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北京军区

1974年10月，北师大人事组找我谈话，说中央要调我去工作，并说我是新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好好工作。我问到什么方去？什么单位？他们说不知道，说到时候就知道了，并通知我下星期有人来接，要我在宿舍等。我被搞得莫名其妙。先年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锦全、吴熙钊两位先生来北京修改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住在前门饭店，因为是同行，又比较熟，我去看望过他们。李锦全先生很关心地问我：“你们还是牛郎织女吗？”我说：“爱人调北京不太容易，户口难进。”他说：“你就到我们那里去好了。”我就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回中山大学后，积极地为我的工作调动而努力。中山大学人事组发函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研究所，调去了我妻子的档案，安排在生物系工作，又几次发函到北京师范大学人事组调我的档案，北师大人事组既没有给中山大学人事组发去我的档案，也没有答复。1974年，李锦全先生诚心想解决我的两地分居问题，直接找到北师大人事组，他对人事组负责人说：“你们既不调张立文的爱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又不放张立文的档案，这是什么意思？”北师大人事组负责人无奈地说：“张立文的档案不在我们这里，被中央组织部调去了没有还给我们。”这样，去中山大学的机会就落空了。

由于人事组通知我下星期有车来接，也不知道哪天来接，除开会外，我只能在宿舍等。大约是10月11日星期五下午，来了一部军用吉普车，我只拿了洗脸的毛巾、牙刷、牙膏等，就上车由他们拉去了，结果被拉到了西山北京军区大院，这时已经到了几个人，还有1人在途中，连我共调来5人，管接待的参谋领我们看了我们住的房子，每人可住一套间的房子，套内有厕所、有厨房。我当时真是眼睛一亮。从1960年毕业留校到1974年的14年间，我都是与另一教师住13平方米的集体宿舍，住三间一套的房子真是可望而不可即。第二天，参加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大会，在军区礼堂里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起，人们形容为“万绿丛中一点蓝”。晚饭时我们五个人在一起交谈，互相介绍，才知道其中一人是从“梁效”大批判组来的，原北大历史系教师，一人是从北京师范学院来的，一人来自中央党校，一人来自中央部委。我们来军区的工作好像是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第三天，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找我们每个人谈话。轮到与我谈话时，他说明我们来的工作任务是大批判，准备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并说明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最后他问我到这里工作有什么困难，我便说有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是我是搞中国哲学史教学的，不是搞马列主义研究的，专业可能不对口。他说共产党员要服从革命需要，我就无话可说了。第二个困难是我十几年来两地分居，三个孩子分了三个地方，很难照顾，现在中山大学杨荣国教授调我去中山大学工作，解决两地分居问题。他回答很痛快，马上把我爱人调来北京。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有三点对我的引诱很大：一是参军是当时全国青年梦寐以求的最光荣的职业，学校的军宣队是高校“斗、批、改”的领导者，是最权威的，我可以一下子变成领导阶层，而不是天天被军宣队训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且一下子成了团级干部，这在当时来说无异于一步登天，这种地位身份的翻天覆地变化是所有教师梦寐以求的；二是可以解决老大难的两地分居问题，结束长期以来牛郎织女的生活，解决儿子的教育问题；三是有一套宽敞的住房，也是北师大所不能提供的。这就是说到北京军区工作，不仅可以改变身份地位，而且解决了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还传说是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抓的大批判组，来头很大。

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个福来得这样容易，何尝不是祸呢？这时的我，毕竟已39岁了，虚岁已达“不惑”之年，所以对于突如其来的喜事、好事还是比较冷静，我去找了哲学系64级学生吴秀永等两人，他们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军区工作，当时就住在军区大院。“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与他们一起在前沙涧大队半农半读，后一起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一人曾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到我家乡调查我家的情况，因此对我的情况比较了解，对军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我请他们分析我的去留，他们觉得各有利弊，不好说哪个选择更好，这就引起了我激烈的思想碰撞。我当时想：若到军区大批判组，就要放弃自己的专业，就不能继续做中国哲学史研究，等于放弃自己的学术生命，换句话说，我十多年的研究就白费了，特别是放弃我当时对朱熹哲学的研究，这是我最不愿意的；另外，在军队一切行动听指挥，上级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但做老师的话，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完成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外，系领导和教研室领导并不阻挠每个教师的专业研究，我不愿意写奉命文章，而且也写不好，过去在工作中写过，总不合领导的意，在军区大批判组必须写奉命文章，我觉得很为难；考虑到自己家庭出身不好，军队是最讲出身成分的，我这样的出身能否待得下去？我思想有顾虑。尽管在调我时中共中央组织部做过审查，但“文化大革命”中变数很大，谁也说不清楚。一夜未睡，考虑再三，总觉得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喜事来得太快，太突然，说不定并不是好事、喜事，我决定不下来。我又找临时调到北京市委原我读书所在党史系六班支部书记王建初及与他一起工作的成复旺，请他们分析是留北京军区还是不留。但如真的回去不来，怎样向北师大人事组交代，受批评是肯定的，中央组织部和军区追查起来，如何交代，其后果也不堪设想，没有一个很好的退路，因此，思想斗争很激烈。我考虑再三，决定放弃这好事、喜事，毅然决定回校。我记得有人说过：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不可优柔寡断，必须马上付诸行动，不能做决定的人，固然没有做错事的机会，但也失去了成功的可能。我向当时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说明我来时衣服及必需的书没有带，想回学校拿来，请他准假，这样我就回到了学校。回学校后，我就待在寝室里看书，不敢去师大人事组说我不去了。过了约一星期，北师大人事组托人带口信来，催我回军区，后又叫我到人事组去谈话，我硬着头皮去了，向人事组的同事说明我不想去了。他们很吃惊！我再三说明我不想去，这时他们似乎才明白过来。他们看着我，好像我在说傻话。过了一会儿，他们说，这样的美差，你怎么不去呢？你以为军队是谁都可以去的吗？别人想去都去不成。你不去，这是组织纪律问题，你不怕处分么？把我批评了好一通。后来组织上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好长一段时间。在我不去北京军区大批判组后，竟然有好几位教师要顶替我去北京军区大批判组，要求师大人事组调换人，由于要经中央组织部审查，结果要顶替我去的几个人都没有去成。

不久，又有几次催我回北京军区，这时我的心情比较平稳了，不像前段时间斗争得那么厉害了。我就找了从人民大学一起被分到北师大的、时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的赵德芳，说明了情况及我不去的理由，他批评了我几句，并说他同人事组说一下，由他与军区联系，说明情况。这样，我总算可以不去了。我不去后，军区大批判组没有再进人，从“梁效”大批判组去的那个人，北京军区把他爱人从外地调到北京。但粉碎“四人帮”后，据说大批判组的四个人都作为“四人帮”派到北京军区的坐探，被逮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