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斗争“当权派”

“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几次斗争“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等的大会，学校领导、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干部以及老教授在台上站了好几排，几十人，我们系的张腾霄、萧前也在其中，红卫兵把他们押上台后，就抓住他们的两只手，往下按头，成90度角，称之为“坐飞机”。然后喊口号，揭发斗争，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次这种斗争大会以后，第二天都会听到某某夜里自杀了的消息，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教员石雷自杀了，中文系的李尚公用煤球炉的通条把自己捅死了。此后，每个系都把“有问题”的人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哲学系集中到东风三楼，在校外住的教师不准回家，也集中到这里，每天学习“中央指示”、《毛主席语录》，交代问题。逻辑教研室的王方名教授是毛泽东接见过的知名学者，这时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也被集中到这里。他睡觉时呼噜声很响，能振动整个东风楼（这是夸张的说法），一些睡眠不好的人就叫苦连天。

当时，只要毛泽东说一句话，就是“最高指示”，不管白天还是夜里两三点，大家都要起来庆祝。先传达“最高指示”，然后在校内游行，敲锣打鼓，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寿无疆”等口号，在“毛主席万岁”之前，还得加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四个伟大。林彪还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这样，我们每天必须做两件事：一是“早请示”，向《毛主席语录》或“最高指示”请示，认为只有这样我们一天的工作和学习才有方向，才不会犯路线错误；二是“晚汇报”，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对照检查自己一天的思想行为，汇报自己的思想改造问题。这是一天雷打不动的功课。此外，我们青年教师都在集体食堂吃饭，食堂开门后先排好队，每人拿出“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举书过头，有人领念《毛主席语录》，大家跟着念，然后吃饭，好像这饭是毛主席赐给我们吃的，要记住毛主席的恩情。我是只身一人（夫人在武汉），所以每天三餐都得参加这种仪式。在家里做饭吃的，也要求在家人吃饭前念《毛主席语录》，然后一家人才开始吃饭。我总觉得太麻烦，没有必要。去食堂吃饭的人都提着装饭碗的袋子或直接拿着饭碗和筷子，好几次有人在掏《毛主席语录》时不留心碗掉在地上打碎了，搞得大家不敢笑但又忍不住，还要受批评。若是有问题的“黑帮”，还要被扣一个破坏学习《毛主席语录》的罪名。所以，人人都很紧张，吃饭都怕犯错误。当时一犯错误就是政治性的错误，给红卫兵看见了，可以说你反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