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本章的讨论与结论

为了进一步得出结论，这里进一步分析当自变量为社会资本变量组、媒介使用变量组时二者对选举政治参与（村委会投票参与和地方人大投票参与）、政治事务关注（对村委会工作的关注和对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另外，本章将选举政治参与和政治事务关注程度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传统政治参与），因为它们是为制度所认可的，而抗争性政治参与则作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非传统政治参与），得出表3-6：

表3-6 农村村民政治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注释：* 表示p＜0.05, **表示p＜0.01, ***表示p＜0.001。

在政治参与的诸多形式中，选举是一种制度化程度很高而主动性很弱的政治参与行为。由于选举的日程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已经确定，选民在其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很受限制，因而选举是传递公民政治偏好与态度倾向最弱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广大农村实行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社区行政村管理者的村委会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的。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竞争性的选举，从而成为村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渠道。1982年《宪法》确认了由部分农村地区村民自发组建的“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简称《村委会组织法》）对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功能和选举方式做出明确规定，1998年该法律正式颁布。在广大农村，村委会选举已经成为农村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基层村民选举已经对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村民对村委会的选举倾注了很大的热情。

本章的数据显示，村民对带有一定竞争性的村委会选举的政治参与热情远高于地方人大代表选举。由于村委会选举具有竞争性，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不同过去那些流于形式的选举，村民能够通过村委会选举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相关研究表明，为了能够在选举中获胜，对于希望当选的村干部来说，最重要的是处理好与选民的关系，他们要通过办一些实事（如建学校、修路等）来获得选民的信任，在办实事的过程中又不能损及村民的利益。在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参与基层政治的重要途径。正因为有了这一参与途径，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村民政治参与的性质，即演化为现在的自主式参与。本章的数据显示，在村委会选举中回答“有，是自己自发/主动去的”占28.4%，这在比城市落后的农村是惊人的，也反映了村委会投票选举的重要性和自主性。

在政治事务关注程度中，本章仅就问卷所设的问题，探讨了村民对村委会工作和地方人大工作的关注。以此代表其他日常政治参与虽然是不够的，但是由于政治事务关注的行为与投票选举有着很大的不同，其高低与否可以充分体现农村村民参与政治的主动程度。中国村民的政治参与非常之高，超出原来的想象。中国村民的政治参与同样是理性的和有策略的，受到个人自身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等因素和背景因素的影响，其影响因素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一样。由于本章提到的选举和政治事务关注都是在制度范围内被允许的，所以称为制度化政治参与。从对选举和政治事务关注的影响因素分析，可发现两者的影响因素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本章的结果显示，影响抗争性政治参与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因素有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和浏览互联网时间。对于农村来说，是否是浏览互联网的信息和朋友之间的信息交流造成了对抗争性政治参与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方面，在影响农村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各种变量中，社会资本中的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社会网络因子、互惠因子全部或者部分地起到正面显著作用。也就是说，若想提高农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就要加强农村的社会资本建设。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中，可以看到信任因子包括乡亲信任因子、一般人信任因子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由乡土中国特有的信任文化所致。信任与社会结构、制度的变迁转型存在着明确的互动关联，信任本身是嵌入社会结构和制度之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另外，社会网络因子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为互惠和信任奠定了基础，因为“社区支持网络的建立和强化，社区凝聚力的增强则是社区建设的核心”。传统媒介如报纸、电视的使用频率及新闻接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起正面显著作用，但新兴媒介如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却对制度化政治参与起负面显著作用。

另一方面，在农村的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社会资本中的朋友信任因子起正面显著作用，而互联网的使用时间也有正面显著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第一，在2005年，农村的互联网覆盖率还不高，使用的人不多；第二，在2005年，中国的互联网内容建设还存在很多非主流的观念。因此在农村的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中，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却呈显著的正面的影响，即使用互联网越多的人，越容易进行非制度性的抗争性政治参与。

对于农村而言，对时事新闻的关注有利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建设。当然，我们关注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同时，也不能忽略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目前各种非制度化的抗争性政治参与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解决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问题，是一个综合、系统的工程，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

基于研究的限制，本章并没有考虑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政治信任这些能显著影响政治参与的变量。在以往的研究中，那些对政治非常感兴趣、具有政治效能感的人会有更多的政治参与。国内也有相关的研究。例如，史天健通过利用一项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所进行的研究发现，村民对政治的兴趣、理解与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民主意识，以及对在任村委会领导不满程度的提升等都会增加其选举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一项基于苏南农村调查数据的研究却发现，那些具有更强民主倾向和内部效能的投票者反而倾向于不参加选举，而支持政府者会更积极地参加投票。因此，未来的研究要关注在全国数据中这些方面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国外的研究分析了政治信任和不同的政治参与之间的联系。例如，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会增加村民“半制度化”的上访行为的可能性。相对于政治不信任，政治信任会带来较低成本的政治参与行为，如参加选举。由于问卷数据的限制，政治事务关注的众多形式并没有被测量出来，如参加村民会议、听取村委会工作报告并进行表决、与各级干部联系和接触等；而农村的抗争性政治参与如依法或依政策抗争、公共场所的群体骚乱以及对乡村基层干部的报复性攻击也未被测量。因此，农村的政治事务关注和抗争性政治参与的状况和影响因素仍有待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