深，因为它是孙中山先生青年时期从事革命活动时所到过的地方。初到异国，既有生疏感，又有好奇感；中国大陆初次开放，与台湾学者初次会面，不知有否共同学术话语，一些疑惑在会议期间很快就消融了。这个会议组织得很好，参加会议的学者分三个层次：一是资深教授或中国哲学研究专家38人，如陈荣捷、狄百瑞、葛瑞汉、柳存仁、罗光、冯友兰、邱汉生、任继愈、高明、史华慈、孟旦、余蓓荷、岛田虔次、冈田武彦、山井湧、山崎道夫、友枝龙太郎、佐藤仁、尹丝淳、韦政通、蔡仁厚、刘述先、傅伟勋、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秦家懿、黄秀玑、邓艾民、李泽厚、冒怀辛和我等，梁漱溟、钱穆、徐复观、牟宗三没有出席，但都提交了论文，李约瑟、宇野精一没有出席，亦没有提供论文；二是青年学者33人，这是从世界各地数百名学者的申请中遴选出来的，他们是新血，是薪火的传承者，如黄俊杰、田浩、姜允明、李弘祺、朴洋子、曾春海、金永植、石汉椿、牛尾弘孝、朱荣贵、黄进兴、小官厚、岡田进、佐藤明、唐格理、赵玲玲等；三是观察学者14人，如孙铁刚、郭贞、修海乐等。安乐哲在《中国时报》1982年6月30日至7月18日推出的《朱子学特辑》中说：“年轻一代的研究者与会，他们除了能亲炙春风外，更可径收以心传心之功。”会议在夏威夷东西文化交流中心的太平洋会议室举行，一边是花园式的流溪曲水，一边是大学的绿茵花草，风和日丽，环境优美。大会特别安排王绮华女士关照中国大陆学者的生活。王女士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在夏威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与7岁的女儿毛毛一起生活，对我们十分关照。

我发言的时间被安排在7月10日上午8:30—11:30，这个时间段共3人宣读论文，宣读后即有评论者评论，及答问，每人1小时。我宣读《朱熹易学思想辨析》论文后，由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虔次教授评论，由于他事先看过我论文的英文稿和中文稿，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他说他的老师曾说过，朱熹的《易学启蒙》是连魔鬼也搞不清楚的问题，张立文在论文中说清楚了，表示敬佩，并提了两个问题，我做了圆满的回答，他表示很满意。这年8月，日本学者深泽助雄教授写信给复旦大学潘富恩教授，并转告我。深泽在信中说：“张立文先生在夏威夷会上发表的演讲，听说非常精彩，这点岛田先生详细告诉过我，另外德国女学者余蓓荷从夏威夷归国，途中来日本时到敝舍来了，她也谈到张先生演讲事，听说与会者给予极高的评价，我也为此感到高兴和引以为荣。”余英时教授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引用了我在《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提出的一些论点。邱汉生教授作诗记“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情况：“任君超卓世无双，张邓文章动异邦。一席高谈惊四座，掌声如雨击寒江。”并注曰：“邓艾民、张立文谈太极，异邦学人诧为难得。任继愈君最后发言，论朱熹消极影响，掌声雷动。”

第一天会议结束后，当晚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夫妇在东来顺餐馆请冯友兰、宗璞、余英时和我等吃饭，饭后到李家小坐品茶点，李夫人徐樱赠予记其家事的书《寸草悲》（徐樱是徐树铮将军之女）。我受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之子李光模之托（李光模是李济亲生之子，1950年从台湾回大陆，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编译室工作，现健在），代其向李氏夫妇问好。李方桂还说到李济先生有一点钱想给李光模等事。

8日下午，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由狄百瑞教授主持，召开“中国哲学的前途与研究方法讨论会”，各国学者参加了这个会议。冯友兰教授首先发言，他讲在这几十年的人事变幻中，他的哲学观点也不断在变。现在毋宁说是更接近从前的。他从四个方面讲研究方法：（1）精其选，（2）慎其言，（3）得其意，（4）明其理。我讲了在《朱熹思想研究》中所运用的逻辑结构的新方法。所谓逻辑结构的新方法，是指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及诸范畴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哲学范畴在一定社会经济、政治、思维结构背景下所构筑的相对稳定的逻辑理论思维形态。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总是通过一系列哲学范畴来表现的，是由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间的逻辑顺序或结合方式构成的，并从整体的逻辑结构上，确定诸范畴在一个时代思潮或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功能、性质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