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右派斗争

这种自由辩论的学术空气强烈刺激着学术思考的氛围，但并没有维持多久，我的学术生命也受到了挫折。一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1957年年初），我们仍然沉醉在“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的“圣贤书”是指马、恩、列、斯、毛的书）中。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发展学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还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破除迷信，推陈出新”等主张，在文艺界、学术界、知识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多人认为文艺界的春天、学术界的春天到来了。毛泽东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各级党组织整顿作风。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整顿党内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由党内到党外传达中央整风运动的指示及精神，并层层动员，说这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表现或实际行动，是全国扩大民主生活，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的表现等。同学们出于爱党、爱社会主义之心，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顿作风。学校还动员同学们不要有顾虑，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平静的校园瞬间掀起了一股巨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学校后勤为大家提供纸、墨水、毛笔、糨糊等。大字报有几个人一起署名写的，有个人写的，有化名写的等。哲学系、新闻系、历史系的学生所写的大字报几乎把整个海运仓校园的墙壁贴满了，学校只得搭席棚。我印象深的有化名为“哭声”“怒吼”“进一言”等，最活跃的是法律系五年级女学生林希翎，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转业学生，在校期间撰写过多篇高水平论文，发表在当时文艺界最高水平的《文艺报》上。传说她同某秘书谈恋爱，得知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的一些内容。林希翎到海运仓演讲，便揭露斯大林的错误和反对个人崇拜，她的演讲对海运仓同学的“大鸣大放”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东北来的同学讲苏联在1945年二战胜利后把东北重工业的机器搬到苏联去了，甚至把东北铁路的铁轨也挖了去；农村来的同学揭露农村干部的官僚作风，农民生产积极性降低，农民生活困苦；也有同学讲人民大学教学有教条主义作风，是教条主义的大蜂窝等。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没有说停课，但同学们都没有心思听课了。每天以班为单位，每人拿一个马扎，围成一圈，或“大鸣大放”或学习讨论，原来正常的学习秩序完全被打破了。我鉴于镇压反革命运动学习的教训，心有余悸，“大鸣大放”并不积极。我回忆起我们一群十几岁的同学在去泰顺土改时，在爬山途中，为解除疲劳，同学们互相开玩笑，彼此起了一些绰号，镇反学习时这些开玩笑的绰号便成了要我坦白交代的反革命联络暗号。在整风运动中，我们班“大鸣大放”，有一次我做记录，班里要我把记录整理一下，写成一张大字报贴出去，我照着做了。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就因此批判我立场不稳，把右派言论没有批判就整理成大字报贴出去了。我辩白说：当时班里只叫我如实整理，反映我们班里“大鸣大放”的情况，没有叫我批判，但我仍被批判阶级觉悟不高。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这是根据毛泽东《中共中央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写的，全国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右派斗争。帮助党整风，“大鸣大放”变成了“引蛇出洞”,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言论。我的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不像有的同学转得快，我本就不太说话。我们班划了两个右派：一个是来自北京的调干生刘友权同学，他原在北京郊区工作，讲了农民生活苦的情况；一个是东北来的青年学生，说他对党的领导人不满。我们班完成了5%的划右派指标，其他班划得多一些，划成右派的同学被开除学籍、党籍、团籍，去劳动改造，据说我们班两位被划成右派的同学到京西煤矿下矿井挖煤。由于同学的减少，党史系原10个班减去2个班，合成8个班。我们班从四班、十班两个班来了4位同学，其中包括后来的党支部书记王建初。原党支部书记章赓圣由于神经衰弱，经常失眠，就不担任党支部书记了。这样，我们班便有32位同学，我仍担任学习班长。“文化大革命”后，右派平反，我和王建初证明我们班这两位同学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被重新分配工作，恢复党籍（当时我们班被划成右派的调干生刘友权同学，于1958年2月9日被开除党籍），刘友权同学被分配到北京体育学院教党史，我们还聚过几回。被分配到北京大学讲授党史的同班同学梁柱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划为“中右”，他要求入党时组织向我和王建初调查，我们证明他在反右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得以顺利入党，不久就被提拔为北京大学副校长。2006年，我们班同学为纪念入校50周年在北京聚会，由在北京的已退休的雷殿福、夏东华等人联系。50年岁月，原来个个青春年少的小伙子都垂垂老矣。我们在北大一个会议室座谈，大家谈别后的工作、退休后的情况，亦得知有人去世，如新疆同学安静等。

二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不久（1958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结合全国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开展了一颗红心向着党的“向党交心”运动。当时认为，知识分子是属于资产阶级范围的，所以要不断接受思想改造，转变立场、观点。“向党交心”“红专辩论”，就是要“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思想上“拔白旗，插红旗”，即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思想的红旗。纯朴的同学们为了向党表忠心，把自己的思想活动、一些错误思想都向党老实做了交代。我也不断检讨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如离开泰顺考大学等，表示拔掉资产阶级思想的白旗，插上无产阶级思想的红旗，但由于“向党交心”，交出了错误思想，个别同学成了“内控分子”。所谓“内控分子”，就是不能参加一些重要活动，如五一、十一天安门游行活动等，活动受到一定限制，并在重要节日时有人看管。我们班也有几个同学成了“内控分子”。

由反浪费而发动了全北京市人民打麻雀，说麻雀是吃粮食的害鸟，每年浪费几万担。1958年4月19日，我们班被分配到东直门外的田里打麻雀。这时城里红旗迎风飘，喊声遍地起，草人屋头坐，天笼地网布，人人拿竹竿，麻雀惊飞起，上天无门路，入地又无途。麻雀不停地飞逃，在精疲力竭时便掉在地上飞不动了。我们海运仓校园离东直门很近，当时高高的城墙还没有被拆掉，麻雀在城里待不下去了，飞到城外就落在田里，我们很容易就逮着麻雀。当时要求我们灭绝麻雀，不留一双。“双反”运动不仅人遭殃，麻雀也遭遇了灭顶之灾。我们当时没有一点保护动植物的意识和环保意识，人为的错误造成了生态危机。意识支配政策方针的制定以及人的行为，领导的价值观又决定着意识的导向。错误的价值取向导致了种种错误行为。

反右派斗争、“双反”运动、“向党交心”、“红专辩论”后的知识分子，都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成了思想改造的对象。他们被看作抽掉了资产阶级脊梁骨但无产阶级脊梁骨未立的软骨的人，被看作依附在资产阶级皮上的毛但皮已不存的毛人。唯一的出路只有依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其途径便是脱胎换骨地改造思想，便是向工农学习，下农村接受劳动改造。于是，我们轮流参加修十三陵水库，这是我第一次到北方的农村，第一次睡土炕，第一次吃窝窝头，由于劳动强度大，所以吃得很多。我当时写了一首不像诗的诗：“一挑土，一筐沙；一筐沙，一挑土。它经过了我们起泡的手，它经过了我们红肿的肩。这虽是轻轻的一挑，这虽是小小的一筐。它啊！是我们劳动改造的心在跳；它啊！是我们价值观念在转。”我们班在十三陵水库的风口劳动，我第一次感受到风沙打脸的疼痛、眼睛睁不开的难受，这是我在温州劳动中所没有感受到的。但下农村劳动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土改、互助组、合作化、统购统销，我都与贫下中农一起过“三同”生活，6年的农村劳动生活使我的立场、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