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选题缘起

关于“公共性”相关内容的讨论，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诸多学科的热门话题。行政领域政府公共角色的讨论，法学领域公共利益话题的热议，社会学方面公共危机的大量涌现，都预示着时下“公共性”研究的迫切需要。

人类社会有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过程，也有一个由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合一到分离的过程。在农业社会，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属于统治型，即社会治理的本质是为了维护阶级统治。那时，人们的活动公私界限模糊，也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帝王们看来，整个国家都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虽然“公”“私”问题也存在着，但“‘私’的真实内涵仅仅是指以个人生活为中心取向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私相对于公，只是人群集中规模的大小。小的人群中的事相对于大的人群中的事来说，属于私；反之，则属于公。同样，个人相对于群体来说，再大的事也属于私；而群体相对于个人来说，再小的事也属于公。所以，公私的概念只是人的集合状态或规模的状态，在这之外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指的只是一种个人与集体的相对性”。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以后，社会的治理模式由统治型转向管理型，社会公共事务日益增多，国家、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日益增大。这时，人类生活分化为公共活动领域和私人活动领域。

在我们看来，凡是借助公共权力或公共资源谋取可共享利益的活动都属于广义的公共活动，包括制度的确立、实施、改革和完善，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基础设施及公共工程的建设与管理，教育、国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生态和环境保护等活动，当然也包括新闻传播活动。虽然公共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不同的内容和方式，但其基本目标一直为拓展公共性。而谋取排他性利益的活动就是私人活动，它主要在家庭和经济领域中展开。私人活动的基本特征为自利性。

专门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大众媒体，从某种意义上说逐渐具有一定的“公共部门”属性，当然也就成了公共活动的主体。因此，大众传媒必然要以公共利益作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之一。人们也就开始把是否具有公共性作为判断和审视大众传媒的标准，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逐渐成为人们思考和谈论的对象。

目前，转型时期的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样的社会问题，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社会各方利益，主要是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体私利的冲突问题。关于住房、医疗、教育、突发事件、天灾人祸、既得利益集团、弱势群体、精英阶层、草根人群、执政政府与社会民众等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都在试图通过大众传媒表达自我利益合理性与合法性诉求，汶川地震、杨丽娟追星、华南虎风波、杨佳袭警案、云南与甘肃群众冲击政府、山西矿难记者封口、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上海钓鱼执法等事件中，各方利益相关者莫不在借助传媒竭力相互角力，以达到影响社会舆论、满足自身切身利益的目的。所以就目前的态势来看，在公共需求快速增长和利益关系深刻变化的重要时期，实现以公共服务为目标的传媒功能与作用转型对建设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新时期公共性的转型主要表现在从高度集权型的公共性转变为适度分权型的公共性。首先，政治权力向社会和经济领域转移，“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权力多极化’过程，伴随着政治领域的权力的减弱，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权力正在逐渐成长”。其次，与上一过程相联系的是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分解，党政权力已经不再垄断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基层民主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发展。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分解为公共性发展提供了空间资源。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前提已经在国家的机体中呈现出来，接下来最为重要的就是这种利益能否得到表达，并得到根本上的满足。就第一个问题来说，应由谁来担当这种解决者？借助制度化的组织架构，还是另有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反复强调民主监督，要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也标志着公共利益实现途径的若干保障。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一种进步，却有很大的可回避性，公众的参与程度并不一定高。相比之下，大众传媒以其可监督性、便捷性、低成本成为民生利益极为迅速和直接的实现者。既然政策和制度上的松动提供了某些空间，那么这样的空间资源能否被媒体顺利地利用，而不被其他私利吞噬，就成为公共利益实现和公共空间存在价值的重要因素。

而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在新闻改革30年过程中，中国新闻界有过三次学术讨论，其带来了观念的革新与实践的积极探索，对新闻媒体功能的多元化、双重属性的确认以及新闻业社会责任的增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促进了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化”。时至今日，关于传媒基本属性的认定，已经在各方那里达成共识。但随社会转型而来的公共性问题开始日益凸显。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传媒业依“事业性质，企业化运作”的模式运作，造成了传媒业只对“上”负责，对“己”负责，以党性原则确保无条件地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确保媒体的自身利益。而维护公众利益并没有像确保党性原则那样成为硬约束。媒体要是违反上级指示或意图，会有组织手段来处罚。而媒体侵犯公众利益，由谁来管束？知情不报，假情乱报，以致虚假新闻、煽情新闻、八卦新闻泛滥成灾，公众能把媒体怎么样？空话、大话、废话、套话充塞媒体，公众除了徒唤奈何，还能把媒体怎么样？如何使服务公众、维护公众利益，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成为传媒业的基本制度，成为一种像党性原则那样的硬约束，这是中国传媒业必须解决的课题。这里面包含的问题看起来非常多，但实际上根本的还是如何对“公共性”视域下的媒介作为进行有效的他治和自治。

二、研究现状

从世界学术史上考察，“公共性”本身就是一种异常庞杂、多维度的概念与实践。作为一个纯粹的概念，“公共性”包含着前人对社会发展中国家存在与个体的辩证关系的深刻思考；作为一种社会“实践”，人们又希望通过“公共性”的执行以达到对人类价值追求的积极作用。观照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观点，在社会结合态由一种“机械团结”状态进入“有机团结”状态的过程中，社会分工是根本原因。这是工业主义社会学观点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人们也就不可避免地将“公共性”问题从相对盲目的集群主义中分离开，应用到各自的学科中，以期重建公共性的价值本体。从现在的研究来看，与“公共性”相关的命题包括“公共（活动）领域”“公共性理论”“公共利益”，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实际上包含了诸多的智慧和思考。它们延伸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行政管理学、社会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体系。就国内研究公共性的成果来看，公共性话题的讨论也是近十几年的事，这一点与国外研究相比落后程度可见一斑。与其他诸学科不同，真正从大众传媒角度或新闻传播角度观照“公共性”的研究并不多。因为一直以来，国内媒介公共性的讨论属于较为敏感的话题。但从近年来其他学科领域对公共性话题的研究来看，研究成果还是较为丰富的。这或许可以为国内大众传媒公共性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中外“公共性”理论研究管窥

在西方，“公共”一词有两个起源：一是起源于古希腊词pubes或maturity，强调个人能超出自身利益去理解并考虑他人的利益，同时意味着具备公共精神和意识是一个人成熟并且可以参与公共事务的标志。二是源于古希腊词koinon，英语词“共同”（common）就起源于该词，意为人与人之间在工作、交往中相互照顾和关心的一种状态。综上所述，从起源上看，“公共”更多地意指社会层面的非个体性，举凡对所有公众开放的，我们都称为“公共的”，都具有“公共性”。但对公共性研究做出巨大贡献的哈贝马斯（Habermas）并不是在以上这些意义中来使用公共性概念的。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与公众舆论、专制或开明的公共领域等范畴有着紧密关系。自哈贝马斯以后，即20世纪60年代以后，关于“公共性”的话题再一次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焦点内容之一。

（1）政治学视角。公共性首先体现为人类对自身提出的一种道德要求，即公共精神和公共美德的树立和延续。古希腊的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公共权力被全体公民共同分享，公共活动由全体公民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由全体公民共同决定和管理，才能体现城邦和国家的最高的善，即公共利益，公民才能提升自身的德性从而获得幸福。

（2）哲学视角。美籍德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公共性是公开的、实在的、共同的。人们自由、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采取的是“行动”，行动优于劳动和工作，更能体现人类应有的平等对话、自由辩论等权利和存在价值。

（3）行政学视角。“公共性即充分地反映公众意志，积极地回应公众要求，以一切特殊利益背后的社会普遍利益为目标取向等内容。”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学系张康之教授认为，行政的公共性体现在“处理个人与集体不同的社会团体、不同的利益阶层等之间的关系，以求在多元的利益冲突中发现共同的基点”。这个基点最终落脚在公共利益上。其他诸多研究“公共性”的文章也多集中在上述几个学科领域。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许耀桐和傅景亮2007年7月发表在《上海行政学院学报》第八卷第四期上的《当代中国公共性转型研究》。该文章从整体上把握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面临的公共性转型问题，认为：“公共性是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形态下形成了高度集权型公共性，公共领域失去了独立自主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使公共性发生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型，即开始从高度集权公共性转变为适度分权公共性。当然，过渡形态下的公共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而必须从制度环境和内在修养等方面予以完善，才能实现公共性合理有序转型。”从某种程度上说，该文可以成为当前我国大众传媒研究的背景性材料。

（二）大众传媒公共性的一般性论述

与其他学科对公共性的讨论和关注相比，大众传媒对“公共性”的讨论显得比较碎片化。从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搜索结果来看（关于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的当下国外状况，由于手头资料与目前检索手段有限，此处从略，待今后继续此方面深入研究时再行拓展），真正专门探讨“传媒公共性”及其相关命题（大众传媒与公共政策）的代表性文章仅有三十余篇。这也愈发证明之前人们对大众媒体公共性的关注更多是一般性的、局部性的叙述，缺乏成熟的系统的研究视角和梳理。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潘忠党在《传播与社会学刊》第六期序言里认为：传媒的公共性为“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其公共性体现为传媒服务的对象是公众，传媒服务的平台和话语公开，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公正。这主要是从媒体的内部控制（即媒体的实践及其话语生成）和媒体的外部控制（即传媒的体制）两方面来探讨的。

国内较早关注“大众传媒与公共性关系”的首都师范大学陶东风，在1999年《大众传播与新公共性的建构》一文中较早提出了“公共性”的问题，随后其他学者和专家也就公共性问题展开了为数不多但见解深刻的讨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汪晖教授在其采访实录《“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汪晖教授访谈》中认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大家对它的主要期待之一，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通过对媒体的公共性、阶级性与利益集团的关系，“去政治化”、国-党体制与阶级话语的消失，媒体“去政治化的政治化”与新秩序，网络传媒，阶级话语的变调，反对政治与意识形态霸权的三重构成，意识形态分析中“国家”概念的有效性，大众传媒的立场与知识分子的立场等诸多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去政治化的政治”与大众传媒的公共性问题。

南京大学的方延明认为：“媒介公共性是媒介传播的最本质属性之一。而媒介文本集中体现了其信息性和公开性。媒介在公共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是通过媒介舆论去实现的。媒介舆论不是一般的公共舆论，它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社会公器，它一方面是公众精神、公众意愿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又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中国传媒大学的任金州在其《增强公共性和服务性 进一步开放“公共话语空间”——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公共领域”建设构想》一文中认为，当今时代和社会转型需要大众传媒实现新的理念和角色转变，增强公共性、服务性，建构传媒“公共领域”十分必要。他思考了这样三个问题：（1）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构想是什么，其在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国情下是否可行？（2）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在新时期新的社会需要之下，中国电视新闻的角色和社会功能是否有必要具有“公共领域”特征？（3）当代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在传播理念和方式方法上如何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实现其“公共领域”功能？

江苏师范大学的贾广惠从消费主义角度入手关注传媒的“公共性”。目前消费主义作为一股强劲的思潮在蔓延。它是由资本驱动侵入中国本土的，并演变为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它首先与传媒结合，由后者为其积极鼓吹宣扬，在任其渗透中获得部分利润。二者合谋向大众灌输超前消费和奢侈浪费观念，成功颠覆了传统消费认同。作为一种后果，传媒消费主义瓦解传媒公共性，进而瓦解社会的公共意识；消费主义成为一种反文明的力量存在，导致了人的异化。

武汉大学的张金海在《传媒公共性与公共性传媒——兼论传媒结构的合理建构》中仔细分析了中国传媒的现实环境，并尝试性地提出对策。他认为：处于传媒、政府、公众三角结构关系中的传媒，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具有公共性。在政府、传媒、公众的三角结构关系中，相对于政府和传媒所形成的共同强势，公众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传媒公共性缺失，是世界范围的传媒危机。以传媒属性为逻辑起点，建立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与商业性传媒共同建构的合理传媒结构，以达成政府、传媒、公众三者利益的博弈均衡，或可避免传媒公共性结构转型危机。他继而说道：“传媒属性决定了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方向。同时，传媒属性也决定了传媒结构关系。在中国的传媒结构中，政府取向、传媒取向与公众取向，均需通过不同传媒类型得以实现。以传媒属性为逻辑起点，依公共性、意识形态性与商业性三种不同属性，设立不同传媒类型，共同实现政府、传媒、公众三者在传媒结构中的利益均衡，就成为传媒结构合理建构的可行路径。两分开的制度预设体现了传媒的意识形态属性和经济属性，在此基础上，设立公共性传媒来实现传媒的公共性。合理的传媒结构依此建立：国家传媒、公共性传媒、商业性传媒。”

三、现存问题

就目前国内相关学者大众传媒公共性的研究情况来看，其优长与缺憾还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随着对政府、公权、教育等公共性研究的逐渐升温，有关传媒公共性的整体研究却相对乏力，这对于中国特色的传媒观的构筑以及新闻传播理念的推陈出新甚为不利。

第二，从学术成果呈现上看，讨论传媒公共性的文章虽然并不很多，但几乎每一篇都能深刻地揭示公共性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也为对媒体公共性问题的全面研究与观照留下了地盘。

第三，理论研究的复兴，势必能够激活整个社会对大众媒体“公共性”议题的兴趣；当代大众媒体因其多样性以及公民意识的觉醒，更对揭露隐藏在权力关系下的“暗箱”有了新的监督能力，这也势必促进传统社会失落过程中中国现代社会公共话语表达的实现，提高公共权力空间的构筑可能。

第四，从研究方法上来看，以学理性的逻辑演绎和个人体悟居多，缺乏论述中国传媒公共性问题的系统研究与研究专著。中国转型期面临的诸多问题，在传媒中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研究视野和学术理论欠缺，严重学科“圈内化”。

第五，对于哈贝马斯理论的过度关注可能会遮蔽发现其他有价值的信息和经验的可能；这里更多的是需要我们自己对中国社会传媒变革和实践的思考。当然，如何在媒介“公共性”讨论中实现中西传媒价值观的融合与创新，更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课题。

第六，媒介价值理性极高的“公共性”问题与传媒工具理性（操作执行）能否高度有机统一是关系到中国传媒公共性能否实现的另一个难题。因为这关系到复杂的利益问题、权力问题等。

综上所述，在国内，关于传媒公共性的讨论虽然刚刚起步，但已显示出其理论开掘与实践应用的蓬勃活力。切实关注中国的传媒伦理与社会承担，而不是天马行空一般凌空蹈虚，则相信这个话题定会有丰硕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成果！

四、研究思路

传媒公共性问题是一个关涉媒介属性、功能与作用，并涉及传媒与社会、与政府、与公众等外部环境及媒介体系内部之间多种关系纠葛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对于大众传媒公共性研究，应当将其放在整个社会生态环境的范围内进行综合考察。因此，本书拟融合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方面的相关理论及研究成果，作为研究的理论支撑。在研究方法上，拟采用思辨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静态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对相关理论及关系进行描述、阐释、比较、论证。在实证研究环节，采用个案研究、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对中国大众传媒（尤其是最近风行起来的网络等新媒体）公共性缺失的现实困境、深层根源、促发因素及其应对策略进行实证调查与总结归纳。

本书将通过文献资料分析、定性分析、社会调研、中西方比较等方式展开研究，在充分了解国内外大众传媒公共性问题研究的既有成果基础上，联系中国大众传媒的生存环境，以及新闻改革过程中媒介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环境的互动关系，诠释中国传媒公共性表征的历史、现状及其独特景观，揭示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不足，探讨中国传媒公共性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空间与前景，寻求大众传媒公共性张扬的应然方式与策略。

本书关于“公共性”的研究资料的收集主要依靠中国期刊网、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数据库、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