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学者的评价

最早看到《朱熹思想研究》三校样的是日本学者深泽助雄教授，他在1981年8月31日的来函中说：“有缘亲眼拜读大著《朱熹思想研究》第三校……大作是名副其实的佳作，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从前贵国研究哲学，在我看来，过于公式化，只从伦理学方面接近对象，但大作克服了这些毛病，开拓了新的领域，特别是对朱子学中的本体论及逻辑结构等，加以周密的考虑，获得燃犀之见。就此观之，我以为大作可算是近三十年来最高学术书之一，而几乎可以和侯外庐教授所著《中国思想通史》相媲美。作为外国人，我首次阅读原稿，愈觉荣幸。……我们已有李约瑟教授对宋学、朱子学的理解，我国安田先生、岛田教授、山田教授等阐明朱子学本体论，而今加之以大著，三者即将呈鼎足之势。贵国今后研究宋学、朱子学皆需依据大作所提分析和阐明，而将先生高见和前两者的分析比较，何处一致，何处分歧，对这种问题加以考虑，这将是我等后来者的课题。不管怎样，大作出版在国际学术界一定会引起反响，晚生拭目以待。”深泽助雄教授的评价，是他对“朱书”与日、美学者的比较而言，这也只是他的体认。

1981年10月15日—21日，在杭州新新饭店举行由中国哲学史学会和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第一次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会议代表269人，收到论文170篇，专著3部（包括我的《朱熹思想研究》、邱汉生教授的《四书集注简论》及沈善洪、王风贤的《王阳明哲学研究》）。国内老一辈学者如冯友兰、贺麟、张岱年、任继愈、石峻、孙叔平、王明、张舜徽、邱汉生、冯契等均出席，如此世界知名的老一辈学者的咸集的确是空前绝后的。国外有陈荣捷（1901—1994），他是20世纪中国哲学、新儒学、朱熹研究在美国的开拓者之一。美国之有中国哲学研究，陈氏可谓嚆矢，他把中国哲学文献翻译成英语，成为西方学习、研究中国哲学的最重要的资料，贡献巨大，影响深远。1981年杭州会议我第一次认识陈教授，他已是德高望重、蜚声国际的大学者，但他平易近人，热情亲切，没有一点权威的架子，与他交谈，如沐春风。他提携后学，切磋学术，让人受益匪浅。他当时任职于美国卡泰学院。此外，参加会议的学者还有狄百瑞（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山井湧（日本东京大学）、秦家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余蓓荷（德国图宾根大学）及刘述先（香港中文大学）等。由于我52万字的《朱熹思想研究》是中国大陆1949年以来第一本全面系统研究朱熹思想的学术专著，因此引起与会学者的极大关注和重视。刘述先教授在《中国哲学界的两难局面——杭州宋明理学会议观感》中对这次会议做了全面评说。18日上午在大会发言中讲了我在《朱熹思想研究》一书中关于朱熹哲学逻辑结构的观点。刘述先教授说：“他（张立文）认为讲一家哲学，光讲一些范畴如理、气等是不足的。一定要深入这些范畴间的关系，始可还出此一思想的本来面目，这就要谈一家哲学的逻辑结构。从谈话中可以看出张立文的思考力很强。除去那一套唯物思想的架构不说，他是肯下苦功夫做学问。陈荣捷先生称赞他新出的朱子一书，不全依赖王懋竑的年谱，而用比王谱更古的续通鉴的材料。大陆历经‘文化大革命’之祸，居然四五十岁一代的学者没有断绝，这实在是异数……他已出版了研究《易经》和朱子的两部大著，大陆哲学界的问题是看不到外面的研究成果，根本没有外汇到外面去买书，眼前的重点在科技与外语，所以能够有这样的造诣，实在是难能可贵了……明年他已接受邀请将到檀岛参加国际朱子大会，届时应该有机会作进一步的剧论。”这大概是刘述先教授在1984年邀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的起因和缘由。

会议期间，我将《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两书赠予陈荣捷等教授，会议后期陈荣捷教授约我谈话，他自我介绍他是来年美国学术联合会、亚洲太平洋研究中心联合召开的“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的主席，要我申请参加这个会议，并建议我撰写《朱熹的易学思想》。他说，据目前了解，与会学者的论文中还没有写这方面内容的，我既有这两本专著，一定能写好这篇论文。1981年11月4日，陈荣捷教授来函：“在杭得会，至觉欣幸。大著《朱熹思想研究》已经拜读若干页，喜知学术水准甚高……故即草此书，以证实在杭之约，即谓台端不必经过申请手续而与艾民、汉生等教授同样到会宣读论文。由北京到夏威夷来回飞航旅费与夏威夷住宿费均由会议支付。兹附上通告两纸，其中有铅笔标明者请祈注意为盼。为此遥颂著安。主席陈荣捷。”1981年12月13日，陈荣捷教授又来函：“立文教授：本月1日赐示拜悉。台端肯惠临朱子会议与世界朱子学者一并宣读论文，鼓励朱子研究，此不特捷个人之幸也。论文仍请在北京译成英文（这里要感谢巫白慧教授把拙文《朱熹易学思想辨析》翻译成英文），于3月1日以前寄到捷处，此处可略作文饰，会议预算有美币一百元为翻译之用。……尊著两册（‘两册’指《周易思想研究》和《朱熹思想研究》）尚未毕读，然台（端）治学之严，所用材料皆第一手，且每有新见，令人起敬……台（端）《易经》经文与《易传》为两者不同之哲学系统，诚是高明之见。”信的后半部分为讨论朱子卜筮的“遯”之“家人”或“遯”之“同人”，及朱熹署名“云台外史”“真逸”“隐吏”“平陵朱熹”何释等问题。这就是说陈荣捷教授是审阅了我的《朱熹思想研究》并有了基本评价后，才正式邀请我参加“国际朱熹学术研讨会”的。"

《朱熹思想研究》出版后，我收到了很多来信来函。王明教授1981年11月10日来函：“承赠大作《朱熹思想研究》一册，至深感谢。足下用功甚勤，搜集资料丰富，分析批判总结有力，为当今学术界一大贡献。我为尊著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邱汉生教授1981年11月14日来函：“承蒙赐寄大著《朱熹思想研究》，谢谢。深入探索，发为鸿篇，迈越前人，光我学苑，至为钦佩。弟衰病无似，难以为报，殊为惭恧。专复不尽。”王、邱两位前辈出于对后辈的鼓励，故有溢美之词。然后，赵宗正、黄德志发表了《于平实中见新意——评〈朱熹思想研究〉》（《光明日报》1982年6月19日）一文，文中说：“解放30多年来，不仅没有出版过一本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就连一本普通论朱熹的小册子也很难找到。张著《朱熹思想研究》的出版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重点人物的研究填补了一大空白。这是就本书的一般意义说的，如果结合本书的具体内容考查，那么，它的价值就更明显。我们觉得，这部书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特色：一、寓独见于平实……二、研究方法上的新尝试。没有采用过去哲学史研究中按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 ‘四大块’‘分门别类’方法，而是从哲学家的思想实际出发，按朱熹思想中固有范畴和逻辑结构，解剖其整个思想体系……三、重视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四、批判继承上的具体性……”日本《朝日新闻》1982年6月13日在学术栏发表专文，介绍《朱熹思想研究》的内容观点，并做了很高的评价。《人民日报》1981年12月7日发表士心的《评〈朱熹思想研究〉》，也对《朱熹思想研究》做了很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