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众传媒公共性缘起

作为信息传播者的既定社会角色和独立社会组织的属性，使大众传媒成为社会大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子系统。社会大系统制约和影响着传媒组织的生存发展，大众传媒组织对社会具有功能作用，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促进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大众传媒与社会始终处于一种系统结构的互动依赖关系之中。社会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公众是社会的主体，政府则是保证社会有序发展的国家权力执行机构。换言之，公众与政府是构成社会的两大主体。大众传媒与社会的种种复杂关系，在大众传媒与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上得以充分体现。

政府受公众的委托管理社会，是国家的权力执行机构，因此具有管理传媒的权力，并利用传媒来管理社会。同时，作为社会公众的“权力受托方”，大众传媒具有监督政府的权利与责任。而在传媒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传媒对政权的依赖则始终是一个客观事实，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一样，永远是制约传媒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公众是传媒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一方面，传媒要实现资源消耗补偿与自身发展，必须依赖于作为信息传播接受者的公众。传媒作为特殊的社会公众组织，又担负着巨大的社会公共责任。另一方面，公众依赖传媒作为参与社会政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平台，又依赖传媒为其“代言”，行使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权，同时也依赖传媒实现其对多种信息的需求。

因此，作为独立的社会子系统，传媒与社会的互动依赖关系具体体现于传媒、政府、公众形成的三角结构中：传媒始终处于政府与公众之间，既具有作为一个独立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又具有作为一个社会公众组织的公共性，公共立场、公共意识、公共责任为传媒所必备。哈贝马斯提出的“媒介公共领域”的概念，至少揭示了传媒所具有的公共性，以及这种公共性对于传媒、政府、公众关系的结构性意义。公共性成为传媒的又一本质属性。

那么，什么是媒介的公共性？笔者一度认为：“现代传媒，尤其是中国新闻传媒的公共性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理解：一、媒体传播权的公权属性；二、大众传播的公益性；三、媒介产品的公开性；四、传播资源的公共资源属性。”汪晖认为：“媒介的公共性是和社会的知情权、社会沟通的基本方式，以及政治运作的基本方式密切相关的。”潘忠党认为：“传媒的公共性，指的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形成与表达的实践逻辑。简单地说，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传媒服务的对象必须是公众；第二，传媒作为公众的平台必须开放，其话语必须公开；第三，传媒的使用和运作必须公正。”概而言之，媒介公共性主要是指大众传媒有别于其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的那部分利他属性与功能，即所谓“公开性、公益性、独立性、批判性、多元性、关注弱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