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冷战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震撼人心的大转变。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大革命，人们饱尝战争、对抗的痛苦。苏联东欧的解体，冷战时两个阵营的二元对抗和军事竞赛转变为多元冲突和经济、科技竞争。在此世界格局大转型之际，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维的、观点的创新都应适应后冷战的新格局、新形势，为世界人民的福祉设计新方案、新构想，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做出新谋划、新贡献。

当此之时，世界有远见、有智慧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谋略家都在思量解答之方，提出新战略构想。然而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与时逆行，坚持冷战时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他认为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将是文化对抗、文明冲突，主要是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互相奥援，而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西方文明为顾及自身利益，对内应加强团结，放慢裁军速度；对外应拉拢东欧和拉丁美洲，跟日本和俄罗斯合作，限制儒家与伊斯兰国家的军事扩张，并挑拨儒家与伊斯兰社会的歧异，使他们无法联手对付西方”。他描绘这幅世界战略图，显然是对抗文化、冷战思维衣钵的传承。他又说：“在这个新世界里，最危险的暴力冲突形式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核心国的战争。这两种形式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将是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穆斯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他把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作为西方文明的挑战者、对立者，而且以“最危险的冲突”归结为中美的冲突，这就明目张胆地以穆斯林和中国替代苏联和东欧作为西方冷战的对象、假想的敌人，作为其进行遏制、制裁和攻击的目标，制造二元对抗的新冷战世界格局。正由于这种新冷战思维的观照，便编造了假情报，悍然发动侵略伊拉克战争，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制造了人道主义的大灾难。今后，这种大灾难不知又会加到谁家的头上！

当今，这种对抗文化、冷战思维是世界不太平、不安全的根源之一，是世界和平、发展、合作的消极性、破坏性的力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西方中心主义、西方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强烈的表现。他以西方利益为最高利益，西方（美国）的价值观为终极的价值观，西方的政治原则为第一位的政治原则。在他看来，非西方（美国）国家、民族、文明，应以西方的利益为利益，价值观为价值观，政治原则为政治原则。一切服从、遵奉西方的，不能有自己国家、民族、文明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原则。大有唯我独尊，一统天下之势。这样，世界众多国家、民族、文明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就没有平等、民主、自由、公平可言。这就是说，恰恰是西方自己践踏了自己所宣扬的民主、自由、平等的利益、价值观和政治原则。

亨廷顿扬言，儒教文明是西方文明的威胁者、挑战者、最危险者，这不仅是对儒教的无知，而且是理智的缺失和对事实的罔顾。近来西方的一些智者，对儒教文明有所觉解，提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得回头2500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孔子是儒教创始人，他的智慧与亨廷顿所描绘的儒教文明实乃风马牛不相及。然孔子的智慧却是亨廷顿所编造的“文明冲突论”的“克星”：一是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亨氏的“己所不欲，要施于人”相对待；二是孔子“仁者，爱人”，与西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者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相对待；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西方中心主义者己立而不允许别人立，己发达而制裁、遏制别国、别民族发达相对待；四是“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与西方单边主义者制造新冷战和战争相对待。

鉴于此，激发了我思考如何化解文明冲突论？如何化解冷战遗留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以什么文化理念化解文明冲突？和平发展的形而上理念是什么？等等。于是我从中华民族传统学术文化宝库中开发出“和合”思维，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而建构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以化解亨氏的对抗文化、冷战思维；“和合学”以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全面地化解了亨氏的所谓“文明冲突论”。