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林批孔”运动

1973年7月，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说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同年10月，江青派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人民大学被分到北京大学的一些人亦被吸收到大批判组中，冯友兰当顾问。江青还亲自接见“梁效”大批判组的重要成员，并合影留念。这个大批判组在江青的授意下，以“梁效”为笔名撰写了大量的长篇文章，成为传播“四人帮”旨意的喉舌，成为“四人帮”制造政治舆论的重要工具，在全国影响十分恶劣。尽管各地效法成立大批判组，如北京市委的“洪广思”、上海市委的“罗思鼎”等，但影响力都没有“梁效”大。当时，人们把“梁效”的文章看成领会“中央”精神的一种渠道。“梁效”还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撰写“批孔”文章，学术遭到了“四人帮”政治的强奸和糟蹋。

1974年年初，由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接着，江青等在1月24日、25日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样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的浪潮，大讲“儒法斗争”。我当时怀疑，林彪究竟与孔子有什么联系？两千多年前孔子说的话，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和话语氛围说的，并不是针对现在的社会说的，即使引用了孔子的话，历代的文人、文章都引用孔子的话或儒家思想，包括以后的所谓法家，照“批林批孔”的意思，都要批判？当时所谓批判，就是斗争。再说我觉得两千年之后的人所犯的错误、犯罪，也不能归咎于两千年前的孔子，以推卸现代人犯罪的责任，如果把现代人的犯罪都推给两千年前的古人，那么现代人的犯罪就不需要惩罚了，惩罚古人就是了。因此，我总觉得“批孔”不太对头。其实，“四人帮”的目的是借“批孔”之名，以达批周公（周总理）之实。

在全国“批林批孔”的高潮中，中山大学的杨荣国教授大讲“批林批孔”，他在1973年10月从南方讲到北京。10月12日，杨荣国在北京大学做“批判孔子反动思想”的报告，军宣队要我们去听，我去听了。这样各党政机关、高等学校、工厂农场，都讲“评法批儒”“儒法斗争”。工宣队、军宣队也要我们讲“儒法斗争”和注释法家著作。当时，北师大调集中文系和哲学系的教师组成了王充著作《论衡》注释小组，把王充作为汉代法家的代表人物。此后，中国思想史、哲学史都把法家说成进步阶级的代表，主张革命变革，批判孔孟之道；儒家是反动落后阶级的代表，主张保守、复古、倒退。哲学史便以儒法划界，把历史上的哲学家都分成儒与法两家、两个阵营。我便借机到北师大图书馆看书。北师大教师有专门的阅览室，是软椅，条件比原人大图书馆好。教师阅览室有专门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我只要把要看的书单给她，她就到书库里提出来，送到我坐的阅览桌上。不比不知道，一比才知道，无论硬件藏书量还是软件管理人员的素质，原人大都比北师大差远了。北师大有老传统，管理人员业务精通，服务意识强，不把图书管理工作看成伺候人的低贱工作。人大的图书馆管理员不仅一问三不知，业务水平差，而且像老爷，借书像求她（他）似的，没有服务意识。后来，我经常在北师大图书馆一待就待一天，中午在食堂吃饭后我没有地方休息，就回到教师阅览室看书，管理员与我熟了，也同意我这样做。不过，当时在阅览室看书的人很少，宽大的阅览室只有3～5人，到下午经常是我1人。在北师大的几年，我几乎把宋明理学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年谱、地方志浏览了一遍，精读了朱熹、陆九渊的有关著作，并且做了卡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