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报考人大

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允许在职干部可以考大学，这使我看到了有机会学习知识的曙光。考不考大学，对我来说，是人生的一次重大抉择。当时泰顺粮食局领导对我的工作比较满意，我觉得在这里干也不错，但一想自己若能对党的事业作更大的贡献，就必须有知识和技术，这样便坚定了我报考大学的信念。已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子亚和童宛书也来信介绍中国人民大学的情况，说明人民大学排名在北大、清华、师大之上，简称人、北、清、师。特别是人大单独招生，可以在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之前先考人民大学，这样就可以获得两次参加高等学校考试的机会。当我把想考大学的念头与要好的同志谈起时，他们劝我要好好工作，初中生很难考上大学，这是好意相劝；当有些人知道我要考大学，就讽刺地说：真不自量，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也有人给我鼓励。这些都更激起了我考大学的决心和信心，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跨入大学之门。我冷静地估量自己：初中毕业班时参加土改，高中没有读，六年的农村工作，没有好好读书，必须抓紧学习功课，才有可能考上。我为了复习功课，分秒必争，星期天其他学员去参观杭州的名胜古迹，我就留校复习，只要干校布置是自学时间，我就躲在干校礼堂后面一个僻静的地方复习，因为这个地方很少有人来学习，而且全校学员全是男的，没有谈恋爱之事，所以这个安静的地方没有其他人光顾。我下定决心考大学后，就打报告给泰顺县粮食局局长，由粮食局报县委县政府，出乎意料，竟被顺利批准考大学。同时，我得知泰顺县在职干部有5人被批准，泰顺县粮食局计划股股长吴杰及另一股员都被批准考大学。这样，他们来到杭州与我会合，先考中国人民大学。我们想住到一个离考场较近的旅馆，以便走路方便些。结果因考生们都想获得两次考大学的机会，所以考人大的人很多，离考场较近的旅馆已住满，我们只得找稍远的旅馆住，7月杭州已经很热，那时没有空调，6个人挤在1个小房间里，热得书都看不下，坐在那里不动都流汗。中国人民大学在杭州招生组的组长是林茂生老师，准考证上有他的签名。

这时恰巧浙江省粮食干部学校已结业，在杭州考完中国人民大学后就与泰顺来的其他同志一道回到温州市，准备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我们几个人住在旅馆里抓紧复习考试科目，因为考中国人民大学的考生太多，没有考上的把握，所以不敢放松。在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开考的前两天，《浙江日报》于1956年7月10日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杭州招生组公告》（56）杭字第10号。《公告》中说：“兹将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度录取新生名单公布如下……”我们几个人赶快抢过来看，以便查找自己的名字。几个人挤在一起不好看，于是就由一个人照着念：“一、新闻专业……二、统计学专业……三、财政学专业……四、国民经济计划专业……五、工业经济专业……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专门化……七、贸易经济专业……八、中国革命史专门化，张立文。”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我高兴坏了，大家也替我高兴，向我祝贺。接着念：“九、历史档案专业……十、哲学专业……十一、法律专业……十二、农业经济专业……十三、政治经济学专业……”念完了，没有其他人考上人大，其他人都很失望。过了一会儿，气氛缓下来，有人说我们泰顺来的终于有人考上人大了，回县也好交代了，于是大家的愁眉终于舒展开了。我想我既考上人大，就不参加统招考试了，况且人大《公告》的附②说：“备取生仍可参加统招考试。”我是正取生，而且是杭州考区中国革命史专门化的第一名。《公告》中没有说正取生可以参加统招考试，是否不主张参加统招考试，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就对他们说：“你们好好复习，其他生活上的事或温州要办理的事我去做，统考后我们一起回泰顺。”这样，我就负担起照顾他们生活的工作，而没有回家看祖父母及母亲。考后我们先到瑞安坐蚱蜢船经文成到百丈，再爬一天山路到县城罗阳，之后各回原单位。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发榜也登在《浙江日报》上，登了好几版，结果吴杰考上上海财经学院，潘中坚考上华东师范学院，粮食局计划股另一股员考上武汉测绘学院。这一下轰动了泰顺，有人表示第二年他们也要考大学，其实大学也不是那么好考的，后来虽报名的多，但考上的就不多了。

1956年7月回到泰顺，我被任命为仕阳区粮食管理所副所长，所长没有，由我负责工作。我在当调研员时曾到仕阳粮管所帮助过工作，对这里原所长和会计的矛盾做过调解工作。我同会计林细绸的关系不错，因我在调解工作中对林细绸所获得的不公正对待做了纠正。我到仕阳区粮管所后制定了一些工作制度，并到全区粮库检查了一遍，做好公粮入库准备工作和收购统购粮的人员雇用准备，并审核了全区餐饮业等用粮单位统销粮的数量和销售点、加工厂的情况，对全区粮食系统有一基本的掌握，这样工作起来就心里有数了。我全面了解情况不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知道我马上就要离开泰顺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报到，而是在离开仕阳粮管所时对其之后的工作有一合理的建议，粮食局领导对我的要求也是如此。8月底我回到泰顺县粮食局，按规定领了我到北京的路费，告别了我工作了6年既艰难困苦、曲折悲伤，又初涉社会、增长知识的时光。尽管如此，我对泰顺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我付出心血的地方，也是我心志更坚强的地方。我虽然工作了6年，但前几年是供给制，没有留下一个钱，后几年评了级，我是政府最低的25级，离开前提了一级为24级，也没有留下什么钱。到北京读书总得有棉衣，所以我只得回家。况且我6年未回过家，确实需要回家看望我年迈的祖父母、母亲以及姐弟妹。我家原经营的张长发豆腐店已公私合营，祖父的确老了，他在公私合营店里工作，母亲在店里做豆腐，起早贪黑，很辛苦，祖父和母亲为居民户口，我祖母、弟弟张宪栋、妹妹张桂兰和张眉香为农业户口，弟弟10来岁，大妹妹虽大点，但已驼背，小妹妹8岁，家里没有劳动力，主要靠祖父和母亲的居民供销粮维持一家6口的口粮，口粮很紧张，不得已就得高价买黑市粮。即便如此，家里还是帮我做了一件棉衣，买了一只皮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人，由温州坐汽车到金华，从金华坐火车到上海，在上海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坐火车，经24小时从上海到北京前门火车站。前门火车站前有中国人民大学新生接待站，接待站同学送我到东四十二条海运仓原朝阳学院的校址，这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舍之一，我们中国革命史专门化专业的学生住在西大楼，从此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这是我“学术生命”的开端。我当时认为，学术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既然我选择了学术生命，就要探索学术的奥秘，让学术生命开花结果。生命并不总是悲剧，我经过肉体生命的磨炼和心灵生命的煎熬，可谓悲极喜来，否极泰来，一帆风顺给人的幸福是可贵的，但逆水行舟争来的幸福更可贵，于是我便有了一种幸运的感觉。我想在学术生命中寻找一种超脱，以便离世俗的种种政治、斗争、运动远一些，可以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中追求一块净土，在平凡中实现自己的学术生命。然而，在现实生命中，生命存在与学术探求的关系仍然十分紧张、冲突，我就在这激烈的紧张、冲突中继续着我的学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